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六年我和共产党员王学信一起考入聊城师范十二级。王学信是我在齐河乡师认识的，他是共产党员，他告诉我他的组织关系在济南，因领导人被捕，暂时接不上关系，对于我的入党要求，他说等他找到组织时再说。到聊城师范后，因我常在墙报上写点进步性质的短文，引起了十一级的共产党员任汝舟的注意，他主动和我接近，因而我和他发生了关系，王学信知道后，对我说，你和任汝舟接触好，今后你就听他的，我知道他，因我的关系在济南，所以和这里没有联系，你和任汝舟建立了关系，可以早日解决入党问题。任汝舟同志不断对我进行教育和分配一些任务，在斗争中锻炼我。并介绍我和学校党的负责人宋宝印（现名宋秋潭）同志见了面，宋宝印同志和我谈话给了我不少教诲，谈话是在校园操场边上以散步的形式进行的。这时，我和王学信仍然保持着接触，任汝舟同志对我说，他知道王学信，王的关系属于济南地区。现在是秘密环境，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所以他和王学信不能直接联系，并要我也注意，这是党的纪律。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特别是在任汝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聊城师范这一段时间里，我参加和进行了以下几个活动
  一、支援绥远抗战募捐活动
  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对内镇压人民，大打内战，对外则屈辱退让，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何梅协定”签定后，华北更加危急，日寇直接出兵进攻缓远省（今内蒙）百灵庙，缓远军民奋起抗战，在全国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聊师的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支援绥远抗战的募捐活动。党组织要求我们带头推动这个运动，积极在同学中进行宣传，和学校反动当局压制爱国运动的行为作斗争，争取多数，孤立学生中的“兰大挂子”（这是我们对由军训教官控制的复兴社分子的称呼）。当全校都动起来时，校长孙芳时大发雷霆，用威胁的口气说：“国家大事有政府管，你们这些学生不好好读书，却瞎胡闹。好，你们爱国，有勇气，就来报名，我送你们到绥远前线去打日本！”并说：“有胆量的来签名！”这一下，有的人被吓住了，打了退堂鼓，任汝舟同志指示我，团结进步同学，带头签名，不要被他们吓住，假若真的同学们都离了校，他校长也当不成了。我就和同年级的李如炎、吴立本等同学首先签名，接着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同学都签了名，这样迫使学校当局作了让步，顺利的进行了支援绥远抗战的宣传、募捐活动。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斗争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抗日浪潮推动下，爆发了历史转折的“西安事变”，在我党正确的领导和推动下，得到和平解决，以蒋介石答应“八项主张”为条件解决了这次事变。但反动当局却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大肆宣传什么是“蒋介石伟大人格感动了张、杨”等等谎言。在聊城并组织以聊师和省立二中为主的群众游行。我们参加不参加？请示党组织后，任汝舟同志说：要参加，利用这次游行反击反动派的谎言。并布置由没有引起怀疑的积极分子在里头起作用，已经暴露“红色”的党的骨干不出头。在游行中，军训教官领头喊什么“拥护领袖”，“惩罚张、杨”等反动口号，我们则高喊“实行八项主张”、“要求蒋委员长执行诺言”，“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等口号。他们的反动目的落了空，事后就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在聊城组织游行，企图暴动”。
  三、利用演讲比赛，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年底，学校中组织新年演讲比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学生中进行宣传的好机会。我做为班上的代表，任汝舟同志指示我专门讲“西安事件”的真相。我就把任汝舟同志告诉的材料做为演讲内容，我说，蒋委员长在答应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条件后，离开西安时说：“我若不执行诺言，不单不配做你们的统帅，也不配做全国的领袖。”我们但愿他记住他的诺言，不要辜负了对他的期望。早日实现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目标，挽救祖国的危亡。这次演讲会，效果很好，据说事后军训教官曾埋怨学校不该搞这次演讲比赛。
  经过这些斗争的考验，终于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间党组织批准了我入党的要求。任汝舟同志告诉我，由于我表现坚强，又经王学信的长期培养，就不要后补期了。在学校中我也由此“红”了。当时学校的一个教员，是我父亲的老师，就写信对我父亲说：“这孩子思想过激了，要多管束”。也正因为在教员中有这点关系，对我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四、在学生军训时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我们这一年级同学，全部到济南参加高中学生军事集训。去之前，我请示任汝舟同志怎么办？他说组织关系不能带，我仍然由他领导。王学信也去了，叫我不要和他发生横的关系，但可和他多接触，取得他的帮助。我就按这一布置进行，逢到假日就去王学信家中（他家在济南西关开小客店），听他讲些革命的形势，并阅读一些材料，如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争”等文章。这样，我经常和经过了解认为可靠的同学，宣传党的政策，谈论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去向问题，向他们介绍我所知道的很少一点游击战争常识等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吴立本回到他家乡单县，经我介绍入了党，组织乡亲们打游击，不幸“湖西事件”中被冤杀了，现已平反，追认为烈士。李如炎，参加了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在陕我曾遇到他，当时他在一个团里当技术书记。
  “七七事变”后，我就和任汝舟同志到了鲁西南，做发展党和组织武装的工作，以后我到西北参加了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任汝舟同志就和我分开了，战争中曾听说他已牺牲，“文革”中才知道他没牺牲，在东北工作，我很怀念他对我的培养、教育之情，不幸他于“文革”后因煤气中毒去世了。幸运的是经过了十年浩劫，我参加革命的另一个领路人宋秋潭同志还健在，而且一九七九年我去北京旁听审判“四人帮”时和他见了面，我很高兴的看到这位兄长般的老前辈，精神仍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