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黄埔军校第一期有三个山东籍的李姓学员——李仙洲、李延年和李玉堂，他们先后都晋升为蒋军的兵团司令要职，都是国民党的中将衔著名将领，号称“山东三李”。其中，李仙洲在1947年的莱芜战役中被我生俘，1988年10月在山东省政协常委任内病逝；李延年在淮海战役中是杜聿明部的总予备队——第六兵团司令，于1949年1月中旬在淮海战役末期由蚌埠撤往江南，后又逃往台湾，1974年在台湾病逝；李玉堂则于1951年2月在台湾被蒋介石枪决。
  蒋介石为什么要处决李玉堂呢？这需要从解放海南岛前后的情况谈起。
  1949年9～10月间，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和四野各一部，自江西南部进入广东，并于10月初解放了粤北门户曲江，继续向南进军。此时海南防卫司令部（总司令薛岳）指挥三个军的兵力负责防守海南岛，东路军为21兵团（司令刘安琪兼东路军指挥官），辖32军和50军，驻守海口和琼海一带；西路军为广东的64军（军长容有略兼西路军指挥官），驻守岛西澄迈、临高一带；另有独立131旅驻守在海口以南安定县附近地区归防卫司令部直接指挥；此外，还有地方的杂牌部队和保安团队等。
  当我人民解放军于10月初进军广东北部后，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命令21兵团司令官刘安琪派有力部队渡海增援广州，刘安琪随即命令32军军长赵琳带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渡海援粤。刘本人首先飞赴广州与当地驻军联系海南部队在粤登陆以后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但赵琳对刘安琪的命令阳奉阴违，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只派了一个团（206师616团）渡海增援广州，而且行动缓慢。该团渡海后未及全部登陆，广州即于10月14日被我军解放。该团团长吴仁国在危急情况下把前来指挥登陆的刘安琪拉到舰上，并乘原舰艇返回海南。
  蒋军32军向广州增援未遂撤回海南后，薛岳即以“不服从调度，图谋不轨”为由向台湾统帅部控告赵琳，于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便从台北飞至海口，叫赵琳从加积（在琼海县境，32军军部驻地）到海口机场和他会面，说有急事相商。赵琳到海口机场后，顾祝同未下飞机，令赵登机面谈，这样就把赵琳带回台湾去了（后因“图谋不轨”证据不足，对赵只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刘安琪也以对广州增援不力而被调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蒋军统帅部于1950年初乃从台湾调李玉堂（1948年7月，他在第10绥靖区司令官任内，率该绥靖区部队3万余人守卫兖州被全歼后，化装逃往微山湖一个小岛上的小村内，后被接往徐州，先后在沪、台赋闲）到海南岛，委任他为海南防卫司令部副总司令，并接替刘安琪兼任21兵团司令官，还兼任32军军长。李玉堂到海南一身兼任三个重要军职后，他的夫人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中共地下党员）便从香港来到海南，陪同李玉堂共同生活。他们兄妹2人的任务就是策动李玉堂率海南守卫部队起义，以达到和平解放海南的目的。李玉堂从兖州失败后亲眼看到国民党集团已众叛亲离，败局已定，再跟国民党干下去将是死路一条，于是，他就接受了率部起义的意见，但要求和共产党的高级负责人协商起义的条件。陈石清等根据李玉堂的要求，请李写了亲笔密信，派夫人渡海送交广州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
  1950年3、4月间，我四野在完成了对海南的进攻准备之后，东线登陆部队于4月上旬首先从该岛东部海港——塔市〈琼山县境〉登陆，在占领了琼山县重镇大陵坡后，直接向腹地安定县挺进，以便切断国民党守军的退路，再配合在岛西临高县登陆的西线登陆部队，围歼防守海南北部的国民党守军主力。在解放军登陆后和向南挺进的过程中，除在安定县东北的居丁圩与守敌131旅发生过局部战斗外，均未遭遇到有组织地抵抗。防守海南的蒋军主力三个军，在我解放军东西两线登陆成功后，因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未与解放军接触即先行逃跑，仓惶向海南南部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本该是李玉堂动员部队起义、下达起义命令、率部起义的良好时机，但因当时战事紧急，交通受阻，我解放军驻广州最高统帅叶剑英亲笔批示“李玉堂火速起义”的密文他未能接到，一直未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此外，我们判断，李玉堂未能起义还在于，一方面是对共产党的宽大起义人员的政策抱有怀疑心理；另一方面可能因他到任不久，他所指挥的三个多军，都不是他组建、培养的部队，各级指挥官都没有他的亲信和可靠的人，他发动起义怕遭到下级官兵反对。以致失了良机，这实在是他最大的遗恨。
  国民党三个多军的守岛部队，在向岛南溃逃的过程中，犹如惊弓之鸟，在解放大军追赶下，于4月下旬分别从万宁、三亚两地海港，登上军舰仓惶逃往台湾，李玉堂也不得不随部队同台，这样，我军于4月宋即全部解放了海南岛。
  李玉堂的32军分批乘舰逃往台湾后，即集中在新竹及其以东地区进行整编。当时我在255师警卫营副营长的岗位上，作为编余人员到新竹32军军官队任该队第3排9班班长。正巧魏天民（李刚）也编在了我这个班中，此人高大魁伟，英俊潇洒，能讲善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久，我又被拨到台北瑞坊整编战斗第一团去。我去该团报到时，正好遇到我过去在黄埔军校时的同队同学，在上海战役中被歼的67军的一名连长毕荣甫，他被俘释放后又被介绍到海南32军任职，这次编余后也到战斗第一团来报到。我俩在报到处门外正在谈话之际，毕荣甫忽然发现比他晚一步来战斗团报到的人象是李刚，他便给打招呼说：“你不是李刚吗？”此人惊慌地回答说：“我叫魏天民，你认错了人了吧？”当李进入报到室报到时，毕荣甫拉我走开，并边走边低声对我说：“在上海战役中，我和李刚同在67军的一个连队中，当时我是连长，他是文书，我是不会认错的。在攻守双方激战的过程中，是他在我连里组织了一部份人，和进攻我连的共军里应外合，突破了我连的防线，李刚并站出来对大家说：‘大家赶快缴枪吧，共产党的政策是缴枪不杀，’这样，我连的官兵就都放下了武器，上海的防线就首先从我连正面打开了缺口，我也成了共产党的俘虏。”我说：“此人在32军军官队和我一起编在第九班，叫魏天民，他精明能干，在军官队管伙食管得特别好。”毕荣甫又对我说：“他的真名叫李刚，魏天民是他钻到32军后的化名，你回队吧，我马上到大门口向宪兵排报告，请他们赶快把李刚这个共产党抓起来。”随后，我眼望着毕荣甫走进了宪兵排的警卫室，把李刚在上海战役中的情况作了具体汇报，宪兵排立即派宪兵把李刚抓起来送交战斗第1团团部处理。
  我在事后了解到，李刚这个地下共产党员，在上海战役中立功以后，凭借党组织的介绍，化名魏天民即到海南岛找到了李玉堂的内兄陈石清（在蒋军中是上校军衔），经陈推荐，在32军军部当上了李玉堂的中尉随从副官。李刚被逮捕以后，经不起严刑拷打，全部招认了李玉堂的夫人陈伯兰及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岛来的任务是策动李玉堂率部起义，他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抓的情况后，立即秘密给刚调到高雄要塞工作的内兄陈石清写信，要他赶快逃跑保命。当李玉堂派人向邮筒投送此信时，便被布置在李公馆周围的便衣特务把信截获了。根据李刚的口供和李玉堂的信件，李的内兄陈石清和夫人陈伯兰便同时被捕。蒋介石在获悉这一重大案件的情况后，勃然大怒，对李玉堂以“掩护匪谍”罪予以逮捕，并交军法审判。1951年2月5日，蒋介石下令把李玉堂、李刚和陈石清、陈伯兰四人同时抢杀。
  现在可以告慰李玉堂及其亲属们的是，经有关部门反复调查落实，198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追认了李玉堂为革命烈士。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人物的功过，都会做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玉堂将军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本文口述人胡林亭现住德州市，系李玉堂将军部下在台湾曾亲历这一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