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徐文俊，字国杰。原籍河北省景县王疃乡王官店村人。现居德州市金城街。生于一九〇八年，今年已七十七岁。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回顾我的前半生，是怎样在军阀混战中当兵，后来又怎样在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披着伪军官的外衣，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抗日工作的。我现在把它叙述出来，对于后代，还是对于我自己，将是有一定意义的。
  离家投军 参加军阀混战
  我青年时代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怂恿支持下，各霸一方。为争夺地盘彼此混战，军事情况十分复杂。加之土匪遍地，捐税繁多，广大农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我家乡地处运河岸边，经常遭受水灾。天灾人祸使我家和其他农户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我青年时跟随父亲种田兼做小商度日，虽勉强可以糊口，但心情一直是郁闷不乐，在年轻好强的思想支配下，为了求生存，图功名，毅然离家投军，参加了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部当兵。张宗昌为了恢复直隶地盘，于一九二五年组成直鲁联军。二七年四月国民军再次北伐，兵分三路进攻山东，张宗昌不能支持，率残部向北逃窜。其第四军刘珍年、钟振国在败退时，刘率部倒蒋，钟振国退居烟台，伺机东山再起。我
  乘张部败退混乱之际，弃军潜逃。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省财政厅临时设在德州。我为了谋生，参加财政厅卫队当班长。财政厅长宋子贤随从晋军离德南下时我便辞职。翌年我去天津投奔程希贤谋职，当时张自忠任天津市市长，程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队长，因程是我的同乡，他派我到天津市保安一大队十二中队任班长。“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长驱直入进犯华北，平津危急。为了抵御日寇，天津保安总队改编为廿九军。当日寇进犯天津时，新改编的二十九军奋起反抗，激战了三个昼夜，日军难以攻入。在这双方相持不下，难决胜负的紧张时刻蒋介石命令撤退。七月三十日天津沦陷，引起该军爱国官兵的不满。
  弃军经商 为抗日作贡献
  在撤退时，我怀愤回家，来德州经商，经营米面铺。随着经营情况的发展，生意有了扩大，逐渐增加了煤炭店、布店、鲜货店，经济收入日益增加，这对我这个军人出身的新商人来讲，应该说是心满意足了。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部领土，并豢养了一批民族败类充当走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亡国奴的悲惨景况实不可忍，使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正在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了这个地方，不断出击消灭和打击日本侵略者，捷报频传，使我充满了希望。我本来是行伍出身，保卫祖国是我的天职，我要为抗日救国尽到一个公民的义务。但是，又考虑到当时自己是个商人，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正在这时，我家乡景县八路军第七区队指导员朱连仲同志因与敌作战腿部负伤后，在
  缺医少药和敌人追捕的情况下，由同乡夏德胜介绍来德，在我家隐居医伤。为了保护抗日爱国力量，在日伪严密控制下，我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毅然将该同志收留。除在我家食宿外，我还为他求医买药，在我的掩护和照顾下，使该同志伤愈后，安全返回了部队。
  朱连仲同志在我家养伤治疗期间，对我讲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我如何为抗日进行工作做了指导，使我提高了认识，看到了光明，增强了抗日救国的信心。一九四〇年，当时任冀南行署主任的王任重同志名声很大，日伪闻之无不胆战心惊，敌人妄图对其全家下毒手。王任重同志家住景县王疃区王七庄，为了免遭敌人杀害，其胞弟王慈惠带领其老母及其他眷属逃离家乡来德州西营（四里屯）隐居。为了避免敌人察觉，其眷属也常来我家居住。因王任重是我的表弟，保护其家眷既是责无旁贷的分内之事，同时也是我保护抗战人员家属，为抗日工作应尽的一份义务。
  为了抗日工作的需要，我以经商的便利条件和收入，交结了一些可以利用的关系，其中还有一些敌伪要人，以便利用这些关系暗中为抗日工作服务。为了探听敌情，索取情报，我首先与日本翻译张彦云挂上了勾。张系我的同乡，自从当了日本翻译以后，很受日本军官的器重，使他受宠若狂，仗势敲诈勒索，欺压百姓，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被人称其外号为“张二破头”。他敲诈来的不义之财在德州开设祥云、卿云旅馆，霸占、抛弃的老婆和姘头不胜枚举。张二破头盼子心切，有一天夜里，他的“二太太”生育难产，情况十分危急，要我设法相助。我为了同他接近，便派我岳母去给予接生，结果生下了一个男孩，使张感激不尽，当场给我岳母叩头拜认了干娘。由此，我和他的关系来往频繁，结为“好友”，从此，汉奸、特务们对我也无不恭而敬之，这就为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冀南军区第五分区情报站站长时方普同志为采购药品和办公用品，经常来德在我处存身，有时托我为他代买。一九四〇年秋，时在我家住宿，深夜他对我说：“我们地方部队缺少棉衣，想从敌人手中夺取，有情报获悉，日军在武库存有大批布匹，为了把这批布匹弄到手，请你把这里的防务情况摸清。”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第二天我立即邀请张二破头，以打麻将为名，从中探听实情，通过言谈话语，得知石家园武库敌人防务兵力薄弱，除白天有日军值勤外，夜间只有部分伪军留守。我把这一情况向时方普同志作了汇报。时方普同志回去后，做了充分准备。在一天的夜里，他组织了二百余人，渡过运河，由我带路，指明货物存放地点。时方普同志带兵而入，首先将值勤伪军捉住，随后入睡的伪军也都成了俘虏，除了看守俘虏的战士外，全力以赴将库存布匹安全地运到了解放区，解决了我地方部队的棉衣问题。
  由于我家中经常有外地人出入，引起了特务机关对我的怀疑。日特头目郑殿彬、李芳、于海臣等多次议论我，引起了当时任德县宪兵工作队队长职务的叛徒吴松涛对我的注意，便暗中派人对我进行监视。一九四〇年，冀南地区第五分区敌工人员张福林同志为搞情报和采购物品，经常出入我的家中，有时在我家住宿。有一天张为执行任务来我家时，被叛徒吴松涛得知后，立即带领特务来我家抓人。我闻讯后，急中生智，一面派我妻迅速将张领到后院越墙到我岳母家中躲藏，我一面迎出门外，为拖延时间故意殷勤接待应酬，他们没有搜查到什么，只好扫兴而归。入夜后，我怕特务们再来，查看四处无人监视，便让张福林同志急速返回。临行时我资助他伪币五百元。翌日，日本宪兵队队长大桥，派翻译陈永惠带领一帮特务来我家中把我逮捕，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牢房内受审。在审讯过程中，敌人对我封官许愿，上吊绳、压杠子、灌辣椒水等软硬兼施，我宁死不屈。由于敌人没有抓住我的把柄对我也无可奈何。最后由我的同乡宋玉生（当时在日本宪兵队当勤务）在其父的嘱托下，向日本宪兵曹长何村说：“徐是我的亲戚，一直在德州做买卖，是大大的良民。”在宋的说情和贿赂之下，关押了我一个多月，才使我获释。
  身为伪军官 心向共产党
  我出狱以后，内心非常苦闷，认为这些汉奸特务没有抓住我的把柄就加罪于我，把我家的积蓄花去了一大半才得到释放，察知经商随时可遭敲诈勒索的痛苦。为了同特务们周旋，我决心弃商投军。经过反复考虑，本想去参加八路军，只因家住敌占区，如被敌人得知，全家老小定遭不幸。由于环境所迫，产生了当伪军的念头，这样既能保住全家人的性命，又能继续做些抗日工作。决心下定后，我首先征求了冀南军区第六分区敌工科科长何宽同志的意见，他为了工作需要和我的处境同意了我的想法。由此我便开始了谋取伪职的活动，首先购买了一把匣枪，通过贿赂买通了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我被授予武城县警备队第三支队队长的职衔。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上任以前，我的朋友郭奎荣带领一人来见我说：“这位是乔廷，在家混不下去了，愿跟你去武城当兵。”
  当时处于朋友的感情将乔收留，随我一起赴任的还有程希贤的四弟程希英。开始乔在我身边当兵，程希英任副官。当时武城县伪军的编制是：县政府内设剿共班，县警备队下设五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兵力百余人。官兵士气涣散，战斗力差，奸淫抢掠贪得无厌，为争权霸势互相勾心斗角，真是一片黑暗。面对这些现状我内心非常气愤。为了寻求光明我想急于找到何宽同志，与抗日救国的八路军接上头，那知何宽同志早已派人来做我的工作了。我当伪军不久就在乔的引见之下，暗中与我八路军武城新七旅邓存志同志接了头。由此我便怀疑乔是八路军，但又不便和他公开面谈。在一天的夜里，我们二人畅谈时，乔果然向我口吐实言：“我叫庄稼农，是冀南军区敌工科科长何宽同志派在你身边，暗中活动的工作人员。”宿愿实现了我非常高兴，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如兄弟。为了便于他开展工作，我委任他在我身边当文书，使他能够借工作之便，窃取敌人情报及时向八路军的联络点传送。这个联络点就设在梁院村的一个油坊内，掌柜的姓宋名咸和，常来这里取情报的有冀南六地委贸易局局长范明舟同志和敌工科孙冠生同志。
  梁院村在运河东岸，西岸是草寺村，这里是个渡口。冀南军区敌工人员经常在这里往返通行，他们的安全多数得到我的保护。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天，何宽同志带领中共夏津县县政委陈建、政委季昭青去武城执行任务，在草寺村渡口何宽被抓，押送到伪县警备队受审。在这紧急时刻为了迅速搭救何宽同志，我冒险向伪县长作保，使何获释，安全返回了解放区。这时，正在为他筹备丧事的陈、李二位首长，见何安全返回都感到惊奇，何向他们汇报了在我的搭救下脱险的经过，为此我又一次得到八路军首长的勉励。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我部下的一名伪军，在草寺渡口抓来两名八路军子弟送来我处，我为了掩人耳目，当面对这位伪军说：“你别管了，如果真是八路军子弟定叫他们活不了。”夜间我以检查关押犯人为名，秘密接见了这两位青年。因他们知道我私通八路，并且与其父戚昭鑑同志早有联系，所以向我口吐实言说：“我父亲是戚昭鑑，俺兄弟两个都是抗日工作队员为执行任务路过此处被你的部下抓获。”为了释放他们我便秘密同乔廷同志商讨办法，商讨结果，由乔廷同志亲自护送，使他们安全渡过了运河，回到了解放区。为了免除后患，后来我借故将这个伪军开除了。相隔时间不长，戚昭鑑之妻在水波村赶集时不慎被特务抓获，关押在伪县政府监狱里。我得知后，以争取戚投降为由串通了伪区长徐庆怀，商会会长杨景三和伪县长吴寄朴的秘书张玉甫◆等，共同向伪县长说明利害关系之后，同意释放戚妻。
  一九四三年夏季的一天下午，乔廷同志向我报告说：“刘杰（刘杰同志当时任武城县武北公安科科长）的女儿和妹妹去武城河西南燕庄上学时被县政府逮捕。为了使抗日子弟迅速脱离虎口，我又以争取八路军投降为由向伪县长吴寄朴说明情况使刘杰同志的女儿和胞妹获释。
  一九四三年初，伪县长吴寄朴令我率部去武官寨驻防。该据点有日军驻守，麦收时日军换防，需用大车，命我办理。我便派十人骑自行车下乡征用农民牛车，当车子队抵达军王庙村附近，被八路军岗哨发现后，鸣枪射击，当场有一名伪军中弹负伤，其余伪军为保活命丢车窜回。日军得知后气急败坏，即刻将该村村长王德林抓来扣押。伪县长得知后也要把该村长提到县里审问。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了使该村长脱险，我当时决定：将自行车折款赔偿，并以此款贿赂伪县长，进而达到将该村长释放之目的。当晚我派乔廷同志秘密去八路军二大队征求意见。该大队负责人刘汉连同志坚持把自行车和一名受伤的伪军退还为条件，将村长放回。我当时认为这样做风声太大，害怕暴露我和八路军的关系，为此赔款一事由我自己承担，即刻将八百多元的自行车款由县府秘书转给了伪县长吴寄朴。伪县长贪财如命，收到钱后，不再坚持要人，表示叫我处理，由此我便将该村长释放了结此案。
  麦收时，我率部配合日军讨伐。以我部为前锋，头前带路，拂晓抵达大阜村时，在场院的麦秸里发现一个正在抱着大枪酣睡的青年。当我把他叫醒之后，一看我们是伪军，料遭不幸，对我持敌视态度。我立即向他解释说：“日本鬼子就在后面，快要到了，你赶快跟我藏起来！”我把他带到一个甲长的家里，让他藏好并告诉他：“等我们走了之后你再走。”日军过后，使这位八路军战士安全地返回了部队。后来我得知这位同志是当时武北公安科的战士叶志国，家住夏津县渡口驿村。
  仲秋节前夕，驻武城日本司令部准备出动三百多名日军，去堂邑一带讨伐抗日游击队。县警备队命我率部予以配合，沿途未发现一个游击队员。这种出战无阻的反常现象，使日军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为了向其主子速报战绩，在上下官兵疲惫不堪的情况下，怀着“胜利”的喜悦急忙返回。队伍行至大雪楼与小雪楼之间的丘陵地带，突然遭到游击队的伏击。伪军仓猝应战，毫无目标地乱行射击，空枪放了近一小时。听到对方枪声渐稀，而且由近而远，知道八路军已经转移，这时，日军才从恐慌中清醒过来，命我率部追击。我转了一个圈回来时，见日军抓来了一百五十多名老百姓，正在往大雪楼村头的场院里集中。日军头目见我返回，当面把这些人交给我处理，他说：“我们宁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八路，你要认真审查，把里面的八路军、共产党及一些可疑的人带回县城审理。”日军说完唯恐八路军再来袭击，便急忙回窜。我当时面对这些怒不可遏的同胞，内心很不平静。我想让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是日本鬼子的惯技，我绝不代其行凶。假如我要把这些人带回县城，定遭酷刑。我做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报国之恩，同胞之爱，决不干伤天害理之事，即使由我个人冒大风险，也要把这些人释放，如果这些人中真有八路军更应放过。想到这些，我当机立断，向众人宣布：“我叫徐国杰，家住德州，是武城警备队支队长，现在宣布把你们全部释放，都快回家吧！”说完，我一挥手，意思是叫他们赶快离去，但这些人对我这一举动感到意外和突然，目光由愤怒而转成喜悦，有的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缓缓离去。这时我的内心才感到非常欣慰，暗自思忖：“徐国杰啊，徐国杰，你毅然做了一件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你回去怎么向日本人交待呢？他们又对你怎样看待呢？”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怀疑，回去后我主动向翻译官作了汇报。我向南翻译（朝鲜人）哀求说：“那一百多人都是些穷百姓，我看没什么油水可挤，就把他们全放了。请你在‘太君’面前说点好的就算帮了我的忙了。”这件事可能是南翻译在当中起了作用，事后从未追究。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一天的清晨我带兵练操时，伪县长吴寄朴突然到场观察，他面色险恶，言词毒辣地向我问道：“徐队长！有人说你与八路有联系，是否有此事？”我面对这突然的问话，内心有些紧张，但面色却很镇静，毫不惊惧地回答他说：“这又是小人对我的诬谄，决无此事，请县长查访。”后来我又从伪县长的亲信向外透露说，吴对我私通八路之疑加深，我随时都有被捕受审之危。如遭此祸，我性命难保是小事，可怕的是乔廷等地下党员受株连，万一八路军联络点遭受破坏，到那时我徐某如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像人”。面对这种局面，我只有脱离险境，以达到抗日力量在敌人内部的存在。为达此目的，我借去北平治病为由离开了武城。我在北平住院期间，不幸的事就发生了。在叛徒的出卖之下，乔廷同志果然被敌逮捕。伪县长吴寄朴，为使乔招供，先后动重刑数次，什么军棍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是乔廷同志宁死不屈。吴寄朴气急败坏，公然下令要将乔活埋。在这紧急时刻，我的副官程希英急忙来德州向我妻子说明情况，我妻感到事情危急，马上给我去长途电话，让我速归。我迅速乘车返回武城，冒着生命危险，主动“出击”，当面对吴寄朴说：“乔廷不是共产党，他是我的部下，他如果是共产党，请县长先枪毙我好了，这是他们有意对乔陷害，阴谋嫁祸于我！”在我的强辞理辩之下，迫使吴寄朴把乔释放了。但是，由于叛徒的存在，乔廷同志不能在此存身，只好借故辞职，回到我抗日政府去了。
  舍生忘死 为解放战争奋力出征
  鉴于乔廷同志事件的发生和离去，加之伪县长吴寄朴对我私通八路的怀疑加深，我只好借病为由辞职回家，来德州经商，继续与八路军暗中接触，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冬，我先后两次冒着生命危险，给地方武装买枪支。第一次由张振刚、冯寿才和我联系，为我们工作人员购买匣枪两把。第二次是受王任重同志之托，派他的警卫员王书元来联系，我为他们购买二把匣枪三支。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给我部队购买枪支是要掉头的，加之老百姓手中无枪，都要从官方手中购买。为此，我冒着危险，利用关系，先后从德县稽察处副处长朱序五处买妥后，秘密送出敌战区，转交给了我军。一九四六年初又为武城县购买了大枪子弹两千粒，是由王玉庆来联系，买妥之后分五次由拉脚人王云台秘密运出县城，由管振范转交给了我解放军。
  一九四六年六月德州解放以后，冀南军区出据证明了我为抗日和解放战争所做的一切，从而得到了政府和广大群众对我的谅解和信任，使我感到无限欣慰和光荣，更加坚定了我继续为解放战争做贡献的信心。一九四七年秋，由德州市公安局局长刘建同志介绍我去渤海行署执行任务。翌日我抵达行署所在地——惠民的董家村时，受到地委社会部部长杨凡，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季明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然后向我部署了去敌占区——天津采购“风钢”、西药和国民党旧报纸等物品的任务。只因这些物品都是国民党控制的禁运物品，不但买有困难，万一暴露，定遭不幸，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把困难和危险置之度外，只想到组织上的信任，解放战争的需要，冒多大的危险我也感到光荣，为此我慨然应允，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与领导告别后我便启程。抵达天津后，住在鼎新货栈，以经商为名，托人情，找关系，四处奔跑，不几天把应买的物品秘密购置齐全。但是，由于敌人戒备森严，特别是对禁运物资的盘查更严，假如被敌人得知是为解放军购买，我就有掉头的危险。为了把货物安全运出，我调查了外运路线，采取了安全运输方法，终于把货物安全运到了德州，交给了市公安局局长张志海同志。不幸，被逃往天津的原德州日伪河防队中队长张金兰发现并密告。在我办理完运输离开天津的当天夜里，稽察处派人去鼎新货栈抓我，发现我已离去，便将该货栈经理李镇东和我店铺常住天津采购人员刘玉乾等六人抓走，扣押三个月，最后以法币三十亿元的贿赂，始全部获释。
  时隔四十余年，回忆往事，如在眼前，在这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述此几点往事，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