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德州地名考
  张洪波
  德州的历史非常悠久，其地名也变换了多次，每一次变换无不体现出深远的历史背景。本文试就本境地名的产生及演变聊作小考，并愿与有识者探讨。
  据史籍记载，德州最早称为有鬲（gé音格）氏。有的资料上讲，古东夷族的一支定居于此，因其善于制鬲（一种古陶器）故以此做为族名，后又沿用为地名。鬲字多音多义，作器皿解其音读lì（音力）。倘若族以器得名，地因族而名，这是一义相承，字义既没有变化，字的读音似乎也不应该有什么变化，制鬲者何以变成有gé氏呢？况且，历年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鬲这种古陶器并非本地独有，在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中都有出土。史料研究证明，做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所突出体现出来的是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物质文化所具有的共性特点，而决非明显的迥异于它处的个性地域特点。也就是说，鬲是新石器时代较有普遍意义的产物，而不是一时一地所独有的特产。由此看来，族以器名的观点是不确切的。若坚持族以器而名，一定要称之为有lì氏，这实际上又忽视了鬲（gé）津河这一重要的地理特征，以及由之而产生的人文社会影响，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是十分恰当的。根据《尔雅·释水》和《汉书·沟洫志》等书记载，本境为九河故道所在，其中之一即为鬲津河，《禹贡锥指》中更指出，鬲津河就在今德州市附近。关于“鬲津”一词的含义，汉代李巡所著《尔雅疏》中讲得是比较清楚的，书中说此河“水多厄狭，可隔以为津（意为渡口）”。《古今韵会举要》及《说文通训定声》等书中均明确指出“鬲”与“隔”通义，这也就是说，鬲津河是因河道多有狭窄之处，可在其两岸建立渡口而得名。远古先民临河而居，目的是为了最方便的利用水源以维持生存。此河兼有利生（维持生存）利行（便利交通）的多重方便，在人类生存能力非常低下的远古时代，这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禹疏九河时率众极多，功成后部落四处散居，能为人类提供那么多方便的鬲津河，当然是人们理想的定居之地。定居既久，鬲津河自然就成了在它周围繁衍生息的那些部落的标志，因此而被命名，以至于建国封邑，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有鬲氏立国后多有功勋，最著名的大概是《左传·襄公四年》中所记载的：有穷氏的国君寒浞（原为有穷君后羿的家臣，后杀羿而自立）杀夏帝相，夏的遗臣伯靡出逃投奔到有鬲氏。有鬲氏帮助伯靡聚集力量消灭了寒浞，并拥立帝相的儿子少康为帝，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正因为有鬲氏为夏立下了拥君复国的不世之功，所以他们的封国延续很久，据《续山东考古录》记载，其国至东周时尚见存。有鬲氏何时亡国，历史上未见记载，但据现有史料进行研究，似应是在春秋时期。这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已，诸侯间争战兼并十分激烈。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即位后，内修国政外尊王室，齐国声誉很快提高，实力也大大增强，史书上说他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国力和声誉不断提高的同时，齐桓公对外大力扩张，兼并了周围的一些小诸侯国，荀子说他“并国三十五”，有鬲氏灭亡于这个时期，应该说不是没有道理的。秦统一天下后，大约也是为了纪念这“少康中兴”以鬲为名于此设邑，西汉初仍以鬲为名于此置县。此后自东汉、三国、西晋至东晋十六国，鬲地或置县或封侯，名称一直相沿不变，境域亦基本未变。到了南北朝时，战乱不息民生凋敝，天下各州郡户口严重不足，各地豪强勋贵为扩充个人势力，也纷纷滥置州县，有的地方甚至百余户人家亦自称州立县，国家行政建置十分混乱。北齐文宣帝高洋为整顿建置，打击地方豪强，维护中央集权，于公元556年12月（北齐天保七年十一月）布诏省并天下州县，鬲县即于此时被裁撤。至此，自夏初开始，延续达3000年左右的“鬲”这一地名便被废止了。
  公元586年（隋文帝开皇六年），鬲县故地重新置县。大约是因为其地距汉代的广川县（今河北省枣强县东北）旧址非常近，而且正好又位于汉代屯氏河的旧道，所以也命名为广川。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被立为太子，既为嗣君，其名姓自然是要避讳的，于是便于第二年（公元601年，即隋文帝仁寿元年）将广川改名为长河。公元954年（五代周太祖显德元年）县降为镇，辖地并入将陵县，而长河做为镇名仍沿用不变，直到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撤镇，并移将陵县治于此，长河之名才最终被将陵代替。
  将陵之名取代长河，事情虽然发生在宋代，但其名称由来却要早得多。关于“将陵”一名的含义，《尔雅》、《方言》等书讲得很明白。《尔雅·释诂》说：“将，大也”，而《方言》中又进一步说明：齐楚等地称大为“将”，《尔雅·释地》中又讲：“大阜（义即土山）曰陵”，足以证明“将陵”的含义就是大土山。据有关史料记载，“将陵”做为地名，最初可能是秦汉之际（也许更早）乡、亭一类基层行政建置的名称，其地在安德县北界，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陵县的北部。起先它并不著名，只是在汉武帝“巫蛊之祸”以后，其名才渐著于世。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巫蛊之祸”发生，戾太子（亦称卫太子）刘据被迫起兵反抗，兵败后自杀，太子妾史良娣及其所生的史皇孙人等也遭株连，只有皇曾孙刘病已因年幼免遭不幸，后来由史良娣母亲贞君、哥哥史恭将其收养。公元前74年（汉昭帝元平元年）辅政的大将军霍光迎立皇曾孙刘病已（刘询）为帝，就是汉宣帝。此时贞君及史恭已死，汉宣帝便推恩封史恭子孙数人为侯，其中史恭的次子史曾被封为将陵侯，封邑就在前面提到的将陵这个地方，这是“将陵”一名见诸史籍的最早记载。史曾没有后代，他死后封邑被废除，其地的沿革也就不得而知了。公元596年（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在史曾封邑的故地置县并命其名为将陵，这似乎又象是为了纪念“巫蛊之祸”这一历史事件了。
  隋至宋代，将陵县治地虽有更易，但县名相沿不变。1253年（蒙古汗国宪宗元年）将陵县升改为陵州，后来降升复改屡屡不断，至明初，将陵变成了陵县（此时的县志仍在长河镇旧址，并不是今天的山东省陵县）。1374年（明洪武七年）撤销陵县建置，并将德州治所移至此地，地名也随之改变。
  德州之名原出于古黄河。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文公曾在黄河中猎获黑龙，以此为祥瑞之兆，秦因而以黑色为贵崇尚水德，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更将黄河改名为德水。据《尚书·禹贡》、《尔雅》、《水经》等书记载，本境为九河故地，是古黄河的下游，其间地势低洼沟壑纵横，夏以前经常有洪水泛滥。禹疏九河时顺势利导，借黄河以引纳洪水，又疏通九河水道以行洪入海，境内因此得保安宁。汉于本境以东置县，便是取借德水而安澜之意命名安德。公元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设州后命名德州，既点明了本境的地理特点，也有借黄河水德以保境安民之意。不过，那时的德州辖地虽然包括今德州市境，但其治所却在安德县（即今陵县），与今天的德州不是一回事。1374年（明洪武七年）德州治移至陵县（即原将陵县）故址，其名称相沿不变，这才是今德州的开始。
  另外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绎幕和安德这两个地名。绎幕县置于西汉初，其命名的含义史书并未见记载，然而就其时其地的地理特点来看，似乎也是和古黄河有关的。有关史料证明，西汉立国后分鬲县西境另置绎幕县，以黄河为界，与鬲隔岸相望。绎，《论语正义》中说它有连续不断的含义。《释名·释衣服》中说：“幕.络也”，意思是说象网络一样张开或缠绕。顾名思义，“绎幕”也就是连续不断的网络的意思。古黄河下游九河纵横盘曲，河道间分合穿插，的确象是一张巨大的网，绎幕县就位于这大网的一隅。由此看来，这一命名倒是颇为形象贴切的。需要指出的是，绎幕初置时其地虽包括今德州市的部分地区，但县治在今山东平原县境内，此后至南北朝初期变化不大。公元467年，北魏灭燕尽据其地，绎幕大致于此时被废。此后至北齐、隋，绎幕旋复旋废更易频繁，但地域都在今山东平原、武城一带，与今德州市的沿革变化再无关连。安德置于西汉初，与鬲县东西为邻，公元556年12月北齐文宣帝高洋下诏省并州县，鬲县废入安德，至公元586年置广川，本境又与安德分开，就今市境的演进过程来看，安德与本境的联系并不是太紧密的。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本境命名多与水有关，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德州的历史地理与文化特点。认真的研究和利用这些特点，对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宋太祖爱书尊士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非但重用读书人，而且还鼓励“寡学术”的臣下认真读书。《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蜀宫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阅其奁具，得旧鉴，鉴皆有“乾德四年铸”字样。时值太祖乾德二年（(964),焉有预先铸鉴之理？遂召宰相赵普讯问，“普不能答”。又召学士陶谷、窦仪。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主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著也。“其岁”是指前蜀王衍乾德四年（922)。“太祖乃悟”，因而感慨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从此，每劝以读书，普手不释卷”，成为一代名相。宋太祖平时重视对臣下的考察，不拘一格用新人。他“察内外官，有一才一行可取者，密为记籍之。每一官缺，则拔籍选焉，是以下无遗才，人思自效。”
  （编者摘）
  明德州十二连城（营）考
  胡树林
  德州，元称陵州，洪武元年（1368年）降为陵县，二年七月改属德州。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德州地处应天府与北平府（今北京）之间，是水路、陆路的交通要道，山东和直隶的交界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洪武年间在这里修筑了卫城，驻有重兵，修建了粮仓，谓之十二连城（也称十二连营）。
  一、靖难之役与德州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病逝，惠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鉴于诸王势力太大，拥兵自重，为防有变，惠帝与齐泰、黄子澄曾几次密议削藩。《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传二十九载：“惠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谋，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谋定，明日入白，帝会，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李景隆率兵”，去开封将周王朱橚拿解回京，削去他的爵位，废为庶人，在京中派人看管；将齐王朱榑召至京师，废为庶人，与周王同囚禁；代王朱桂，以罪废为庶人，被囚禁于大同；湘献王朱柏，在阖宫自焚死；岷庄王朱楩，被废为庶人。
  燕王上书申救。帝览书恻然，谓事宜且止。子澄、泰出相曰：“今事势如此，安可不断？”明日又入言曰：“今所虑者独燕王耳，宜因其称病袭之。”帝曰：“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子澄对曰：“先人者制人，毋为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乃止。于是命都督宋忠调缘边官军三万屯开平，抽调燕王府护卫军以从。宋忠又调北平永清左、右官军，分驻彰德、顺德以备燕。同时，朝廷还派都督徐凯临清练兵、耿献山海关练兵，对北平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六日，朝廷派遣使臣命把燕王拿获解京，反被燕王府伏兵所绑，并将使臣等斩首。燕将张玉，未能等率兵攻九门，城内驻军被打败，燕兵尽夺九门，燕王随即征集城内外兵马，于七月决策起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为“靖难之师”。惠帝闻讯后，于八月，命长兴候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副将军李坚、宁忠分路北伐，至真定为燕军所败。太常卿黄子澄随即荐曹国公李景隆为大将军，将兵五十万北伐。景隆驰至德州，征调各地军马，进驻河间，又调辽东镇将江阴候吴高等攻打永平。燕王闻之，命世子朱高炽守北平，亲自引兵援永平。援师至，吴高退走，燕军却直趋大宁。李景隆乘间进围北平，城守御甚固，攻不克，即分兵在九门和郑村修筑营垒，还击燕军。燕师破大宁后，便分五路直扑北平城下，城九门齐开，杀向南军，官军遭受前后夹击，景隆官军一路败退，直到德州。铁铉奉命筹饷，闻之景隆战败，自临邑退回济南，燕兵乘胜追击攻德州，景隆退至济南，德州随之陷落。燕兵收其储粮百馀万石，继续南下济南，景隆军复大败南奔。其间南军乘隙收复了德州，燕王惧，解围北归。
  建文二年，李景隆誓师于德州，会同武定侯郭英、安陆候吴傑等，合军六十万，进军白沟河（今河北正定县南），与燕军激战，李景隆又大败，燕军追击，景隆军败退德州，奔走济南，惠帝急召景隆还。盛庸与参政铁铉悉力固守济南，燕师攻围三月不克，盛庸，铁铉乘夜出兵，燕军大败，收复了德州。
  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燕王置大江以北不顾，决计直捣应天（南京），次年六月，燕军渡江，占领镇江、直逼南京城下，金川门大开，燕军入城，时皇宫火起，惠帝朱允炆和后妃等，已在宫内自焚于火。
  二、连城位置和分布
  十二连城在德州市今长庄乡境内，据当地老人说，从前打仗，这里都是驻兵的地方，这里曾出土过很多铜火器，而其中铜火铳出土为最多。笔者将铜火器的出土地点进行了考查证实，这些铜火器是在前后苑以东、芦家院西南、慧家桥西北、哨马营东南等处发现。总之，十二连城南自张庄村、北达哨马营、东到长庄王家道口、西至运河东岸，东西2.55公里，南北4公里。在连城遗址西南隅，尚有明建粮仓，它地处卫运河东岸旁的台地草滩中，迄今尚未淤塞。据《德县志》记载：“德州城北二里许，土垒十二所，周方数里，绵亘连峙”。“十二连城在城北十里，明建文元年李景隆将兵五十万众讨燕，都督韩观筑十二连城以护北厂仓储”。
  十二连城，是史书记载或传说的名称，现本地村民称此为“十二连营”，据被调查者回忆往年所见所闻，今分述于下，望读者补充指正。（附图一）
  一、鲍家营。列诸营最南端，位于原张庄村西北近百步，西南距卫城1公里，城为东西向长方形，四面土筑城垣，城壁外侧各有马面四个，中部辟一门和瓮城。由于人为的破坏，城垣被开垦为田地，但尚存一些断断续续的城垣残基。
  二、王家营。在鲍家营东北，即座落于现齿轮厂东。城为正方形，四面夯土所筑，设四门，城垣毁损较甚，但尚存其残壁。
  三、夏家营。置于现园林场西南隅。城为正方形，四面城垣皆由夯土筑就，城壁外侧各有马面四个，中部设有一门。由于洪水和人为的破坏，墙已颓坍成土丘状，其高低不等。
  四、肖家营。位于现齿轮厂西北隅，四面城垣由夯土筑就，呈正方形，开辟四门。由于几经洪水破坏，毁损较甚，但尚存断断续续城垣残迹。
  五、顾家营。在肖家营西北、运河湾（老虎仓）东岸。沿河向西偏南距运河渡口（宋家渡口）1.857公里，城略呈南北向长方形，城垣由夯土所筑，四面墙壁各有马面数个，中部各辟一门。由于水土流失损毁较甚，但还都看出断续的夯土遗迹。
  六、何家营。座落于西长庄以南，正居诸营中间。从尚有的残基看，城垣为长方形，由夯土所筑，四面各有马面四个，中设一门，城内北端，可见一方形大土台，此台夯土层依然可辨，台基为胶泥、红土，以上沙土等为板筑成，城高约七米左右，当地人传说，狼烟墩（即烽火台），故又称“大营台子”。
  七、瞿家营。在诸营（城）最东侧，置于长庄的王家道口北首，过慧家桥向西，城垣即建筑在小河北侧，略作东西向长方形，四面土筑城垣，设三门，因损毁较甚，尚存断续残壁，其中已开垦成耕地，故又称“营圈”。
  八、白贺营。座落于索庄村东南隅，约两节地（距离），东南与瞿家营相邻。城垣略呈正方形，四面由夯土筑成，开辟三门，在每道墙外都挖有壕沟。由于受自然与人为的破坏，损毁较甚，但还能看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夯土遗迹。
  九、钱家营。位于索庄村东北部（即张家洼）。城为正方形，板筑城垣，四面中部各辟一门，每面城壁各有马面数个，墙外挖有城壕。虽长年水土流失，遗存毁损较甚，但依然可辨。
  十、哨马营。在连城西北隅，靠近卫运河东岸，因被后来房舍复盖，遗存毁损较甚。原哨马营，城垣呈南北向长方形，为夯土所筑，设三门，外有护城壕沟，残基已坍成断续的土垣状，还能辨认。
  十一、边家营。在哨马营村东偏北处，居诸营北首。从尚有的遗存看，城原来可能是正方形，土筑城垣，城中蔓草丛生，中间有一大道横贯城中，辟城为两半，即有东西墙，而无南北墙，故名“半边营”。依东西壁为例，两面城壁外侧各有马面四个，中部辟有一门，依然可辨。
  十二、陈家营。在哨马营以南偏东处，从断断续续的城垣遗存看，原来城呈东西向长方形，皆由夯土筑成，设三门和瓮城，城外环绕有城壕，城垣南端，至由闸子向东的小河北侧。
  三、出土遗物——铜火器
  明代由于经济发达，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为明代的火器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加之明统治者视火器为“长技”，明军作战主要依持火器，“本朝之得天下也，藉于火为多”，因此，使火器的制造和改进有了迅速的发展。当时制造的管形火器品种繁多、生产量大，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手持发射的铜火铳。其形体较小，是利用火药在膛内燃烧产生气体压力发射弹丸的一种管形射击火器。当时既有铜火铳，也有铁火铳，而以铜火铳为多。如山东省德州出土的金属管形火器，是1976年以来在城北连城废墟内陆续出土的铜火铳，现博物馆藏十四件。可分两式：
  一式十三件，其铳体造形相近，具体特征：1。长四十三点五厘米，重二点九五公斤四件；2。长四十一厘米，重二点三公斤四件，3。长四十厘米，重二点零五公斤五件（图二）。铳体由前膛、药室、尾銎三个部分构成，外沿铸有五道加固箍。前膛为圆形的直管，这是装药和子弹射出的通道，药室外凸呈椭圆状，上有小孔可置引火线，药室和前膛相通，尾銎中空，外口稍大于里端呈喇叭状，铜火炮在尾部装上木柄可供手持发射。据《明会典》载“手把铜铳”为单兵手持的轻型火器。
  二式一件，通长三十一厘米，前膛长十八厘米，药室长六厘米，尾銎长七厘米，铳体前后端和药室前后端均铸有加固圆箍，共五道。铳口内壁直径二厘米，是装药和弹丸射出的通道。药室为椭圆形空腔，上有一小的药捻圆孔，铳管和药室相通，尾銎外口稍大于里端，尾和药室不相通。铳管断面为圆形，上有阴刻铭文五行，共四十六字即：“福州右卫军器局监造官镇抚候成吏詹伯进”“教师郑子刚习学军匠陈仲卿”“洪武十年月日造”“日字二号”“三斤五两”
  二、火炮。明代各类火炮，口径和形体都较大，以火药的爆发力发射弹丸。火炮发射的弹丸，有石弹、铁弹、铜弹、铅弹、泥弹（泥弹是专供炮兵操练演习时所用）等。除建立独立的炮兵部队外，在野战、水战、边防、海防要塞等，明军也都配备一定数量的火炮，并成了军队中不可缺少的武器装备。据《武备志》记载，明代的各种火炮可达四五十种，火炮射程有数百步到二三里不等。
  德州出土的四件铜火炮，分两式。一式三件：即“大碗口筒”炮。其造形相似，属明早期铸造。特征是，铜质重十四点六公斤，通长三十六点四厘米，炮身由炮口、炮膛、药室、尾座四部分构成，炮口呈大碗状，内径十二厘米，是装药和弹丸射出的通道。药室部分呈凸腹状，上有小孔可置引火线。炮膛和药室相通，炮体外壁加铸七道环箍）。
  二式铜火炮一件。炮身通长三十九点五厘米，重十五点五公斤。炮体如筒状管形火炮，由前膛、药室和尾座组成，外壁共铸有四道加固圆箍。炮膛和药室相通，药室微外凸，上有一引火孔，可置火线，炮尾端稍平。
  四、结语
  几年来，在德州城北“连城”废墟处，已出土的铜火器，除博物馆收藏外，另有带铭文铜火铳和有铭文的筒状管形火炮各一件，均由省主管部门相继调走。前不久，笔者去北郊核实有关“连城”的某些事宜时获悉，两个村民在某处取土时，约在零点五米深处先后出土三件铜火器，又在哨马营等处发现很多“泥弹丸”。据乡民们介绍“挖出一窖一窖不同大小的大土球，土球均由红土泥制成，质地很坚硬”。据《明会典》记载，明政府“令京营演放火器改用铅弹”，从而可以看出，泥弹是先前专供炮兵操练演习时所用。
  德州出土的铜火器，确为当年战争的遗物无疑，特别是带铭文的铜火铳和铜火炮为今后研究明代历史和我国古代兵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傅金良摄影 胡树林供稿
  拓片铭文：福州右卫军器局监造官镇抚候成吏詹伯进教师郑予刚习学军匠陈仲卿等
  洪武十年月日造
  日字二号
  三斤五两
  明清时期发生在德州的重大兵事
  郭新中
  一、“靖难之役”与德州
  明建文元年（1399年）3月，惠帝朱允炆鉴于诸王拥兵自重，决定削藩，遂派都督韩观屯兵德州，加强了实战演练。
  是年8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靖难之役”爆发。惠帝急命大将耿炳文率兵30万讨燕，不敌。10月，又命李景隆为大将，在德州合兵50万攻燕，过营河间。韩观则率兵在德州卫城以北（今长庄、北厂一带）修筑十二连城，周方数里，绵亘对峙，将兵屯驻，以保护德州正卫于1397年在德州城北运河东岸修筑的大批军粮仓库，仓储粮食。12月，李景隆战败，率兵退回德州休整。
  翌年5月，李景隆又率大军攻燕，大战于白沟河，再次败北撤回德州。燕将陈亨、张信率燕兵乘胜追击，于6月攻占德州，缴获军粮百万余石；又攻济南，失利撤回。9月，都督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率军与燕兵交战，收复德州。惠帝遂命盛庸为平燕将军，在德州屯兵备战。
  明建文三年（1401年），盛庸统兵20万攻燕，激战于夹河，惨败后又退回德州。至此，明廷掌握的军队元气大伤。燕王朱棣乘胜进军，仅在德州一带就先后击败明廷的80万大军，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最终战胜惠帝，夺取了明朝政权。
  二、刘六刘七起义军攻打德州城
  明朝中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剧烈，赋役苛重，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以刘六、刘七为首的34人，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在河北平原发动起义，流民、饥民、“响马”和屯兵等群起响应，仅数月时间，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就发展至10余万人。
  据清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记载：为防止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攻占德州和德州屯兵响应起义，保护德州这一明都北京的粮食供应基地，德州知州宁河、守备桂勇“命妇女居城内，丁壮在关厢筑罗城以卫之”，“罗城绕东关铁佛寺、南关玉皇阁、西运河堤”。
  明正德六年（1511年）初春，刘六、刘七率起义军数万人，由河北进入德州境内，在城西南豆腐巷一带集结，随之攻城。刘六、刘七意欲攻占德州，控制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和建在德州的水次仓、常丰仓等大型粮仓，切断德州至北京的供给线，为进攻北京做战役准备。德州知州宁河和守备桂勇，见起义军声势浩大，不敢主动应战。“宁公率丁壮守罗城，桂公勒兵严备，城门洞开。”为防中计，起义军“移攻东南，入罗城者二十余人”，皆被杀死。又“移攻北门”，与桂勇布署的伏兵激战终夜，损失较大，被迫撤离。后来，起义军转战吴桥、宁津、乐陵、济阳、禹城、夏津等德州外围等县，复逼德州，因明军在德州防守严密，终未攻克。
  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攻占德州的作战计划虽屡遭挫折，但仍于是年相继4次进逼北京。后终因转战中明军主力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刘六、刘七先后战死，起义失败。
  三、李自成大顺军攻占德州
  李自成大顺农民起义军以不可阻挡之势，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攻占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
  李自成攻占北京后，旋即派大将郭升率骑兵万余人进军山东。郭升选择了在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神京门户”德州为突破口，于同年四月初八一举攻占德州，并在德州建立起大顺地方政权，由阎傑任武德道，吴徵文任知州，郭升率其大部继续挥师南下。
  据有关资料记载，阎傑、吴徵文在署理德州事务期间，勒令原明朝的地方贪官污吏和富商大贾出钱出物，筹措军资粮饷；惩治旧顽势力和地主恶霸；割富济贫，开仓散粮，赈济饥民；并允许农民认领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实现大顺军“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主张，受到德州百姓的拥戴。立足稍稳，又在德州周围各县设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西南至夏津，东北至庆云。
  正当大顺起义军将胜利成果扩大至山东及全国各地之时，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原明军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共同镇压起义军。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德州的明朝旧顽势力向德州的大顺地方政权发动了反扑。据清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记载：“州人御史卢世〓、赵继鼎，主事程先贞，推官李赞明，生员谢陆等合谋”，暗杀了阎傑、吴徵文等人，并“诛景州、故城、武邑、东光”等地大顺军设立的地方官员，是年七月，德州落入清军之手，“清遣官抚定德州，卢世〓等全城归附。”
  四、德州黄河涯之战
  清军入关后的烧杀抢掠和清政府的民族高压政策，严重破坏了清初的社会经济。在德州，原有中等可耕地7500顷，经战乱破坏，大量土地荒芜。据清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记载：“顺治四年查出抛荒地1125顷”，且清政府下令旗兵圈地，“四旗官兵原圈877个汉子地，每汉子地系35亩，共计三百零六顷九十五亩”。“满兵圈此民地，以德卫地抵补”，加重了德州百姓和德州卫军户的负担，抗清事件不断发生。
  清顺治四年（1647年），德州南乡的“张二幌子、祁和尚、唐喝子”等人，秘密发动农民进行抗清斗争，组织农民千余人，占据乡镇，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并抵抗清军的搜捕。为筹措武器，发展壮大农民起义势力，12月间，他们选精壮义民潜入德州城内，伺机行事。一日深夜，义民化装摸入武德道署，砸开武器仓库抢取武器，旋即打入州衙。德州知州刘思文仓促组织清军抵御，义民不敢恋战，主动撤出战斗。德州武德道祝信文率清军追击，双方在黄河涯发生激战，义民受到重创。后在清军合力围剿下，农民起义失败。
  五、义和团抗击清军
  义和团活动在德州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德州东乡的大刘庄最早建立起以马朝林为首的义和团坛口，继之发展至小刘庄、小站庄、小孙庄和薛庄。大刘庄的马朝林、小站庄的刘旺和薛庄的薛登魁等人，成为德州义和团较有影响的首领。此后，义和团又相继发展至城东七里辅、城西坟台、滩头、三里庄等德州城近郊村庄，并有了明确的口号和旗帜。薛登魁在旗帜上横书“天灵大旗”，竖写“五虎群羊”，其他人在旗帜上书写“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大字，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西方侵略者。因德州城当时无外国教堂，德州义和团便经常派队伍赶赴外地，惩罚外国传教士和不良教民。
  德州的义和团活动使清政府极度不安，是年6月，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奉荣禄之命，率武卫右军8营开赴德州；12月8日，山东巡抚毓贤令驻德州的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和德州知州宋森荫，悬赏缉捕牌子赵庄的义和团首领李发祥、李德海、张开祥和赵家集的首领郑凤亭等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派督粮道尚其亨督佐字中营在德州布防。2月，武卫右军先锋队右路统领孙金彪率其各营驻防德州，专门在永庆寺设立了对付义和团的城防局。同年夏，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率部6营驻防德州、支应天津。龚元友率武卫右军右翼第一营亦在德州布防。清军派出强大的兵力，四处侦察义和团的行踪，查禁拳场，缉捕义和团首领，李德海、郑凤亭、李金荣等相继被逮捕，他们所领导的义和团亦遭到镇压。德州义和团被迫转入河北境内继续开展活动。
  义和团破袭德州邮电通信设施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大批义和团民撤回家乡，坚持斗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13日下午，义和团200余人拥入德州邮电局，欲捣毁为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服务的通信设施。清军管带钱锡霖率兵前往镇压，义和团被迫撤离。当日夜间，义和团将德州至济南的3路有线通信线路全部割断，砍断电线杆20多根。清军急派前营前哨副哨官关彦斌率兵查修线路，并派兵连夜搜捕。正在南关外继续砍电线杆的义和团民梁成等6人被逮捕，清军对其严刑拷打后于14日押赴市曹杀害示众。义和团不畏清军的屠杀，14日夜间又更大范围地破坏了清军刚修复的通信杆线，使德州的上奏电文只能寄至济南转发。
  义和团药王庙前重创清军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20日，小站庄义和团首领刘旺率团民200余人，焚毁小史庄不良教民的房舍5所，杀死不良教民史姓夫妇，然后分散撤退。团民刘平、赵瑞田、张得明3人在撤退途中，与清军防营哨兵遭遇，被拘捕后交州署审讯。7月22至23日，义和团民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德州城，要求保释刘平等3人。德州知州宋森荫拒不放人，且强令刘旺等人立即解散团民，速离州城，否则将“以匪论处”。义和团遂决定联合行动，武装进军德州，夺回被捕团民。
  7月24日，义和团在黄河涯集结。清军侦知后，武卫右军先锋队统领孙金彪亲督部队前往黄河涯“围剿”，当清军赶到时，义和团已无影踪。义和团的神出鬼没，使德州城内的官吏们惶惶不可终日。知州宋森荫一面派人在城内张贴安民告示以图安顿人心，一面加派侦探四处侦察。
  7月26日下午4时，2000余名义和团团民头裹黄巾、黑巾，背负黄榜、香袋，携带抬枪、抬炮和大刀长矛，列队抵达德州城东南柴市街东首药王庙前（今新湖公园假山义和峰一带），贴出告示，声讨袁世凯“袒护洋人”的罪行，申明“本团奉旨征讨，致民心颇有所感”，强烈要求释放刘平等人。孙金彪以刘平等人已交州署，应赴州署求释为由相答，乘机脱身。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德州知州宋森荫等人一面以缓兵之计出城同团民见面，一面会商清军防营出兵镇压。孙金彪遂令前营并右营管带钱锡霖、左翼第一营右队领官张允泰等人率兵从东西两面堵截。孙金彪强令义和团立即解散，交出首领，否则将武力镇压。义和团团民们怒不可遏，“刀矛竞进，枪炮环施”，“拼死直前，四面抄袭，愈聚愈众，层层包裹”，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使清军“军心慌乱，势不可支。”据战后德州军政官员的上奏电文记载：“清军前营帮带钮廷唤、右营帮带张玉山、先锋官守备潘克随、徐伯徵先后被义和团杀死”。张允泰率兵抄袭至义和团背后，双方激战4小时。此时，天色昏暗，又有大队清军赶来增援，义和团势不力敌，乘夜幕突围撤出战斗。是役，义和团共杀死清军官弁5人，打死打伤清军勇丁20人；义和团有30人壮烈战死。
  德石铁路兴建始末
  窦宝益
  德州车站，是德石铁路的终端点。
  德石铁路，西起河北省会石家庄，连接石太铁路，在石家庄交叉连结纵贯北京、华北、华中、华南的京广干线。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33年）清政府邮传部为弥补当时的石太铁路收入不足，曾拟修建德石铁路，以扩充运营范围，并派工程师李大森及洋人汕克进行勘察。后因资金问题，没修成。
  一九二〇年北洋军阀时期，也有过修建德石铁路的计划，并且由“交通部”发行八厘的实业公债，但因应捐者廖廖无几，筹款无着而停止。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至三月十二日，侵华日军东北军军部南满铁路建设局，派工程师赵七兆、赵宁会同当时的哈尔滨铁道学院教员松山信辅对德州至石家庄路线进行密秘勘测。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日本人为经济上掠夺中国山西煤炭，运往日本；军事上沟通保定至济南间日军大本营从而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形成包围圈，巩固其战略区，决定修建德石铁路。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动用民工开工修建，当年十一月十五日峻工通车，经过三个月整修，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由日本军方交付华北株式会社运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侵华日军投降，石家庄市、德州市为国民党军队占领，为破坏两地国民党交通，共产党领导德石沿线军民扒铁道。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德州解放，为阻止天津、济南、石家庄国民党反扑，共产党组织解放区军民扒毁津浦、德石沿线铁道及德州车站的铁路设施。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庄市解放，十七日成立晋察冀边区铁路局，刘建章同志出任局长，并成立德州铁路工委办事处，郭鲁同志任主任，组织修复德石铁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全线开通，并办理营业。
  德石铁路通车后，行车联络方法，为电话电报，以及电气路签（牌），一九六一年改为半自动闭塞，一九八五年德石铁路全线双线开通，改为现在的最先进的自动闭塞。至此，德石铁路全线十九个车站，由人工扳动道叉改为电气集中操纵，既保证了安全，又提高了效率，并且大大减轻了铁路工人强度，改善了劳动条件。
  德石铁路双线开通时，原单线的铁道，改售给德州地区燃料公司，成为其卸煤专用线。双线北移，由原来德石线全长179公里加170米，延长为现在的181公里加371米。
  曹操遗嘱难能可贵
  曹操在遗嘱中写道：“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戎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意思是说，天下还没有太平，虽然我身居高位，理应厚葬，这是历代都是如此的，但我的葬礼不要这样，“未得遵古也。”出殡之后，就不要再持服了。所有的将士都要驻扎在兵营不动，照常执行任务。各级官员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照常办理政务，不要离开职位去送葬。入殓时，我生前平常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不要另做新装。棺材里不要藏珍宝玉器。
  1700多年前的一个封建时代的“挟天子，令诸侯”的相，在垂危弥留之际，对自己的身后事作了如此简朴的安排，确实难能可贵。
  （编者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