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撤退时，我怀愤回家，来德州经商，经营米面铺。随着经营情况的发展，生意有了扩大，逐渐增加了煤炭店、布店、鲜货店，经济收入日益增加，这对我这个军人出身的新商人来讲，应该说是心满意足了。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部领土，并豢养了一批民族败类充当走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亡国奴的悲惨景况实不可忍，使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正在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了这个地方，不断出击消灭和打击日本侵略者，捷报频传，使我充满了希望。我本来是行伍出身，保卫祖国是我的天职，我要为抗日救国尽到一个公民的义务。但是，又考虑到当时自己是个商人，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正在这时，我家乡景县八路军第七区队指导员朱连仲同志因与敌作战腿部负伤后，在
  缺医少药和敌人追捕的情况下，由同乡夏德胜介绍来德，在我家隐居医伤。为了保护抗日爱国力量，在日伪严密控制下，我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毅然将该同志收留。除在我家食宿外，我还为他求医买药，在我的掩护和照顾下，使该同志伤愈后，安全返回了部队。
  朱连仲同志在我家养伤治疗期间，对我讲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我如何为抗日进行工作做了指导，使我提高了认识，看到了光明，增强了抗日救国的信心。一九四〇年，当时任冀南行署主任的王任重同志名声很大，日伪闻之无不胆战心惊，敌人妄图对其全家下毒手。王任重同志家住景县王疃区王七庄，为了免遭敌人杀害，其胞弟王慈惠带领其老母及其他眷属逃离家乡来德州西营（四里屯）隐居。为了避免敌人察觉，其眷属也常来我家居住。因王任重是我的表弟，保护其家眷既是责无旁贷的分内之事，同时也是我保护抗战人员家属，为抗日工作应尽的一份义务。
  为了抗日工作的需要，我以经商的便利条件和收入，交结了一些可以利用的关系，其中还有一些敌伪要人，以便利用这些关系暗中为抗日工作服务。为了探听敌情，索取情报，我首先与日本翻译张彦云挂上了勾。张系我的同乡，自从当了日本翻译以后，很受日本军官的器重，使他受宠若狂，仗势敲诈勒索，欺压百姓，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被人称其外号为“张二破头”。他敲诈来的不义之财在德州开设祥云、卿云旅馆，霸占、抛弃的老婆和姘头不胜枚举。张二破头盼子心切，有一天夜里，他的“二太太”生育难产，情况十分危急，要我设法相助。我为了同他接近，便派我岳母去给予接生，结果生下了一个男孩，使张感激不尽，当场给我岳母叩头拜认了干娘。由此，我和他的关系来往频繁，结为“好友”，从此，汉奸、特务们对我也无不恭而敬之，这就为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冀南军区第五分区情报站站长时方普同志为采购药品和办公用品，经常来德在我处存身，有时托我为他代买。一九四〇年秋，时在我家住宿，深夜他对我说：“我们地方部队缺少棉衣，想从敌人手中夺取，有情报获悉，日军在武库存有大批布匹，为了把这批布匹弄到手，请你把这里的防务情况摸清。”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第二天我立即邀请张二破头，以打麻将为名，从中探听实情，通过言谈话语，得知石家园武库敌人防务兵力薄弱，除白天有日军值勤外，夜间只有部分伪军留守。我把这一情况向时方普同志作了汇报。时方普同志回去后，做了充分准备。在一天的夜里，他组织了二百余人，渡过运河，由我带路，指明货物存放地点。时方普同志带兵而入，首先将值勤伪军捉住，随后入睡的伪军也都成了俘虏，除了看守俘虏的战士外，全力以赴将库存布匹安全地运到了解放区，解决了我地方部队的棉衣问题。
  由于我家中经常有外地人出入，引起了特务机关对我的怀疑。日特头目郑殿彬、李芳、于海臣等多次议论我，引起了当时任德县宪兵工作队队长职务的叛徒吴松涛对我的注意，便暗中派人对我进行监视。一九四〇年，冀南地区第五分区敌工人员张福林同志为搞情报和采购物品，经常出入我的家中，有时在我家住宿。有一天张为执行任务来我家时，被叛徒吴松涛得知后，立即带领特务来我家抓人。我闻讯后，急中生智，一面派我妻迅速将张领到后院越墙到我岳母家中躲藏，我一面迎出门外，为拖延时间故意殷勤接待应酬，他们没有搜查到什么，只好扫兴而归。入夜后，我怕特务们再来，查看四处无人监视，便让张福林同志急速返回。临行时我资助他伪币五百元。翌日，日本宪兵队队长大桥，派翻译陈永惠带领一帮特务来我家中把我逮捕，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牢房内受审。在审讯过程中，敌人对我封官许愿，上吊绳、压杠子、灌辣椒水等软硬兼施，我宁死不屈。由于敌人没有抓住我的把柄对我也无可奈何。最后由我的同乡宋玉生（当时在日本宪兵队当勤务）在其父的嘱托下，向日本宪兵曹长何村说：“徐是我的亲戚，一直在德州做买卖，是大大的良民。”在宋的说情和贿赂之下，关押了我一个多月，才使我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