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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播，安丘在经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经学的继承和发展，对安丘文化的兴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东汉，众经师把安丘文化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清代乾隆年间，安丘知县谢宝澍在崇圣宫及讲堂竣工后勒石为志，有段碑铭：“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岂有先于经术乎？三代而后经术盛于两汉。东京之世，牟融子优以《大夏侯尚书》教授，由司徒茂才官至太尉。周泽稚都、甄宇长文习《公羊严氏春秋》，教授皆数百人。泽辟大司马府，以太常行司徒；宇以博士征至太子少傅，子普、孙承，三世传业，诸儒莫不归服。郎宗仲缓学《京氏易》，子雅光少传父业，兼明经典，学徒数百人，举有道方正，公车征拜郎中。此数君子者，皆安丘产也。”当时的安丘比今天的安丘境域小得多，但研究儒家经书的阵营竟如此整齐、强大，可谓群星灿烂。
  牟融，汉光武帝时人，通晓经书，德才兼备，在年轻时就能在古文《尚书》部分逸失的情况下，站出来缵绪绝学，其功自不待言。由于他经明才高，举止端庄，长于政论，博得刘秀的几次赞叹，认为他可任宰相。牟融去世，刘秀曾亲临其丧。牟融著《牟子》二卷（隋志、唐志均有载）。《牟子》中有《理惑论》三十七篇，后世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李善的《文选》注及《太平御览》等典籍都引据过数条。
  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位“经明行修，通达国政”的人，这就是伏生的九世孙大司徒（丞相）伏湛。汉代经学大师济南伏生的五世孙伏孺，因长期在东武讲学，终于移家于后世属诸城县而今隶属安丘县景芝镇的伏留村一带（见清末书法家、学者陈蜚声所著《伏乘·里居考》，参诸城县乾隆志）。伏孺的曾孙伏理曾跟着丞相匡衡学《齐诗》，伏理之子伏湛及其以后的数辈人，多精通《齐诗》。伏湛不但精经学，且教授生徒数百人，后来当了平原郡太守仍讲学不辍。侄子伏恭效法其叔，曾解说过《齐诗》，被拜为博士，迁常山太守。以后他讲经著名，故北州人多习“伏氏之学”。后来汉章帝以伏恭为三老，尊如父兄。伏湛的玄孙无忌曾参与校订过宫中藏书，遍及五经诸子百家。伏氏几代研究、传播经学卓有成绩，是名副其实的经学世家，其时间跨度前后长达六七百年。上述仅为伏氏东武一房。
  郎氏父子不亚前贤。据传郎宗把《京氏易》钻研得能望气而占吉凶。有一次预报京城火灾应验后，皇帝让他当博士，但他不屑一顾。
  儿子郎各方面都酷似其父，他隐居海畔，昼研经学义理，夜占象度，勤学苦读，朝夕不倦，终于使其家学发扬光大。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因为屡出灾异现象，汉顺帝以公车征郎。郎利用这个机会以“天人感应”论，规劝皇帝推行仁政，施恩泽于人民，建议汉顺帝思过念咎，好好反省一番。接着在廷对和上书当中提出了11条有关“要政急务”的大政方针，洋洋四五千言。他的“伏锧鼎镬死不敢恨”犯颜直谏精神为后人所效法。如李裀《谏逃东疏》中所表示的死谏决心，就引用了他的话。汉代安丘经师们开创了利用经术论政、利民之先河，这一务实精神，是经学历史中颇具光彩的篇章。
  安丘的经学研究与经学大师郑玄（字康成）有一定的联系。郑玄的道德文章对后世的教化作用是主要的，但前文所述在他以前的各位经师对他也不无影响。在地域上，郑玄故里与前述各经师的家乡同属潍河流域，东西两岸的学者互相切磋是必然的。当年郑玄曾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后受古文《尚书》，而上述众经师正精于此道，远近群士皆仰慕他们，稍后的同郡经籍文献家郑玄也不会不受其教化和启迪。单说郎擅长的“六日七分”之法，郑玄就曾为之作注。看毕沅的《传经表》，郎宗、郎之后隔了个张博才是郑玄。再者，郑玄成名时，其西面邻里在经学研究上也并非空白。只要听听比他年轻点的邴原（字根矩）的几段话就清楚了。邴原是古朱虚东境的部城人，里籍今属安丘。据《水经注》记载：“汶水自郚城东北迳柴（或曰“紫”、“赤”）埠山，埠西南有汉独行君子管宁墓；又东北迳柴埠山北，山之东有征士邴原冢，各有碑志焉。”上述地方在今安丘红沙沟镇，邴原籍贯所在可以想见。另据嘉靖《青州府志》称：“‘安丘管仲都’在县南四十五里，昔管宁守于此，故名。”管公村至今尚在。既如此，邴原与管宁同籍，其故里自然与之不甚相远，连同墓地也圈在今已拓广了的安丘境内。当初，邴原要外出游学，去告诉孙嵩（家居安丘牟山下），孙嵩以长者的身份劝他学“君乡里郑君”（郑玄）。邴原自有他的见解：“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后来邴原果成大器。《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伏滔集·论青楚人物》说：“后汉时汉郑康成，魏时邴根矩，此皆青士有才德者。”董卓作乱，就怕他俩当山东州郡讨伐者之谋主，以至寝不安枕。王利器《郑康成年谱》中引《册府元龟》称：邴原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与郑玄一西一东抗膀子，“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之学’”。该《年谱》中还记有《郑玄伏后议》（高密旧县志题目）很有意思。是说汉献帝的老丈人伏完（伏湛的七世孙），在朝廷拜君如众臣，女儿伏皇后离宫后，拜父如子礼。三公八座开议，或认为是，或认为非。郑玄的观点是女儿既是皇后，应“明当时之尊，得加父母”，皇帝更应尊加岳父之上。丞相征事邴原以《孝经》和《仪礼》驳曰：“公庭则为臣，在家则为父，是违礼而无常也。《礼》言，子事父无贵贱。”孰是孰非姑且不论，邴原引经据典解决实际问题，应当说是经术应有的归宿。
  毕竟郑玄的功绩和影响是巨大而深广的。晋代的徐苗曾与其弟徐贾同到济南受业于郑玄的弟子宋钧博士，后为儒宗。朱彝尊的《经义考》称徐苗曾传郑玄的《易注》。徐苗著作有《五经同异评》和《玄微论》，计数万言，平生公府五辟博士，再征而不就。著作郎、游击将军伏滔（伏生十八世孙）十分敬重郑玄，对郑的学说推崇备至。附近诸县的文人学者差不多历代皆宗郑玄。
  南北朝时，伏生的九世孙伏凤这安丘（伏留村西北的伏戈庄）一房的后裔，又在经学界赫然继起，声震南朝。伏滔的曾孙伏曼容以下数代发扬家学，祖孙三代都是齐梁间的重臣和名经师，爷仨同时聚徒讲经，盛况罕有其匹。刘宋明帝好《周易》，曾召集朝臣于清暑殿，诏曼容执经。曼容潇洒倜傥，好大言，连三国时的名儒何晏也没放在眼里。其著作颇丰，对《周易》、《毛诗》、《老子》、《庄子》、《论语》等书都有所阐发。其子伏暅谨承父业，能言玄理，曾任五经博士和国子博士，又能栽培和推荐后学。死后，《梁书·良吏传》记载，尚书仆射（丞相）徐勉为之墓志。暅子伏挺，《梁书·文苑》有其传，说他七岁通《孝经》、《论语》，乐安人任方曾预言“此子日下无双”。齐末州里举他为秀才，其对策为当时第一。伏挺十八岁时，梁武帝一见即称誉为颜渊再世。曾任中军参军事，在家居潮沟时设坛讲《论语》，听者倾朝。官至南台书侍御史，其著作有《迩说》二十卷、文集二十卷。
  到北宋，安丘仍有这样高水平的经学世家。杨光辅、杨安国父子也传郑学。光辅隐居马耆山，学者多从其受经。密州太守推荐他为太学助教，不久他又授业于兖州等地。其子杨安国被荐为国子监直讲，与光辅同时被召。宋仁宗命光辅说《尚书》，光辅说：“尧舜之事远而未易行，愿讲《无逸》一篇。”那时，他虽年届七十，但论说明畅，仁宗听后大悦。杨安国五经及第，景祐初年以国子监博士预选崇政殿说书。日后，晋升天章阁侍讲，累迁至给事中。他尤喜纬书和注疏，居经筵（讲解经传的特设讲席）达二十七年，仁宗称赞他作风淳厚质朴很似崔遵度。讲《周礼》至“大荒大扎则薄征缓刑”时，据此一力进言，向皇上为民请命，其至诚之心实属感人。另外还有个田述古，他曾师事开宋代理学先声的胡瑗，精通《易经》、《中庸》、《论语》。留守孙固奏疏，以其为教授。田述古论《易》精辟：“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信。今学者泥章句而不知《易》，《易》固其在日用间也。”他谨守师训，笃守师范，学以致用。
  综观上述安丘之治经学者，其学风是比较正的，具有某种实用性质。从总体上说，宋代经学已发展而为“理学”，安丘学术界也仍不失此传统。
  明末，安丘学者把理学推向一个新阶段。其中最有成绩的是理学名家刘源渌。刘源渌字昆右，世称直斋先生。少年时大量购置经史，博览宋代儒家语录，尤其笃学朱熹的著作。平生深探细研，于义理多所阐发。他仿《近思录》编著了其代表作《近思续录》。其论学“以克己去私为本，以敬义夹持为功，而义理气质之性尤反复推究”。其论说虽然拔高了那个抽象的“理”（常指封建伦理），但也比较重视提高精神境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到其《近思续录》成书情况时引用马恒谦为其所作的序言称：“于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三书，沈潜反复，撮辑纂叙，席不暇暖，手不停笔，二十余年，凡三创草，三脱稿，乃成是书。”他的著作被录入《四库全书》的还有《读书日记》和《冷语》，另外还有《周易解》、《四书补注》、《小学补注》、《或问补注》、《仪礼经传通解》等著作。阅读《清史稿》就知道他的学术成就在经学界是很受尊崇的。刘源渌被公认是当时我国理学北方派的开创者，他的理学思想君临清初北方经坛百多年。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昌乐阎循观、潍县韩梦周、胶州法坤宏等学者均深受他的影响。
  成名于道（光）咸（丰）期间，被人称为“经师人师”的王筠、王范兄弟，一为文字学大家，一为名教育家，他们都取法郑玄，曾校注经书教授经术，在《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和《易经》方面各有建树。
  究其意义，这一系列经学大家们的流风余韵，造成了明、清时期安丘学术思想的活跃和人文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