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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堤与陈公尧佐
  祁见春 祁晓静
  出德州城区南行不远，有一条新开河，名叫岔河，此岸有一个村子，名叫陈公堤口，这里还有一条堤坝，名叫陈公堤。陈公堤何以称之为陈公堤？陈公堤口何以称之为陈公堤口？人们早已习焉不察，失去了关注的兴趣，遍稽地方史志，也不都语焉不详，对其缺乏翔实的记载，具体的描述。而且，随着城区进一步开发，它也许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但是，陈公堤是不应该从记忆中消失的，它的历史贡献应该永垂史册，在现在或将来的水利建设中，它仍正在或将要发挥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公堤的名字始于宋天禧五年（1021年）。宋史·陈尧佐传》载，“天禧中，河决，起知滑州，造木龙以杀水怒，又筑长堤，人呼为‘陈公堤’。”由彼及今，长堤横亘几近千年；由此肇始，经聊城地区，进入德州市辖区内自夏津、武城、德城、宁津诸县区，大堤蜿延三百余里。它象一幅历史的长卷，记录了沿线百姓的流离失所的苦难；它象一条缚龙的长缨，制伏了黄河、漳卫河肆虐无忌的洪水，让堤东百姓得以滋生繁衍，城乡赖以保存发展。想象一下历史上大河决堤，洪水逞狂的场面，足可以印证陈公堤的历史贡献是多么巨大。
  说到陈公堤的历史贡献，不能不提到它的创修者陈尧佐，所谓陈公堤，便是以他的姓氏命名以资纪念的。查一查中国历代的史书，这样浩繁又能惠及一方的历史遗迹能以个人姓氏命名的，其实并不多见。可以说，陈公堤是陈尧佐的历史丰碑，后来的受惠者对施恩者知之甚少，该说是历史的不公平。
  陈尧佐，字希元，原籍河朔，后移家四川新井，遂为阆中人。他是北宋初年的一位位尊寿高的达官。中进士后，从县尉开始，直到枢密副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一类高官，职至一品，位极人臣。此公活了八十多岁，在官场中也算得老寿星。陈尧佐颇有吏才，所任多所政绩，究其要，其主要贡献还是在水利方面。如果为大禹的传人搞个名录的话，陈尧佐的名字是可以大书一笔的。
  据《宋史·陈尧佐传》载，宋初钱塘江的堤坝本是以笼装石垒成，很不牢固，修上不到二年就溃坏了，陈尧佐在担任两浙转运副使时，曾提出用柴草固定石头然后用土夯实的新方案，当时的地方主管官员没有采纳这个方案，反把陈尧佐调去京西。后来的实际操作证明陈尧佐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后来陈尧佐移知并州，又值汾水暴涨，百姓不堪其扰。陈尧佐为解除汾水水患，也为汾水筑堤，并在堤岸上广植数万棵柳树，柳树盘根错节，固堤防渗，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段汾水竟被命作柳溪。河中涟漪起伏，岸上柔姿婀娜，成为一大景观。
  陈公堤的构筑，成了陈尧佐水利生涯的辉煌篇章。
  “黄河百害”，这已是国民的共识。黄河夺大清河入海现行河道还不到一百五十年，在北宋时期黄河是由河南北行大体沿现在的漳卫南运河河道入海。北宋的都城在开封，距决口多发地段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仅有三百里许。因此，黄河的水患是北宋朝廷安危所系的心腹大患。朝廷并任沿黄府州长吏兼本地河堤使，表明对治黄的重视，每当决口处，辄“用太牢加璧”，河神也往往并不赏脸。一个名唤李垂的人，多次上疏并图，陈说治河利害，积弱积贫的北宋朝廷总以“烦费”为辞而罢寝。倒是时任京西转运使的陈尧佐提出的在滑州开小河分水势的建议曾被采纳，但也收效不大，终究没有逃过天禧三年六月的一场大灾。
  滑州经常决口的天台山，本来筑有月堤。天禧三年的这场大决口，依然发生在这里。接着又在上游决了个七百步的大口子，以致大水漫溢州城，直注梁山泊，水患连续三年。到了五年正月，时任滑州知州的陈尧佐在滑州城西北调集民力，构筑了一条长堤，堤上凿有横木，横木垂系木条，用以护堤固岸，名之曰“木龙”。这是陈尧佐的独创，效果显而易见，因而受到朝廷的嘉奖。滑州百姓赖以存活，自然心怀感激，为纪念陈公恩德，这条大堤就被命名为陈公堤。
  《宋史·河渠一》对陈公堤的修筑仅仅做了大体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陈公堤并不是列入国家计划的大型水利工程。除了滑州城西北的这一段堤坝，《河渠志》中再没有续修陈公堤的记载，《陈尧佐传》中也没有陈尧佐到贝州、德州指挥或视察的记录，更不用说驻足陈公堤口村的实际可能性了。但是，如果从河南滑州延续下来，赫然入目的千里长堤却又是不争的存在。还又该如何解释呢？可以这样推想，陈尧佐的陈公堤已经给了一方百姓以实际的好处，下游各州县的吏民自然趋惠竞成，群起效之了。于是，如果把滑州的堤坝视为陈公堤的一期工程的话，那么，二期、三期以至四期工程也将陆续标出，也是情理之常。因为陈尧佐是始作俑者，人德其惠，皆以陈尧佐的后继为荣，千里长堤统一命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考虑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构筑千里长堤殊非易事，工程量的浩大是可以想象的，但是陈公堤其实并不是拔地而起的浩繁工程，而是天工人巧相结合的产物，即是说，陈公堤是在自然形成的河滩高地的基础上经过增补、加宽而成的。
  何以这么说呢？
  原来，古代沿现在的漳卫南运河河道及漳卫新河河道一线，是黄河的北流泛道，由于河流多年的冲刷淤积，在河道的左侧（以水流逆向定位，大体是东南一侧）以次是洼地与河滩高地，例如武城境内的恩县洼，郝王庄镇辖区及马颊河西岸一带高地，德城境内的岔河与漳卫新河之间的高地。这一段高地后来就被命名为陈公堤高地，属河滩高地。这条河滩高地在德州市辖区内，宽10—20公里，长150多公里，相对高度3—5米，制高点为33.6米。夏、武、德境内，大体南北走向，至宁津境内则转入西南东北方向。这条逐年淤积形成的垄起的高岗，自然形成了构筑防洪蓄洪堤坝的天然基础，陈公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修茸成形的。
  《德城区水利志》有言，陈公堤所临河道为北宋仁宗宝元六年（1038年）至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4年）的黄河北流泛道。那么，陈公堤河滩高地的形成当在此间或稍后，陈公堤的构筑也当此间或稍后了。由于洪水常常被利用做御敌的利器，则宋人放水以阻敌，金人筑堤以固防，该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照此说来，陈公堤成形于与南宋对峙的金朝，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假说了。
  果然，《金史·河渠志》有着相当的记载。
  在宋金对峙的夹缝中的刘豫伪齐政权消失以后，从草原走来的女真族贵族初涉河务，自然感到十分棘手，他们对河堤修筑的重视程度，要比神经已渐麻木的赵姓皇室要高到不知多少倍，金世宗在位的大定年间，就有不少修堤的记录：大定十二年，“日役夫万一千”；大定十七年，“日役夫一万一千五百”，并且动用了“六百里内军夫”；大定二十年，“日役夫二万四千”；工程都相当浩大，而且工期短，进度快，可见朝廷的重视。朝廷对河防官员，规定了明确的责任，“怠慢失备者，皆重抵以罪”。
  上述堤防工程多在黄河进入平原地区的上游地段，德州市内的陈公堤的修筑却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上行下效，豫北的堤防搞好了，鲁北岂可以坐视待淹？可以说，德州吏民在朝廷的“重责”与“黄祸”的威胁之下，相继修筑陈公堤，自是情理中事，何况，由于多年淤积形成的垄岗地段基本成形，德州吏民因利乘便，略加整饬便可成堤，工程量并不是太浩大的数目呢。
  谁都明白，陈公堤并不是古黄河或后来的漳卫南运河的河堤，而是一条防洪堤，是防洪的第二道防线。于这条防洪堤与河堤之间，原有一连串散殊般的洼地，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溢洪蓄洪区，大河决口，便设法让洪水暂时蓄存在这里。目前的德州城区，就整个地座落在两条大堤之间，只是常常是其他地方，例如武城的恩县洼，义代德城受过，德城才能得以自保的。
  陈公堤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庇佑了堤上的一方百姓，其历史功绩不可泯没。直到1963年，陈公堤还最后一次地显示了它的余威。不久的将来，随着修的变化，人们不再以水多为患，而是以水为命脉，南水北调的规划由口头变成现实之后，陈公堤西的那些黯然无光的洼地会形成平原水库，成为闪光的明珠。那时的陈公堤，自然也会造就一个二度辉煌。
  陈公尧佐也是不能被忘记的。他是一位难得的水利专家，也是一位词人，《全宋词简编》录有他一首词。清人张德瀛在《词徵》中还为他记录了一段黄图佳话：北宋名臣吕夷简在退休前曾推荐陈尧佐为其接班人，陈尧佐便“撰燕词见意”，内
  有“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的句子，因而被誉之新一代“曲子相公”。
  卢德水寻踪
  祁见春
  第一次见到卢德水的名字，是在读王士祯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时。王士祯认为，在众多的注杜著作中，宋代的黄庭坚，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卢世〓三个人的搞得较好。（“前惟山后钱、卢”）。这位卢世〓，字德水，德州人。《钮琇觚腾》中说“德州卢世〓营杜亭，设子点象，自称杜亭亭长。对王士祯的赞誉，翁方纲不以为然，他在《石洲诗话》中说，“此盖渔洋傅会其乡人之词，不可为据也。”翁方纲不同意王士祯的评价，却证实了卢德水的“乡人”身份（清初德州与新城[今桓台]同属济南府），卢世〓为德州人当是无疑了。
  卢世〓可以与钱谦益同时对举，与黄庭坚先后相映，其注杜水平之高，可谓登峰造极。然而，我们对他竟一无所知，而有人对明代一首《饮卢德水杜亭次原韵七言律》的注释，竟说是德州的一个土墩子。这就让卢德水承受了非人的待遇。即使如实地把卢德水当成人看，其名声也远不如卢雅雨（见曾）显赫，这又是为何呢？还有，卢德水的惊世之作《谈杜微言》又流落何方？
  既然钱、卢并提，卢德水也应是明清之交的人物，可遍稽《明史》、《清史稿》中的“儒林”、“文苑”传，竟没有发现卢德水的名字，又查其他相关的列传（田雯就附在“列女传”他母亲的传记中），也熟视而未睹。
  到卢氏庄园纪庄看看吧。村内仅有一位外嫁的卢姓妇女，她也只提供了卢家五辈七进士的说法。经查，那是指明嘉靖乙未进士卢宗哲，其六世孙卢道悦，七世孙卢见曾，九世孙卢荫惠、卢荫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卢阁老即指此人）、卢荫文以及卢荫溥的孙子卢庆纶，偏偏没有卢德水的位置，是卢德水没有进士的功名，还是他不属这个卢家？
  查民国二十四年版的《德县志》，其《人物志》中竟没有卢德水的专传，只是提到清末民初的卢风翔、卢中伦从兄弟，皆为“德水先生后裔”，卢中伦“读其先人德水、雅雨选著名集，以为家学之所在”等，这就把卢德水纳入纪庄卢氏的谱系了。又查《人物志·恩荫》，知卢见曾的曾祖为卢世滋，与卢德水不仅同为“世”字辈，而且名讳皆依水旁，则卢德水为卢见曾的曾祖辈，谅无疑义。不过，卢德水不属卢宗学位哲的嫡传，仅是旁支后辈而已（尚待谱书佐证，此处只得姑妄言之）。
  仅就卢著《读杜微言》的价值，卢德水列乡贤之列应属无愧，何以“县志”不为其立传呢？
  从《德县志·人物志》得知，甲申之变（1644年）期间，德州出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谋诛伪官。既有赵继鼎、程先员等人与卢德水“协谋伪官”、“诛伪官”的文字，又有“谢重辉率众诛伪官，保维桑梓”的记载。所谓伪官，当指李自成起义部队的派员，“诛伪官”的主谋，当是乡里知名的缙绅大员，卢德水便是其核心人物，在“县志”的编纂者看来，“诛伪官”自然是义士们的义举，值得大书特书的。可他们为什么竟没有为卢德水写上一笔呢？
  原来，“县志”是传事不传人，在《舆地志·纪事》中，对事件原委做了详细地记载。其（崇祯）十七年条中记载：“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陷京师，遣贼将部郭陞狗山东。四月初八日，陞（郭陞）陷德州，设伪武德道阎杰，伪知州吴徵文。卅人、御史卢世〓、赵继鼎，主事程先贞，推官李赞明、生员谢陛等合谋诛之，为怀崇（崇祯帝）发丧。起义兵讨贼，并诛景州、故城、武邑、东光等处伪官。秋七月，清遣官抚定德州，卢世〓等全城归附，士民安堵。”
  原来如此！
  据辽宁王戎笙主持的《清代全史》讲，在甲申之变的历史关头，在大顺军战败西撤、京师易手的消息传开以后，遵化、大同、德州等地官绅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开始以光复大明为号召，真相大白之后，又迅速拜表归降满清。（见《清代全史》二卷38页）其间，于德州官绅之中，卢德水确实可称主谋、决策人物，“卢世〓等全城归附”，是甘心附虏，还是临时应变，我们不得而知。清廷未派一兵一卒，仅是“遣官抚定”，轻易地拿下了德州。卢德水之于清廷，真是立了大功劳，理应得到新主子的欢心与酬赏。他们得到了没有？不好说，反正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卢世〓自选了刽子手、大汉奸这么两顶帽子，则是无疑了。以“驱逐鞑虏”为号召的民国人士又怎样看待德水呢？
  或许《中国人名大辞典》能给人以惊喜？——果然，《大辞典》展示了卢德水的清晰轮廓，其1588页有着卢世的条目。“卢世〓，清涞水人。字德水，一字紫房，晚号南村病叟。明崇祯（‘县志’说是天启五年——笔者注）进士，官监察御史。入清拜原官，征诣京师，以废病辞归。读书剧饮，佯狂肆志以终。素好杜诗，有《杜诗胥钞》、《读杜微言》；诗亦清迥绝伦，有《尊水园集》。”这是目前见到的一份较完整的有关
  卢德水的资料。
  《大辞典》说卢世〓是涞水人，这不必心惊。《德县志·卢宗哲传》写道：“卢宗哲，字睿卿，左卫人，其先家涞水。嘉靖乙未进士。”德州左卫卢氏由涞水迁来，正可说明卢世〓的“涞水人”身份是指其郡望，而不是指出生地。看来《大辞典》的编者忽略了这一点。韩愈自称韩昌黎，也是指其郡望，他的出生地是河阳（河南孟县）本没有疑义。
  明代的监察御史，为都察院属官，职在中央，分理地方，其外出巡按者号为代天子巡狩，考察藩服大臣，府州县府，举劾之权尤重，大事奏议，小事立断，是个惹不得的阎王官。卢世〓于甲申变乱之际，挺身而出，诛“伪”献城，对清廷立有大功，清廷原该优厚有加，委以重任的，不知何故，入清之后仅仅“拜原官”（正七品，即正县级待遇），实在是委屈了他，让他仅捞了个北京户口（“征诣京师”）。后来的“以病废辞归”就不得其详了：是要他辞归，还是他要辞归？其中似有隐衷。原来，在甲申年的五、六月，德州官绅曾由卢德水导演了一出拥立明庆藩宗室朱帅焮为济王的闹剧，清廷对他冷落，或者视为贰臣，也许事出有因，就象他们对待钱谦益那样。王士祯的论诗绝句以卢世〓与钱谦益对举，说不定还有点政治上的原因。抑或在他“征诣京师”之后，在清廷的权力倾轧中投错了门子，或者履行职责时（举劾）碰上钉子？那就有待查实了。反正“佯狂”一义，“狂”为其表，“佯”为其实，卢德水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在。
  还是先来个以诗为证吧。
  程先贞写了个《乡先贤诗五言古二十一首》，其最后一首写的就是卢世〓。按说，二十首是个整数，一定要写二十一首，意味着卢世〓是非写不可的。其“卢公以酒名”，正可印证“读书剧饮”的话，而“世事易沧桑，解脱如蝉蜕”似乎说明卢德水的“辞归”是主动行为，作者是为之庆幸的。
  田雯有《移居尊水园祭卢南村先生》一诗，内有“草屋三间子美亭，先生醉卧不能醒”之句，正是“读书剧饮”的“佯狂”之态的真实写照。而且，杜亭仅仅“草屋三间”，且又“空园竹柏多摇落”，与自作《述怀》中“阶前竹柏郁青青”的幽景正成对照，恰又说明卢世〓“辞归”以后的拮据与萧条，卢园田居，不也是“世事易沧桑”么！说不定到了田氏升腾之时的康熙朝，卢世〓也许不在人世了。
  李柽有一首《过杜亭吊南村先生》的诗，内有“十年游宦伤陵谷，五柳归来半醉醒”一联。卢世〓作为明崇祯（或曰天启）进士，在明为官达十余年时间，即遭明朝覆灭，满族入主的陵谷之变，自然十分伤感，而“五柳归来”一典，意味着他的“辞归”是主动请辞。“半醉醒”不仅是在酒场，也是官场的保身之举。“醒”是对时局另有看法，“醉”是应付时局的策略，而且亦醉亦醒，以醉掩醒，醒中有醉，醉醒莫辨。这是陵谷巨变时带有普遍性的士入心态。卢德水一类的明代官绅们，对入主的清廷原本抱有很大的期望，严酷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又使他们饱尝了失望的苦悲，大批的降清官绅进退失据，颇为自悔，逃逸者有之，归隐者有之，形成一种时代思潮。清初文坛有不少南北对举的例子，例如南朱北王，南施北宋，南洪北孔之类，如果卢德水确为因自悔而主动辞归的话，那位自题园石的祭酒吴伟业就不能专美于前，只好以“南吴北卢”之目并称于后了。
  不传其为人而录其为文，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那些仕途顺达而又对辞归者有几分同情心的士人就是以赞其为文而曲以达意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说卢德水的诗作“清迥绝伦”，田雯的《古欢堂杂著》也表露了对卢诗的激赏。他以全书中最长的篇幅高度评价了卢德水的诗：“卢德水《尊水园诗集》，余初不其好之，及看之久，始知人不能及，虞山（钱谦益——笔者）推重非谬……此等诗入之香山、东坡、放翁集中，不可复辨。”他还抄录了卢德水七首绝句，推称“尤为奇观”。细读其绝句，确实“推重非谬”。倒是近年来的几种清诗选本没有选录一首卢德水的诗，真是委屈了他。
  至于卢德水的《读杜微言》，那自是王士祯高度评价的力作，清人秦松龄也因其“遗卷付江湖”（《吊卢德水五言律》）而感到欣慰，李柽也有“中郎死后书还在”的诗句，卢德水的诗论著作，尤其注杜的《读杜微言》，也许还流传于世，也未可知。
  国史无传、县志无传的卢德水，“佯狂肆志”的卢德水，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其“卢水”面貌搞得清晰些，也许不是无效劳动。即使此人有些污点，我们不搞因人废言，对他的诗作和诗论（尤其他的注杜力作）切实做些实际的搜集、评论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些乡后昆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女寺寺名来历新考
  韩风声 王志永 王世昌
  1972年武城县四女寺一带卫运河河道拓宽时，民工们在新拓的河道中挖出一块青石碑。碑高二尺，宽五尺，厚六寸。冲刷干净后，文物专家辨别鉴定方知为清代道光年间张祥河记“四女寺诗有序”。碑志以清秀的行书字记述了此地唐代时五位才女的生平相关事件及四女寺名称的来历。此碑的出现，把一段生动曲折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展现在世人面前。它的出现也彻底推翻了以往有关四女寺来历的传说，澄清了上千年来有关四女寺名称来源的事实。
  武城四女寺一带千百年来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它一直被认为是四女寺名称来源的依据。相传汉景帝时，此地有一傅氏夫妇，乐善好施，年尽五旬，仅生四女，皆聪慧孝顺，为尽孝道四女均矢志不嫁，并各植一槐，对天盟誓：槐枯者嫁，茂者留。四姐妹暗自用热水浇彼之槐，以期烫死，不致贻误青春，结果愈以热水浇槐，槐树愈加茂盛，最终四女同室事亲。二十年后，四女修道成仙，举家超升。人去迹存，四槐亭亭玉立，乡人遂把该村命名为四女树。后有人建寺塑像供奉傅氏四女，四女树便改名为四女寺。
  四女寺坐落京杭运河南岸，为一漕运繁忙的码头。东邻重镇德州，并有进京驿道经过，所以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富足一方，有山西会馆、四女寺祠。历代文人墨客路过此地，听此传说，无不挥毫泼墨，各抒情怀。“森森槐荫绕祠堂，清卫环流水正长。四女同心贞不字，双亲颐志寿无量。”其说绎载青史，使四女寺更添神秘色彩。
  然而四女侍亲举家飞升之言，属街头巷语，以讹传讹，人不足信。但事出有因，名号有源，四女寺名称来由定存史典之内撰于碑文之中。今观武城县志载管异之撰“恩县四女祠碑”碑文及新出土的道光年间张祥河记《四女寺诗有序》碑文拓片，方知早有宏博淹雅之士，辨千载之瞀。
  据管异之撰《恩县四女祠碑》，碑文载：“阳湖孙使君督粮山东，起痿了朦，百废具作。间乃观邑志，披地图，得是祠而立之日，此唐贝州清阳宋廷芬之五女，所谓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者也。事具唐书《后妃传》，言贝州，则地符；言读书，则事合。其去一人，其以若宪被诛之故乎？传之者谬矣。”
  据这位孙氏郡长考证四女寺名称来源于宋氏家族立祠祀之事，并据唐书《后妃传》之言，因四女若宪被诛，故去一人。此考依族谱，附正史，寻根溯源，真实可信。
  新出土的道光年间张祥河记《四女寺诗有序》，碑文对四女寺名称的来由也确认为唐时宋廷芬及其五女事迹所演，而且记载更为详细确切。其内容与民国时期编纂的《重修恩县志·烈女传》中的记载相同。由此可见，唐史、地方志与碑文内容相符，四女寺之名的来历是据唐时贝州清阳宋家五姊妹的入宫之事演绎而来。笔者根据新出土的石碑及相关史料加以整理如下：宋廷芬，唐贝州清阳（今武城县四女寺人）。他博学多才，善诗文，在当地很有名望。他生有五个女儿，长女宋若莘、次女宋若昭、三女宋若伦、四女宋若宪、五女宋若荀。若莘教诸妹如严师。五个女儿皆聪慧机敏，精通诗书，其中宋若莘著《女论语》十篇流传于世。她们勤奋好学，有很高的志向，不愿嫁于俗人。姐妹五人均为当时著名才女，贞元年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把五女的德才上报朝庭，唐德宗召五姊妹入宫，并亲自考察文章才学，最后全都留在宫中。德宗李适因其才德出众，不按妾侍相待，而呼之以学士、先生，并命若莘总领宫中秘禁图籍。当时宋廷芬也被提拔为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教。
  元和末年（公元820年）宋若莘病逝，唐德宗赠河内郡君，并命宋若昭接替其姐的职位，穆宗李恒拜尚宫。（授尚宫之职别于后妃）宋若昭文高性洁，历经德、宪、穆、敬四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宝历初（公元825年）卒，赠梁国夫人。并动用国家仪仗队举行隆重国葬，葬于皇陵处。因宋若伦、宋若荀早卒，宋若宪代司秘籍。
  唐文宗时，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恶宰相李宗闵奏本诬陷若宪说，附马都尉沈议曾厚赂宋若宪求执政，皇帝被骗，八月初三，文宗李昂赐若宪自尽（《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后真相大白，皇帝始悟若宪冤屈，然而追恨已晚，无可挽回了。后来，宋氏家族及乡人在故乡武城建祠祭祀，因若宪被诛，诎而不祀，所以只祭四女。并塑四女像，皆着儒生衣冠，纪念供奉，遂逐渐称为四女寺之名。
  张祥河为五才女的事迹作诗赞曰：不栉皆成国士风，故应祠庙此邦崇。十篇闺阁知论语，一传才名附尚宫。卫水清于源月白，贝邱萧瑟野花红。年年精漕帆樯利，仰目灵旗澍雨中。
  道光＋三年癸己首夏
  运河故道振河阁
  孙寿昌
  明代至清代初叶，德州城西侧大运河走向，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从城西南方豆腐巷村，拐向东北，向古城靠拢，流至聚秀门（大西门）前转北，顺城下古驿道西侧北流，经城垣西北角又向西北流去，这一弯曲河道呈“U”字形。
  明万历40年（1612），德州知州孙森大人，为城西优美风景所陶醉，在西城垣上建“振河阁”，作为登城观赏河景的去处。选址在聚秀门以北，广川门（小西门）以南约100公尺处。为建阁将城墙加宽5公尺，长30公尺，城头顶部呈“凸”字形平台，振河阁就建在这块加宽的台面上。振河阁，砖木结构，二层方形，四周环廊，廊内绕以木栏。由阁内底层登木梯，可达上层，站在廊栏内，眺望大河、古城、驿道……美景尽收眼帘。振河阁从整体外观看：斗拱重檐，筒瓦方攒尖顶，小巧玲珑，挺拔秀美，造型别致，绮丽多姿，屹立古城之上，遥望如瑶台琼阁、海市蜃楼，仙境一般，为游城赏河之最佳所在。站在振河阁上，眺望那奔流不息的大运河，从西南方向古城顺流而下，河面上一行行长蛇阵般的漕粮船，摇橹鼓桨，白帆片片，百舸争流，向德州城驶来，近而又绕城北去。码头停泊着画舫舷窗的官船，竹篷瓦盖的客船，南北货运的商船，舟樯如林，密密麻麻，联接如指，衔尾相连。沿河街道的店铺、客栈、饭馆鳞次栉比，酒旗高挑，幌子醍目，冲天招牌，白天熙熙嚷嚷，夜晚灯火万点。特别是在晨光微熹或艳阳夕照时分，城堞楼阁，古道驿马，大河桅樯，融为一体。堤岸绿荫，长河落日，霞光如画，景象万千，那高远奇丽，空阔奇幻，淡妆浓抹，别有一番风韵、情趣。眸前仿佛一幅名家绝妙的《城河驿道图》，令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
  寒暑交替，春秋轮回。一晃100多年过去了，历史翻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清廷在治理京畿河道的同时，考虑到大运河汛期和长久冲刷，将会危及古城德州的安全，于雍正4年（1726），将城西弯曲河道挑直，从此古城与大运河相隔3里之遥，由于振河阁远离河道，逐渐冷落荒凉。从此，古城德州西侧，如锦似画的美景而消失了。振河阁好像一位体弱多病、蹒跚在人生之路上的百岁老人，送走了他那美好的青春年华，在孤独无助的暮年，挣扎着走向无可奈何的毁灭之路。当人们偶然忆起他时，已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