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小王庄历险记
张龙
1942年，是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一年，而这一年的春天，又是艰苦中更为艰苦的季节。
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二分区十七团二营，驻在德县九区集前孙（村名）。上午九时许，义渡口据点的鬼子和伪军约70余人出来扫荡，在集前孙被我二营击退。敌人贼心不死，妄图报复，又从陵县孙路环据点调来鬼子数十名，兵分两路夹击二营，一路由东向西直奔王奇家，一路直向西北袭击集前孙。但是，二营在给敌人以杀伤之后，迅速向后程家一带转移了。当敌人发现他们扑空时，便掉转头来，向西南方向张架庄扑去，而西路敌人仍停留在王奇家一带未动。就在这天的下午，我经历了一次险遇。
当时，我是德县第三区的区长（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划分的新区，而不是“七·七事变”前的包括吴桥桑园的三区），这一天，我带着区队驻在东庞家，二营击退敌人后迅速转移的情况我不知道，认为二营还在集前孙，因此，区队在东庞家未动，只是提高警惕，准备战斗。下午2时许，我发现有一股敌人从东向西来，我对区队副王前进同志说：“敌人肯定要报复二营的，我们区队应该向西北方向转移，跳出包围圈。”王队副立即带着区队转移，我和通讯员小高一面随区队转移，一面观察敌情，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于是便和区队拉开了距离。我想，区队不能单独行动，应该和二营靠拢，以便应付突然的事变。所以，我立即让通讯员小高去通知王队副改变转移方向，向二营靠拢。小高去后，我就转向集前孙村方向走去。行至小王庄西头约百米处，见有数十名敌人迎面走来，前面是三个骑自行车的尖兵，村内还有大队的鬼子兵。敌人看见我就喊，我听不懂日本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可能是让我“站住”，我随即转身走进道沟，朝东庞家大步走去。敌人在后面随追随喊，我边走边顺手抽出枪来，当敌人距我五、六十步远的时候，我即返身开枪阻击。追赶我的敌人停下车子向我还击。敌人使用的是步枪，骑着自行车，走的是坎坷不平的土疙瘩路，所以射击时必须停下车子。我趁机返身再走，敌人骑上车子又追，我返身再阻击。这样，我利用道沟这个有利地形，走走打打，一步步向东庞家村靠近。我沉着冷静利用敌人怕死和道路难行的条件，始终和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枪内的子弹打完了，我又抽出一个梭子（二十粒）来装上，打了三枪，扒子钩坏了，不能再打了。此时我亦到了东庞家村东头，没有进村便绕道朝义渡口方向走去。敌人认为我一定藏在东庞家，便进行大搜查，打死了在东庞家住亲戚的一个十六岁少年（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我到了柳庄村长家，对他说：“鬼子在后面追我，我已筋疲力尽，不能再走了。”村长说：“你就躺在炕上装病人吧，敌人来了我应付。”我说：“你把我的匣枪和背包先藏起来，再到村西头去监视着敌人，他们是从村前由东往西去的，如果敌人往回走，快来告诉我。”村长去后不久，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敌人从原路回来了，怎么办？”我说：“不要慌，给我一个粪筐，一张铁铣，我到村外地里装成撒粪的，敌人走了再说。”敌人并没有进村，我又回到村长家，吃了晚饭我就找区队去了。
当我在小王庄与敌人遭遇的时候，区队已经从郭蛤蟆家跑步赶到小王庄北面道沟里，见敌人很多，没有打枪，敌人也没有发现区队，因此，区队安全地转移出去，和县政府靠拢，并向政府首长回报了我遇险的情况。县政府派人四处打听我的下落，传说我被敌人打死在东庞家的猪圈里，说的有鼻子有眼，好像亲眼看见一样。首长相信了，准备给我开追悼会。隔了一天，我回到了区队，追悼会自然停开了。
中国历史上的“十圣”
武圣：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地）人，东汉末期蜀国大将。后人尊其为“关圣”、“关帝”
书圣：王羲之，字逸少，晋琅玡临沂（今山东地）人，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主要作品有《黄庭经》、《兰亭序》等。
画圣：吴道子，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唐著名画家，擅长人物画，有“吴带当风”之美誉。
茶圣：陆羽，唐朝人，以嗜茶著名，著有《茶经》三卷。
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著有《杜工部集》。
酒圣：杜康，传说为酒的发明者。
文圣：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尊其为圣人。
史圣：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史记》一书的作者。草圣：张旭，唐朝书法家，擅长草书，对旧隶的草体造诣更深。
医圣：张仲景，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医学家，著有《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两书。
（编者摘）
董屠区区队剿匪记
魏建光口述
孙象九整理
1946年2月初，军调处三人执行小组来德州，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协商和我方力争，2月6日，在德州城东十二华里的刘集村谈判正式开始。我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委景晓村参加此次谈判。7日，谈判地点移至赵辛庄。9日，达成停战协定并签字。但国民党及其收编的伪顽杂军屡屡破坏《协定》，继续烧杀抢掠，袭击我区队，当然，也屡屡遭到我军及地方武装的谴责和打击。国民党驻德州的军政人员预感到末日来临，一些首恶分子，如史存善、高长江、郭清江（外号郭丢子）等在德州解放前夕纷纷窜入省城济南。
1946年6月11日，德州解放。逃至济南的国民党华北先遣军第五路第二纵队司令史存善继续与人民为敌，派遣心腹，乔装打扮，潜回德州，伙同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兵痞组成“还乡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特别对农会干部更是恨之入骨，凡被捉拿者必杀之。7月上旬的一天，匪徒们在后王庄抓住了丁庄农会主任梁盛林和农会干部张再清，便将他二人带到石庄东头的小庙内剖腹掏心，陈尸庙外。然后又诱骗我区长前来验尸，妄图捕而杀之。区长季奎生得知王庄惨案的消息后，立即派民政助理徐登成、生产助理李福来前去验尸。当二人赶到现场，找村干部商量处理死者后事时，突然，一群匪徒蜂拥而来。徐、李二人赤手空拳，无法抵挡，只得往西奔跑，藏在村西头一片芦苇地里。匪徒们对着苇丛叫喊并开枪射击。徐登成因暴露了目标而被捉住拉回村内，绑在庙前柱子上残害而死，李福来幸免于难。匪徒们见没有抓住区长，便组织力量袭击区公所，惯匪孙德祥率先冲入区公所内，开枪打死区文书王玉书。当时区队由区委书记王兴元带领，在张架、张集、张石灰一带活动，区公所没有武装力量，所以区长季奎生只好越过后窗向北跑去。惯匪孙德祥发现后，开枪击中了季区长的大腿，因流血不止，行动困难，被匪徒孙德祥、董桃头、（还有一个姓董的）追上。他们心狠手辣，丧尽天良，用匕首将季区长开膛破肚，掏心挖肺。当区委书记王兴元得知土匪袭击区公所的消息后，立即率区队赶回区公所，但惨案已经酿成，匪徒们早已逃窜。
这次惨案，是由从济南潜回德州的顽匪头子郭清江一手策划并导演的，在当地震动很大，群众情绪受到很大挫伤。
为了加强区队工作，尽快消灭这伙土匪，党组织派我（魏建光）担任董屠区区长职务，并从县公安局派来魏寿松同志给我当通讯员，从县武装部调来李天池同志协助工作。经过几次较量，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匪徒们哀鸣般的嗥叫：“小个子区长（我的身材矮小）、大个子通讯员（魏寿松个子高）和‘猪毛笼嘴’（李天池是络腮胡子），这三个人神出鬼没，最难斗，只要逮住他们，开膛挖心，碎尸万段。”为此，他们采用武力偷袭、投递恐吓信、混入我内部离间诱骗战士叛逃等手段，妄图搞垮我区队。我们针锋相对，发动群众，培养骨干，揭露匪徒们的残暴与罪恶；发展党员，整顿组织，加强教育，严肃纪律，清除混入我区队的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大力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掌握敌人的行动轨迹，随时打击和消灭敌人。群众的斗争热情又高涨起来，参军参战、检举坏人、监视匪徒的行踪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消灭匪徒工作。
为了彻底消灭以丁庄、董屠、郑家屯为巢穴的土匪，县委、县人民政府指示县武装部以民兵轮训为名，抽调土桥、官道孙、东堂三区的精干民兵集中于土桥附近村庄，待命进剿。另派农村工作部长王学武、县各救会主任李新桥为正副队长，带着工作队进驻大、小刘庄做战斗准备。区委研究制订了具体作战方案：由我率领区队西进，引蛇出洞，以便窥测敌人的行动，决定对策。
区队到了前王庄，时已中午。我们正准备吃饭，忽然，新鬲津河西岸传来枪声。据情报获悉，匪徒们已在丁庄、董屠以东、许家桥以西的红荆丛中设下埋伏，妄图重创我区队。面对这种战局，区队将计就计，立即组织撤退，以此麻痹敌人。然后，出其不意地突然进击，力争全歼土匪。为实现这个计划，战士们饭没吃，水没喝，带着干粮向东北方向撤退。我们到了芦家坊，向北越过德济公路，进入土桥街，向县武装部长刘玉斌同志汇报了敌情，并立即做好了进剿土匪的准备。
盘踞在丁庄、董屠、郑家屯三村的土匪，自以为将区队赶走而坦然无惧。就在当天晚上，区队和民兵在王学武、李新桥和我率领下，分兵三路，直袭丁、董、郑三村的土匪。匪徒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进击惊呆了，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有的只好把枪藏起来，冒充良民；有的乖乖举手投降；因黑夜作战，也有的匪徒乘机逃窜。
这次进剿，捕获了杀害季区长的凶手董桃头等几名匪首。第二天，押着董桃头在季区长坟前祭了灵。惯匪董孟春、董孟宪缴出了枪支。从此，盘踞在丁庄、董屠、郑家屯三村的土匪基本被摧垮。
剿匪战斗结束后，区队进行了整训，总结了剿匪经验，制订了彻底消灭土匪的行动计划。正在此时，接到匪首高长江从济南率匪潜回德州的情报。高长江原是驻土桥街的伪军中队长，对德州一带的情况很熟悉。分析高长江回德必须经过禹城、平原，其落脚点可能在卜庄，因为该村有他的通讯员小八子和他的姘头三寡妇。三寡妇家住村东头，是高长江过路住宿的必经之地，于是决定以两个连的兵力进驻土桥街，监视董屠西部敌情。连长王同善率领一个连，我率区队，直扑卜庄。拂晓前我们抵达卜庄，封锁了该村的路口，遂派一个班监视小八子的家，另派两个班直接进入三寡妇家搜索。三寡妇住的是五间北房，三明两暗，东头一间空着，西头一间堆放着一些乱柴草，成捆的高粱叶堵着西间门口。经搜索，见高粱叶有刚刚移动的痕迹，我们派战士将高粱叶搬开，从里面露出一个人来，他供认是从济南来的，是新委任的一个“乡长”。遂之，战士们翻动室内的乱柴草，高长江从里面钻了出来，他自称是做买卖的。我说：“买卖人藏在柴草堆里干什么？！别装蒜了，我认识你，你是高长江。”高长江一听，不寒而栗，豆大的汗珠顺额而下。我说：“快把你的证件拿出来！”高匪无可奈何，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委任令来，上写“兹令高长江为复员大队第三中队队长，此令，县长阎纪民，年月日”。情况已明，人证俱在，我们把高长江和其他匪徒一并送往县人民政府审理。
高长江被捕归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县，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交口称赞：“八路军真神啦，高长江在此地刚落脚就被逮住了，……”。这时，恢复整顿农会组织，发动群众，检举坏人，搜捕暗藏匪徒，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1946年冬，在区公所驻地孙家洼召开万人大会，公祭抗日和清匪锄奸中牺牲的烈士，镇压了孟云庆、董顺德、李宝奎、小八子等罪大恶极分子。这次大会，鼓舞了人民，清匪锄奸，参军参战，土改分田形成高潮；震慑了敌人，一些漏网隐藏的土匪纷纷到人民政府投案自首，缴出枪支，检举同伙，戴罪立功。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大小和现实表现，按照政策分别给予了处理。
1947年春季大参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争全面铺开，当地一次参军两个连。区队也增加了兵员，提高了战斗力，在继续清匪锄奸的同时，积极配合了土地改革运动。
我国古代十大兵书
《孙子兵法》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春秋末孙武著，共80篇，图9卷，今存本13篇。
《孙膑兵法》 战国时齐国孙膑著，共39篇，图4卷，隋以前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西汉墓中重新发现其残简。
《吴子》 由吴起、魏文侯辑录，共48篇。
《六韬》 传说为周代吕尚（姜太公）作，现存6卷。
《尉缭子》 传说为战国尉缭所作，共31篇，今存5卷，共24篇。
《司马法》 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兵法，现存5卷，共150篇。
《太白阴经》 由唐代李筌撰写，共10卷。
《虎钤经》 由宋代许洞撰写，共20卷，120篇。
《纪效新书》 由明代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寇时撰写，18卷。
《练兵实记》 由戚继光撰写，9卷正集，随杂集6卷。
（编者摘）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片断
高凤林
根据抗日和对伪、顽、杂、匪斗争的形势，1943年8月，成立了平禹县敌工站，我任站长。1944年初，敌工站改为县委敌工部，蔡甫同志任部长，我任副部长。当时，在各敌伪据点都安插了我们的联络员或联络站长。敌工部受渤海军区二分区和县委双重领导。在坚持消灭敌人，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指引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机智勇敢地斗争。
拔“钉子”
何家寺据点是平禹县伪军的重要据点，四面有深沟鹿砦护卫，内有六座大楼。南楼院内有平房四十余间，伪队长邱万章和伪军百余人驻守。东北楼两座，院内平房四十余间，伪小队四十余人、伪警察二十余人驻守。西北楼两座，院内平房四十余间，伪区部和伪区中队百余人驻守。该据点建立时间较长，防务设备较强，装备精良，人数较多，机构设置及编制健全，除伪中队、伪小队、伪区公所、伪警察、维持会外，还有宪兵队、情报队、特务队等。当时，我军力量较弱，区队战斗力较差，靠猛攻硬打是难以拔掉这个“钉子”的，必须斗勇又斗智。我们的内线人物张玉祥同志在据点内当情报员，手中没有实权，策应工作不易进行。为此向张玉祥同志交待任务，一是进一步取得伪中队长邱万章的信任，做好争取邱万章及其直属伪军的工作；二是积极物色可靠助手，协助开展活动。张玉祥接受任务后，利用敌情报员工作的便利，从两个伪乡公所取出几万元伪钞交给邱万章，邱简单问了钱是哪里来的，便欣然塞入自己腰包。张玉祥很快物色发展了助手张金华，并做了一系列教育巩固工作。
一天，伪军发薪，发薪后伪军赌博已成贯例，张玉祥安排张金华不去赌博，主动把站岗任务包下来，并告诉张金华说，今夜12点钟行动，联络暗号是你在楼上面向东，用香烟火光捂三捂，亮三亮。张金华接受任务后，带上枪和两挂手榴弹上楼站岗去了。张上楼后遂把楼门关紧落锁，以防别人上楼破坏行动计划。
我军第一梯队和张金华联络上暗号后，立即爬过大沟，穿过鹿砦，接近了大院的围墙，竖上梯子爬上楼去。上去的人多了，爬墙声和楼上脚步声惊动了赌博的人，伪军中队长邱万章说：“不好，屋顶上有人！”遂提枪冲出去，赌博的伪军也随后往外冲。张金华见行动已暴露，迅速向冲出的伪军投了两枚手榴弹，炸伤几人，伪军见势不妙，又龟缩进屋内。此时，伪军又打算顺楼梯上楼，结果门锁了，上不去，只好向张金华说好话。这时，我军第一梯队已全部上了楼，并控制了每个垛口，伪军全部在我火力控制之中。我们向伪军官兵喊话：“伪军官兵们，你们已被包围了，快缴枪吧，缴枪不杀。共产党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立功受奖，顽抗者杀！”他们感到已是瓮中之鳖，只有缴械投降，别无选择，便一个个把枪扔到大院里。我军把伪军集中起来，清点了人数和枪支。邱万章也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接受向北楼伪军喊话，让他们放下武器的命令。经过我军的政治攻势和伪军屈于我军事压力，未放一枪一炮，何家寺据点的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无一漏网。
此次拔“钉子”战斗，共用了两小时30分钟，缴获长短枪200余支，弹药粮食无数。被伪军抓去的民工民夫和抢去的牲畜全部放回家，被俘的同志也被解救出来。当地群众说：“八路军未放一枪一弹，就把何家寺据点拿下来了，真是神兵啊！”
神头镇伪军起义
1944年3月初（农历四月初一日），神头伪军中队由张祯思带领起义，编入山东省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平禹县大队参加抗日。1948年，张祯恩因体弱复员回家，1978年病故。
张祯恩系平原县王凤楼乡代家村人，“七·七”事变前，因家境贫寒，在本乡王牌家（村）地主王希泉家当长工、扛大活。1937年“七·七”事变后，地方杂牌军和国民党的正规军节节败退，散兵游勇到处敲诈勒索。当地有个叫谢方营的，打着拉“游击队”的旗号，到地主王希泉家起枪。地主的特性是既不舍命，又不舍财，便叫他的长工张祯恩当了“游击队员”。经过一个时期，张祯恩交结了一些朋友，结拜了一些盟兄弟，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小民团。当时，当地群众有两句民谣：“要鸡（游击）队赛牛毛，抢钱司令满地跑。”团首多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便不断发生，今天这个团吃掉那个团，明天那个团又火并这个团，互相倾轧，相互吞并。张祯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实力，投靠日本鬼子的。张虽是扛活出身，但对旧社会的交往是有一套手段的，能察颜观色，灵活处事，因此得到日寇头目和伪县长的信任，不久就当上了伪警备队少校大队副。这个官职虽比中队长高，但没有实权。张为了争夺实权，把盟兄弟李公德（土匪团头子）调到县城为其助威。1943年底，张祯恩当上了神头据点伪中队长。
张到神头后，形势很快发生了急剧变化，日、伪军的末日快要到了。我区政府和武工队加强了政治攻势，不断向伪军喊话、送宣传品，并派我内线工作人员的亲属进据点联系，促进瓦解敌军工作。敌军士气低落，思亲念故，要求请长假的越来越多。此时，我平禹县大队派蒋振东同志和张祯恩的叔伯兄弟前去做进一步争取工作，张表示愿意投靠八路军参加抗日，但因家属住在陵县城内，立即拉出来有困难，要求给他一个准备的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对张的反复教育，张起义抗日之心基本稳固。但此情被陵县城内的日本宪兵队和伪县长获悉，妄图以通知张祯恩进县城开会为名，将其扣留。我地下党将此情况通知了张祯恩，并让他做立即起义准备。与此同时，我们利用各种关系，把张的家属接出县城，妥善安置，消除了张起义的后顾之忧。
当时，神头据点内除驻扎一个伪中队外，还有两个伪区队。一是神头区的于兴武，二是滋镇区的李茂森（后被我抗日区政府镇压），另有伪警察所长石××（是伪县长冯玉林的表弟）。石非常顽固，说什么也不起义投诚。张祯恩想，此人不除将会破坏起义大计，便于午饭后让护兵耿方奎把石××请到中队部，说有要事相商。石走进队部立足未稳，便被耿方奎一枪打死，张祯恩派二队李队长带领一个小队收缴了伪警察所的枪支，把人全部带到中队部。接着全中队集合，放下吊桥，与迎接他们起义的我平禹县游击队汇合，用柴草烧了据点的岗楼、房屋。我游击队和起义官兵随即向吴家店出发，向我平禹县大队靠拢。
这次伪中队起义的总人数是120人，携带枪支127支。伪警察所30人，携带枪支20支。伪区公所共8人起义。
起义后第二天便召开欢迎大会，由县大队陈政委讲话，对起义人员进行了国际国内形势教育，欢迎起义人员弃暗投明，鼓励他们杀敌立功，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在吴家店休整了三天，每人发军装一套，鞋袜各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一块，北海币30元。群众送慰问品、演戏、扭秧歌，……。起义战士说：“当八路军就是好，走到哪里都受人民欢迎。当伪军人人骂，骂伪军是汉奸卖国贼。今后好好干，不打败日本侵略者誓不回家。”
经过整训，起义人员便参加了攻打谢庄伪军据点的战斗，禹城的日军、伪军一起来增援，战斗打得很艰苦。李树德（起义人员）头部负伤，仍不下火线，战士们都打得勇猛、顽强。最后，挫败了日军、伪军的增援，端掉了据点，赢得了战斗胜利。
小幽默：迟到的理由
两个学生上课都迟到了。
老师问他们。甲说：“我梦里到国外旅游，跑了好多好多的国家，所以起床晚了。”
“那么，你呢？老师又问另一位学生。
“我梦里到机场去接他回国，所以我也迟到了。”
（编者摘）
德县东乡农民遭受大屠杀的回忆
于仲友
德县（今德州市）地处大平原。在广阔的田野上，历代农民辛勤劳作。可是，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官府的苛捐杂税，土匪的搔扰抢劫，劳动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艰难生活。尤其使人民痛恨的是多如牛毛的土匪，他们暗通官府，勾结地主，到处抢掠、绑票、杀人。他们书写恐吓信：限几天内在某地交出几百几千元钱来，否则烧你一个片瓦无存，杀你一个鸡犬不留。
广大农民不甘其苦，为了保家自卫，各村农民便武装起来，村与村、乡与乡联成一片，一庄有事，庄庄相助，抵御土匪的骚扰和抢掠。后来，在封建迷信的欺骗诱惑下，人们相信“吞符念咒，刀枪不入”，所以，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自发组织的“红枪会”在德县东乡（德县城东称东乡，城西称西乡）几十个村庄很快发展起来，会员达到四五万人。他们肩扛红缨枪，有的戴着红兜肚，有的光着膀子，雄纠纠气昂昂，显得格外威风。那些作恶多端的土匪顿时便消声匿迹了。
红枪会本是农民为保村护院自发组织起来的，但官府深感忧虑，于1926年9月，德临道尹兼德县县长林介钰亲率德县警备队300余人，以“剿匪”为名开赴袁桥一带村庄进行恫吓，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并逮捕了红枪会二师兄范金玉，杀死了王索张屯农民王长。红枪会会员被激怒了，聚众数千人，包围了警备队并迫使其部缴了械，林介钰亦被俘，后林介钰接受了红枪会提出的条件，获释回城。
林介钰回城后，对红枪会更加恨之入骨，给红枪会扣上“反对官府，图谋不轨”的罪名，密谋杀害了红枪会大师兄张学武，将其首级悬挂在德县城南门外高墙上示众。10月中句，又向山东省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谎报“德县东乡红枪会造反”，张宗昌遂令奉军第六军徐源泉和第七混成旅贺文章率数千人赶赴东乡镇压。
我的家在城东郊杏园堤口村，村前有一条宽阔的大道，是通往边临镇、土桥的必经之路。1926年10月下旬，从德县城出来一支军队，黑压压的一大片，如饿狼扑食一样地向东乡开去。每到一村，不是抓人带路，就是砸门抢东西。我们都紧关大门，谁也不敢出来。拂晓，听到东乡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看到火光冲天，受害最重的有簸箕刘、席辛庄、宋官屯、苗庄、段庄、袁桥等36个村庄，杀害红枪会会员及村民三四千人。那些毫无人性的军官下令，匪军们在被洗劫的村庄内“随便三天”。所谓“随便三天”，就是准许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无法无天，他们抢东西、烧房子、奸淫妇女、杀人等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三天之后，这群野兽有的骑着毛驴、有的牵着牛羊，有的挑着五颜六色的包袱，由东乡回城去了。随后，匪军就在杏园堤口村东头摆地摊卖赃物，真是“货真价廉”，一头牛卖三块大洋，一头驴卖二块大洋，一床被子卖二角钱……。可是，乡里乡亲谁也不愿买这些赃物。
大屠杀使东乡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与损伤。匪军撤走后，官府又以慰问灾区、救济灾民蛊惑人心，实际上是暗中另有阴谋。他们组成了所谓“赈灾委员会”，在考虑人选问题时大费了一番脑筋，委员们开了十几次会，开始选我父亲于巍岑为“赈灾委员会”主任，说他是本乡本地人，在本乡有亲戚朋友，还有一些学生，他是恰当的人选。但我父亲既怕得罪人，又怕戴上通匪的帽子，千推万辞无效，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赈灾委员会有四五十个委员，实际去东乡时仅有十多人。
关于委员会的名称问题，委员们争论不休，吵了半天，还是将红十字会搬出来，叫“红十字会救济会”，实际上是用不伦不类的名字去欺骗人民。“红十字会救济会”制作了近似椭园形证章，大得出奇，字很明显，老远就能看得出来，这可能是怕发生误会，怕农民报复吧。
委员们坐着舒适的骡拉轿车去东乡。据我父亲说，“真是到了一个悲惨世界”，尸体虽然掩埋了，但地上血迹斑斑，树上挂着破烂衣物、红兜肚、红枪杆子，还有鸡毛、猪皮满地皆是。有的农民悲伤地修理断梁残柱的房子，有的坐在新坟前呼唤亲人，有的横眉怒目地仇视着这些城里来的“老爷”。我父亲到熟人亲朋家去看望，他们眼里只流泪，一言不发。他们清楚地知道所谓的“慰问”、“救济”，都不过是刽子手的骗人之谈。
委员们在东乡住了两三天就回来了，我父亲精神上受刺激很大，回到家一病不起。后来，怎么“救济”，怎么收场的，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东乡农民遭受屠杀的残酷事件和对反动官府的深仇大恨，世世代代地深深刻在人民的心中。
忆日伪时期卫运河船主公会二三事
冯宝庆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首先占领了北京、天津，不久，冀、鲁两省以及河南大部也成为沦陷区。日军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在控制了沦陷区京汉、津浦、陇海陆路交通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整个南北水运交通动脉卫运河水系的统治，由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在卫运河上建立了各种伪政权组织，沿天津、德州、临清、新乡四大运河码头设立航运营业所，管理船舶航行运输事宜。强迫船民为他们装运军用物资，以及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和粮、棉等主要农特产品。
为了加强水上运输，驻天津日军“1849”部队，派重兵驻扎德州、临清、新乡等运河港口码头，招兵买马，网罗社会渣滓，在天津和德州成立河防队，在临清和新乡成立水路警备队等伪军组织，配合日军押运护船。此外，为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还利用各河系及码头上旧有传统帮会组织——“安清帮”中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原国民党中的首脑，在北京建立了航运总公会，隶属日本华北株式会社。沿卫运河由天津到德州、临清、新乡四大码头，也相应的由安清帮组织中的头领及主要人物，组织建立了船主公会，直属日本设在四大码头的航运营业所领导。
现将各地船主公会组织情况叙述如下：
一、天津船主公会。成立于1939年春，会址在天津金钢桥上河沿李公祠附近。会长高万升，系原“河驳船帮”的船头，他在水旱两路颇有声望，是船民中的代表人物。副会长任少廷，出身养船，系原“河南船帮”的船头，也是河道和码头上颇有名望的人物，他还在天津南开设“慈善医院”行医治病。
二、德州船主公会。成立于1940年春，会长苏子明（山东临清人），系安清帮大字班（二十一辈），也是德（州）、临（清）段水旱两方面颇有名望的人。何凤山（山东德州市马家大井街人），系安清帮通字班（二十二辈），和同班同辈王殿林（山东武城四女寺人）分别担任副会长。在船民中还指定推荐了黄廷相、魏福成、李杰、周长泰、冯景海、韩德裕、胡登峰、许金声、董立起、王文成（后更名王焕章）十人，为十大班长。这十人当中除黄廷相、周长泰、许金声、胡登峰四人外，其余六人均系安清帮组织悟字班（二十三辈），都是副会长何凤山的门徒。他们不脱产，只在船主公会的领导下，协助会长作好笼络船民的工作。
记得德州船主公会规定，凡参加该会的船民，要遵守会章，执行决议，接受公会所布置的任务。船主公会按船只营运收入总额，提取5％的管理费。船主公会的船民，每人每月要缴纳会费五角（伪币），会员每人佩带会徽一枚，其形状大小如银元相似，深兰地金边烤瓷牌，上绘有小船，竖桅扬帆，下方有白色波浪花纹的图案，这是船民下船外出时的身份证明。德州船主公会会址在现德州市桥口街西首靠河沿的地方。
三、临清船主公会。成立于1939年春，会长苏子明（兼）。副会长张兴武，系安清帮组织通字班（二十二辈），他早年养船出身，是临清“粮划子帮”的主要船头。秘书兼日语翻译丁玉才（山东临清人），是会长苏子明的亲信。很久以来，德州和临清两大码头，称德临段，两地船主公会关系密切，在组织领导和管理船民事务方面，均由安清帮组织中字高（香头高）辈大，有权势的会长苏子明主管。会址原设在临清三元阁河沿附近。
四、新乡船主公会。成立于1939年春，会长宋功臣（北京人），原在北京航运总公会任职，系安清帮组织的主要帮徒。副会长由蔡金芝、化长山二人担任，他们均是养船出身，安清帮组织的主要帮头，也是“河南船帮”的船头。该会除设正副会长外，下设监事，有王福祥、张三（名字记不清了）等人担任。会址设在新乡北关内尤家大院。
船主公会虽然是在日伪指令下成立的一个为日伪服务、控制船民的民间组织，但是由于其组织成员多系清帮成员和船帮头目，既要执行日伪的指令，也得维护自己和船民的权益。因此凡船民遭到日伪军勒索，或遇有重大问题时，可以请求船主公会组织帮助解决。船主公会的头头，为能博得船民的拥戴、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尽量周旋帮助解决。
这时期我家的船正在德州至临清段运输，对德州船主公会当时情况比较了解，现将会长苏子明赴天津营救船民出狱一事，叙述如下。
1943年初，由于日军施行疯狂的掠夺政策，德州及临清段的船只处于断运状态。船民们在这里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就联合起来向德州船主公会会长苏子明请求，提出要他代表船民与航运营业所协商，把德州和临清船只放行到天津搞运输，以解决船民的生活出路。经过苏子明与航运营业所交涉，答应了船民的请求，并给各船发放了通行证。
船民将船放到天津以后，因为都是沦陷区仍是无货装运，生活问题仍处于窘迫无着中。船民们只好去河坝“扛大个”或拉洋车赚钱糊口，有的变卖船上的工具或借高利贷谋生。
待到当年夏天，总算盼来装货运输的机会。由日本国际公司把头邓）××，为日本“米谷统制会”雇船四十余只，由天津原大通码头装稻米，运往军粮城镇。因为日本人给的运费极少，加上把头盘剥，以及特务汉奸的敲诈勒索，所挣运费还抵不上这些额外的开销。于是，许多船民便把撒漏在船舱铺舱板下面的潮湿稻米卖掉，换点钱糊口和打发汉奸们的敲诈勒索。
船民们在天津海河小刘庄下边“风扇处”，把稻米卖给原天津东浮桥菜市有名的把头翟春和。他将稻米买去（俗称接小货）之后，只付给三分之一的钱，其余部分答复以后再给。过了数日，船民们又找翟去要钱，而翟却翻脸不认账：“你们还找我要钱，偷日本的稻米犯法，日本人已经知道啦，正想逮你们呢”。船民听翟这样一说，都害怕了，只好忍气吞声再也不敢找翟要钱了。后来才知道，翟是天津安清帮组织有名的头目，系“十大恶”之一的“混混”。
半月以后，天津花园日本宪兵队，突然出动，并带着一批便衣特务，开着小汽艇将所有装运过稻来的船只，拖至天津海河原日本桥下东岸，把船连在一块封锁起来。当时情景十分森严，海河上小汽艇往返巡逻，陆地上设岗立哨，荷枪实弹。接着有日本翻译说：“所有管船的都到岸上来集合，由日本太君给你们训话”。于是二十多名管船的来到岸上，而日本人既没有训话，也没问青红皂白，便立即把管船的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赶进警车押送到天津花园日本宪兵队监狱。
当时被捕的船民有韩德龙、唐永福、冯景春、李杰、孙忠仁、顾文成、吕金声、贾恩宝、冯景林、路德发、赵惠茹等二十余人。在逮捕这些人的同时，冯景海、刘宝祥二人，乘鬼子兵不备，机警地跳入河里，藏在船的“舵咀下面”深水中，而未被捕。
之后，冯景海、刘宝祥二人逃回德州，迅速到船主公会面见会长苏子明，副会长何凤山，说明船民在天津被捕经过。二位会长听后都很吃惊，因为被捕的船民中韩德龙、唐永福、李杰、冯景林等七人，均系安清帮成员，又是副会长何凤山的门徒，会长苏子明的徒孙。所以他们对此事甚为关心。为免遭意外，决定抓紧设法营救。
会长苏子明，马上找到驻德州的日军“1849”部队大队长森森报告情况，先是向他提出抗议，后是请他出面联系解救。森森认为属他管辖的船民在津被捕，也自感丢面子，当即答应苏的请求。次日森森带领苏子明及亲信翻译丁玉才乘火车抵达天津，首先到日军“1849”部队总部，面见副司令官英河内，由森森向英河内说明来意，恳求他出面解救。英河内了解了情况后，带领森森和苏子明等一起来到花园日本宪兵队交涉要人。而花园宪兵队坚决不允，说船民偷了皇军的稻米，不予放人。
英河内等人，由于交涉无效，回到总部共同商议后，决定再去北京向日本宪兵总部进行申诉，请示司令官神岗，给天津花园宪兵队通话。而神岗不但不主持正义，反而也说船民偷了日军的稻米，属于犯法不能释放，经过再三的争辩与恳求，神岗仍然不肯过问此事。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刻，苏子明只好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既是德州船主公会会长，又是安清帮组织大字班（二十一辈）帮内的负责人，还请司令看在我的老面上，多多帮忙，搭救我的门徒们出狱。”
日军神岗，听了苏子明说出身份之后，立即变换了神色，满脸堆笑地说：“我也是帮内人，系悟字班（二十三辈），说来还是您的门徒呢”。神岗说完，马上给天津花园日本宪兵队写了公函，指令其释放扣押的船民，并设宴席热情地款待苏会长和英河内等人。
苏子明等回到天津，马上赶赴花园宪兵队，当即将公函交给负责人。该宪兵队负责人接过公函看完以后，二话没说，马上答应释放在押船民。由此可见，在那暗无天日的日伪统治时期，为了营救船民出狱，通过船主公会和日军“1849”部队的正当渠道及合理要求，竟不奏效，而仰仗安清帮组织主要人物苏子明的威望和身份，却能奏效，可见，日本人对这个帮会的作用，是何等重视了。
我还记得，我父亲冯景林出狱后，一天晚上在船的“后廒里”对我们全家人说：“要记住这次被日本人逮捕的事。我是1943年6月21日（古历）被捕，至同年8月14日释放的，坐牢整整五十三天”。又说：“被捕后三天没给饭吃，每天仅给我们点水喝。后来给我们送来的食物，也都是一些发了霉的东西，为了充饥，只好闭上眼往肚子里咽。”“日本人在拷问的时候，就更残忍了。过堂时将我们一起带去，叫我们大伙立正式站齐，他们先是打嘴巴子，后来又用穿着皮靴子的脚往人们小腿迎门骨上踢，把我们打的死去活来，遍体鳞伤才肯罢休。总之，用各种严刑强行逼供。当时我们想，宁让日本人残害死，也不能屈打成招。如果招认了，不但失去了作人的骨气，也非得被枪毙不可。虽然日本人对我们审讯多次，见我们至死不招，只好关押，并扬言等候命令，到时把我们通通的枪毙。”
此事过去之后，被营救的二十多名船民共同出资给苏子明敬献了“万名旗”、“万名伞”，以表感激之情。
时隔近五十年了，仅依据我父亲出狱后，对我所说的经过，以及少时的一些记忆撰写出这一史料，不足和谬误之处，还请知情者补充指正。
神州古树
孔子桧 山东曲阜孔庙大成门外，一株挺拔苍劲、高20余米的古桧，树东有一碑，上书“先师手植桧”。据记载，这是孔子所栽，传说他手植三株桧，另两株已枯死，唯此株巍然独立。
挂甲柏 陕西黄陵轩辕庙内有两株古柏：一株是“黄帝手植柏”。另一株叫“挂甲柏”，相传是汉武帝挂甲之处，这两棵古柏至今枝叶繁茂，郁郁葱葱。
三宝树 庐山庐林桥边有两棵高约40米，树干要四人合抱的柳杉和银杏，树底石上刻有“晋代昙铣手植”六字。传说晋代昙铣和尚自西域带回树苗种植，距今1500年。
张飞柏 四川剑门地区有棵“松柏同干”的树，传说是张飞镇守阆中时所栽，也叫“剑阁柏”。
武侯柏 四川成都武侯祠前有棵古柏，相传为葛诸亮亲手所栽。
公主柳 西藏拉萨大昭寺前有棵古柳是7世纪中叶唐代文成公主所植，藏族人民十分怀念她，就称之为“公主柳”，据说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柳树。
系马槐 河南封丘县东南的陈桥驿东岳庙有一棵古槐。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建立大宋王朝起事时，曾把马系于这棵槐树上，故名“系马槐”。
红豆树 江苏江阴顾山乡红豆村，相传南朝昭明太子萧统，在此建有“文选楼”，常于此赏景、读书和编纂《昭明文选》，并亲栽四株红豆树，距今1500年。
活动松 北京戒台寺有一株油松，主干挺直，枝叶翠绿下垂，树势均匀。轻轻牵动主干，整个树冠就摇曳不止。清乾隆皇帝题名为“活动松”。
摘自1994年3月15日《中国旅游报》
张龙
1942年，是抗日战争极为艰苦的一年，而这一年的春天，又是艰苦中更为艰苦的季节。
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二分区十七团二营，驻在德县九区集前孙（村名）。上午九时许，义渡口据点的鬼子和伪军约70余人出来扫荡，在集前孙被我二营击退。敌人贼心不死，妄图报复，又从陵县孙路环据点调来鬼子数十名，兵分两路夹击二营，一路由东向西直奔王奇家，一路直向西北袭击集前孙。但是，二营在给敌人以杀伤之后，迅速向后程家一带转移了。当敌人发现他们扑空时，便掉转头来，向西南方向张架庄扑去，而西路敌人仍停留在王奇家一带未动。就在这天的下午，我经历了一次险遇。
当时，我是德县第三区的区长（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划分的新区，而不是“七·七事变”前的包括吴桥桑园的三区），这一天，我带着区队驻在东庞家，二营击退敌人后迅速转移的情况我不知道，认为二营还在集前孙，因此，区队在东庞家未动，只是提高警惕，准备战斗。下午2时许，我发现有一股敌人从东向西来，我对区队副王前进同志说：“敌人肯定要报复二营的，我们区队应该向西北方向转移，跳出包围圈。”王队副立即带着区队转移，我和通讯员小高一面随区队转移，一面观察敌情，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于是便和区队拉开了距离。我想，区队不能单独行动，应该和二营靠拢，以便应付突然的事变。所以，我立即让通讯员小高去通知王队副改变转移方向，向二营靠拢。小高去后，我就转向集前孙村方向走去。行至小王庄西头约百米处，见有数十名敌人迎面走来，前面是三个骑自行车的尖兵，村内还有大队的鬼子兵。敌人看见我就喊，我听不懂日本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可能是让我“站住”，我随即转身走进道沟，朝东庞家大步走去。敌人在后面随追随喊，我边走边顺手抽出枪来，当敌人距我五、六十步远的时候，我即返身开枪阻击。追赶我的敌人停下车子向我还击。敌人使用的是步枪，骑着自行车，走的是坎坷不平的土疙瘩路，所以射击时必须停下车子。我趁机返身再走，敌人骑上车子又追，我返身再阻击。这样，我利用道沟这个有利地形，走走打打，一步步向东庞家村靠近。我沉着冷静利用敌人怕死和道路难行的条件，始终和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枪内的子弹打完了，我又抽出一个梭子（二十粒）来装上，打了三枪，扒子钩坏了，不能再打了。此时我亦到了东庞家村东头，没有进村便绕道朝义渡口方向走去。敌人认为我一定藏在东庞家，便进行大搜查，打死了在东庞家住亲戚的一个十六岁少年（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我到了柳庄村长家，对他说：“鬼子在后面追我，我已筋疲力尽，不能再走了。”村长说：“你就躺在炕上装病人吧，敌人来了我应付。”我说：“你把我的匣枪和背包先藏起来，再到村西头去监视着敌人，他们是从村前由东往西去的，如果敌人往回走，快来告诉我。”村长去后不久，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敌人从原路回来了，怎么办？”我说：“不要慌，给我一个粪筐，一张铁铣，我到村外地里装成撒粪的，敌人走了再说。”敌人并没有进村，我又回到村长家，吃了晚饭我就找区队去了。
当我在小王庄与敌人遭遇的时候，区队已经从郭蛤蟆家跑步赶到小王庄北面道沟里，见敌人很多，没有打枪，敌人也没有发现区队，因此，区队安全地转移出去，和县政府靠拢，并向政府首长回报了我遇险的情况。县政府派人四处打听我的下落，传说我被敌人打死在东庞家的猪圈里，说的有鼻子有眼，好像亲眼看见一样。首长相信了，准备给我开追悼会。隔了一天，我回到了区队，追悼会自然停开了。
中国历史上的“十圣”
武圣：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地）人，东汉末期蜀国大将。后人尊其为“关圣”、“关帝”
书圣：王羲之，字逸少，晋琅玡临沂（今山东地）人，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主要作品有《黄庭经》、《兰亭序》等。
画圣：吴道子，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唐著名画家，擅长人物画，有“吴带当风”之美誉。
茶圣：陆羽，唐朝人，以嗜茶著名，著有《茶经》三卷。
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著有《杜工部集》。
酒圣：杜康，传说为酒的发明者。
文圣：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尊其为圣人。
史圣：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史记》一书的作者。草圣：张旭，唐朝书法家，擅长草书，对旧隶的草体造诣更深。
医圣：张仲景，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医学家，著有《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两书。
（编者摘）
董屠区区队剿匪记
魏建光口述
孙象九整理
1946年2月初，军调处三人执行小组来德州，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协商和我方力争，2月6日，在德州城东十二华里的刘集村谈判正式开始。我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委景晓村参加此次谈判。7日，谈判地点移至赵辛庄。9日，达成停战协定并签字。但国民党及其收编的伪顽杂军屡屡破坏《协定》，继续烧杀抢掠，袭击我区队，当然，也屡屡遭到我军及地方武装的谴责和打击。国民党驻德州的军政人员预感到末日来临，一些首恶分子，如史存善、高长江、郭清江（外号郭丢子）等在德州解放前夕纷纷窜入省城济南。
1946年6月11日，德州解放。逃至济南的国民党华北先遣军第五路第二纵队司令史存善继续与人民为敌，派遣心腹，乔装打扮，潜回德州，伙同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兵痞组成“还乡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特别对农会干部更是恨之入骨，凡被捉拿者必杀之。7月上旬的一天，匪徒们在后王庄抓住了丁庄农会主任梁盛林和农会干部张再清，便将他二人带到石庄东头的小庙内剖腹掏心，陈尸庙外。然后又诱骗我区长前来验尸，妄图捕而杀之。区长季奎生得知王庄惨案的消息后，立即派民政助理徐登成、生产助理李福来前去验尸。当二人赶到现场，找村干部商量处理死者后事时，突然，一群匪徒蜂拥而来。徐、李二人赤手空拳，无法抵挡，只得往西奔跑，藏在村西头一片芦苇地里。匪徒们对着苇丛叫喊并开枪射击。徐登成因暴露了目标而被捉住拉回村内，绑在庙前柱子上残害而死，李福来幸免于难。匪徒们见没有抓住区长，便组织力量袭击区公所，惯匪孙德祥率先冲入区公所内，开枪打死区文书王玉书。当时区队由区委书记王兴元带领，在张架、张集、张石灰一带活动，区公所没有武装力量，所以区长季奎生只好越过后窗向北跑去。惯匪孙德祥发现后，开枪击中了季区长的大腿，因流血不止，行动困难，被匪徒孙德祥、董桃头、（还有一个姓董的）追上。他们心狠手辣，丧尽天良，用匕首将季区长开膛破肚，掏心挖肺。当区委书记王兴元得知土匪袭击区公所的消息后，立即率区队赶回区公所，但惨案已经酿成，匪徒们早已逃窜。
这次惨案，是由从济南潜回德州的顽匪头子郭清江一手策划并导演的，在当地震动很大，群众情绪受到很大挫伤。
为了加强区队工作，尽快消灭这伙土匪，党组织派我（魏建光）担任董屠区区长职务，并从县公安局派来魏寿松同志给我当通讯员，从县武装部调来李天池同志协助工作。经过几次较量，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匪徒们哀鸣般的嗥叫：“小个子区长（我的身材矮小）、大个子通讯员（魏寿松个子高）和‘猪毛笼嘴’（李天池是络腮胡子），这三个人神出鬼没，最难斗，只要逮住他们，开膛挖心，碎尸万段。”为此，他们采用武力偷袭、投递恐吓信、混入我内部离间诱骗战士叛逃等手段，妄图搞垮我区队。我们针锋相对，发动群众，培养骨干，揭露匪徒们的残暴与罪恶；发展党员，整顿组织，加强教育，严肃纪律，清除混入我区队的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大力宣传“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掌握敌人的行动轨迹，随时打击和消灭敌人。群众的斗争热情又高涨起来，参军参战、检举坏人、监视匪徒的行踪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消灭匪徒工作。
为了彻底消灭以丁庄、董屠、郑家屯为巢穴的土匪，县委、县人民政府指示县武装部以民兵轮训为名，抽调土桥、官道孙、东堂三区的精干民兵集中于土桥附近村庄，待命进剿。另派农村工作部长王学武、县各救会主任李新桥为正副队长，带着工作队进驻大、小刘庄做战斗准备。区委研究制订了具体作战方案：由我率领区队西进，引蛇出洞，以便窥测敌人的行动，决定对策。
区队到了前王庄，时已中午。我们正准备吃饭，忽然，新鬲津河西岸传来枪声。据情报获悉，匪徒们已在丁庄、董屠以东、许家桥以西的红荆丛中设下埋伏，妄图重创我区队。面对这种战局，区队将计就计，立即组织撤退，以此麻痹敌人。然后，出其不意地突然进击，力争全歼土匪。为实现这个计划，战士们饭没吃，水没喝，带着干粮向东北方向撤退。我们到了芦家坊，向北越过德济公路，进入土桥街，向县武装部长刘玉斌同志汇报了敌情，并立即做好了进剿土匪的准备。
盘踞在丁庄、董屠、郑家屯三村的土匪，自以为将区队赶走而坦然无惧。就在当天晚上，区队和民兵在王学武、李新桥和我率领下，分兵三路，直袭丁、董、郑三村的土匪。匪徒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进击惊呆了，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有的只好把枪藏起来，冒充良民；有的乖乖举手投降；因黑夜作战，也有的匪徒乘机逃窜。
这次进剿，捕获了杀害季区长的凶手董桃头等几名匪首。第二天，押着董桃头在季区长坟前祭了灵。惯匪董孟春、董孟宪缴出了枪支。从此，盘踞在丁庄、董屠、郑家屯三村的土匪基本被摧垮。
剿匪战斗结束后，区队进行了整训，总结了剿匪经验，制订了彻底消灭土匪的行动计划。正在此时，接到匪首高长江从济南率匪潜回德州的情报。高长江原是驻土桥街的伪军中队长，对德州一带的情况很熟悉。分析高长江回德必须经过禹城、平原，其落脚点可能在卜庄，因为该村有他的通讯员小八子和他的姘头三寡妇。三寡妇家住村东头，是高长江过路住宿的必经之地，于是决定以两个连的兵力进驻土桥街，监视董屠西部敌情。连长王同善率领一个连，我率区队，直扑卜庄。拂晓前我们抵达卜庄，封锁了该村的路口，遂派一个班监视小八子的家，另派两个班直接进入三寡妇家搜索。三寡妇住的是五间北房，三明两暗，东头一间空着，西头一间堆放着一些乱柴草，成捆的高粱叶堵着西间门口。经搜索，见高粱叶有刚刚移动的痕迹，我们派战士将高粱叶搬开，从里面露出一个人来，他供认是从济南来的，是新委任的一个“乡长”。遂之，战士们翻动室内的乱柴草，高长江从里面钻了出来，他自称是做买卖的。我说：“买卖人藏在柴草堆里干什么？！别装蒜了，我认识你，你是高长江。”高长江一听，不寒而栗，豆大的汗珠顺额而下。我说：“快把你的证件拿出来！”高匪无可奈何，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委任令来，上写“兹令高长江为复员大队第三中队队长，此令，县长阎纪民，年月日”。情况已明，人证俱在，我们把高长江和其他匪徒一并送往县人民政府审理。
高长江被捕归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县，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交口称赞：“八路军真神啦，高长江在此地刚落脚就被逮住了，……”。这时，恢复整顿农会组织，发动群众，检举坏人，搜捕暗藏匪徒，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1946年冬，在区公所驻地孙家洼召开万人大会，公祭抗日和清匪锄奸中牺牲的烈士，镇压了孟云庆、董顺德、李宝奎、小八子等罪大恶极分子。这次大会，鼓舞了人民，清匪锄奸，参军参战，土改分田形成高潮；震慑了敌人，一些漏网隐藏的土匪纷纷到人民政府投案自首，缴出枪支，检举同伙，戴罪立功。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大小和现实表现，按照政策分别给予了处理。
1947年春季大参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争全面铺开，当地一次参军两个连。区队也增加了兵员，提高了战斗力，在继续清匪锄奸的同时，积极配合了土地改革运动。
我国古代十大兵书
《孙子兵法》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春秋末孙武著，共80篇，图9卷，今存本13篇。
《孙膑兵法》 战国时齐国孙膑著，共39篇，图4卷，隋以前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西汉墓中重新发现其残简。
《吴子》 由吴起、魏文侯辑录，共48篇。
《六韬》 传说为周代吕尚（姜太公）作，现存6卷。
《尉缭子》 传说为战国尉缭所作，共31篇，今存5卷，共24篇。
《司马法》 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兵法，现存5卷，共150篇。
《太白阴经》 由唐代李筌撰写，共10卷。
《虎钤经》 由宋代许洞撰写，共20卷，120篇。
《纪效新书》 由明代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寇时撰写，18卷。
《练兵实记》 由戚继光撰写，9卷正集，随杂集6卷。
（编者摘）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片断
高凤林
根据抗日和对伪、顽、杂、匪斗争的形势，1943年8月，成立了平禹县敌工站，我任站长。1944年初，敌工站改为县委敌工部，蔡甫同志任部长，我任副部长。当时，在各敌伪据点都安插了我们的联络员或联络站长。敌工部受渤海军区二分区和县委双重领导。在坚持消灭敌人，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指引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机智勇敢地斗争。
拔“钉子”
何家寺据点是平禹县伪军的重要据点，四面有深沟鹿砦护卫，内有六座大楼。南楼院内有平房四十余间，伪队长邱万章和伪军百余人驻守。东北楼两座，院内平房四十余间，伪小队四十余人、伪警察二十余人驻守。西北楼两座，院内平房四十余间，伪区部和伪区中队百余人驻守。该据点建立时间较长，防务设备较强，装备精良，人数较多，机构设置及编制健全，除伪中队、伪小队、伪区公所、伪警察、维持会外，还有宪兵队、情报队、特务队等。当时，我军力量较弱，区队战斗力较差，靠猛攻硬打是难以拔掉这个“钉子”的，必须斗勇又斗智。我们的内线人物张玉祥同志在据点内当情报员，手中没有实权，策应工作不易进行。为此向张玉祥同志交待任务，一是进一步取得伪中队长邱万章的信任，做好争取邱万章及其直属伪军的工作；二是积极物色可靠助手，协助开展活动。张玉祥接受任务后，利用敌情报员工作的便利，从两个伪乡公所取出几万元伪钞交给邱万章，邱简单问了钱是哪里来的，便欣然塞入自己腰包。张玉祥很快物色发展了助手张金华，并做了一系列教育巩固工作。
一天，伪军发薪，发薪后伪军赌博已成贯例，张玉祥安排张金华不去赌博，主动把站岗任务包下来，并告诉张金华说，今夜12点钟行动，联络暗号是你在楼上面向东，用香烟火光捂三捂，亮三亮。张金华接受任务后，带上枪和两挂手榴弹上楼站岗去了。张上楼后遂把楼门关紧落锁，以防别人上楼破坏行动计划。
我军第一梯队和张金华联络上暗号后，立即爬过大沟，穿过鹿砦，接近了大院的围墙，竖上梯子爬上楼去。上去的人多了，爬墙声和楼上脚步声惊动了赌博的人，伪军中队长邱万章说：“不好，屋顶上有人！”遂提枪冲出去，赌博的伪军也随后往外冲。张金华见行动已暴露，迅速向冲出的伪军投了两枚手榴弹，炸伤几人，伪军见势不妙，又龟缩进屋内。此时，伪军又打算顺楼梯上楼，结果门锁了，上不去，只好向张金华说好话。这时，我军第一梯队已全部上了楼，并控制了每个垛口，伪军全部在我火力控制之中。我们向伪军官兵喊话：“伪军官兵们，你们已被包围了，快缴枪吧，缴枪不杀。共产党的政策是优待俘虏，立功受奖，顽抗者杀！”他们感到已是瓮中之鳖，只有缴械投降，别无选择，便一个个把枪扔到大院里。我军把伪军集中起来，清点了人数和枪支。邱万章也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接受向北楼伪军喊话，让他们放下武器的命令。经过我军的政治攻势和伪军屈于我军事压力，未放一枪一炮，何家寺据点的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无一漏网。
此次拔“钉子”战斗，共用了两小时30分钟，缴获长短枪200余支，弹药粮食无数。被伪军抓去的民工民夫和抢去的牲畜全部放回家，被俘的同志也被解救出来。当地群众说：“八路军未放一枪一弹，就把何家寺据点拿下来了，真是神兵啊！”
神头镇伪军起义
1944年3月初（农历四月初一日），神头伪军中队由张祯思带领起义，编入山东省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平禹县大队参加抗日。1948年，张祯恩因体弱复员回家，1978年病故。
张祯恩系平原县王凤楼乡代家村人，“七·七”事变前，因家境贫寒，在本乡王牌家（村）地主王希泉家当长工、扛大活。1937年“七·七”事变后，地方杂牌军和国民党的正规军节节败退，散兵游勇到处敲诈勒索。当地有个叫谢方营的，打着拉“游击队”的旗号，到地主王希泉家起枪。地主的特性是既不舍命，又不舍财，便叫他的长工张祯恩当了“游击队员”。经过一个时期，张祯恩交结了一些朋友，结拜了一些盟兄弟，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小民团。当时，当地群众有两句民谣：“要鸡（游击）队赛牛毛，抢钱司令满地跑。”团首多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便不断发生，今天这个团吃掉那个团，明天那个团又火并这个团，互相倾轧，相互吞并。张祯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实力，投靠日本鬼子的。张虽是扛活出身，但对旧社会的交往是有一套手段的，能察颜观色，灵活处事，因此得到日寇头目和伪县长的信任，不久就当上了伪警备队少校大队副。这个官职虽比中队长高，但没有实权。张为了争夺实权，把盟兄弟李公德（土匪团头子）调到县城为其助威。1943年底，张祯恩当上了神头据点伪中队长。
张到神头后，形势很快发生了急剧变化，日、伪军的末日快要到了。我区政府和武工队加强了政治攻势，不断向伪军喊话、送宣传品，并派我内线工作人员的亲属进据点联系，促进瓦解敌军工作。敌军士气低落，思亲念故，要求请长假的越来越多。此时，我平禹县大队派蒋振东同志和张祯恩的叔伯兄弟前去做进一步争取工作，张表示愿意投靠八路军参加抗日，但因家属住在陵县城内，立即拉出来有困难，要求给他一个准备的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对张的反复教育，张起义抗日之心基本稳固。但此情被陵县城内的日本宪兵队和伪县长获悉，妄图以通知张祯恩进县城开会为名，将其扣留。我地下党将此情况通知了张祯恩，并让他做立即起义准备。与此同时，我们利用各种关系，把张的家属接出县城，妥善安置，消除了张起义的后顾之忧。
当时，神头据点内除驻扎一个伪中队外，还有两个伪区队。一是神头区的于兴武，二是滋镇区的李茂森（后被我抗日区政府镇压），另有伪警察所长石××（是伪县长冯玉林的表弟）。石非常顽固，说什么也不起义投诚。张祯恩想，此人不除将会破坏起义大计，便于午饭后让护兵耿方奎把石××请到中队部，说有要事相商。石走进队部立足未稳，便被耿方奎一枪打死，张祯恩派二队李队长带领一个小队收缴了伪警察所的枪支，把人全部带到中队部。接着全中队集合，放下吊桥，与迎接他们起义的我平禹县游击队汇合，用柴草烧了据点的岗楼、房屋。我游击队和起义官兵随即向吴家店出发，向我平禹县大队靠拢。
这次伪中队起义的总人数是120人，携带枪支127支。伪警察所30人，携带枪支20支。伪区公所共8人起义。
起义后第二天便召开欢迎大会，由县大队陈政委讲话，对起义人员进行了国际国内形势教育，欢迎起义人员弃暗投明，鼓励他们杀敌立功，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在吴家店休整了三天，每人发军装一套，鞋袜各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一块，北海币30元。群众送慰问品、演戏、扭秧歌，……。起义战士说：“当八路军就是好，走到哪里都受人民欢迎。当伪军人人骂，骂伪军是汉奸卖国贼。今后好好干，不打败日本侵略者誓不回家。”
经过整训，起义人员便参加了攻打谢庄伪军据点的战斗，禹城的日军、伪军一起来增援，战斗打得很艰苦。李树德（起义人员）头部负伤，仍不下火线，战士们都打得勇猛、顽强。最后，挫败了日军、伪军的增援，端掉了据点，赢得了战斗胜利。
小幽默：迟到的理由
两个学生上课都迟到了。
老师问他们。甲说：“我梦里到国外旅游，跑了好多好多的国家，所以起床晚了。”
“那么，你呢？老师又问另一位学生。
“我梦里到机场去接他回国，所以我也迟到了。”
（编者摘）
德县东乡农民遭受大屠杀的回忆
于仲友
德县（今德州市）地处大平原。在广阔的田野上，历代农民辛勤劳作。可是，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官府的苛捐杂税，土匪的搔扰抢劫，劳动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艰难生活。尤其使人民痛恨的是多如牛毛的土匪，他们暗通官府，勾结地主，到处抢掠、绑票、杀人。他们书写恐吓信：限几天内在某地交出几百几千元钱来，否则烧你一个片瓦无存，杀你一个鸡犬不留。
广大农民不甘其苦，为了保家自卫，各村农民便武装起来，村与村、乡与乡联成一片，一庄有事，庄庄相助，抵御土匪的骚扰和抢掠。后来，在封建迷信的欺骗诱惑下，人们相信“吞符念咒，刀枪不入”，所以，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自发组织的“红枪会”在德县东乡（德县城东称东乡，城西称西乡）几十个村庄很快发展起来，会员达到四五万人。他们肩扛红缨枪，有的戴着红兜肚，有的光着膀子，雄纠纠气昂昂，显得格外威风。那些作恶多端的土匪顿时便消声匿迹了。
红枪会本是农民为保村护院自发组织起来的，但官府深感忧虑，于1926年9月，德临道尹兼德县县长林介钰亲率德县警备队300余人，以“剿匪”为名开赴袁桥一带村庄进行恫吓，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并逮捕了红枪会二师兄范金玉，杀死了王索张屯农民王长。红枪会会员被激怒了，聚众数千人，包围了警备队并迫使其部缴了械，林介钰亦被俘，后林介钰接受了红枪会提出的条件，获释回城。
林介钰回城后，对红枪会更加恨之入骨，给红枪会扣上“反对官府，图谋不轨”的罪名，密谋杀害了红枪会大师兄张学武，将其首级悬挂在德县城南门外高墙上示众。10月中句，又向山东省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谎报“德县东乡红枪会造反”，张宗昌遂令奉军第六军徐源泉和第七混成旅贺文章率数千人赶赴东乡镇压。
我的家在城东郊杏园堤口村，村前有一条宽阔的大道，是通往边临镇、土桥的必经之路。1926年10月下旬，从德县城出来一支军队，黑压压的一大片，如饿狼扑食一样地向东乡开去。每到一村，不是抓人带路，就是砸门抢东西。我们都紧关大门，谁也不敢出来。拂晓，听到东乡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看到火光冲天，受害最重的有簸箕刘、席辛庄、宋官屯、苗庄、段庄、袁桥等36个村庄，杀害红枪会会员及村民三四千人。那些毫无人性的军官下令，匪军们在被洗劫的村庄内“随便三天”。所谓“随便三天”，就是准许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无法无天，他们抢东西、烧房子、奸淫妇女、杀人等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三天之后，这群野兽有的骑着毛驴、有的牵着牛羊，有的挑着五颜六色的包袱，由东乡回城去了。随后，匪军就在杏园堤口村东头摆地摊卖赃物，真是“货真价廉”，一头牛卖三块大洋，一头驴卖二块大洋，一床被子卖二角钱……。可是，乡里乡亲谁也不愿买这些赃物。
大屠杀使东乡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与损伤。匪军撤走后，官府又以慰问灾区、救济灾民蛊惑人心，实际上是暗中另有阴谋。他们组成了所谓“赈灾委员会”，在考虑人选问题时大费了一番脑筋，委员们开了十几次会，开始选我父亲于巍岑为“赈灾委员会”主任，说他是本乡本地人，在本乡有亲戚朋友，还有一些学生，他是恰当的人选。但我父亲既怕得罪人，又怕戴上通匪的帽子，千推万辞无效，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赈灾委员会有四五十个委员，实际去东乡时仅有十多人。
关于委员会的名称问题，委员们争论不休，吵了半天，还是将红十字会搬出来，叫“红十字会救济会”，实际上是用不伦不类的名字去欺骗人民。“红十字会救济会”制作了近似椭园形证章，大得出奇，字很明显，老远就能看得出来，这可能是怕发生误会，怕农民报复吧。
委员们坐着舒适的骡拉轿车去东乡。据我父亲说，“真是到了一个悲惨世界”，尸体虽然掩埋了，但地上血迹斑斑，树上挂着破烂衣物、红兜肚、红枪杆子，还有鸡毛、猪皮满地皆是。有的农民悲伤地修理断梁残柱的房子，有的坐在新坟前呼唤亲人，有的横眉怒目地仇视着这些城里来的“老爷”。我父亲到熟人亲朋家去看望，他们眼里只流泪，一言不发。他们清楚地知道所谓的“慰问”、“救济”，都不过是刽子手的骗人之谈。
委员们在东乡住了两三天就回来了，我父亲精神上受刺激很大，回到家一病不起。后来，怎么“救济”，怎么收场的，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东乡农民遭受屠杀的残酷事件和对反动官府的深仇大恨，世世代代地深深刻在人民的心中。
忆日伪时期卫运河船主公会二三事
冯宝庆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首先占领了北京、天津，不久，冀、鲁两省以及河南大部也成为沦陷区。日军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在控制了沦陷区京汉、津浦、陇海陆路交通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整个南北水运交通动脉卫运河水系的统治，由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在卫运河上建立了各种伪政权组织，沿天津、德州、临清、新乡四大运河码头设立航运营业所，管理船舶航行运输事宜。强迫船民为他们装运军用物资，以及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和粮、棉等主要农特产品。
为了加强水上运输，驻天津日军“1849”部队，派重兵驻扎德州、临清、新乡等运河港口码头，招兵买马，网罗社会渣滓，在天津和德州成立河防队，在临清和新乡成立水路警备队等伪军组织，配合日军押运护船。此外，为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还利用各河系及码头上旧有传统帮会组织——“安清帮”中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原国民党中的首脑，在北京建立了航运总公会，隶属日本华北株式会社。沿卫运河由天津到德州、临清、新乡四大码头，也相应的由安清帮组织中的头领及主要人物，组织建立了船主公会，直属日本设在四大码头的航运营业所领导。
现将各地船主公会组织情况叙述如下：
一、天津船主公会。成立于1939年春，会址在天津金钢桥上河沿李公祠附近。会长高万升，系原“河驳船帮”的船头，他在水旱两路颇有声望，是船民中的代表人物。副会长任少廷，出身养船，系原“河南船帮”的船头，也是河道和码头上颇有名望的人物，他还在天津南开设“慈善医院”行医治病。
二、德州船主公会。成立于1940年春，会长苏子明（山东临清人），系安清帮大字班（二十一辈），也是德（州）、临（清）段水旱两方面颇有名望的人。何凤山（山东德州市马家大井街人），系安清帮通字班（二十二辈），和同班同辈王殿林（山东武城四女寺人）分别担任副会长。在船民中还指定推荐了黄廷相、魏福成、李杰、周长泰、冯景海、韩德裕、胡登峰、许金声、董立起、王文成（后更名王焕章）十人，为十大班长。这十人当中除黄廷相、周长泰、许金声、胡登峰四人外，其余六人均系安清帮组织悟字班（二十三辈），都是副会长何凤山的门徒。他们不脱产，只在船主公会的领导下，协助会长作好笼络船民的工作。
记得德州船主公会规定，凡参加该会的船民，要遵守会章，执行决议，接受公会所布置的任务。船主公会按船只营运收入总额，提取5％的管理费。船主公会的船民，每人每月要缴纳会费五角（伪币），会员每人佩带会徽一枚，其形状大小如银元相似，深兰地金边烤瓷牌，上绘有小船，竖桅扬帆，下方有白色波浪花纹的图案，这是船民下船外出时的身份证明。德州船主公会会址在现德州市桥口街西首靠河沿的地方。
三、临清船主公会。成立于1939年春，会长苏子明（兼）。副会长张兴武，系安清帮组织通字班（二十二辈），他早年养船出身，是临清“粮划子帮”的主要船头。秘书兼日语翻译丁玉才（山东临清人），是会长苏子明的亲信。很久以来，德州和临清两大码头，称德临段，两地船主公会关系密切，在组织领导和管理船民事务方面，均由安清帮组织中字高（香头高）辈大，有权势的会长苏子明主管。会址原设在临清三元阁河沿附近。
四、新乡船主公会。成立于1939年春，会长宋功臣（北京人），原在北京航运总公会任职，系安清帮组织的主要帮徒。副会长由蔡金芝、化长山二人担任，他们均是养船出身，安清帮组织的主要帮头，也是“河南船帮”的船头。该会除设正副会长外，下设监事，有王福祥、张三（名字记不清了）等人担任。会址设在新乡北关内尤家大院。
船主公会虽然是在日伪指令下成立的一个为日伪服务、控制船民的民间组织，但是由于其组织成员多系清帮成员和船帮头目，既要执行日伪的指令，也得维护自己和船民的权益。因此凡船民遭到日伪军勒索，或遇有重大问题时，可以请求船主公会组织帮助解决。船主公会的头头，为能博得船民的拥戴、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尽量周旋帮助解决。
这时期我家的船正在德州至临清段运输，对德州船主公会当时情况比较了解，现将会长苏子明赴天津营救船民出狱一事，叙述如下。
1943年初，由于日军施行疯狂的掠夺政策，德州及临清段的船只处于断运状态。船民们在这里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就联合起来向德州船主公会会长苏子明请求，提出要他代表船民与航运营业所协商，把德州和临清船只放行到天津搞运输，以解决船民的生活出路。经过苏子明与航运营业所交涉，答应了船民的请求，并给各船发放了通行证。
船民将船放到天津以后，因为都是沦陷区仍是无货装运，生活问题仍处于窘迫无着中。船民们只好去河坝“扛大个”或拉洋车赚钱糊口，有的变卖船上的工具或借高利贷谋生。
待到当年夏天，总算盼来装货运输的机会。由日本国际公司把头邓）××，为日本“米谷统制会”雇船四十余只，由天津原大通码头装稻米，运往军粮城镇。因为日本人给的运费极少，加上把头盘剥，以及特务汉奸的敲诈勒索，所挣运费还抵不上这些额外的开销。于是，许多船民便把撒漏在船舱铺舱板下面的潮湿稻米卖掉，换点钱糊口和打发汉奸们的敲诈勒索。
船民们在天津海河小刘庄下边“风扇处”，把稻米卖给原天津东浮桥菜市有名的把头翟春和。他将稻米买去（俗称接小货）之后，只付给三分之一的钱，其余部分答复以后再给。过了数日，船民们又找翟去要钱，而翟却翻脸不认账：“你们还找我要钱，偷日本的稻米犯法，日本人已经知道啦，正想逮你们呢”。船民听翟这样一说，都害怕了，只好忍气吞声再也不敢找翟要钱了。后来才知道，翟是天津安清帮组织有名的头目，系“十大恶”之一的“混混”。
半月以后，天津花园日本宪兵队，突然出动，并带着一批便衣特务，开着小汽艇将所有装运过稻来的船只，拖至天津海河原日本桥下东岸，把船连在一块封锁起来。当时情景十分森严，海河上小汽艇往返巡逻，陆地上设岗立哨，荷枪实弹。接着有日本翻译说：“所有管船的都到岸上来集合，由日本太君给你们训话”。于是二十多名管船的来到岸上，而日本人既没有训话，也没问青红皂白，便立即把管船的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赶进警车押送到天津花园日本宪兵队监狱。
当时被捕的船民有韩德龙、唐永福、冯景春、李杰、孙忠仁、顾文成、吕金声、贾恩宝、冯景林、路德发、赵惠茹等二十余人。在逮捕这些人的同时，冯景海、刘宝祥二人，乘鬼子兵不备，机警地跳入河里，藏在船的“舵咀下面”深水中，而未被捕。
之后，冯景海、刘宝祥二人逃回德州，迅速到船主公会面见会长苏子明，副会长何凤山，说明船民在天津被捕经过。二位会长听后都很吃惊，因为被捕的船民中韩德龙、唐永福、李杰、冯景林等七人，均系安清帮成员，又是副会长何凤山的门徒，会长苏子明的徒孙。所以他们对此事甚为关心。为免遭意外，决定抓紧设法营救。
会长苏子明，马上找到驻德州的日军“1849”部队大队长森森报告情况，先是向他提出抗议，后是请他出面联系解救。森森认为属他管辖的船民在津被捕，也自感丢面子，当即答应苏的请求。次日森森带领苏子明及亲信翻译丁玉才乘火车抵达天津，首先到日军“1849”部队总部，面见副司令官英河内，由森森向英河内说明来意，恳求他出面解救。英河内了解了情况后，带领森森和苏子明等一起来到花园日本宪兵队交涉要人。而花园宪兵队坚决不允，说船民偷了皇军的稻米，不予放人。
英河内等人，由于交涉无效，回到总部共同商议后，决定再去北京向日本宪兵总部进行申诉，请示司令官神岗，给天津花园宪兵队通话。而神岗不但不主持正义，反而也说船民偷了日军的稻米，属于犯法不能释放，经过再三的争辩与恳求，神岗仍然不肯过问此事。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刻，苏子明只好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既是德州船主公会会长，又是安清帮组织大字班（二十一辈）帮内的负责人，还请司令看在我的老面上，多多帮忙，搭救我的门徒们出狱。”
日军神岗，听了苏子明说出身份之后，立即变换了神色，满脸堆笑地说：“我也是帮内人，系悟字班（二十三辈），说来还是您的门徒呢”。神岗说完，马上给天津花园日本宪兵队写了公函，指令其释放扣押的船民，并设宴席热情地款待苏会长和英河内等人。
苏子明等回到天津，马上赶赴花园宪兵队，当即将公函交给负责人。该宪兵队负责人接过公函看完以后，二话没说，马上答应释放在押船民。由此可见，在那暗无天日的日伪统治时期，为了营救船民出狱，通过船主公会和日军“1849”部队的正当渠道及合理要求，竟不奏效，而仰仗安清帮组织主要人物苏子明的威望和身份，却能奏效，可见，日本人对这个帮会的作用，是何等重视了。
我还记得，我父亲冯景林出狱后，一天晚上在船的“后廒里”对我们全家人说：“要记住这次被日本人逮捕的事。我是1943年6月21日（古历）被捕，至同年8月14日释放的，坐牢整整五十三天”。又说：“被捕后三天没给饭吃，每天仅给我们点水喝。后来给我们送来的食物，也都是一些发了霉的东西，为了充饥，只好闭上眼往肚子里咽。”“日本人在拷问的时候，就更残忍了。过堂时将我们一起带去，叫我们大伙立正式站齐，他们先是打嘴巴子，后来又用穿着皮靴子的脚往人们小腿迎门骨上踢，把我们打的死去活来，遍体鳞伤才肯罢休。总之，用各种严刑强行逼供。当时我们想，宁让日本人残害死，也不能屈打成招。如果招认了，不但失去了作人的骨气，也非得被枪毙不可。虽然日本人对我们审讯多次，见我们至死不招，只好关押，并扬言等候命令，到时把我们通通的枪毙。”
此事过去之后，被营救的二十多名船民共同出资给苏子明敬献了“万名旗”、“万名伞”，以表感激之情。
时隔近五十年了，仅依据我父亲出狱后，对我所说的经过，以及少时的一些记忆撰写出这一史料，不足和谬误之处，还请知情者补充指正。
神州古树
孔子桧 山东曲阜孔庙大成门外，一株挺拔苍劲、高20余米的古桧，树东有一碑，上书“先师手植桧”。据记载，这是孔子所栽，传说他手植三株桧，另两株已枯死，唯此株巍然独立。
挂甲柏 陕西黄陵轩辕庙内有两株古柏：一株是“黄帝手植柏”。另一株叫“挂甲柏”，相传是汉武帝挂甲之处，这两棵古柏至今枝叶繁茂，郁郁葱葱。
三宝树 庐山庐林桥边有两棵高约40米，树干要四人合抱的柳杉和银杏，树底石上刻有“晋代昙铣手植”六字。传说晋代昙铣和尚自西域带回树苗种植，距今1500年。
张飞柏 四川剑门地区有棵“松柏同干”的树，传说是张飞镇守阆中时所栽，也叫“剑阁柏”。
武侯柏 四川成都武侯祠前有棵古柏，相传为葛诸亮亲手所栽。
公主柳 西藏拉萨大昭寺前有棵古柳是7世纪中叶唐代文成公主所植，藏族人民十分怀念她，就称之为“公主柳”，据说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柳树。
系马槐 河南封丘县东南的陈桥驿东岳庙有一棵古槐。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建立大宋王朝起事时，曾把马系于这棵槐树上，故名“系马槐”。
红豆树 江苏江阴顾山乡红豆村，相传南朝昭明太子萧统，在此建有“文选楼”，常于此赏景、读书和编纂《昭明文选》，并亲栽四株红豆树，距今1500年。
活动松 北京戒台寺有一株油松，主干挺直，枝叶翠绿下垂，树势均匀。轻轻牵动主干，整个树冠就摇曳不止。清乾隆皇帝题名为“活动松”。
摘自1994年3月15日《中国旅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