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的烽火，于1937年在祖国华北大地燃烧起来以后，山东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面对烧杀掳掠，残暴成性的日本侵略者，个个都义愤填膺，大多数都想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到抗击日军的洪流中去。
  我当时是惠民中学的高中生，1937年11月中旬因侵占平津之敌继续南犯，惠民中学和惠民师范的师生五六百人，均有组织地南撤到兖州待命时，我们被安排在滋阳师范内暂住。不久，校方即向同学们传达：四川绵阳国立六中是专为收容山东中学生而创办的，愿继续求学者可持介绍信到该校就读，然而多数同学眼看祖国东北和华北大片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在国破家亡的处境下，已无心到大后方读书，总想拿起枪杆子来保卫祖国。恰巧在我们到达兖州十多天之后，即1937年12月初，当时驻守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派他的部下崔副官（中校）和韦参谋（上尉）专程来到兖州，并在滋阳师范内设立“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大陆的“中央军校”和台湾的“风山军校”现统称为“黄埔军校”）招生处，招收山东的和从东北、平津流亡到山东来的青年学生。我们这些从惠民撤到兖州的两校同学和集中在济宁的济南高中、师范的同学，感到报国有路，人人都欢欣鼓舞，绝大多数都自动报名参加了考试。后来了解到德州中学和平原师范也有部分同学报考。当时在兖州报考的有1000多名学生，通过笔试、口试和体检，最后张榜公布录取了300余名，其中主要是高中生、师范生和部分大学生，初中生被录取的极少。
  1938年初，被录取的学生由崔副官带队，从兖州乘铁路货车经徐州开往汉口。在那隆冬季节，寒气袭人，滴水成冰，同学们坐在毫无遮挡的敞车里，开起车来虽然寒风刺骨，但为了学习抗日救国的杀敌本领，个个斗志昂扬，无所畏惧，迎着凛冽的寒风有说有笑，停车时还齐声高唱抗战歌曲，充分表现了他们抗日救国的战斗决心。车经汉口到达武昌后，我们被安排在蛇山脚下的文学中学内暂住。
  就在我们住在武昌期间，听说桂系首脑白崇禧（回族，已调到国民党中央军委任副参谋总长兼西南行营主任）到西北各省视察后，建议在西北、华北地区多招收一些回族青年，在六分校建立回族大队，在华南地区招收一些华侨青年，使他们有报效祖国的机会。当时，全国回教救国协会，曾通知一些回族聚居地区的清真寺，号召回民知识青年踊跃报考中央军校广西分校（即第六分校）。我们在武昌等了两个多月，全国报考的回族青年和华侨青年才陆续到达汉口，并进行了文化考试、口试和体检，最后也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在兖州和汉口通过两次考试，共录取了1200余名，其中回族青年约占一半，在另一半的汉族青年中，华侨青年约有百余名。这些被录取的青年，在武昌进行了临时编队，并于3月下旬乘专列火车开赴湖南衡阳。当时衡阳至桂林尚无铁路，为了使同学们在入伍之前接受锻炼和考验，从衡阳到桂林即改为徒步行军，每天黎明即起，各队派出前站人员和炊事人员（由学生轮流），先乘汽车出发，到预定宿营地号民房、购米、买菜、烧水、做饭，各队整队前进，每天行程六七十里。这些刚离开校门的白面书生，背起背包长途跋涉，虽然腰酸腿痛，脚上磨起血泡，但为了抗敌救国这个共同目标，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情绪高涨，意气风发，终于顺利地按预定计划完成了行军任务。
  我们到达桂林后，因李家村（桂林东南30余里）
  新建校舍尚未竣工，稍事休整后，校方决定继续徒步行军向柳州进发。我们路经阳朔、荔浦、鹿寨等地，特别是从桂林到阳朔沿途，那些拔地而起的奇异山峰，千姿百态，清彻透明的小溪穿流其间，奇形怪状的树木遍布群山之中，景色秀丽，美不胜收，使我们亲自领略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景胜桂林”，这一千古诗句所形容的桂北秀丽风光的诗情画意。
  我们到达柳州后，借用粤东、江西两个会馆作为入伍的训练营地，并于4月下旬正式编队进行入伍训练，其正式番号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第十五期第六总队”。全总队1200余人，辖两个大队，大队各辖四个中队。第一大队是汉族学生，其第三中队是华侨青年；第二大队是回族学生。
  第六分校的前身是南宁军事、政治学校，该校是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为培养桂系军官而建立的，共培训了八期学生，学校的各级职官都是青一色的桂系军官。改为第六分校后，在各级职官的组成上，一般正职为中央军官，副职为桂系军官，这充分表现了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和桂系之间的派系倾轧和权力之争。如六分校主任俞星槎中将，第六总队长安舜少将（安系回族，两人均系保定军校和陆大将官班毕业），是蒋氏为夺取学校领导权而派来的。分校副主任王景宗少将，六总队副总队长张权上校均系桂系官军。第一大队长沈宪章中校，第二大队长汪敷邦中校，均系黄埔六期毕业，各中队长都是早期的黄埔毕业生，大队、中队的副职，一般都是桂系军官。这时，分校的主要领导权已掌握在忠于蒋校长的嫡系人员手中，桂系军官只起陪衬作用，已无实际权力。后来，蒋氏为了把该校的领导权完全夺取过来，1938年冬，在该校由柳州迁至桂林后，即对全校各级军政官员进行了大换班。首先委派第十八军中将军长、黄埔第一期的黄维任分校主任，并派留德回国的周嘉彬少将（张治中的女婿）任副主任兼第六总队长，派倪文亚（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台湾已下台的“立法院长”）为政治部主任，各大队、中队的军政官员，也都换上了清一色的黄埔毕业生，对桂系军官全部调离学校的各级领导岗位。把分校的领导权已全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六总队于1938年10月末入伍期满，这时桂林李家村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总队又从柳州徒步行军返回桂林。新校舍修建在奇山异石的万山丛中，一个中队一幢独立的封闭式的大平房（包括宿舍、教室、餐厅和游艺室等），附近均有大山洞便于防空，漓江支流相思江穿流其间，江水清沏见底，环境清静幽雅，是理想的练兵场所。我们迁移桂林以后，就开始进行分兵科的军官教育。根据个人志愿和考试成绩，全总队分为炮、工、通信（各一个队）和步兵共四个兵科，并根据各兵科的不同要求分别进行训练。我们在分科训练半年多以后，由于六分校缺乏特种兵科的专业教官和训练器材，从1939年9月起，炮兵科就送到贵州都匀炮校代训，工兵科送到湖南零陵工校代训，通信科送到贵州麻江通校代训，步兵科各队仍在桂林本校继续进行军官教育。
  不论在入伍或军官教育期间，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吃糙米素食，穿补丁衣服，赤足穿草鞋，大家都习以为常，为了打败侵略者这个伟大目标，我们都以苦为荣，觉得苦中有乐。在入伍和分科两个阶段学习中，政治教育均以“总理遗教”、“领袖言行”、国际形势和抗战形势等为主。军事学术教育均以学习典范令为主，并结合典范令进行基本教练、战斗教练、阵中勤务、夜间演习、射击教育及体操、劈刺等。外语只学日语一种，除学习假名、发音和日常用语外，还着重学习一些阵地喊话用语，以便在战场上用日语喊话以瓦解敌军。就在我们进行军官教育期间，我们全总队于1939年5月初，在学校大操场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入党是强制性的硬性规定，学校明确宣布，
  凡不愿入党者就勒令退学。入党不尊重个人志愿，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党员不可能起模范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六总队是在抗战开始不久入伍的。那时正是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携手抗日，我们这些汉、回族青年，都是怀着对日军的刻骨仇恨，怀着满腔热血，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投考军校的。在那种时代潮流中，反共仇共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那时学校的政治教育，并无反共的内容。那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单行本，在桂林的各书店中均公开发行，有些同学买回来公开传阅，学校并不查禁。就是国民党的上将白崇禧到校对我们训话时，也强调要团结共产党共同抗日，他说他也看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内容不错嘛！他建议同学们可以看看。白崇禧第二次来校训话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党进步，国民党落后，就应当让人家来领导嘛！”就是蒋校长本人于1939年12月18日由张治中陪同到校训话时，也是鼓励同学们学好杀敌本领，要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贡献，以报效祖国，拯救中华民族，并没有反共的内容。我们平时学唱的歌曲，都是著名的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枪口对外》、《开路先锋》、《大
  路歌》、《毕业歌》、《游击队之歌》等。这些歌曲大都是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流传过来的，对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曾起到过重要作用。那些歌曲，我在相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大部分能够独唱，可见对我们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我们六总队经过了二年的严格训练，步兵科于1940年元旦毕业，炮兵、工兵、通信三个兵科，也于同年4—6月份分别在各特科学校毕业。毕业以后，大部分同学分配到了各个战场的抗日第一线去，部分同学留在后方机关和学校工作，部分回族同学分配到青海地方军阀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中去（这些同学因受排挤，多数人又转回内地工作），大家天南地北，各自东西，后来的境遇虽然各有不同，但我们总队这1000多名同学，经过黄埔这座革命熔炉的锻炼，在“亲爱精诚”的黄埔校训的感召下，在“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这些口号的鼓舞下，大多数成长为抗日军队中的骨干。他们胸怀救国、救民之志，带领军队驰骋于抗日战争的广阔战场，冲锋陷阵，前仆后继，为挽救民族危亡，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捍卫了祖国的生存和民族的延续。很多同学为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虽死犹荣，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我们这些百战余生的幸存者，多已年逾古稀。据热心搜集、了解同学情况，准备出版六总队同学通讯录的同志调查，全总队目前在世同学尚有360人左右，其中约2/3在大陆，1/3在台、港和海外。
  我们过去共同抗日志在振兴中华，今天大陆和台湾仍处于人为分裂状态，使我们这些同窗共读，情同骨肉的黄埔同学，仍忍受着长期分离的煎熬，这是我们难以忘怀，长期引为遗恨的重大心病。我们这些分处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六总队同学，都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赢得抗战胜利的见证人。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们应该团结海内外的各期黄埔同学，多做有助于沟通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增进在台湾的亲朋故旧以及台湾同胞对大陆的信任感，以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实现，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1991.9
  【编者注】
  本文作者系黄埔军校第十五期第六总队通讯科毕业，曾在国民党九十二军历任参谋、连长、营长和师参谋主任，1949年初在北平参加和平起义。解放以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任军事教员、研究员20余年，在原籍乐陵离休，现住德州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