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左”的影响，素有粮仓棉乡的德州，却成为多年来“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全国十个贫困地区之一。1978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行署在全面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并以实行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为突破口，重点抓了42个困难公社的转化，有力地促进了德州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段时间，我在行署办公室调研科工作，根据地委、行署的部署，在行署办公室几位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同调研科的其他同志一起，共同做了一些困难社改貌的调查研究和材料工作。时至现在，已过去廿多年，但它作为我区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联想往事，拙笔而生。
  一
  对加强困难社队的工作，地委、行署曾酝酿研究过多次。1978年8月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社领导同志提出，上面对先进单位比较重视，而对困难单位则重视不够。到先进单位去得多，看得也多，到困难单位去得少，看得也少，因此不少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他们说：“开会往后坐，领导那里挂不上号。”会议期间，根据大家的意见，卢洪书记责成行署办公室和农业局，分别召开了25个困难公社和73个小麦产量比较高的公社的座谈会，并亲自听取汇报提出要求。对73个小麦产量比较高的社，要求1979年小麦亩产上《纲要》，或每人占有400斤；对25个困难社，要求1979年迈出新步伐，小麦亩产达到200斤。并初步酝酿了抓困难社的工作问题。此后，把抓73个小麦高产单位的工作放到了农业局，把抓25个困难社的工作放到行署办公室。办公室领导确定，又把具体工作放到调研科，由陈志谦主任挂帅，许焕新副主任分管，侯友堂、张子德副主任过问。这样，我们调研科的几位同志，在办公室的领导下，开始了做困难社的一些具体工作。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王殿臣专员让大家议一下，抓困难单位如何提法好？我们七嘴八舌地有提穷社改貌的，有提后进单位转化的，也有说抓落后社队的，考虑到有利于调动县、社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采用了抓困难社这个提法。其次，县、社的领导同志，听说地区要抓困难社，各县都想多报几个，戴上个困难的帽子，以便能得到一些照顾。为了做到县与县之间基本上平衡。同时，又能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刀刃上，不至于撒芝麻盐，我们便大体上划了一个界限，把1978年低于全区社员人均分配水平（40元），在37元以下，温饱问题基本尚未解决的42个社，作为困难社工作的重点。行署办公室领导将这两个问题，向殿臣专员汇报以后定了下来。这样，原来说的25个困难社就变成了42个（除德州市以外每县3至4个）。同时，研究确定了抓好困难社的几项日常工作。一是搞好调查调研，给地委、行署领导当好参谋。二是总结各县和有关部门抓困难社的典型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三是做好财政、银行、水利、社队企业等有关部门支援穷社的协调工作。四是搞好资料统计。在做好准备，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地委、行署于1979年4月专门召开了全区42个困难社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王殿臣专员作了报告，卢洪书记讲了话。明确部署了抓困难社工作的问题。提出了肃清“左”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推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狠抓肥料，培肥地力；减轻队、户负担；调整农作物种植比例；走农林牧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路子；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和给予必要的物资支援等七条措施。经过三年的工作，地委、行署于198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困难社工作会议，对三年来抓困难社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总结，表彰了一批改貌进展快，成绩突出的单位。卢洪书记和其他地委、行署领导以及退下来的老领导，同出席会议的各县分管领导和42个社的主要负责人合影留念，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更好地抓好困难社的改貌工作。在此基础上，地委于1982年2月召开的县市委书记会议上，又提出了要把抓困难单位的改貌，从地区延伸到县、社，并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县、社党委主要负责人，都要深入到一、两个最困难的队，搞好调查研究，帮助改变面貌。
  地委、行署对42个困难社的改貌工作，到1981年时，连续抓了3年，经过1979年1年的努力，按当时的统计口径和办法，粮、棉、油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同1978年相比，有粮食、花生两项高于全区平均增长水平；有14％以上的社粮棉油统算人均占有赶上全区平均水平；有近10％的社赶上全区社员人均分配水平。又经过两年奋战，1980年在大旱的情况下，夺得大丰收。1981年有33个社社员人均分配达到160元，赶上全区平均水平，占全区42个困难社的近80％，这些困难单位的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取得明显成效。
  二
  全区42个困难社的改貌工作，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卢洪书记、殿臣专员和地委、行署的领导。卢洪书记作为地委领导的一把手，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联系的点是平原县王村店公社，曾多次和县委书记马荣珂同志一起到这个社，同公社书记董昭和同志研究解决问题。还记得有一次，行署办公室领导，临时安排我跟随殿臣专员、陈志谦主任，到临邑县了解情况时，据县里的同志讲，卢洪书记听到该县的孟寺公社是困难单位以后，和县委书记冯宝童同志一起深入到这个社的张尧大队，亲自帮助健全了领导班子，完善了生产责任制形式，搞了“几统一”下的大包干。与此同时，地委、行署还把搞好困难社转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听取汇报，研究措施，狠抓落实。从而，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健康发展。其次，是全区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对地委的决策，一以贯之，认真执行。截止1981年4月，除地委常委和行署正副专员及地直部门联系的困难社、队以外，县、社和县直部门党政领导干部，共有1520多人参加了调查研究，共调查760多个大队，1890多个生产队。从而，在全区地、县、社三级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深入调查研究的新局面，形成了一个后浪推前浪，前浪带后浪，狠抓困难单位改貌的热潮，促进了全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三，是行署办公室领导的重视和调研科同志扎扎实实的工作。为了给地委、行署当好参谋，从了解困难社的现状，造成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到研究采取的措施，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资料统计工作。每次调查都要拟出调查提纲和基本的数字统计表。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一般都采取普遍调查和重点解剖相结合的方法，分好、中、差三种不同类型，到社、到队、到户、到人，分别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干部群众座谈会和个别走访。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意见，为地委、行署抓困难社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调查中，不少的专题调查是由陈志谦主任和许焕新副主任亲自带队，直接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商河县的沙河公社搞调查，陈志谦主任虽身患重病，当时生活条件又比较差，但硬是坚持和我们一起在公社住了十几天。有些调查报告、情况简报、会议材料，陈志谦、侯友堂、许焕新、张子德几位主任还要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亲自修改。张子德主任分管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每次召开科长会议，都要听取困难社工作情况的汇报。记得有一次他召集各科室汇报工作，趁各科长还未到齐时，信手拿去我的笔记本，写了一首诗赠给我：“满头银发心更红，忠心耿耿干革命，调研战线创奇迹，困难公社留美名。”我随即在后面加了一个小注：“奇迹、美名不敢担，白发是真的。”当然，这无疑是他对我及调研科同志们的热情鼓励，现在读来，仍很亲切。我记得，当时先后在调研科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马恩岭、王德春、牟洪泉、刘洪斌、刘炳臣、李以顺、郑若林、魏守谨等同志，为搞好这项工作，他们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奋发进取，全身心地投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搞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既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又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还要有一定的文字水平。过去曾有同志讲：这行差事，是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在我们这几个同志中，除个别同志做过基层领导，具有较好的文字水平，工作比较全面外，我们其他几个同志，都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但大家不会就学，不懂就问，都能克服困难，认真负责地完成任务。搞调查研究还要脑勤、嘴勤、手勤、腿勤，也比较辛苦。有一次，我们和夏津县府的同志到郭寨公社搞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原计划下午搞完回县城，但看到社员能有这样机会和渠道讲讲问题非常高兴，为使问题反映得更全面，一直谈到晚九点才结束，眼看黑云滚滚要下大雨了，仍未收场。当我们乘吉普车往县城返时，在十里庙下起了倾盆大雨，车陷到泥里几次，实在无法走了。这时在路边看到一间亮灯的屋，敲开门以后，是一个大队的办公室，由一位单身老大爷看门，他想让我们住下，可一看一张小床上还放着两个脸盆，雨水不停地往下滴，显然在这里休息是不可能的，大家又比较饿，便到附近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了瓶酒和几包花生米、糕点等，我们三、四个人和看门的老大爷喝了起来。这样一来，老大爷可高兴了。到下一点时，雨稍小了，我们步行赶回县城。临走时，老大爷说：“车你们不用管了，由我看着保没问题。”第二天由县里的同志把车拖了回去。在搞这项工作时，统计工作也比较繁重，我和计委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的资料只统计13个县市的，我们要统计42个社，相当你们的3倍，但这样大的工作量，大家都完成得很好。以后，原在调研科工作的这些同志都陆续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工作岗位，应当说这都是他们一贯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的结果。第四，是必要的物资支援。据1979、1980两年统计，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共计发放社队企业专项贷款、支援穷队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和抗旱经费、商品生产贷款等664万元，其中1979年418.1万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单位的燃眉之急。
  德州地委、行署抓困难社的情况和做法。引起了中央和省委的关注。1980年1月《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报导了“德州地区一批困难社队增产增收”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关心后进地区，扶助困难社队》的社论，充分肯定了这是一件“合时宜”“顺民心”的事。并引用了唐朝诗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方官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话，激励我们的各级领导，把群众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力争使贫困的地方尽快富起来。从而，更加激发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进一步搞好困难社改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三
  抓困难社改貌的过程，是一个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德州农村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
  地委、行署酝酿提出抓困难社改貌的时候，正值1978年5月全区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成为伟大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讨论公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拨乱反正、重心转移，为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注入新的活力，给我区的困难社改貌送来强劲东风，它一旦被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必将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区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急需冲破“左”的束缚，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在一些最困难的地方，尤为迫切。我们调查的一些地方正是这样，“上坡敲烂钟，干活一窝蜂，地里坐个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生产队成了矛盾窝，干部群众说：“派活评工，分粮分草，不是你争，就是我吵。大吵大闹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干部轮遍了，致富没法了。我们到陵县官道孙公社的一个队调查，他们说这个队凡是能当干部的都轮了一遍，甚至有的当了两、三遍。对领导群众治穷致富，都束手无策了。有的干部说：“穷傻了，难怕了，心散了，干怵了”。因此，在一些地方已经暗暗实行了包产到户，只是因为“左”的束缚，怕这怕那，还不敢公开，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他们说：在没有好办法以前，只能这么干了。因此，这些地方的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实行、完善、提高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另一方面，在一些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特别是从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过来的老干部中，一听说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联产计酬或大包干，从感情上想不通，他们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这些情况表明，不论在困难单位还是比较好的单位，都需要清除“左”的影响，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地委、行署一班人，正是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矢，放德州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后进面较大之的，把抓困难社改貌，当作发展德州农村经济的一项工作来抓，并敢于冲破各方面的阻力，率先在这些困难社队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说服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吹遍了德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喜庆丰收的景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的繁荣，从而，使过去在干部群众中存在的那种对改革犹豫、观望甚至责难的情绪一扫而光。他们说，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是“鞋合脚，政策好，人出力，地献宝”。究竟好不好也不那么争论了，由事实作出回答，“形式好不好，肚皮是记号，形式高与低，增产为依据，到底好不好，还得看群众积极性高不高。”“干部省心，社员放心，越干越有劲”。这正是当时干部群众自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二、三年间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真实写照。
  说明：
  （一）“社”，指人民公社。是我国1958年成立的政、社合一（即政权和生产单位合一）的基层组织。公社的规模大体相当乡。社下面设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设生产队。当时称做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乡、村的基层建置。
  （二）原“德州地区”已改为“德州市”，原“德州市”已改为“德城区”，考虑到反映的是地改市以前的情况，故仍沿用了“德州地区”、“德州市”，“我区”的称谓。
  （写于1998年11月，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