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出身并非翰墨艺文之家，更不是什么书香门弟。我是1929年出生在山东省齐河柳官屯一个几代没有文化的农民家庭，也是潘姓家族在我这一辈里唯一读了两年小学的人。因父亲在我四岁时因病辞世，十岁时就辍学在家里帮助母亲干一些轻微的农活，打高粱叶和拔野菜等。但画画对我来讲却有几分天赋，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在当时的柳官屯街坊四邻都知道，当我五五年从部队第一次回乡探亲时，许多人简单的理解为既然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就是带兵打仗的。许多老人对我开玩笑的说：金东（我的小名）你还记得小时在村里到处乱画的事吗？我马上回答记得。其实，我虽身着军装但从未扛过枪也未打过仗。一直从事部队美术工作，正是我从小喜欢画画才从容的走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人总是这样，在童年时期生活越是艰难困苦，在自己脑海里刻下的烙印越深，越到老年越难以忘却过去的人生之路。我记得当时画画一没有老师指点，二没有钱买纸墨，是故乡的黄土地哺育我成长，每逢雨过天晴、沙土地被雨水冲得平展如镜，这正是我画画的最好时机，我用瓦片或树枝当笔，在行人道边，在打谷场上，画日本鬼子打机枪，画关公耍大刀，画狗撵兔子等所见所闻的故事形象，有时在我画画时召引许多过路人驻足观赏，有的夸奖说：画的像，也有的默默边看边笑，也有的看后嗤之以鼻，认为一个庄稼人不在锄头把子上下功夫，画的再好管啥用。但是人们谁也不忍心在我刚画好的画上踩过去，就算是画在道边上，他们绕着弯子转过去。一般在两三天内，画在地上的画才被慢慢踩平，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是喜欢我画的画。
  记得我11岁那年，村北头刘希三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婆家带的很娇，当孩子一周岁时，听说我画的不错，竟舍得花四分钱买了一张粉连纸，叫我画一张彩色画贴在墙上哄孩子玩。今天看来四分钱不屑一顾，在当时几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的情况下这也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我很认真的画，鸡猫狗画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看上去怪热闹，当晚她把画取走时，还满意的向我母亲道谢。
  有一天，我在湾边玩泥巴时，受当地群众祈雨时供奉的关公像的影响，我用泥巴模仿关公捏了一个关公像，然后用颜色涂上了红脸绿袍，正在满意自得的涂时，同村姜长城大爷走来，他一本正经地严厉训斥我，他说：不要乱塑神像，如果你塑的太像了神会附体、显灵，他还说凡是显灵的泥像扔到水里也不会下沉。我听了害怕起来，我母亲也生气的说真是没事惹事，我只好悄悄放到里间屋里。第二天清早我就把关公像扔到了湾里，泥像并没有浮起来，噗通一声沉下水去，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自我安慰道：这一下我们家不会有什么灾难了。
  我13岁时，因家庭进一步贫困，经二舅于麟声的介绍，到了东北抚顺市一个肉食杂货店学徒。老板王培元是我二舅的患难朋友，他听说我能画两笔，这年过春节时，叫人买了颜色和纸，叫我画一块招牌招揽生意。迄今我仍然记得用重墨写了八个日本字，然后嵌上红边，四个字叫卡哇刀力、中国叫鸡肉。另外四个字叫布达尼勾、中国话叫猪肉。由于广告的作用，生意做的很红火，虽然当时学徒工是没有报酬的，老板一高兴给我买了件衣服，第二年因日本侵略战争，生意步入困境，我只好回家继续务农。
  我快满15岁的时候，在农村就算一个整劳力，地里的活我大都能干，母亲送饭在地头吃。由于在城市混了一年多，见了世面，因此心也就野了，一直心想着城市，不安心在农村种地。次年，经表兄介绍，到了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北孝顺胡同同泉永酒店学徒，其实就是打杂卖劳力混饭吃，就算学期满了仍是卖酒打杂，前途渺茫，正在徘徊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河北香河县运酒的朋友，他哥在河南开封开了个修表铺，经他介绍我辗转来到开封瑞士表行学徒，在旧社会学修钟表是一门很吃香的手艺，学满后可以自立门面修表挣钱。这一天，我为想露一手，自己花钱买了一张纸，画了一个修表师傅戴着修表专用放大镜在修表的姿势，上面写了修表专家四个字，放在厨窗里作广告宣传，不料引起同行们的注意。不久，同行们听说我会画广告，就份份前来请我也为他们画广告，完成之后有的还送份糕点表示谢意。时间久了，我想学徒三年挣不到一分钱，画广告可以立马挣到钱，于是我决心已定，辞退了学徒工，自己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个明明广告社。专门干起画广告的行当来了。
  1948年，经过两年画广告的摸索，练就了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同时也学会了画人物造型的基础。在开封工商界也有点小小名气。这一年，开封解放了。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到部队工作，满街张贴招生广告，以中原大学和建国学院的名称，来招考有一定文化基础人员参加新解放地区工作。此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思忖着：画广告也只能混碗饭吃，没有多大出息，想报考中原大学艺术系，将来
  毕业后可当个美术教员，在社会上能干一番上层事业。这天我试探性的拿着我画的广告画来到开封书店街报考处，找到招生办负责人。他一看我画的广告画，高兴的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同志，我们共产党是不埋没人才的，欢迎你到我们文工团来当美术教员。我一听有点迷惑不解！怎么大学都是军人？怎么我还没有考试就可当美术教员？这件事等我到了部队才弄明白：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从城市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到部队工作，如果直接让知识分子参军是很困难的，利用知识分子爱名誉的心理状态，用建国学院和中原大学的名称，比较容易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队伍里来。当时这一招真灵，光文工团就吸收了四十名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五名河南大学的大学生参加了部队。光开封有几百名知识分子报考的中原大学和建国学院，随后都成了随军学校，后来陆续被分配了工作。
  第三天我又到了报考处，一纵队宣传部沙克部长（五六十年代任中央二轻工部长）招待我吃了一饨饺子，并请我到了河南大学礼堂看文工团演出，这一系列的争取工作使我义无反顾的决心参加革命，回到店铺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提着一个小木箱到了报名处，脱去长衫换上军装，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之后，经过几天的步行，军队到了禹州附近一个村庄住下来。当时的禹州是冀鲁豫军区的总部所在地，刘邓首长就住在这里。这一天我被临时抽调去参加突击画一套战斗连环画，因当时没有铅印设备，用药墨画在药纸上，然后再用石板印刷，当时何超和谷文达两位老美术工作者，都是抗日军政大学美术系毕业生，在美术技巧上都比我强，但他们对我这位刚由城市来的新画友非常客气，只是要求我动作要快一点，用描云绣花式的作画适应不了当前的战争需要。这条意见非常忠恳，不久，我在开赴淮海前线的路上负责写标语鼓励宣传工作，途中我见到一个墙面很白，我用美术体写了一条标语，内容是：消灭国民党王牌军黄维兵团，刚写到一半，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七十年代空军政委）骑马冲我走过来，笑着对我说：小同志（当时我19岁），不能写美术字，这样太慢，写完一条标语掉队太远，要用行书字写，边走边写，不求好看，只要群众能看懂就行。后来我听别人告诉我，王主任是老红军宣传员，长征时他写了不少标语。从此我改用行书字写，每天除了行军还可轻轻松松地写七八条标语。
  不久，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了。文工团进军到了安徽的亳州县，为了提高文工团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在毫州召开了诉苦大会。我画了两幅宣传画悬挂在会场两边，左边画的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右边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根据白毛女的唱词和意境画的，当文工团戏剧分队左犁同志控诉到他母亲被国民党兵轮奸时，痛哭流涕。全体团员怒不可遏，有人指着我画的宣传画愤怒地说道：同志们，旧社会就像这张画上画的，拿穷人不当人，我们一定要把吃人的旧社会彻底砸烂，为左犁的母亲报仇伸冤！这时全团男女都失声大哭起来，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又激动又鼓舞，没有料到一幅宣传画有这么大的感召力。从此，更进一步调动了我绘画的积极性。
  1949年3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文工团在河南沈丘县做了整顿学习，然后我们进军到了长江北岸靠近安庆市西面一个临近江边的村庄驻下来，为渡江战役做宣传准备工作。这一天，我提着标语桶在一个很显眼的民房墙上写了十个醒目的大字：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刚写完不久，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正巧在我写标语不远处投下一颗炸弹，一声巨响，有几块弹片把标语穿了几个洞，这时，房东老人很害怕，误认为飞
  机是专门炸标语的，他一股劲的苦苦央求着我把标语刮掉，我忙向他解释说飞机是炸解放军的，不是炸标语，但他仍心有余悸，因为第三天我们就胜利渡江，我猜想这条标语等部队走后他会刮掉。
  同年五月，我们到达江西玉山县作休整，并且已经明确了下一个进军目标是大西南的贵州。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整顿，开始沿浙赣铁路向西南进军，十月一日我们在江西萍乡参加了庆祝开国大庆典游行，接着横穿湖南到达了贵州境内。从河南参加革命始，辗转步行六千多华里，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终于走到了贵州省会贵阳。拂晓登上贵阳南郊图云关山顶。瞰视全城，万家灯火，此时此刻无比激动，大家高兴地喊着：我们到家了！顿时个个喜笑颜开，兴奋不已，满身疲劳一扫而光。
  为了配合成都战役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股武装力量，大部队马不停蹄继续西进。我们文工团留在贵阳作新解放区的宣传教育工作，搞演出、办展览、画宣传画，日夜赶画鼓励后续部队继续西进。我画了很大的一幅叫：“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为内容的宣传画，画好后准备悬挂在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一个两层楼上。事有凑巧，正当我找梯子和人力时，在亨达利表行门前碰到了童家绪（1947年他在开封亨达利表行当学徒工，我在瑞士表行当学徒工，他因亨达利在全国各省城都有分行，四八年初由开封调到贵阳），不到半小时，在人群中又遇上范里（他原是国民党十三演剧队，1947年我和他在郑州海印广告社合画过广告，他画的不错，是因生活所迫，跟着剧社盲目流亡到了贵阳），两位旧友在贵阳重逢格外亲切，他们主动为我找梯子，一起帮我把宣传画挂起来。周围群众见到两位穿便衣的人帮助解放军办事，误认为他俩是地下共产党。他俩也在众人面前帮助一个解放军老朋友的忙，颇有一点自豪感。
  随着成都战役的结束，相继海南岛解放，西藏也指日可待，全国解放的形势已成定局，各项社会工作亟待恢复正常的革命新秩序。1950年初，贵阳创刊了由刘伯承题写的《新黔日报》（贵州日报的前身）、由朱德总司令为五兵团题写《连队生活》报、由邓小平题写的十六军《勇士报》相继出版发行。由于当时都不具备制版条件，用木刻画直接排版印刷，给了我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我用小尺寸木板刻制了许多木刻画，在这三家报纸上不断被采用。潘中亮三个字用铅印出现在报纸上，对于我这个初学木刻、由一个农民逐步登上艺壇，无疑受到莫大鼓舞。从此也奠定了我走向版画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当时印刷条件所迫，也是因为广大群众文盲多、喜欢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文艺作品，也是全国解放不久、对革命形势进行广泛宣传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我后来在艺术创作上的重要转折。
  1951年初，北京人民日报刊登了我的木刻《翻身的苗家》，因为这是首次反映少数民族翻身解放的内容，所以倍受欢迎。北京人民周报把这幅水刻作了封面，接着上海解放日报也作了专载，同年被选入中国版画第一辑。这是第一次和我长期崇敬的老版画家李桦、彦涵、古元等在同一个画集并列刊出。兴奋之余，我更如饥似渴的向老板画家们学习，在造型、黑白和突出主题等技巧上，一步一步地打下了版画基本功。
  我在部队40年，美术创作一直是一项业余活动。大部时间是参加各种工作组，布置会场，搞英模事迹展览，这也给了我在创作上提供素材的机会。大破天险窗子洞就是在一个英模事迹汇报会上捕捉到的：黔西朗岱县大山里有一个悬空山洞，远看像个窗子，因而得名窗子洞，一股顽匪凭借这个一夫挡关万夫莫敌的奇特险要山洞，屯粮聚众，负隅顽抗。我军用大嗽叭喊其投降，用迫击炮轰炸均无效，最后战士们想出来从山顶用绳索将机枪手吊下来朝洞内射击，洞下用高梯上去扔手榴弹上下夹击的方法，最后终将这股顽匪全部歼灭，创造了我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战斗奇迹。我抓住这个题材很快创作了一幅尺寸不大的木刻。尽管这件作品并不完美，1952年解放军画报首先刊登，接着全国许多报刊杂志纷纷转载。有的还附了文字说明，有的还用了色版。后来在西南文艺大检阅时，由西南军区贺龙、邓小平签发的文艺奖状授予了我。1955年，在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之际，我又重新采用大块板面，重刻了这幅内容相同的版画，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军美展。第二次重刻这幅版画，在表现力技巧上都比五二年第一次刻制时提高了很多。当时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选用了这幅作品，彭德怀元帅也观赏了这幅作品，解放军画报又重新登载，上海给民美术出版社印成了单张，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在月份牌上选用了这幅作品，随后被军事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大破天险窗子洞这幅木刻，后来成了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我在部队40年的美术创作生涯中，以军事题材为主，共出版了5本连环画册，刻制了140多幅木刻版画，虽然我曾两次获得总政治部颁发的奖状，两次被评为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战士杂志模范通讯员称号，并不等于都是很优秀的美术作品，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军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活，形象的再现了我军这一段的战斗里程。
  我在解放军这座大学校里，虽然没有机会进大专院校学习，完全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学苦练，孜孜不倦摸索而由一个农村平民走进了画家行列。当然，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部队经常召开经验交流会，著名画家吴作人、董希人、蒋兆和、黄胄、古元等，都曾亲自为我们部队美术人员作示范表演，同时也对我们的作品做技巧上的指点，使我们这些军队美术人员飞快的走向成熟，受益匪浅。
  回顾我走过的50年艺术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艰辛与坎坷。在极左时期，我长期被贬为光专不红的画家。有时一件内容很好的作品，在文革时拿出来进行批判，如60年我创作了一幅反映儿童假日钓鱼的版画，在《山花》文艺杂志上发表，后来被无限上纲的分析，说成这是对60年暂时困难的讽刺，理由是为什么不画儿童努力学习、偏偏画儿童假日钓鱼？今天看来虽然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在当时，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时至今日，我已步入老年，即将走完人生的旅程，虽然我画了千幅美术作品，也没有成为大画家，只能说是美术群体里的普通一员，回顾往昔，经过酸甜苦辣，是非曲直的磨难，使我总结到了一条经验教训，这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业，要想有所成就，不管什么天才天赋，都要加上自己的努力，这是主观上的内部因素，另外再加上形势的需要和大气候的吻合，这两者统一起来，就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