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莫循同志与《冀南日报》
  马秋芸 李寿彭
  一
  莫循（1914—1979），原名张昭训，男，汉族。1914年10月，生于山东省夏津县前子粒屯村。
  莫循同志14岁考入县立第一高小，1930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济南学生为要求抗日赴南京请愿，遭到韩复榘政府的多方阻挠，莫循参加集体卧轨，后到达南京。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他参加过济南学生支援平津学生运动的活动。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先后参加了反对汉奸殷汝耕伪“冀东自治区”的集会活动，反对“老法”（法西斯）的斗争，支援绥远抗战的游行示威。是年冬季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任北大学生执委会委员。
  “七·七”事变后，为参加救亡运动，莫循和平津学生一道辗转到济南、徐州、南京、武汉等地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春，民先总部组织平津学生到鲁西北参加抗日工作。到达聊城后，和齐燕铭一起创办了全国第一份铅印的抗战报纸《抗战日报》，莫循任国际版编辑，兼任鲁西北政治干校教员和鲁西北印刷部主任。是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聊城沦陷，莫循率领印刷工人数十人携带部分印刷器材，撤退到莘县、朝城、堂邑、冠县一带打游击（准备在农村继续出报。后因环境紧张，流动频繁，终未如愿），至年底，组织上分配他任冀南区党委党刊《平原》社编辑。后调任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执委。
  1939年8月，冀南区党委让艾大炎、莫循筹备出版《冀南日报》。报纸于“九·一八”创刊，艾任社长，莫任总编辑。1940年4月1日艾离任，由莫继任社长兼总编辑。1942年调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4年初夏，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冀南区党委并入冀鲁豫区党委，调莫循任《冀鲁豫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45年分局撤销，两个区党委仍恢复原建制，莫仍回《冀南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在此期间，莫曾以记者身份参加以宋任穷为中共代表的聊城调处小组工作。1948年秋，他亲率一支新闻队伍南下，到中共中央中原局，参加筹建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于1949年元旦创刊。5月调江西省筹办《江西日报》。
  1949年5月底到达南昌，6月7日《江西日报》创刊，莫循任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调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1954年秋，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曾当选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历任江西省政协一、二、三届副主席。此时，他虽然离开新闻岗位，但他对新闻事业仍非常关心。
  二
  路遥知马力，烈火见真金。莫循同志是敌后办报的创业者。抗战八年他都坚持在敌后根据地，在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险阻，使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厥功甚伟。只以《冀南日报》为例，该报创刊于1939年9月，当时冀南区正值日寇沿平汉、津浦两线南犯后，又回师占领了各个县城之际，到处修公路、筑碉堡，疯狂地进行“扫荡”。八路军挺进冀南后，在区党委领导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50余个，同时建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此时国民党政府却派鹿钟麟任河北省主席，鹿与石友三部勾结，设立“第二政府”。到处破坏抗战，制造摩擦，逮捕与活埋抗日工作人员，使冀南抗战遇到严重困难。《冀南日报》一出刊，即以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努力唤醒与引导人民，团结抗日，揭露日寇烧杀抢掠等罪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石友三部破坏抗战的罪行，在对敌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冀南日报》创刊时，是石印四开四版的三日刊，当时只有社长、总编辑、编辑、记者、缮写员、石印工人、发行员、交通员、炊事员等13人。莫循除写社论及其他重要文章外，还兼编一个版。没有电台，只有一部收音机，时事消息不足，他经常从外文报纸上译用一些资料作补充。没有校对，由编辑自己校。编定一期，就分头出去采访。没有邮局，大家自己动手分发，卷束、贴标签。随着形势的要求，报社逐渐发展壮大，到1940年9月份创刊一周年时，队伍发展到近700人，报纸发行达7000份。设有编辑部、印刷部、供应部、管理部及电台。同时，六个分区均建立了分社。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了自己的记者，还有18名特约记者，220名特约通讯员，成为活跃在冀南根据地一支坚强的战斗的文化纵队。
  报社地址开始活动在南宫、威县、广宗交界的沙丘地带。这里茂密的丛林，遮掩着几十个村庄，是平原打游击的好地方。农民家的桌上、炕头上就是编报的场所。经常在敌人隆隆的炮声中，白天埋头编辑，晚上行军转移。敌人闯来了，女同志抱起房东的孩子，男同志扛起锄头和群众一起去“跑反”。敌人连续“扫荡”时，为了坚持按时出版，常在路沟里、坟场里抓紧时间编报。遇上敌人，群众不惜身家性命掩护报社人员，一次次度过险关。因此，每一个新闻战士，不仅会搞新闻业务，还必须会做群众工作。最令人痛心的，是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有许多好同志为国英勇捐躯，有不少同志被敌捕去运往东北边疆做苦工。为了适应战斗环境，凡能独立工作的单位都分散作战。印刷设备、材料散到各地挖地洞保存，有的隐蔽到敌人据点附近群众基础好的村镇。最紧急时，编辑部则夜夜随军行动。
  作为新闻创业者的莫循同志，在艰苦动荡地环境中，除了模范地完成自己的领导工作任务外，还要动员团结各方面人士，从敌占区采购应用材料、器品，寻找联系可靠的隐蔽关系和地点。为了工作保密，他经常于晚上独自骑车几十里路，越过封锁沟、县界沟和公路网。有时连续几夜不能平安睡觉。一次，莫循同志在编报时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依靠在墙上说：“睡五分钟叫我！”看报容易编报难，飞往各地的《冀南日报》的确是来之不易啊！
  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莫循同志在培养教育干部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敌后新闻干部缺乏，水平又差，他找些中等学历甚至小学生，耐心把着手教，百问不厌，诲人不倦。平日报社人员按文化程度分甲、乙、丙三组学习。甲组自学马列主义理论，定期讨论，并辅导乙组学习；乙组除自学外，负责给丙组读报，教文化课。经过言传身教和多种形式的培养教育，终于锻炼出一批经过各种严峻考验并适应敌后办报环境的坚强的新闻战士，党报在广大群众中的声誉日隆，而且名闻遐迩。1942年重庆《新华日报》和《大众报》曾向大后方人民介绍过《冀南日报》，1945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过冀南新闻工作者艰难创业的事迹。重庆进步刊物《全民抗战》记者苗培时曾专程采访过《冀南日报》，并写出了以《冀南人民的喉舌》为题的报道，高度赞扬：“在那残酷的斗争环境，居然安装着机器，印成报纸，真是奇迹！”
  三
  1949年形势好转，莫循同志在《中原日报》协助下，在郑州中原大学办起了新闻系。是年5月1日进入江西，又开办了江西省立新闻学校，自兼校长。他还在《江西日报》连续举办了三期短期培训班，为新闻战线培养了急需人才。学员结业后不仅使报社力量得到加强，还给全省、地、县机关配养了干部。他在主持省委宣传部工作时，又在江西大学增办了新闻系，学员分配到全国各地。莫循同志高瞻远瞩，身体力行，为我党新闻事业奋斗一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青山不老，绿水常流。莫循同志于1979年1月19日在南昌溘然逝世，终年65岁。他的一生是和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党的优秀党员和新闻巨匠、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莫循同志，将永远活在其战友和人民的心中！
  回忆我的父亲安树德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8月菲律宾苏禄东王、西王及故峒王之妻率眷属、官员，浮海前来朝贡，受到了明朝廷的隆重接待。在京逗留27日，苏禄东王率群臣回国。明依惯例加封三王及所有随访人员，由北京沿运河南下，9月13日至山东省德州，东王因感风寒不幸病逝。明成祖朱棣敕谕在德州城北二里（今北营）择地以王礼安葬。按照中国的封建宗法思想——嫡长子继承制，明成祖敕谕：长子都麻含袭东王位，回国执掌国政，另外安都鲁、温哈喇两位王子以及王妃葛木宁并仆从10人，留在德州为东王守墓。其中东王王妃葛木宁曾于1423年还国，并于1427年再返中国，从此留居中国。以后王妃和王子先后客死中国，均附葬东王墓侧，其后裔一直在德州守墓，客居中国历300余年。
  清雍正九年（1731年）苏禄国王苏老丹来访中国，经奏请清帝允准，前明留守德州东王墓人等子孙，以温安二姓入籍德州，从回民俗。从此，苏禄东王后裔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明清两朝，东王后裔领取朝廷例赐，耕种祭田，生活大体上是优厚和无忧无虑的。民国以后，随着辛亥革命对各种封建特权的废除，祭田收归国有，政府也不再有例赐。再加上天灾人祸、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东王后裔原来的生活格局不复存在，逐渐分化。到了我父亲安树德——苏禄东王第十五代孙的童年时代，家境已经十分贫困了。
  我父亲安树德，字润身，1886年10月12日生于山东省德州北营村。青年时期家境贫寒，依靠卖水为生，打过短工。1913年秋，冯玉祥在山东德州招兵，家父应招入伍。当时冯玉祥还是备补军左翼二团团长。入伍后补在李鸣钟连当兵、伙夫。以后一直跟随冯玉祥部参加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由排连长逐级升擢，累迁至独立第十八师师长兼陇东镇守使等职。在冯军中以英勇善战著称。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下野，我父亲安树德誓不投靠蒋介石，按他个人口头禅的说法，“我安树德不认第二个爹”，于1931年8月弃甲归田，到了北京。
  我父亲所率的部队驻节河南时，经冯的副官戴云道介绍，与我母顾兰芝结婚，婚后母亲一直随军行动，足迹遍及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父亲这个时期的情况都是母亲晚年告诉我的。其中父亲率队进军青海西宁的情况，非常惊险，事隔几十年，母亲还是记忆犹新。
  1928年，由于尕司令马仲英的起事，甘肃形势动乱，孙连仲任命我父为青海剿匪总指挥，鲁崇义副之，向青海进军。至西宁，我父亲只带一个手枪排进城谈判（由连长马林泽代领，马系德州同乡，回民），马步芳设宴欢迎，但暗中在厅堂四周及房顶各处布满埋伏。我父窥伺其意，临危不惧，一手提枪，一手紧紧抓住马步芳，义正辞严，责问马步芳“这是何意？”马步芳认为我父有胆有识，处鸿门宴而不惊，急喝退埋伏，扶我父上坐，双方以诚相见。一面派人迎接我父部队入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另由其内眷亲迎我母进其内宅安顿，晤谈甚欢。为了表示双方亲近，在马步芳的授意下，其子马继元，拜我母亲为干娘，我母给他一块金壳表作为拜见礼物。
  1929年2月，马仲英残部流窜青海湟源县城。湟源民团和裔民两千多人登城防御，终因力量悬殊城破。待下午三时我父率部赶到时，湟源城内火光冲天，民团伤亡殆尽，居民男女老少死难者两千余人，财产被抢掠一空。我父身先士卒，击退残匪，并活捉马仲英及帮凶马步元。目击民众死伤惨重，异常气愤，当即将二人处死，既平民愤，也奠定了国民军在甘、青地区的基础，形成稳固的后方。
  甘、青地区形势的稳定，除以武装力量平叛的主导作用之外，我父亲的回族身份对国民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军民关系的沟通，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时我父母是国民军官中唯一的一对回民夫妻。和我父亲关系密切义结金兰的吉鸿昌将军虽是汉族，在他主政宁夏期间，与回民吃住行在一起，有“吉回回”之称。可见联络民族感情，处理好回汉关系，搞好民族团结，在当时西北地区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父亲痛感青海回族文化落后，愚昧无知，因此，特别注重联络民族感情，反对民族仇杀，大力呼吁发展文化教育，建立回民小学，特别是增设女子小学，是青海有回民女子学校的开端，受到较高的评价。
  我父亲解甲归田，回到原籍山东德州以后，不忘贫贱，富而不骄，热心地方公益，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开办戒烟所和复堤治水两件事是最为人所乐道的。
  我父亲年青在家时的一些穷朋友，虽都是劳动人民，但也有部分人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和我父“拜把”的石奎禄来和我父亲商量，开办戒烟所，为穷朋友戒烟。我父同意，地点选在德州火车站附近“水馆驿”（但至今有人只称“水馆驿”，而不称戒烟所）。这个戒烟所完全由我父和我母亲出资办理，专门收容那些吸食鸦片的穷人入馆戒烟，统一吃住，食宿免费，直到彻底戒除才准出馆。一期大约四五个月的时间，挽救了一些吸毒者。为此，改过自新的人送了一块“戒烟功德碑”（原存德州市文化馆，文革中被毁）。为了帮助这些戒烟后的穷朋友谋生活出路，我父亲又在德州马家溜口（太平街西头）开设一座同聚油坊，轧花生油，从进料、轧油完全手工作业，目的在于大家有活干、有饭吃。我父亲有时也常来帮助一起推车干活。
  德州运河经常泛滥成灾，上面拨的修河款被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侵吞，引起公愤。但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德县县长也无能为力，来求我父亲。我父利用他和韩复榘同为冯玉祥旧部的老关系，亲自去济南见韩，拨来了款项，并亲自上堤参加劳动。特别在抢修险情较大的桥口段时，督率民工，同甘共苦，直至胜利竣工。事后当地父老200多人联名送来一块大匾“德硕望重”悬在德州老宅，直到破四旧时被砸毁。
  我父亲回原籍德州以后，将原收归国有的200多亩祭田全部买回，并出资修整东王墓和重修清真寺，受到族人的尊重。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德州一带地方武装迭起，名目、番号极多，有国民党、共产党的，也有汪伪的，中间不乏和我父亲熟识和有关系的人，但他都拒绝参加合作。渤海回民支队也曾派人联系，他也没有答应。特别是日本人威胁利诱，要我父亲出山担任伪职，被我父亲严词拒绝，并从此搬到城里居住，保持了晚节。为了避免日伪的滋扰，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改从母姓，取名顾文选，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我才恢复了原来的安姓。
  我的父亲拒绝和回民支队的合作，主要是不愿意再带兵恢复军籍。但他对冯玉祥将军“同情共产党，愿意无条件帮助共产党”的精神是十分欣赏和愿意继承并身体力行的。
  1946年，中共晋察冀边区专员艾秀峰（化名）被敌五路军的石存善逮捕。我父接受友人嘱托，亲去石存善处，利用二人系青帮师徒关系，将艾保释，并安排在北营王墓前配房中养伤，加以保护。据原籍族人语我：解放后艾本人及其子曾来北营寻访我父。又云：艾秀峰系叶帅秘书，解放后长期在叶帅身边工作。已离休，居住在青岛。
  1946年秋，我随父母去天津，暂住在老报人刘季鹰家中。我父亲正致力于开办一些实业。后来在天津针市街义德里货栈开设鲁北代销处，字号仍叫德润昌、德润厚，经营美孚、德士古煤油，但由于资金困难，业务无法开展，生意很不景气。我母亲在友人夏云路处认识了一个叫党叔平的人（河北唐山人，贩牛为业，俗称牛贩子），愿意拿出部分资金合股经营，经我父亲同意后，担任德润厚襄理职务。在1947年冬至1948年底的一段时间我就和党叔平住在一个房间里，我叫他党叔叔。党叔叔为人非常和气，待我很亲热。他每周总是固定有一天要去河北（现在天津市河北区三条石一带）。我父亲对我说过：“我观察了很久，党叔平不像个从事贩牛的商人，常常去河北区，很可能是共产党，我们私交情重，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保守秘密。”双方的合作，一直延至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以后，党叔平曾来找过我父亲，带着警卫员。并经他的活动安排，政府每月给我父亲发放生活补助，直到1950年冬我父亲逝世。
  安方口述
  （吴凯 王春周整理）
  艰难的历程丰硕的成果——德州农科所发展片断
  仝振一
  德州地区农科所，是在德聊分家，德州恢复建制后，于1961年六月正式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三年三迁所址，处境异常艰难。1961年6月建立在德州市于官屯公社万亩丰产方，同年9月迁址德州市二十里铺公社齐庄南、原山东省轻工厅甘蔗试验站，1963年3月迁至德州市东郊的山东省机械化实习农场，即现在的农科所。在这个过程中，农科所的干部、职工，吃了大苦，受了大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克服了重重困难，作出了巨大成绩。
  当时有五大难。首先遇到的是由于三年三迁址，住的困难。初来万亩方，夜宿大堤，后来虽搬进屋内，但人多屋子少，住宿困难。起初，由聊城地区农科所分来干部17人、工人5人，由行政干校调来一人，又找了一个临时炊事员，计24人，除食堂、牲口棚在沟边的两间草棚内，干部、职工都住在两座七间的小八卦楼里。同年秋迁到甘蔗站后，猛增至69人，其中行政干部6人，技术干部28人，工人35人。仅有破旧房20间，包括办公、宿舍、食堂、牲口棚。1963年迁到本所后，猛增至91人，其中行政干部10人，技术干部32人，工人49人。当时只有空心墙破房4栋，计40间，包括办公、宿舍、牲口棚、食堂。住宿困难，办公困难，洗脸也困难。由于人多，房子窄，王焕文同志创造出了闻名一时的“单手洗脸法”，至今传为佳话。其次是开展工作困难。当时德州地区耕地1099万亩，其中盐碱地36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2.75％，导致德州地区的农业产量低而不稳，群众生活异常困难。领导上交待，广大群众盼望，农科所能早一天解决盐碱地的改良问题。而农科所，没房子作化验室，也没有仪器作测试手段，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当时负责农业生产的地委副书记李希平同志，有一天，驱车到了二十里铺农科所，用脚往地一趋问“含盐量多少”？全所同志目瞪口呆，他愤怒而去，至今同志们记忆犹新。其三是吃的困难，喝的困难。干部、工人定量不高，还拿出一斤救灾。在万亩方经常喝开水浇点青酱，这就是所谓的“营养汤”。为什么喝也困难呢？农科所一进德州，三年三迁址，两次座落在盐碱地上，地下水含盐量高达1％以上，不但人咽不下去，就连牲口也喝不下去，饲养员每天赶着一群牲口到大东关坑塘里去喝水。其四，对外开放搞学术交流困难。一方面，除了两个老技术人员外，其他多是新分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实践经验少。到省里开会，一些老专家们讽刺说“德州带红领巾的来了”，被人瞧不起。另一方面生活条件差，山农大的三级老教授、全国改碱领导小组成员贾玉钧，讲师李永昌（后山农大副校长）、宋成鉴等到农科所，也得吃地瓜面窝窝头，喝盐水，坐着小拉车由东所到西所去搞盐碱地改良试验。其五，资金困难。这是一切困难的总根源。1961年下半年，全所干部、职工69人，事业费47239元，支出47316元，人头费11700元，支出11326元。年底一扫光，穷得连买鞭鞘的钱也没有。
  这年降雨1335.9毫米。面对一片汪洋，面对上述五大困难，形势逼使我们作出抉择，是苦干还是苦熬？经过全所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复讨论，确定了以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指针，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为教材，以焦裕禄、王铁人、华罗庚为榜样，以出成果、出人才为主要任务，以为“两当”，注二服务为具体工作，死钉住盐碱地不放，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们采取蹲点跑面的工作方法，确定了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的技术干部在所搞试验，三分之一的人下乡蹲点，三分之一的人跑面。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领导、科技人员、群众相结合。重点抓了三方面的工作。在所内，为了改良本所的807.78亩盐碱土壤，我们采取挖沟排碱，打井，偷水注三压碱的办法在盐碱地上植棉、种麦……并运用王震同志抗日战争中中原突围的经验，即“勇敢、秘密、迅速”六字诀，我和全所职工，冒雪挖沟，除夕浇水，元旦拾粪，经过连续突击，终于从四、五里外引来了坑塘水（现在的新湖水），堰高水深，效果良好。原来的盐碱土壤含盐量轻的0.3％、中的0.8—1％，都降到0.3％以下，基本上做到了五十亩碱地棉花一播全苗。对个别高地泛碱处，经过扒窝围肥，分片压碱，查苗移栽，锄地截碱，由原来只拿3—4成苗，达到了棵苗不缺。后来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棉花后期无人管理，霜期来得又早，但由于基础打得好，平均每亩仍收百斤皮棉。其他小麦、玉米、地瓜、水稻也都获得了丰收。在所外，本着农业科学为“两当”服务的精神，遵照斯大林讲的“没有预见谈不上领导”的名言，开展超前服务，为地委领导当好参谋，推动全区的农业生产。在这方面，体现农科所战斗力强、对生产推动作用大、振所威和大显风彩的是，几年来连续发表的五篇学术论文。如1961年根据德州地区土壤普查队，在夏津土壤普查的结果，我写的《关于大涝之后盐碱地变化的规律与防治的意见》（先发表在“大众日报”第一版上，后于1962年又发表在国家一级刊物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主办的《土壤》上）；参考历史资料，分析了大涝之后的情况，根据“先淹后旱，蚂蚱成片”的谚语，写的《蝗虫将会大发生》的文章，刊登在大众日报上；后来又陆续发表了《科研成果来自社会实践》，刊登在1962年3月5日《大众日报》上；我和汤占华同志合写的《关于盐碱地硫铵拌种增产效果的研究》，发表在1963年7月13日《大众日报》；还有张增俭同志关于田菁育种的学术论文，也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当时全国普遍认为，北方无霜期短，田菁育种不能成功。我当时悟到一条理：田菁和棉花一样都具有顶端优势的生物学特性，早打顶就能早熟。该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积极试验，育成了田菁九号新品种，朝鲜引进，阿尔巴尼亚仿行，驰名中外，并受到国内一流改碱专家、南京土壤所所长熊毅的肯定，省地领导的赞扬，对当时农业生产推动很大。我们的科研成果，地委领导在全区推广，积极给农科所建化验室；当时的省科委华山主任、梁秘书长、农业处长孙杰，亲自来德州现场指导，并给了大批仪器，建起了化验室。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杨作哲院长亲自来听取汇报，进行指导，充分肯定，并从作物所、土肥所、棉花所抽调干部来德州所驻点，帮助工作。山农大贾玉钧教授，在本所设点搞试验，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张锦熙等也多次来所交流经验，指导工作。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王安球研究员等十几人，和所一块搞全区的土壤普查。总之，方方面面的领导、专家、学者都积极支持，增强了全所同志的信心，推动了全所、全区的科技工作。在蹲点方面。先后派出干部在夏津县的仁宫庄、腾庄，武城县的田庄、郭李，平原县的小郭庄，德州市的宋官屯、东七里铺，临邑的小李家驻点。当时农科所驻点干部的显著特点是坚持三同，倾听群众的呼声，调查了解低产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试验、示范、推广三结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搞浮夸，有独到见解，不搞人云亦云。因此，不但受到领导的表扬，群众更是心服口服，积极支持。当时轰动一时、争论不休的是，魏立夫同志在东七里铺搞的小麦，夺取了丰收。1964年东七里铺秋播小麦1270亩，1965年夏收每亩实际单产是168.1公斤，较1964年每亩66公斤，每亩增产102.1公斤，这在当时看，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而当时上级领导报的面积小，单产高（200公斤），多次劝说我们统一口径，我们总是回答“搞科学研究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始终坚持168.1公斤。其次是驻宋官屯工作组，我是地委工作组组长，肩负着曹村公社3.2万亩棉花丰产的任务。我五月十日进村，棉花播种后已长达一个月不出苗，领导没主意，群众没经验，乱作一团。地委又在夏津腾庄大队搞翻番样板，向全区推广，督促我们仿行。我们以三条根据，坚持不翻。一是根据毛主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组织地、市、社、队干部和有经验的老农，调查了二十二块棉田，标准是一米行长，出苗8棵，就能达到每亩4000棵合理密植的要求。调查的结果是：一米行长，多的能出24棵，中的21棵，少的16棵。二是根据农科所搞的试验，把棉种种到盐碱地里，一月零九天不出苗，扒出来让它喝足好水，种到好地里，还一样出苗。因此判断这当然也能出苗。三是根据群众的经验“小棉花不害羞，稀稀拉拉出到秋”。目前不出苗，主要是温度低，只要温度一上来，一天一个样，结果3.2万亩棉花全没翻，出的满苗。而全区种棉花276万亩，翻了51万亩，造成很大损失，曹村公社没翻，不但省工，而且节省种子57390公斤，每公斤0.23元，节省资金1319.97元，还拿住了全苗、早苗，在三伏天滴雨没下的情况下，还夺取了单产30.7公斤皮棉的好收成，较1964年单产皮棉20公斤左右，增长10来公斤。地委在这里开了现场会，省农科院秦杰院长、棉花专家，对这项成功经验，进行了表扬。秋种时，当时的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同志也来这里视察，对大旱年催芽播种小麦，充分加以肯定，我们印了小册子在全区推广。
  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全所同志一没压倒，二没吓跑，三能作出很大成绩呢？我们的基本经验有三条，分别叙述如下：
  一是靠领导，指明方向，解决重大问题。
  首先是地专领导，经常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送来了精神食粮，武装我们的头脑，坚定信心，顽强战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明确政治方向；正确对待困难，不断前进。其次是反复贯彻农业科技工作为“两当”服务的方针，端正我们的业务方向，下乡让我们陪同，给我们提供了参谋的机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让我们作技术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为农业服务的机会；地委在所搞试验田，给我们提供了了解领导意图的机会。其三是领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给开展科技工作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三次选址、迁址，地委给我们安了家，有了立足之地。并让我们借水利局的房子作化验室，拿水利经费给我们打井。省科委也开开仓库让我们挑选仪器，建起了化验室，解决了改良盐碱地的困难。其四是接见我们邀请的专家，给我们主持会议，帮助我们开展学术交流，训练技术人员，提高全区全民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是靠群众。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我们提倡农科所的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到群众汪洋大海中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从中研究出一些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成果来。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经常召开老农座谈会，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注视着自然界的变化及应采取的措施，推动全区的农业生产。如在1961年大涝中，我们听到群众说“碱地淹一年，收二年，这回可把盐冲走了，顶少长二年好庄稼，把心放在肚里吧，保证二、三年不返碱”。也有的说“旱天碱坏洼，大涝再上岗，这回可完了”。我们把群众这些议论，作为我们研究的线索，请示领导批准，随在夏津县开展了土壤普查工作，结论是，大涝之后地下水位普遍提高了，水托盐，天一旱，明年春天可能大返碱，建议领导及早采取措施，挖通排水渠道，加大排水能力，控制盐分上升，获得理想的效果。在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抽出三分之一的干部下乡蹲点，针对群众中生产的问题，综合运用科技成果，解决群众重中之重，急中之急的问题，也都收到了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依靠各类劳模，依靠他们搞试验、示范、推广。如我们多年来一直派汤占华同志驻在仁宫庄和宫福成同志共同搞棉花和改碱方面的试验，一方面促进了生产，二方面培养了人才，三方面也扩大了农科所的影响，提高了农科所的声望，促进了农业科技工作。
  三是靠自己（指农科所全体干部、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靠自己干什么？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搞活局面。具体说是：家靠自己安。三年三迁赴，距离远（二十里铺到本所三十多里），条件差，全所只有一辆马车，两头骡子，三辆自行车，靠肩挑人拉，搬运家具；靠组织严密布置，军事化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东西不丢不坏，井然有序，安全到达。地靠自己种。1963年东所盐碱地807亩，其中小麦400多亩，西所140亩，收割打轧，除七西大队帮西所外，全是自己干，怕火烧场，三班倒，日夜突击连续作业，一星期结束战斗。盐碱地靠自己改。引水压碱，挖沟排碱，大养牲畜和猪，再加每人一个粪筐，一个粪杈，起早贪黑，趁别人过年过节，掏鸡窝拾粪改碱。水平靠自己提高。请进来派出去，向专家学习；下乡蹲点，向群众学习；划小区搞试验，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实践中学习。课题主要靠从群众中来，靠从生产中来，靠自己设计，由不会到会，逐渐积累了经验。我们的秘诀是：需要是目的；仪器是手段；人才是根本；效益来检验；主观客观相统一，效果才明显；发挥创造性，开拓勇向前。局面靠自己搞活。由于农科所在农业生产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地委书记、专员、部长们经常到所来，帮助解决困难，院校的领导和专家也经常来所指导，最使人们预想不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科技界的老前辈，小麦权威金善宝同志也亲自来所听取汇报，指导工作并和我们合影留念。广大群众更是纷纷前来学习，讨论农业技术问题。这样以来，上通、下通、左右通、方方面面通，都与农科所打得火热，局面越搞越活，道路越走越宽，困难越来越小。
  注一：1995年，德州地区改为德州市，德州地区农科所亦改为德州市农科所。
  注二：两当：即为当前、当地农业生产服务的科技方针。
  注三：偷水：当时新湖的水养鱼、养藕，我们不经主管部门
  同意偷着把水引进农科所，压碱植棉。
  注四：所指的领导都是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