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4年4月，水银矿停止了开采。由于伤亡人数过多，所剩华工被转移到“雄别煤矿”去挖煤，而雄别煤矿的华工伤亡更为惨重。到雄别煤矿后，照例是矿业所长训话。这是一个肥胖的老鬼子，留着仁丹胡，长了一脸横肉，把眼睛挤成一条缝。据说他自幼就在中国哈尔滨，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中国通，因为他对统治中国人有一套办法，就让他当了矿业所长。他原名叫成田勇，为拉拢华工，改姓唐，按日语语音难友们称他“挑太君”。他说：“你们如果干得好，干得快，可以提前回家，换另一帮华工来顶替你们。”他是一个笑面虎，不象水银矿的矿业所长那样苦丧着脸。这里的监工也不象水银矿的监工，皮鞭棍子不离手，“八格亚鲁”不离口，从来不见笑模样。不知是日本人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呢，还是另一种统治办法。不过难友们明白，他们是笑里藏刀，大家还是十分警惕的。
  这里是一个老矿区，原煤层早已挖完，只剩下了一段段的薄煤层，用不上机械，只能手工开采，由于劳动条件太差，华工们只能用手挖，用肩运，既苦又累。每天昼夜两班，实际工作超过13小时，比水银矿的工时还长。特别是夜班，作业十几个小时，中间没有加餐，大家实在饿得难熬。因每周一次换工，所以一些体弱者经常病倒。但病号多了必然影响生产。一天，矿业所长成田勇找程绍鲁谈话，“工人病员太多，我们赔本大大的，你有办法解决吧？”程绍鲁说：“在我们中国，病号都是吃好饭调养。工人本来就吃不饱，是饿出来的病。病了不但吃不上好饭，反而减少粮食，病不更重了吗？病号饭换成大米就好了。”成田勇叹了口气说：“大米实在难得啊！我尽量想办法吧。”从此，凡病员就改供大米稀粥了，有时给点海带咸菜，还弄来一点小干鱼片给病员吃。
  日本监工有一个叫小松的，按照日文读音，难友们都叫他“三麻子”。在一个夏天夜晚，三麻子找到了程绍鲁，悄悄地说：“我是日本共产党员，你们这些人里有共产党员吗？我想和他们联系一下。”程绍鲁半信半疑，心里想：“是听说日本也有共产党，但不知是真是假，等和难友们商量好了再说。”就回答他说：“我是不知道，待我问好了告诉你”。以后程绍鲁就暗地里与几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商量，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有一个河南人是个干部，他说：“日本是有共产党，如果能联络上，组织起来是好，现在日本本土已无精锐部队，到山里去打游击也撤他的后腿。死了也值得。若是骗人就是无谓的牺牲，不如你去报告有八路军没共产党员，看鬼子怎么办？如果鬼子抓人，我就发动大家给鬼子讲理，同时揭露日本人的假面具。”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办法，程绍鲁就向三麻子报告了几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
  过了些日子，三麻子告诉程绍鲁，他在山里埋着有枪，让程绍鲁联络人去山里打游击。一天，三麻子领着程绍鲁走进一个黑黝黝的山谷里，扒开草丛浮土，看到埋藏着十几支步枪。三麻子随即埋上，说组织好了人员就去打游击。程绍鲁回来，大家就商量着组织起来去打游击。但不久，几个八路军战士和程绍鲁被一齐抓进监狱，而三麻子却仍然干他的监工。
  大家知道了这是一场骗局。那个河南籍八路军干部一动员，大家气愤填膺，一致同意罢工。他们拿起锨、镐、木棒、去找三麻子。“工友们没罪，该逮捕三麻子。”这时，三麻子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大家找不到三麻子，又拥到矿场大门，喧嚷着去找矿业所长，矿警持枪阻住大门，并鸣枪威胁。人们仍在大门里吵闹着不去上工。另外几个监工也避在一边不敢出来。不久，成田勇坐着汽车赶来，向大家解释说“叫他们去，不过是教育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教育好了，保证把他们放回来。工友们都回去干活吧！”由于矿上生产很不景气，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上级矿业株式会社曾批评、警告过雄别煤矿。如果再因此事影响了生产，恐怕这矿业所长的位置就不牢固了。所以他不敢激怒全体劳工，第二天就开始放人，最后都放了回来。三麻子又重新出现，仍然当他的监工。
  1944年，日本侵略者在各战场连遭失败，军用物资供应不上，故此军需生产部门强行增加任务指标，妄图挽救其败局，雄别煤矿也同样强制劳工多干、快干，在无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工伤事故越来越多。难友们的仇恨压抑在胸中，个个咬牙切齿，怒火中烧，痛恨日本统治者。
  是冬，有几个难友冻伤了手指、脚趾，让场医施药，不料却被截肢。禹城籍华工张明，是来凤乡张庄人，他就是因冻伤被截去双脚的。以后再有冻伤手脚的也无人敢去敷药了，但难友们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第二个春节即将到来了，商河县十七岁的孔××因想念家乡亲人，又泛起了逃跑的念头。他听说北海道北端与苏联的库页岛隔海相望，苏联又和中国相连，只要能跑到库页岛，就能回家。即使被抓住，坐牢也不干这活了。就凭这幼稚的想法，他一个人逃出了矿场。也不知他是怎么走的，居然走到了海边。他偷爬上人家的渔船，被赶了下来。后来冻伤了双脚，走不了路，又被送回了煤矿。这次孔××被抓回来，没送他去警察署，而是以治伤为名被截去了双脚，成为终生残废。
  这件事激起了难友们的义愤，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大家手持工具，吵嚷着去找矿业所长。矿警鸣枪威胁，大家就不去上工。这次，连朝鲜劳工也参加了抗议行动。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我们是朋友，日本人是敌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人。”日本监工看到劳工们的愤怒情绪，也不敢压制，只好报告矿业所长。
  成田勇找程绍鲁去谈判，程绍鲁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三条要求：一、改善工友的伙食，起码要吃饭；二、降低生产指标，减轻劳动强度；三、华工要同日本人享受一样的待遇，特别是对伤病员要认真负责地治疗，不能打毒针，冻脚不许截肢。成田勇仍然强调其理由，“粮食供应量是按产品数量定的，降低生产指标就降低了粮食供应量。不过我还是尽力想办法把大家的伙食提高一些。”他还狡辩说：“日本工人非老即小，当然只能干轻活，华工都是健壮劳动力，必须干重活，华工有伤病，我们同样治疗，绝对没有打毒药针的事，冻伤截肢是我们的治疗办法，不然也得烂掉。”程绍鲁据理力争，指出了吃粮数量与产量的差距和日本医生用药针毒死中国人的事实，说明冻伤可以治愈而截肢是错误的。在事实面前，日本人也只好做点让步。事后，运来了一部分大米，他们把大米煮熟再做成“饭团子”。华工每人每顿两个，也仅70克，仍然吃不饱。春节时大家吃了一顿小麦面饺子，饺子馅还是“海宝狗”。活还是那么累，治病除不再截肢外，其他病仍是一两片西药。说是和日本工人同等待遇，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