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滕虎忱，原名滕景允，字虎忱，安丘县南流镇滕家庄子（原属潍县九区）人。1883年（清光绪九年）农历七月初五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务农并兼作轱辘匠生意。虎忱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3年，因家贫辍学，随父在外靠做手艺谋生。尔后父子到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乐道院（今潍坊人民医院）做修补零活。礼拜日常去教堂听牧师讲道，后被收为教徒，结识了许多教友。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始建胶济铁路时，年仅16岁的滕虎忱与五弟随其父去青岛，在铁路局工程处充当修路苦力。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考入青岛水师工务局，分配到马尾港船坞学锻工。当时水师工务局规定：“学徒期四年，效劳期两年。”虎忱勤恳努力，埋头苦干，受到船坞师傅的器重，提前一年出徒，任带班工头。他在船厂工作期间，精于锻工，亦通旋工、钳工，是技术上的多面手，这使他日后成为机械制造行家打下了一定基础。１912年（中华民国元年）8月，孙中山到青岛视察时，发表了充满强烈爱国热情的演说。他两次听讲，深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反对列强，唤起民众，挽救中华，实业救国”的号召所感动。加之他亲身体会到干苦力被奴役的痛苦，亲眼目睹从国外进口机械的现状，从而萌发了爱国思想，产生了“自己创办工厂”的意念。1914年（中华民国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出兵侵占胶州湾，德国水师工务局毁于战火，他失业回乡。以后到乐道院医院和文华中学（今潍坊二中院内）合办的理化制造所，负责发电机、蒸汽机、水塔等设备的维修工作，有了固定工资收入，生活日趋安定。
  （二）
  虎忱在理化制造所工作期间，诚实肯干，技艺精湛，博得了牧师、医生、教职工的好评。1919年（中华民国8年）冬，他决定自己创办工厂，便把想法如实对文华中学校长尹焕斋陈述。校长认为虎忱做事认真，富有恒心，首先出资500元资助。1920年（中华民国9年）他在尹焕斋的大力支持下，联络梁启生、田维堂、于粹亭、韩登科和承文信书局投资入股，并将家中仅有的3间房子和几亩薄地卖掉，共筹集资金3000元，租赁潍县东关大街民房作厂房，工厂正式成立。取“中华”、“丰盛”之意，定名为“华丰机器厂”（今潍坊华丰机器厂），自任经理，他就是华丰机器厂的创始人。
  “华丰”开办伊始，首先购置车床两部，5马力“特尔科”汽油发动机和发电机各一部，安置了红炉。招收职工20余人。他亲自教徒工锻打、车床、钳工等技艺，妻子也帮助拉风箱，打下锤。继又租赁到东关大街路北临街房两间为营业部，聘张仲元任会计、丁执庸任经理。营业宗旨坚持“信誉第一、质量第一”，并制订了“货真价实、言无二价、童叟无欺、力矫虚伪”等服务条文，书写于牌上挂在营业部内。为扩大对产品的宣传，利用厂内自发电，在营业部橱窗上安装了彩色灯泡。入夜观众如潮，生意兴隆。为振兴“华丰”他集大众之长，规定徒工待遇：学徒期四年，管吃管住。第一年每人每日补贴一分，第二年每日补贴二分，逐年累增。学徒期满月工资6元，平日超额有超额奖，加班发加班费，星期日歇班。年底按工龄长短、工作优劣分红。当年10月，他又积极动员知己投资“华丰”，增资1万元，并成立了股东会，在东关东门外购地3亩6分，新建厂房，添置设备，以眉村（现在坊子区眉村乡）胡曰惠自天津购买的“石丸式”织布机为样品，制造织布机（后称铁机）。当时农民无使用织布机织布的知识，他即到外地聘请技术人员，指导使用方法。用这机织布仨月的盈利可买一头牛，实惠惊人。购织布机者日益增多，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生产不断发展，到1927年（中华民国16年）厂房不敷需要，又在原厂附近购地36亩，建起大型厂房，增添了机床、钻床、刨床等设备，职工增至150余人。他急农民所急，研制了一、二、三号（八齿、七齿、六齿）马拉斗子水车，继而生产了弹花机、轧花机、榨油机等产品，行销18个省市。1931年（民国20年）冬，虎忱鉴于我国不能生产柴油机，要用只能靠进口的情况，一心想自己动手制造柴油机。他亲自偕随员去上海，不惜重金买了德国设计、英国制造的车床、大摇臂钻、汽锤、龙门刨床和15马力柴油机一部。并自青岛聘请技师王洪茂任技术指导，请广文中学英文教师卢文楷共同按柴油机部件制成图纸，加注中文说明，开始研制柴油机。这时又在南关大马路购地60亩，建立“华丰”二分厂。1932年（民国21年）秋，他终于试制成功第一台15马力柴油机，质量不亚于英国同类产品。随即又试制成功8马力、25马力、40马力柴油机。同年冬，他得知在青岛水师工务局的技术骨干李占元自天津回潍。此人懂电动机、发电机制造技术，便多次登门邀其投资“华丰”，出任“华丰”二厂厂长，计划生产电动机和发电机。他在治厂和社交活动中，深感个人文化不足，难负重任。即拜张纪鸿牧师为师。每日早晨读书认字，并随身携带《五方元音小词典》，随时查阅。由于他学习认真刻苦，持之以恒，文化知识日增，随之广开了社交活动，生产猛增。前后共生产各类型号的柴油机250余部。1934年（民国23年）5月，铁道部在北京太庙举办“全国铁路沿线工业产品第三届展览会”，华丰展出的柴油机、救火机、织布机、弹花机、轧花机和水车等产品，质量与进口产品相比并不逊色，为民族工业争得了声誉，获得展览会的奖励。自此，他对华丰产品质量要求更加严格。一次他因公要急去青岛，忽然发现柴油机大甩轮精磨不合格。便通知技师停止安装，同工人一起把不合格的大甩轮运到汽锤上砸碎后才离开车间去青。他这种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全厂传为佳话。
  1936年（民国25年），滕虎忱苦心经营的华丰机器厂已发展到顶峰。再次增股后，资产达40万元，在厂职工500余人。改股东会为董事会，尹焕斋当选为董事长。全厂设铸工、锻工、金工、白铁、装配和木工6个车间。新建伙房、宿舍、俱乐部、篮球场、澡塘等。为扩大营业范围，除在东关大街路南新建营业大楼外，先后在黄县、济南、青岛、徐州、郑州等地设立了营业部。由于产品质量可靠，享有较高的信誉。他一手创办的华丰机器厂，已成为当时潍县的工业先驱。华丰厂自创建到“七七”事变18年间，培养技术人员千余人。凡在华丰学徒期满，想独立办厂者，虎忱无不赞同，且大力支持。因而相继建成了“天丰”、“蚨丰”、“阜丰”、“大丰”、“新丰”、“益民”等铁工厂。印染、颜料、火柴、面粉、制革、翻砂等厂如雨后春笋平地而起。这些新兴厂家开业或试车时，大都邀虎忱作技术指导，安装也请他鉴定。此时，虎忱雄心不已，提出制造机动船只，设想开辟济南至羊角沟的小清河水运。他同技术人员绘制图纸，组织工人生产部件。可惜因“七七”事变日军大举侵华而停产。
  （三）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虎忱担心“华丰”沦于日军之手，他与股东计划将工厂迁往内地汉口。多次向山东省府要求提供40个车皮装运设备，可是直到1937年（民国26年）10月底韩复榘撤离济南时，连一个车皮也未发给。于是他辞去经理职务，将“华丰”全部资产交归董事会，携眷去了西安。1938年（民国27年）初去汉中，后至四川省成都、重庆等地。不久，潍县沦陷，日本侵略者迫使“华丰”实行中日合办。日人与代董事长张执符磋商，成立了“华丰机器厂株式会社”，专制军火。1939年至1940年期间，日军强行将“华丰”一、二两厂全部机器运往济南，建立了历山工厂，专搞军工生产。虎忱与全体职工苦心经营的“华丰”成为一片瓦砾，唯有营业部存放的部分物资和密藏在东关惠东药房后院的部分自行车零件，由丁执庸、李占元等护守严密得以幸存。
  虎忱去成都后，应山东同乡钟某之邀，去重庆向家坡烟叶复烤厂筹备处工作，被聘为该厂技正。不久出任昆明市烟叶复烤厂技正。1942年（民国31年），他辞职回成都，邀同乡集资在城东牛市口建立了“利丰”面粉厂。虎忱与其妻、子均参加生产。1943年（民国32年）冬，抗日将领冯玉祥为筹集抗日军饷，在成都华西大学发表演说，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救国。滕虎忱积极募捐，并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争取抗战早日胜利！
  （四）
  1945年（民国34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胜利消息使虎忱精神振奋，他高兴得几夜没有合眼，急欲返潍重整“华丰”旧业，便匆匆结束面粉生产，处理掉“利丰”面粉厂一切设备，日夜兼程回到济南，住在了原“华丰”营业部。他日夜奔波于山东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之间，要求当局归还所接收日军侵占的“华丰”财产和设备，以实现其“实业救国”的愿望。几经与南京政府交涉，最后的答复是：“戡乱时期，暂征军用。”至此，他的希望成为泡影。
  1948年（民国37年）春，潍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工业发展较快。虎忱于济南解放后返潍，与董事会同事们一起，将保留下来的自行车零件等物资变为资金，在原华丰二厂旧址上重建厂房，添置设备，使工厂尽快投入了生产。开始生产弹花机、轧花机、榨油机、麦曲破碎机，继而生产12马力柴油机，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51年，潍坊柴油机厂建立，虎忱将“华丰”存下的15马力柴油机部件四套作了无私奉献，并积极协助潍坊柴油机厂提前生产出了样品。
  1951年，滕虎忱应邀出席了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2年，他被任命为潍坊市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选为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华丰”实行公私合营，他继续担任“华丰”私方经理，在党的领导下，为发展民族工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8年12月28日虎忱因病去世，终年75岁。
  （本文根据《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中张兰田、宋伯良写的《滕虎忱与华丰机器厂》；《潍坊史话》第40页《滕虎忱》；以及滕怀良所介绍滕虎忱的情况等资料整理而成。）
  南流镇文史联络组供稿
  诗篇酬壮志
  ——记刘大同在东北
  刘自力
  刘大同在光绪甲午年（1894）离燕京渡辽时，其表兄大司马徐东甫曾送给他食品、羽扇等物，并赠诗数首，其中有一联云：“弟欲走寻龙岗脉，渡辽先谒老皇陵。”他在辽宁，任奉天候补知县十二年。于光绪三十年（1904）赴吉林，在《清光绪三十年乘舟夜赴吉林》诗中云：“独过江东去，轮舟逆水行。舱头名士酒，灯下美人筝。山色模糊处，松涛断续声。鸡林城不远，楼角数峰青。”又在《重阳日登望江楼》诗中云：“无罪戍韩边，江楼别有天。登高重九日，沽酒十千钱。不猎惊飞雉，狂歌醉欲仙。桥头回顾处，石壁挂岩泉。”刘大同的诗不仅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而且抒发其进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如在《地震》诗中云：“簸荡霎时震五洲，管他东亚与西欧。一声平地如雷起，想是天公蹴踘球。”又如在《咏团扇》诗中云：“寒气袭人秋在手，清风扑我月当头。问君团体何时结，好绘东西两半球。”刘大同在东北结识了宋教仁、廖仲凯、徐镜心（同盟会东北负责人）和在东三省《民报》任主编的赵中鹄，《大中公报》任主笔的沈微心及新民爱国委员会会长秦广礼等人，并加入了同盟会。在国际革命和国内反清浪潮风起云涌时，表现了他“林肯放奴心，格氏均产议，世界有转移，另造新天地”的朴素的大同主义，即平民主义思想。但因当时徐世昌委任他为奉吉勘界委员，踏察长白山寻三江之源，事关省界、国界和间岛问题极为重要，只得遵命前往。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5月，他亲率测绘员5人和队兵16人，历尽艰辛，搞清了长白山的面貌，写出了著名的《长白山江岗志略》等三篇著作，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绘制了《长白山江岗全图》，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1909年（宣统元年）十一月，安图建县，刘大同任第一任知县。据家人讲，刘大同为了安图的建设和发展，曾卖掉不少山东老家的土地来资助。刘大同在任时，并举农林，兼兴学商，发展邮政，移民支边，政声卓著。他看到安图人稀，开拓缓慢，就号召山东老家的人到安图定居，现在安图县的汉入中，大部分是山东诸城人（大同原籍芝畔村，原属诸城县，今属安丘县）。然而，他对于老家人犯了法，也不讲情面。当地流传着一则轶事：一个来安图定居的诸城人犯了法，审理中刘大同说：“你给诸城人脸上抹了黑，本县定难容你，现发配你到山东诸城老家务农，不得返回。”说这件事的老人讲：“安图已近边境，再发配就要出国界，只好发配回老家了。”
  刘大同与安图人民的关系是密切的，当时有家戏院开张，请他撰一幅对联，刘大同写道：“鼓动起四百兆同胞，才算一台大戏；装扮出五千年故事，真成万国奇观。”他的革命思想跃然纸上。1910年（宣统二年），他应晓阳山人之邀，来到东北的千山，在晓阳山人创建的《千山道义学校》讲学，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把国内外的革命形势及清廷腐败，必然灭亡的趋势搬上讲台。学生听了顿时鼎沸，学员们称颂谓：“道义堂中雨露新，南华秋水沦精神。”当时从关内和南方来的革命志士，也纷纷前来听讲，革命烈火一触即燃。在此形势下刘大同立即返回安图，准备起义，筹建大同共和国事宜。
  历任东督对刘大同都很敬重。锡良对大同踏察长白山，著书修志的事迹，报奏朝廷后，东督对大同的学识、人品、政绩更为赞赏，但对刘大同的革命倾向亦有耳闻，虽怀疑他是革命党，但无足够的证据。时有为讨好东督的好事者，竟将刘大同所书对联呈给锡良，说大同确实是革命党，并把大同去千山讲学的行踪和将要在安图举事的迹象密报了。东督大怒，要兴师问罪。1911年（宣统三年）十月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北后，刘大同决定提前起义，宣布安图独立，成立大同共和国，通告中外。他写道：“问天何事生娇子，占我中原二百年。”“黑水白山数千里，原来一片是腥膻。”起义军兵屯吉林道，在牡丹岭与前来围剿的清兵遭遇，进行了一场血战，给清兵以重创。刘大同在《击贼遇雪》诗中云：“逐寇白山陲，我军酣战时。半天大风起，犹！闻征马嘶。鼓鼙声未歇，血带雪花飞。”他决定乘胜出击，在《远征》诗中云：“边塞多壮士，秋高战马肥。飒飒西风急，仓皇羽檄驰。带甲满天地，忙着我征衣。铁骑渡辽沈，衔枚尽熊羆。自古沙场上，胜负一局棋。国仇犹未报，不得奉慈帏。”此时东北革命党人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各处起义相继爆发。刘大同在《晚霞园怀晓阳山人》诗中云：“热肠访戴到寒宫，塞北归来正朔风。室迩人遥益惆怅，满怀心事月明中。”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面对东北革命起义的形势非常惊慌，急忙把驻郑家屯的张作霖部调入奉天，疯狂镇压各地义军。由于各地革命军多数独立作战，敌我力量悬殊，被各个击败。赵尔巽对革命党人搜捕屠杀，采取毁其室庐掠其财产的手段。据《奉天民团》致书各省都督陈述当时惨状说：“受灭门杀身淫污掳掠之祸者，不知几千百数。”刘大同当时在奉天的住所：“宁局”，亦未幸免，被查抄后，一把火烧了。刘大同45岁以前的日记、书稿及出版的书籍，均被付之一炬。刘大同知道赵尔巽的哥哥赵尔丰在四川做官，因作恶多端而被杀。现见赵尔巽又步其兄的后尘镇压迫害革命党人，愤怒异常，在《辛亥秋寄赵尔巽》中云：“丰为祸川今被戮，辽东又起勤王军。赵家兄弟胡儿狗，忘尔祖宗是汉人。”义军被清军击败后，刘大同率部来到了千山道义学校，正值晓阳山人准备成立道教会，刘大同为之拟写宣言书并全力赞助。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3月，道教会正式成立，他题诗云：“民国新元到王京，白云深处羽衣轻。猥凡也予蟠桃会，一曲霓裳道教成。”刘大同的字号中有“风道人”之称，吴昌硕还为其镌印。此号与东北千山道义学校的革命活动是有紧密联系的。
  刘大同与宋教仁的关系比较密切，二人都曾为间岛一事进行过调查，结论一致。刘大同著的《林政创议》一书的手稿存在宋教仁家。曾在清末与刘大同一起在东北为官，后又一同参加革命的好友彭养光为刘大同诗集《岭南吟》作序，在序后所列的书目表中记道：“《林政创议》——此书未刊，原稿为农林部桃源宋公所存也，将来澄清后尚可付梓。”宋教仁于1912年曾请刘大同为自己所藏的《傅青主墨梅》题字。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遇难后，刘大同悲痛万分，在《哭宋渔父》诗中云：“自古朋仇不同国，况兹同志已多年。恸君惨死如林肯，愧我先逃仅鲁连。流水桃花空想像，风号雨泣奈何天。有时试罢屠龙剑，好慰英魂挂墓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不到两个月，袁世凯便窃取了大总统的位置。刘大同认为把革命成果让位给袁贼是一个错误，于是在大连组织成立了“平民社”，讨袁军正式起义。以刺杀袁贼走狗上海郑汝成而闻名于世的王晓峰、王铭山二烈士，就是“平民社”的社员。“平民社”参加了奉吉独立运动。刘大同还指挥过琅琊战役和辽阳战役，并与儿子刘次彭一起战斗在讨袁前线。在《出车》中记述了讨袁军起义出征前后的动入场面，诗云：“出车出车，阴山之隅。旌旗遍野，千羽塞途。与子偕往，誓灭羌胡。”“令肃秋霜，征人行行，关山月冷，朔塞风凉，无昼无夜，不解戎装。”“鼓声逢逢，炮声隆隆。自南自北，自西自东。蹄尘剑火，血雨腥风。”“酣战晨昏，暗无乾坤。将士用命，决胜在人。十年征戍，为报国恩。”“翦厥渠魁，战罢归来。征袍脱去，樽筵大开。慰问同忾，有几人回。”
  据家人回忆，刘大同曾与其子刘次彭及平民社员携自制的土炸弹，由大连潜入北京炸袁。他们经过仔细侦察后，摸清了袁氏的活动规律：当时袁贼每日乘二人抬小轿，必经一大墙边。于是刘次彭携炸弹隐藏在大墙外，隔墙听到袁贼已到，奋力把土炸弹扔了过去，可惜土炸弹未爆炸，但墙内却人声噪杂，乱成一团，袁贼大惊，遂下令全城戒严。刘大同当时正在一家理发店里理发，手下人来报，炸袁未果。刘大同偕子与平民社员星夜摸出城，返回大连。
  1913年（民国2年）4月19日，刘大同赴京监督国会失败，被搜索，又逃回大连市。秋7月，因事泄而被日人驱逐。刘大同在《癸丑连湾被逐有感》诗中云：“连湾又起不平波，亡命途穷可奈何。世少李斯谏逐客，谁容张俭破全家。东西南北悲蓬转，春夏秋冬惹梦多。老母病中犹嘱我，嘱儿莫忘大风歌。”又云：“当年事业成陈迹，愧我于今亡命来。老母不知儿被逐，病中犹问几时回。”
  据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记载：“1914年1月23日，陈其美自神户乘船密抵大连，当时在大连潜伏的革命党人有山东的吴大洲、薄子明、刘大同、孙样夫……他们在资金缺乏、衣食不周的困境下正准备举事。……陈其美见革命在东北一时难于进展，便将东北举兵事宜交由刘纯一负责。山东举兵事宜交由刘大同负责，并交给他短枪40支，命其编队回鲁。”二次革命失败后，刘大同的族侄左侠英勇就义于吉林，大同有感题诗云：“当道尽豺狼，无块干净土。以死报国家，我亦不哭汝。”在《哭滕学贤烈士就义于奉天》诗中云：“我知滕氏子，死为国家死。不见沈水清，哭之而已矣。”在《哭刘铁烈士》诗中云：“记得东瀛道，悠悠送我行。如何先我死，江汉水无声。”在《哭石磊、刘敢等烈士》诗中云：“烈烈丈夫二十四，天教辽水血红时。风号雨泣复州塔，来吊忠魂知未知。”
  刘大同自1894年到东北至1915年，二十余年来，对东北的情况，特别对边境的历史及现状非常了解，对东北的感情也特别深厚。谁主张放弃东北或割地给日本人，他就反对谁，就和谁斗争，并不惜付出一切代价。1915年（民国4年）11月10日，他任“中华革命党”东三省支部长后，北马南船，出生入死。在《过辽东》诗中云：“壮游人渐老，不老有雄心。海内皆兄弟，辽东作主人。天荒自可破，世界不常陈。握别一樽酒，风花识路新。”1919年（民国8年）刘大同在广州护法，张作霖派郝某携款召他赴奉，被拒绝了。他没有忘记“辽东又起勤王军”，曾杀害无数东北革命党人，包括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烈士的情景。在《梅花吟》第三十七首咏道：“浪游卌载，春梦一场。我生不辰，举世强梁。守兹清白，永葆孤芳。”1931年（民国20年），东三省不战而沦陷于日军，他在诗中云：“烈风阵阵不胜寒，和泪图成笔未干。大好国花将折净，姑留片幅与人看。”1933年（民国22年），日本国以二千万借款许他，要求承认满洲国，遭坚决拒绝。刘大同在诗中云：“冰魂真果本天赋，玉骨从来喜雪培。秘语群芳花姊妹，人无气节是凡材。”
  1911年（宣统三年）刘大同曾准备成立大同共和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昼夜筹划，浴血奋战，惜未成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历经40年，他的理想方才实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面对专程来天津看望他的李济深夫妇，刘大同感慨万千，提笔写道：“人人盼共和，徒唤莫奈何。今日新成立，我先击壤歌。”
  作者简介：刘自力系刘大同的曾孙，现任天津音乐学院讲师。
  科举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设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隋朝，隋炀帝时设进士科。唐初年，科举制度趋于完善，除进士科外，增设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吏、三吏、道举等科。武则天时采取殿试并增设武举。皇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异常繁多，诸科之中，尤以进士科最为重要。这样使一些门第不高的人可以应试入选做官。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规定用八股文的格式，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的注疏为根据，禁锢思想，此为甚。清末推行学校教育，始废除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