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永明，1931年4月5日出生于担山乡韩吉村一个农民家庭里，6岁入本村小学读书，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14岁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沂山专区战时邮局、青州市邮电局、《大众日报》社发行部任收发、会计。194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南下干部纵队，后去华东邮电管理总局任文书，1950年调北京中央邮电部工作。1953年8月始，先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就读，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61年12月毕业，分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任书记员，1965年6月调外交部。历任外交部政治部干部部副处长，驻加拿大、委内瑞拉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干部司处长，外交部党组纪委办公室主任，外交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外交部干部司司长，驻古巴大使等职。1986年12月3日突然病逝于古巴首都哈瓦那驻古巴大使岗位上，终年55岁。北京市民政局公布张永明在革命工作岗位上因公牺牲。
  张永明生长在一个革命家庭中，他的二伯父张竹坡青年时期曾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组织学生罢课、抵制日货等活动，较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父亲张秀亭于“七七”事变后，组织过抗日武装，宣传抗日救国。两位老人的爱国、革命言行，在永明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45年，永明14岁就离家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革命队伍里数他年龄小，但无论环境多艰难，他从不叫苦，跟大入一样边学习、边宣传、边搞生产自救。1948年，毛主席号召干部南下时，因他年龄小，领导起先没分配他去，经他苦苦请求，终于被党组织批准。南下半年多未通家信，母亲疑心他牺牲了，偷着流眼泪，后来收到他从南京寄回的信和全副武装的照片，全家人才松了口气。全国解放后，他调到北京中央邮电部工作，一直身居大城市几十年，职位高了，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勤恳踏实的工作态度始终没有变，从件件平凡的事情中，表现出了他不平凡的风格。
  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事事以身作则。参加工作几十年，每次回家探亲，总是注意用方言说话，见了家乡父老，问寒问暖，了解庄稼收成、生活情况。谈话时虚心听别人讲，从不吹嘘个人，博得人们的好评。1971年父亲病故，他接到电报时，对号入座的火车票已售完，他带上小板凳坐在车厢内的人行道上，从黄旗堡站下车，步行20余里回家奔丧。他从不因私事给组织上添麻烦。在外交部任干部司长期间，从东交民巷宿舍到外交部机关，那么远的路程都是坐班车，有时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且经常提前上班，拖后下班。1986年11月他赴古巴就任前，到济南姐姐永环家和妹妹永正处向90岁高龄的母亲告别时，身着一件旧棉军大衣，戴一顶旧棉帽，熟人遇到，都用奇异的目光看他，意思是级别那么高，曾出国多次，衣着还是那么俭朴。当时他已身染重病，体质非常虚弱，返京下火车后仍自己提着行李徒步回家，由于体力不支，只好暂将行李寄存，回家推来自行车带回去。一回北京就白天忙工作，晚上去看望驻古巴大使馆人员的亲属。有的住在西郊，他骑自行车跑30多里路也去。每年干部轮流到外地休假，他只知道安排别人，自己却留下顶班，几年来自己一次也没休班。凡组织集体劳动，如打扫卫生、植树等活动，每次都少不了他。永明对家属要求很严，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家人办事。爱人陈先英在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工作，单位在北郊离家很远，路上来回需要3个多小时，乘公共汽车又很拥挤，想往近处调调，始终没出口难为他，永明也从未考虑这个问题，他爱人就这样跑了几十年。他常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要靠自己的本事工作，不要想靠老子。”在他的教育下，孩子们学习都很努力，女儿张力读大学研究生时成绩优秀，儿子张宇在大学里成绩是全班第一。其他干部的家属有困难，他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任司长时到家找的人特别多，晚上还没下班回家，有的就进门等上了。星期天有时刚起床就有人上门，从早到晚一起接一起，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干部家中出什么事的都有，有的失去亲人也找，又哭又闹，他很理解，总是想法给予安慰和帮助。无论家中去多少人，他都热情接待，从不嫌麻烦。有一次他对爱人说：“到我们有这一天（遇有不顺心事）时，千万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他去世后，爱人就是按照他的话做的。
  他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了一辈子。对党组织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他都认真完成，事事处处坚持原则，不恂私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反对和抵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极左路线和罪恶行径，站稳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积极推动改革，对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在外交部纪委会工作期间，他敢于直言，同各种违纪行为作斗争。担任干部司长后，为贯彻执行党的新时期的干部路线，为外交部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倾注了全部心血，大胆选拔任用中青年干部，努力推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四化”进程，主持建立了一系列干部制度，为外交部干部管理工作制度化、科学化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对熟人、亲友提出的要求，凡不符合原则的就对其说明情况，一律不加照顾。他经常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地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精神。他出国前20多天就吃饭很少，经常恶心，明显消瘦，爱人催他查病，他就说胃病没大问题，一直坚持工作。按规定，出任大使前有一段休假时间，安排家中的事情，但他却一天也没休假。每天坚持到部里看材料，走访有关业务部委和人员，了解古巴各方面的情况，晚上还要骑车走访驻古巴使馆人员家属，直到起程那天。到达古巴使馆的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走访馆内工作人员，向使馆人员介绍国内情况，并让工作人员安排拜访各国驻古巴使馆日程，又是从早到晚不得闲。由于病魔缠身，体力日渐不支，有时便血不止，爱人劝他去医院看病，他却说：“没有什么大病，不就是胃不好嘛！”1986年11月24日，即向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递交国书那天，他勉强喝了一点奶。仪式结束后，大家纷纷动员，硬陪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转移到肝部，立即住了院。大夫说：“简直不可思议，他身患这么重的病，怎么还能从北京到哈瓦那？真是奇迹！”大家都敬佩大使的坚强毅力和苦干精神。住院后他还说：“先不要告诉古巴外交部，不要麻烦人家，刚来还没有做什么就住医院，总觉着过意不去。”确诊后大使馆报告了我国外交部，部领导决定派人把他接回国治疗，但因病情恶化极快，未能实现。当时他便血不断增加，输血近万毫升也无济于事，仅住院一周就离开了入世。永明逝世后，古巴总统亲自前往吊唁，各国使节也去灵堂吊唁。最后外交部派人去古巴将其骨灰接回，于12月29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部领导和同志们都万分悲痛，不少同志流着泪说：“他是革命的‘老黄牛’，是累死的。他没白没黑的干，为革命拼搏了一生。”是的，在他心里只有工作，从没想到自己，正如悼词中讲的：“直到逝世前几天，他还在忘我的坚持工作，直到最后一刻。”过去他时常对爱人说，等我离休了就好好的休息，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