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克东，1915年5月14日生于山东恩县刘庄（现属平原县恩城镇）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恩县县委书记、观城县委书记、曹县县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围场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热河省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共热河省委秘书长、中共承德地委第一书记、国家农垦部公社局局长、计划局局长等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顾问，1986年1月离休，1991年6月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王克东同志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敌人，横眉冷对，勇于斗争，对人民则甘愿俯首为“牛”。他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埋头奉献，从不索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虽然位居要职，却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公仆，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为群众谋利益。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在“左”倾路线干扰时期，他襟怀坦白，交明磊落，刚直不阿，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唯书、不媚上，一切从实际出发，虽蒙受20年不白之冤，但为了党的事业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高尚品德。
  一、接受革命思想薰陶
  王克东原名王玉成，抗战爆发时，为表示驱除东虏的决心而改名“克东”。
  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下了关东。他12岁才入不收学费的东关试验小学读书，两年后考入也不交学费的县立职业学校。在职校读书三年间，语文教师马怀礼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开始受到人生启迪。
  马老师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讲课时，经常提到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特别对李大钊推崇备至，讲李大钊怎样教导学生读书进步，怎样教育工人不当牛马和奴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在当时的严重白色恐怖时期，马老师甚至讲国民党同共产党之争并未结束，谁胜谁负现在定不了，要象李大钊这样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团结群众并为群众谋幸福的干法，最后胜利恐怕在共产党方面。
  这位马老师还经常在县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自由演讲时，上台慷慨陈词，抨击社会时弊，不点名地揭露县里官场上一些贪赃枉法现象，使当时恩县县长杨玉镶十分尴尬，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因此，大约在1930年（或31年）的一天，马老师突然被捕了。王克东和职校的师生去监狱看望时，马老师很镇静，拍着脚镣对学生们说：“不怕这个！你们放心，我没做坏事，你们要好好学习。”王克东和同学们都掉泪了。
  马怀礼老师的身份虽然对王克东来说一直是个谜，但这位老师却使他少年时期就对共产党有了好印象，他知道了李大钊是好人，是反对不公平的黑暗社会的带头人，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幸福的党。
  1932年7月王克东考入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又有幸遇到两位好教师。一位叫李一凡（李竹如），教他们二级的《农村经济学》；一位叫马霄鹏，教他们二级的《乡村社会学》。两位老师讲课都能联系社会实际，不仅使同学们增长了知识，还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如李一凡老师讲农村经济学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生产过剩”，实质是资本家残酷压榨得广大劳动人民吃不饱饭，买不起衣，流落街头的一种反映。中国的社会经济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根本不能自由自主地发展。现在，东北已经丢失，华北陷入危急，日货充斥市场，走私日益猖獗，内战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也不得温饱，冻饿而死的事件时有所闻，即使遇到丰收年月，也是谷贱伤农，农民的生活照样不好过。马霄鹏老师讲社会学时，列举贪官污吏劣迹，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当时的平原县长叫曹梦九，过去当兵时是韩复榘的伙伴，韩当上山东省主席之后，曹也闹了个县官当。他为了敲诈钱财，设置了一个密告箱，还好用鞋底打人嘴巴，所以人们送他个外号叫曹大鞋底。有次没问原由用鞋底打了上海一位记者的嘴巴，记者们在山东不敢惹他，有苦难言，但回到上海就在各大报上登出了这件“新闻”，引起社会舆论的公愤，弄得韩复榘不得不宣布将这位曹大鞋底撤职。但接着就悄悄地把曹由平原这个三等县调到一等县高密当县长去了，月俸由大洋300元一下子升到500元。在那个黑暗社会里，这等丑事到处都有。
  当时，王克东还不知道，这两位深受乡师同学们崇敬的教师，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1934年10月，在学生中秘密建立了中共平原乡师党支部，王克东的同乡好友马诚斋就是党支部书记。
  1935年5月，党支部发动全校学生举行了反对国民党省教育厅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大罢课斗争，由于王克东是二级一班班长，学校里许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在学生中威信较高，罢课学生同校长交涉时，一致选他当了学生会会长。
  罢课学潮坚持了三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第四天被县警队镇压下去了，马诚斋等6位同学被开除，王克东也被国民党县党部传去谈了话。还好，没有对他怎么样。
  这是王克东第一次经受群众斗争的锻炼。
  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1936年暑假，王克东于平原乡师毕业后，按当局要求，到济宁学习（乡村建设理论），结业后被分配到武城县饶阳店薛官屯乡农学校担任校长。
  这时，马诚斋多次找过他，给他书看，并给他介绍国际国内形势。有一次，马诚斋问他：“你如果被捕，能坚持不？”王克东说：“当然能坚持！”提到入党，王克东当时还认为只有象李大钊那样有学问的人才能当共产党呢，自己怎么行！可马诚斋走时，跟他打了这样一句招呼：“咱们是一伙的了。”不久，马诚斋回来向他正式宣布，党组织已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这是他意想不到的事，感到格外高兴，激动不已。时间是1937年10月。
  入党后，他就按组织的布置和要求，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寇沿津浦铁路侵入山东。这年11月，他和马诚斋在武城县张官寺一带发展了十几名爱国进步青年入党，并在他俩发动指导下，由白金荣、李华珍拉起一支80多人的抗日武装，开展破袭铁路、骚扰日军的游击活动。
  1938年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由冀南挺进鲁西北，在恩县旧城镇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鲁西北特委代表张承先帮助建立了恩县县委，马诚斋任书记，刘子蔚任组织委员，王克东任宣传委员。当时王克东不知道书记是什么职务，还闹了个小笑话，他对马诚斋说：“我当书记吧。”马诚斋对他笑笑：“别变了，这是上级党组织决定的。”——他把书记当成秘书了。
  不久，津浦支队消灭了残害民众的恩县顽匪孔三滚子（孔宪圣），争取了当时愿意同我合作抗日的土匪王化三部。在县委领导下，建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恩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彭天琦任主任，刘子蔚任组织部长，王克东任宣传部长。恩县战委会成立后，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军支前，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活动，为开辟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5月，在县委领导下，恩县又建立起百余人、七八十支枪的抗日游击大队。不久，马诚斋调鲁西北特委，刘子蔚接任县委书记，王克东改任组织委员。
  抗战初期，随着日寇的侵入，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撤退，鲁西北一带土匪杂团武装蜂拥而起，各霸一方，残害百姓，十分猖獗，也给县委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1938年6月，八路军六八九团、七六九团和第五支队、津浦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歼灭了顽菲李俊兰部主力，李俊兰和张栋臣等土匪杂团，或逃遁或收敛。恩县县委乘胜开展工作，局面大为好转。王化三这时虽然暗中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但为了继续假装抗日，会同国民党顽固势力及当地豪绅，在抗战一周年时召开了个纪念大会。县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不利团结抗日的言行，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由王克东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发言，王化三等对这个纪念会本来没做认真准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打了一阵官腔，因而会场紊乱嘈杂。而王克东和刘子蔚事先准备好了讲稿，他发言时，有理有据地揭露了顽固分子假抗日、不抗日、真反共害民的所做所为，并把我党全民抗战的主张向群众作了宣传，影响很大，弄得王化三和国民党恩县县党部的顽固分子非常被动，只好草草收场。
  这年秋冬，鲁西北大部县城失陷。1０月15日，日军侵占恩县县城，1939年初王化三公开投敌，继张子成充当了伪县长，中共恩县县委领导的抗日活动，在农村继续开展。
  1939年7月，刘子蔚调卫东地委，王克东接任恩县县委书记。在卫东地委领导下，到9月，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五县（平原、恩县、夏津、高唐、禹城）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恩县的工作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2月，王克东被调到鲁西区党校学习，从此离开了家乡恩县。
  1941年春，王克东被调观城县，任县委委员、抗日政府县长，直到42年底。这一时期，正值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敌伪杂顽匪勾结一起，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群众管这叫“五鬼闹边区”，同时又遇上严重的旱灾。在这种困难形势下，王克东为首的县政府，在县委的领导下，密切配合部队，积极开展工作和斗争，很快巩固了以观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他又被调到曹县任县委委员、抗日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这年5月和9月，先后有国民党李仙州部2万余人，日伪军3万余人对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侵犯和大扫荡，王克东带领全县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同敌伪顽进行了顽强的拼搏，取得反击战的重大胜利。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局部反攻阶段，曹县同鲁西南各
  县协同发起了对敌斗争的强大攻势。到1945年夏，除县城和几个孤立的日伪军据点外，其他重要集镇和广大农村均已解放。在八年的抗日斗争中，王克东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战斗在第一线，面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和各种天灾人祸，他不屈不挠、出生入死、毫不畏惧、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谱写下小小的然而闪光的一页。同时，在这场异常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他也锻炼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了。
  三、一次难忘的教训
  在曹县的敌伪还未完全放下武器，向我交械投降的情况下，1945年10月，王克东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调他去东北。他二话不说，收拾一下行李，带一名通讯员，就徒步出发了。11月到达热河后，又接到通知，凡去东北已到热河的干部，都留在热河，就地安排工作，他被分配到热西专署担任了秘书室主任。第二年五月，他又被调到围场县任县委书记。
  这时，解放后的围场县正搞减租减息和清算汉奸恶霸的斗争，王克东到任后立即投入这场群众运动的领导工作。
  但是，围场人民群众刚解放不久，内战又开始了。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承德、隆化，分三路进犯热西、热北。围场县党政机关在部队掩护下，进行了艰苦、危险的千里战略转移，直到47年5月，围场县重新解放，王克东才率领党政机关同志回到县城，并立即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反攻倒算的地主恶霸，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到秋后，全面展开了土改运动和剿匪斗争。
  1948年春天，就在围场取得土改和剿匪斗争彻底胜利的时候，由于多年战争频仍，日伪统治，土匪抢掠，地主恶霸盘剥，许多“烟民”吸食鸦片以及围场多为山区，自然条件差，加上土改分浮财中对粮食的浪费等诸多原因，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灾荒。全县许多农村群众缺口粮，缺饲料，缺种子，有种不上地的危险。起初县长胡为乐同志下乡回来，向县委反映了灾情的预兆，提出向上级申请救济粮的问题，当时王克东考虑目前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支前任务很重，怕影响军粮供应，向上级要粮问题，需慎重从事。因而对救灾没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但是，王克东和县委其他同志分头下去调查摸底，才发现问题相当严重，县委、县政府全力组织群众春耕春种。可是，入夏以后，灾情进一步恶化，大面积庄稼耕地抛荒，大量人口外逃，饿死人的现象多处发生，一些重灾区加上伤寒病流行，病饿而死者更多。全县140个重灾村，灾民达8.2万人。
  面对严重灾荒，王克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和县委、县府的领导同志全力投入救灾工作，认真分析了灾情发生的原因，反复研究了组织领导生产救灾、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措施，并请求省里调拨300万斤救灾粮，进行公平合理的发放。到秋冬，灾情才有所缓解。
  1948年围场县这次救灾工作，对王克东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懊悔自己工作的疏忽，他痛心做为百姓的公仆，对待群众的生活问题，与群众生命攸关的事情，太缺乏敏感，太缺乏关心了，因而欠下围场人民群众一笔债，一笔终生难忘而又无法偿还的痛苦债！这次教训，也是对他世界观的一次深刻的改造，对党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思想工作作风，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牢牢地树立起来，这一点，在建国后他三十多年风风雨雨，坎坷曲折的经历中，任12级台风都未能吹掉，从他身上闪现出夺目的异彩来。
  四、“跃进”年代的困惑和遭遇
  1949年10月，王克东从围场调到热河省政府，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三反”“五反”结束后，53年初，又调省委任秘书长。
  这期间，正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王克东对农村工作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他经常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把摸清的实际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1953年他在承德地区跑了好多地方，特别一些原先贫困的山区，他看到广大农村一派太平兴旺景象，粮食放在场上，棉花堆在地边，红薯放在院外窖里，根本没人偷，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心舒畅，群众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深受鼓舞，觉得不用太长时间，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连续三年一步一个台阶。在省委讨论农业社发展规划时，王克东感到发展速度快了些，在会上讲了些意见，认为步子还是放慢一点好，以便“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那知说完就受到一位省委领导拐弯抹角的批评，说他有点保守。但在传达邓子恢的讲话精神时，这位领导又表扬了他几句。不久，省委主要负责人回来，在会上又严厉地批评他一通，使王克东和其他同志都感到突然，感到吃惊，但谁也没说什么。王克东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动，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合作化后期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欲速则不达。
  1956年1月，热河撤销，承德地区划归河北省，王克东担任了承德地委第一书记，他感到担子特别重。
  上任后，他带领地委一班人，经过深入全区各县调查研究和反复思索讨论，从承德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在原规划基础上制定了“以农业为主，农、林、畜、牧、蚕桑、果树及其他副业相结合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并采取措施，积极实施，但后来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的规划，便夭折了。
  1957年延续到58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之后，在全国特别是河北省大气候的影响下，承德地区毫无例外地也开始了“大跃进”，男女老幼齐出动，日夜战斗在田间。
  夏秋之间，在高级社尚未整顿巩固的情况下省委提出搞大联社或万户、万人之社（家）的要求。当时，王克东考虑，承德这样居住分散的山区不一定适合办这样大的社，所以一时拿不出方案。在省委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上，承德就挨了批评，说他们“按兵不动”，不搞“一盘棋”，承德的实际情况王克东了如指掌，许多行政村方圆就领十里，还山阻谷隔，搞大联社或万户之家，每个有5万人左右，而这些山区两个行政区合起来也不足5万人，但面积却相当于关内平原一个中等县。这么大的社，核算单位放在哪里？地域限定多大范围？怎么组织领导生产？怎么进行分配？土地、山场、林木、大小牲畜怎样经营管理？与原来的社在财务等方面什么关系？等等，省领导却只字不提，或提而不清。这样大的事情，这么多的问题，不容做详细调查研究，也不容试办，更不准说不赞成的话，说搞就得大搞，快搞，做为地委书记的王克东，他觉得简直把人难死了，他要为全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负责啊！
  不久，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话发表了，说是“一大二公”。8月下旬，传达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后，王克东再也不敢“按兵不动”了。在大跃进的“东风”越刮越猛的形势下，只用一周时间，就在全区搭起了人民公社的架子，实现了公社化，向省委报了“捷”。但是，他知道，问题却是成堆的。
  秋季，省委在天津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研究核实当年粮食产量及上缴任务。这一年由于风调雨顺等原因，确实收成不错。但是，许多地方麦季上报亩产几千斤，秋季又预报亩产上万斤，居高不下，在这种大吹大擂形势下粮食产量要落到实处是极难的。省委要各地区报产量，王克东与地委、县委的同志反复商量，报了几次也下不来台，没办法，后来狠狠心报了个14亿斤，估计比实产多报一两亿斤，觉得确定不能再多报了，结果，省委几位书记轮番批了他一通，说承德太落后、太顽固了，王克东不仅保守，而且不搞一盘棋，闹独立等等，并且话中带有警告的性质。逼他表态时，他感到不能申辩自己的意见了，内心真是痛苦不堪。
  其实，上报和认领个大数字很容易，到时候实现不了，再说明情况也能过关，当时的“大跃进”就是这么吹上去的，“五风”就是这么刮起来的；许多聪明人也是这么靠搞“假、大、空”扶摇直上的。可惜王克东做人太实在，做党员又党性太强了，他觉得，作为党的一级主要干部，说话总得负责任啊！
  这年秋种时，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一位领导同志叫每亩播种200斤麦种密植，并让立即回答，王克东又做难了，电话上催问好几次，别的地区都回答了，他到底没敢回答，答应了就要办的，然而谁都知道，那是连麦种也捞不回来的在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还伴随着著名的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省委指示，各项工作都得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不能跟“元帅”闹矛盾、抗膀子，城乡遍地建土炉，大搞人海战术。到秋冬之间，承德全区70万男女劳力，已经上到四十万，庄稼无人收，大豆爆到地里，红薯冻到地里，损失很大但省委主要负责人在电话会议上还一再催逼着往大办钢铁上再上人，而且不上不行！男劳力不足，很多带孩子的妇女都上了，场地连临时遮风御寒的棚屋都没有，致使孩子的尿布都冻了，王克东怎么好答应再上人！他心里难过极了，他已经了解到，那些炼钢铁现场千千万万老老少少的群众，日夜坚持在秋冬北国的冰天雪地上，已经忍受不住那异常艰苦疲劳的境况了，他们开始拐弯抹角的在埋怨我们这种遇昧而野蛮的强迫行动了。这种局面，一个地方党委负责人如何能扭转得了啊！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有位省的领导来承德“视察”，竟异想天开，指示说，承德铁矿石很多，山上又有树，又有山沟，把树砍倒放在山沟里，上面放上矿石，点着火一烧，不就把铁炼出来了？王克东实在难以理解，我们这个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武装起来的党，有些人怎么唯心到这等程度！
  还有大办公共食堂，更是一轰而起。开始中央精神是群众“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可以办常年的，也可以办季节的”，但办起之后，群众便没有选择的自由了。这年春节前，王克东到围场农村，去看看情况，见到农民实物、现金什么也没有分到，人们都在食堂吃饭，打回家的食物都上冻了，家中不让安锅灶，又烧不上热炕，家家户户透心凉，广大群众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他吃过群众这样的冷饭，也睡过群众这样的凉炕，老房东把自己铺的一块狗皮褥子给他铺上，那也没有一点热乎劲。天亮了，老房东问他冷不冷，他说你呢？老房东说：“就差没冻死了。”群众听说他来了，就纷纷去找他，有的还叫他王政委，有的称他老王，问他怎么办哪？面对这些多年来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围场群众，他难过得流泪了，他能说什么呢？他横横心告诉干部、社员说，还是按中央早先的指示精神办。于是，围场县的食堂就大部分很快解散了，群众把他看成救命恩人，从此称他“王青天”了。
  回地委之后，几经商议，决定全区实行中央以前兴办食堂精神，允许山区分散的农民领粮回家做饭，有些偏僻的地方则正式解散，这在河北，乃至全国，停办集体大食堂是最早的，但是王克东知道，这要担很大风险啊！那时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上级正确的指示而群众又愿意接受并渴望兑现的话，在运动中怎么就不能说甚至成为大逆不道了呢？随着运动的演变，根本违背原有指示，根本走了样的以致明显地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反到成为最时髦、最正确、最进步、最革命的东西了呢？
  58年吹起来的光怪陆离的肥皂泡，到年底和59年初就破了，群众的情绪降下来，干部也疲惫不堪了。怎么发动再干，人们也叫不动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始收正“左”倾错误，两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武昌会议，以及八届六中全会等中央一系列会议精神，先后传达到干部群众中，同时，省委也相应下达了一些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指示，召开了一些相应的会议，在这种背景下，承德地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着手在某些局部方面，做了一些政策性的调整纠编工作。如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公社体制及生产、生活的管理，各种“大办”中的“一平二调”算账退赔等等。到8月，王克东又根据省委为中央庐山会议纠“左”作准备的电话指示精神，让地委农工部起草了一个《中共承德地委关于进一步调动全区农民积极性迅速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规定》，还只是印了10份的草案，并未形成正式文件，更没贯彻实行，准备地委讨论修改后向省委汇报，然而就是这个“草案”，却成了他“反对和瓦解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党纲领”了。这一时期，王克东的思想极不平静，到省里开会、办事，在说话、反映情况时，比较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觉得，做为一个地区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省委主要领导面前，总得说点真情实话吧，总不能说假话吧？
  但是，谁料想，庐山会议上揪出了彭德怀所谓“右倾反党集团”，全国的形势一下子又变了，由“纠左”变成“反右”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9月，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一位省领导在代表省委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不点名地列举了王克东向省委汇报情况时说过的一些话，接着省委开会时首先抓出张家口的葛启，又批了石家庄的韩德纯，王克东感到，下一步就轮到自己头上了，可是省委只让他在会上作了一下自我批评之后，便告诉他：“你放心，不再批你了，回去安心好好工作吧。”过于实在的王克东当时心里的石头立即放下来，临走还高高兴兴地去看望老伙计、省委监委书记樊某。岂料，到他家，王克东笑着同他握手时，樊某却把手一甩，严肃而大声吼道：“谁跟你握手？你来干什么？你的问题大得很，多得很！你想来软化我吗？不让我反映你的事吗？办不到！我要向省委、向中央反映你的问题！”把王克东弄得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讪讪地说：“我是来看看你……”樊某说：“你想探听情况吗？没门！”这个又辣又苦的闭门羹，才使王克东预感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果然，刚过国庆节，省委工作团就以“帮助检查工作”的名义开进了承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负责，监委书记樊某“协助”，通过对各类文件、材料的深查细找，组织人座谈，找一些人单独谈，并把县委书记们召集来分别谈，一齐谈，于是，就把省委早就准备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资本主义势力代理人”的帽子，给王克东扣到头上了。这当中，前几年还在承德地区一道工作过的“老伙计”樊某（57年曾任地委第二书记兼专署专员），最活跃，最卖力。
  接下来开始了批判，小型、中型、大型批判会接连不断地批；背靠背、面对面，台上台下，翻来复去地批，批了一个段落之后，省委工作团拿出一个初步结论性材料准备上报，与王克东见面并让他签字时，他别的没说，突出感到一些定性的文字不能接受，如说他“极力仇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等等，他说：“这样的话我接受不了，我怎么能仇视社会主义并极力仇视呢？请向领导反映一下能否改一改。”这下子可进一步惹出事端来了，对他的批判继续进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由承德市扩大到全区各县城乡，由一个地区又扩大到河北全省进行联合大批判。一时间，市上、街上、机关、学校，直到乡村的有线广播，都是这个内容的声音，就这样，在承德，在河北，从1959年到1979年整整批了他20年！20年批判未断线，而且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开始批判他一个人，接着揪出“反党集团”批；62年平反复职，还未工作几个月，又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罪批；64年“四清”运动中借口承德“土改、镇反、合作化不彻底”，翻起老账批；66年5月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又跟林铁挂在一起批；68年“文革”中从承德又挖出个所谓“王（克东）、郭（耀臣）、郑（起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林铁、刘少奇联系，由农垦部揪回承德，更加大规模地批！批、批、批一直批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还说对王克东没有批透批臭哩，指示承德继续批！而王克东早已调离河北15年了啊！正如1982年中共承德地委在为其平反的决定中所说，对王克东及其所谓“集团”的批判斗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牵连之广，调子之高。声势之烈，都是空前的，使我区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蒙受了一场极大的灾难”。这话不假，单看王克东冤案牵连的人吧，68年王克东被揪回承德挨批斗时，一位负责看管他的同志悄悄告诉他，这次批斗他，牵连到的各级干部和执行他的路线政策的积极分子，据上报估算在6万人以上，对王克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数字！
  也难怪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说王克东没有批透，就是再批上20年，恐怕更批不透了，因为王克东是正确的，他坚持的是真理，他扎根于人民群众，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你怎么会从人民群众心里把他批透搞臭呢？在承德，在全河北，他在民众心里高高竖起一座“王青天”的芳碑啊！
  1960年初，王克东被撤销职务，戴上帽子，下放石家庄地区藁城县。这时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时期开始了，他和县里几个同志在马房村蹲点时，一面帮助村干部组织领导积极生产抗灾，一面尽量帮助群众度过生活难关。他和群众一样在食堂每天吃四大两红薯或薯干，腿脚浮肿得迈不动步子，还动员一块蹲点的同志从自己供应的口粮定量里每天拿出1两交给群众，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该村即将出现饿死人的危急情况下，他请求县长给拨了1万斤粮食，合理分配给群众，一时缓解了灾情，而他们自己，却一斤一两没有扣留。有天晚上，他跟住在一块的一位同志，饿得实在睡不着觉了，两人商量着用白水煮了一茶缸房东的干白菜叶子，连菜叶带水全吞进肚里才睡着。第二天一早，还执意要给房东钱。回石家庄看望老伴时，他步行到郊区住地快半夜了，饥饿难耐找吃的，在屋角碎土里觅出一根小萝卜，他嚼着舍不得咽下，足足吃了10
  分钟，连毛毛根都没舍得丢，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他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分毫不占不贪，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怎么能把王克东批透批臭呢？
  1962年甄别平反前，承德地区很多干部群众给中央、华北局和省委写信，要求为王克东平反，并要求他回承德主持工作。平反后，本来想调出河北的王克东，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满足承德父老乡亲的愿望，又毅然回去担任原职了，而且不计前嫌，虚怀若谷地将樊某这位“老伙计”也留在承德一道工作（王克东撤职后，樊某在承德地委担任副书记）。当时地委的好几个同志埋怨他：“省委调他走了，你怎么又让他回来？你这个人哪？还得倒霉，不信你等着看”。王克东笑嘻嘻地向同志们做些解释工作，56年到樊某家时吃的那个闭门羹，及反右倾时樊某整他的所做所为，王克东此时都抛到脑后了，只想到形势好转了，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把工作搞好。
  不幸的是，后果却被同志们言中了。62年5月复职还没工作三个月，而且大部分时间忙于在省里开会，落实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省委会议精神，到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前后，樊某便又跳了出来，告他的状，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串通一起，又开始整他批他了，而且给王克东罗织的“罪名”里，竟然有樊某自己按照省委指示负责办的一些事！直到63年夏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前省委主要负责人正组织力量准备大批王克东时，被李雪峰等华北局领导同志制止，王克东这才觉得在河北实在没法工作了，便向华北局领导提出调离的要求，到国家农垦部工作。
  “文革”期间的1968年冬，由河北省革委出面，承德地区造反派派人，把王克东由北京揪回承德批斗。然而，与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樊某等的主观愿望相反，当地群众根本不相信他们的鬼话，对王克东投以同情的目光，一位看守他的同志向他说：“群众是同情你的，没人说你坏话。”在他每次吃饭时，总有人来问寒问暖，怕他吃不好，睡不好。有人专门带他到外面去买最好的苹果，叫他吃，并说走时一定要带上点。还有一位同志，专门在他起床时，到屋里给他往外端尿盆，他执意不让，但那位同志非端不行，说端了他心里才好受，感动得王克东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可见，一意要批透批臭王克东的那些人，是枉费心机的。
  五、“王青天”终于回来了
  1979年春天，云天雾散。承德人民、河北人民，终于把“王青天”盼回来了。中央派王克东回河北协助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政策，明确他为省委常委。不久他被选为副省长，82年因年老体弱，改任省政府顾问，直到86年1月离休。
  初回河北的头一两年，河北大地上还残存着一片“左”的阻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河北贯彻的很不得力，他很着急，心想，中央这样好的路线，好政策，只要认真贯彻，就能发展生产力，怎么阻力这么大呢？为什么就是不办呢？拨乱反正太困难了！
  他分管农业，为了尽快在全省农村落实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过上盼望了几十年的好日子，他上任伊始，还是当年的老作风，下去调查，摸清灾情，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正当7月三伏，他带上秘书，上了革命老区太行山，爬山越岭，走村串户，滴滴汁珠从清瘦的脸庞，斑白的鬓发上不时滚落下来，裤腿和布鞋上落满了尘土……当年冬天，他又冒着鹅毛大雪，披着那件穿了几十年的绿军大衣，踏上了河北
  最北部的坝上草原；第二年春、秋，又两度奔波在冀西太行山和冀东燕山的千山万壑之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踏遍了大半个河北省的山山水水，行程2万5千余里。
  他走到哪里，就同哪里的干部群众一起研究落实党的新政策的具体办法，总结干部群众的新经验，并加以推广，帮助各乡干部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尽快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太行山区涉县神头大队，他了解到群众一年到头还在啃糠饼子，并亲自尝了一块，糠很多难以下咽，心里一下子压了城大石头。当晚，他从别处调查赶回来，在一棵大槐树下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座谈渡荒和治穷改貌办法。当他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提出将废旧梯田分给社员种些瓜菜、萝卜时，一位大队干部心有余悸地说：“我的天神呀，梯田任可荒着，咱们也不敢冒这个险哪！文革时就因这挨的批。”王克东向大家把党的新政策作了宣传解释后说：“是不是怕戴‘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请想想，到底叫群众吃饱肚子是社会主义？还是叫群众饿肚子是社会主义？如果说让人民吃饱穿暖的办法叫资本主义，也要批判，那我就站在这棵树下，批我王克东好了！”
  在关防公社古台大队，他看到的问题更为严重，全村家家断了炊！一家姓胡的，女主人怀里的孩子已经两岁多，瘦得皮包骨头，脸黄黄的两眼大而无神，王克东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只说了一句话：“我来晚了。”在场的地县干部也都流泪了。据涉县县委书记说全县缺粮户占90％，许多农户已经断粮而无办法。王克东立即着手解决，很快从邯郸运来了粮食，救济了群众。
  1980年秋，在燕山深处的围场县下窝铺大队，王克东同队干部和社员们坐在社员张风英的的炕沿上聊了起来，队干部告诉他，这个大队有370头牛，过去在队上喂养时，牛有“三快”，脊背比刀子快，屁股比锥子快，倒了比爬起来快，还时常不是死就是丢。这年，大队把牛包给5户社员喂养，承包者起早贪黑上山放牛，牛的膘情比过去强多了。张风英还拿出大队同她家订的“牛群承包饲养合同书”给他看，期限一年。队干部说：“要是这合同订的时间长些，养牛户还想利用集体的母牛多下几头小牛，发展家庭养牛哩！”王克东听了十分高兴，转身对在场的县委同志说：“看来，这种把集体的牛承包给重点户喂养，是迅速发展畜牧业的好办法，合同可以订得时间长些，一定几年不变，对集体和个人都有利。”队干部高兴地说：“上级让总结经验，我看这经验叫你说着了！要是全县都这样搞上几年，那围场的牛马羊不满山跑才怪哩。”
  在干部政策方面，原省委领导在落实上有阻力。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只字不提，中央对省委主要领导进行调整后，冤假错案的落实工作仍然困难重重，群众不满意，大批上访。王克东到阜平县，早晨未起床门外就挤满了人，他的住处被喊冤叫屈要求落实政策的人包围起来，最多时他一天接待70多人，他本来不主管这项工作，但人们找到他“王青天”，他就要接待，并认真进行了处理。在张家口，他召开了一次干部大会，大家对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也很大，他又作了许多工作。到1981年7月，中央专门召开了河北工作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八十年代前期，王克东担任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和顾问的6年半中，对河北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帮助干部群众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山区、平原广大农村推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发展生产力，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并逐步走上改革开放的富裕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句老话：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王克东虽然从未想到身后留名，但，河北人民至今流传着“王青天”的故事，表达着对他绵绵不尽的怀念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