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自从日寇的铁蹄踏进禹城县境，禹城人民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丰收年景，农民也只是半年糠菜半年粮。1940年至1943年，禹城县连年大旱，最高气温40℃以上，禹城县的田野一片赤土。除地主富农少数人有粮食外，贫苦农民只能以草木为食。有的吃槐花中毒，通身浮肿，皮裂肉绽。道殣相望，死者相藉，逃荒乞讨者随处可见，卖儿鬻女者时有发生，少女仅斗粮的身价即卖为人妻，劳动人民生活在凄风苦雨之中。
  被骗的人们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外侵略和扩张，致使日本青壮年男子均被应征入伍，国内的生产劳动者，除妇女外非老即小。所以，从1943年起，日本侵略者连续在华掳掠廉价劳动力。1943年和1944年，他们乘禹城灾荒，以欺骗、诬陷等手段，两次从禹城掠走青壮年劳动力300人。
  1943年秋后，日军和伪县公署谎称“张店铝厂招工”，要抽调150名壮丁，说是“管吃管穿，每天工作八小时，工资按产量，多劳多得，每月能剩半斗粮食钱，临走还给八斗粮食（约250公斤）的安家费”。农民虽然故土难离，但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一些敦厚善良的农民就报了名。其实日本劳工协会在禹城县招募工人已不是新鲜事，早在1940年就已经开始，也是八斗谷子或高粱的安家费，大都是去东北抚顺市千金寨煤矿。农民也乐意春冬两闲出去做几个月的工，到农忙时就开小差逃回来，虽挣不到钱，家庭也能得到八斗粮食度荒，所以这次仍有部分农民报名。然而，善良的农民却不知道，这一次不是去东北，而是远离故土去日本出卖劳动力。
  凡报了名的都集合到城里“山西会馆”待命。过了几天仍凑不足数，就栽赃陷害部分得罪过伪警察的人，说是“八路军的坐探”，抓来充数，总算凑齐了150人。10月份的一天上午，日军用麻绳一连串绑住每个人的一只胳膀，押解到火车站，关进了一辆铁皮“闷罐”车，由伪军警监视，运到济南，押送到原美孚洋行的仓库里。那是一座储存煤油的大房子，由日本兵看管。大家一看势头不对，就乱猜疑。有的说：“这不是去铝厂吧，可能又是下煤窑。”有的说：“是不是让咱们干伪军，去当炮灰呀？”也有的说：“反正没咱们的好果子，说不定让咱上哪里去受罪呢！”有几个曾经当过华工的人有经验，想做逃跑的准备，他们在一处背眼的墙角挖洞，可是挖了半天，怎么也挖不动，原来是水泥石头墙。十来天过去了，又从其他县拉来了许多人，凑足300人，就一齐起了解。仍然是绑着，十人一条绳。这次做押解的全是日本兵。大家被押上一辆铁皮“老闷罐”，迷迷糊糊地开了一夜。车停了，下车一看，原来是青岛车站。这时大伙都知道不是去张店铝厂了，但究竟要到哪里去还不清楚。
  这时站台上已有日本兵守候在那里。在押送的路上，不但步兵多了，还增加了骑兵，开路在前。断尾在后。这些人被送到一个虽不是监狱，却戒备森严的地方，四周是高墙，墙上挂满了电网，四角都有岗楼，院子顶上还笼罩着铁丝网，房壁也无比坚厚。直待锁了大门，才给人们松了绑。天还未黑，四角上高挂的探照灯就已打开，夜晚，院子里如同白昼。虽然人们被关进天罗地网，只要有机会，大家还是要斗争，要逃亡。过了几天，一批批的青壮年被押送进来，其中有八九个穿着破旧的八路军军装，大伙明白，这是从抗日战场上来的。这几个八路军战士第二天就暗中活动，策划组织暴动，说咱们“炸”出去。有一个战士说：“现有鬼子兵力不足，咱们抢他岗上的枪打出去，就是死几个，也能大部分闯出去，到外边进山去找八路军，我领路！”这办法正符合大家的心意，哪个不想逃出这个火坑。可是只隔了一天，岗哨就增加了，四角岗楼上也架起了机关枪，枪口正对着这座大房子。下午，几百名难友在院子里排成队，一个鬼子官用生涩的汉语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害怕，皇军要你们当工人，皇军大大的好。你的必须服从命令，逃跑的死了死了的！”不管他说什么，大家心里明白，这完全是谎话。要当工人还能捆绑着，比坐牢还严禁吗？就在这天下午，大家换上了半边红半边黑的薄棉囚服，每人还给一床薄薄的红棉被。回到屋里，有一个河南口音的八路军战士说：“咱们里头有汉奸，可能让鬼子发觉了，要不怎么鬼子今天变了样？咱们非找出他来揍死不可！”大家也都很懊丧，痛恨这个告密的，可惜最终也没找出这个人来。
  第二天又让大家集合，点了名，报了数，已是600人了。这些人被捆绑着，押解到大港码头。那里早已停着一艘货轮，人们被赶进漆黑的装着煤炭的底舱，才松了绑。随着汽笛的鸣声，轮船启航了，徐徐离开了码头，驶向大海的深处。轮船开足了马力，船体颠簸得厉害，人们头晕脑胀。驶出胶州湾，一会儿就看不见祖国大陆了，轮船却渐渐缓慢下来，并抛了锚。原来日本人听到一点风声，但又不了解真情，就把这些人先运到海中，以防逃亡。
  货轮在海里停了一天，又开来两艘货轮，也是每船600人。这样，一次就运走1800人。难友们都是半辈子生活在那二亩地所系的小圈子里，根本没见过海，更不用说坐轮船了。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头晕恶心，有的呕吐起来。起初人们吐酸饭，而后吐粘沫，最后吐的是极苦的黄绿色的水，那就是胆液了。被折腾了半个多月的难友们，身体已经是很虚弱了，再经过这一阵呕吐，大多数人躺在船底爬不起来了。有些身体强壮的，虽然也头晕恶心，总算没吐出来。但船舱里那股酸臭味，也使他们难以忍受。于是便有人要求到甲板上去，让清凉的海风吹一吹。经过许可，有的人爬到甲板上去了。只见苍苍茫茫水天一色，不见边际。除了海浪，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隆隆的马达声和波涛声，什么也听不到。这是要到哪里去呢，为什么监视这么严呢，还有机会逃跑吗？一连串的问号盘旋在人们的脑海里，谁也找不出答案。由于英美飞机天天在海空巡航，日轮为躲避轰炸，时行时停，难友们才能有喘息的机会。鬼子官也怕出现死亡，就规定在风平浪静时让人们到甲板上放一次风。就这样，大家才逐渐适应了海上生活。
  在门深町水银矿
  轮船在海上飘泊了十一个昼夜，终于在一个小码头靠了岸。1800名难友被赶下船。大家走出码头，发现这里房舍与中国完全不同，来往行人的服装打扮也不象中国人，特别是脚趿木屐与汉民不同，难友们都惊呆了。一个日本兵见到大家惊异的神色，就奸笑着说：“这是大日本的门寺海港，你们到家了。”人们一听都怔住了，继而有的落泪，有的谩骂，人们绝望了。来到异国他乡，地理不熟，语言不通，怎么办？有的说：“日本鬼子真狠，把咱弄到这天涯海角，比充军发配还厉害呀！”有的说：“再也跑不了啦，听天由命吧。”也有的说：“只要咱能活下去，有这条小命，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大家议论着，歪歪斜斜地被赶进一个大院子的检疫站，要人们都把衣服脱光，到药池里洗了澡，身上再涂了药，然后按十人一班，每三班一个小队，每三个小队一个中队，每三个中队一个大队，加上队长伙夫，每大队300人。第二天，人们被逼着照了单人相，以后又在贴了相片的“印表”上摁了手印。“印表”上虽然是日文，但也有一些汉字，有几个识字的看出是“日本劳工协会合同书”，最后写的是“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十月二十五日。”
  摁过手印的第三天，就由门寺坐上闷罐货车北去。这是一列刚刚运过牲口的货车，到处是粪便，臭气熏天。火车开开停停，走了五个昼夜，到了一个叫“青森”的车站下了车。这也是一个港口，大家又乘船渡海，到了一个叫“函馆”的地方，再乘火车继续往北开。走了一天一夜，禹城人的这个大队就到北海道的“门深町”下了车。没下车的那部分人有的去“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挖煤，另有100人被派到农场去干活。禹城大队去的是门深町水银矿。
  已经被折磨得虚弱不堪的难友们，爬出火车就被一股刺骨的寒风吹了个透心凉。雪粒象砂子一样随风打向脸庞，刀刺一样的疼。抬头四望，一片白茫茫，都是被大雪覆盖的群山。难友们抱头缩颈，东倒西歪地被带到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里。这里地处北纬45度，相当于我国的大兴安岭地区。因为北海道四周环海，风雪特大，气温常低于摄氏零下40度。山脚下有一个大雪堆，雪堆的向阳处有一个黑洞，那就是工棚。门口的周围用稻草和席帘子围着，以防大雪堵门。工棚完全用木板搭制，每个中队住一个工棚。这时难友们还穿着在青岛换上的那身薄棉囚服，每人一床小薄被，怎能抵御如此的寒冷？晚上人们就两人通脚睡，把铺草堆厚一点。两床被子摞在一起。开始大家都睡不着，低声谈论着，盼望日本鬼子被打败，好回家团圆。终因多少天来的困乏，后来都睡着了。但由于天气寒冷，不少人又被冻醒了，大家挤在一起苦熬着这漫漫寒夜。
  第二天刚放亮，刺耳的哨子就吹响了。大家起来围坐成一个圆圈，点过了名，每人发给一双大草鞋，这是为适应白天外出干活踏雪用的。然后由伙夫在每人面前摆一只碗，每人一勺稀粥，喝完了再添一勺。大家都嚷着吃不饱。伙食管理员是日本人，他说：“咱们矿上粮食是按生产矿石的数量配给，你们还没干活，哪有粮食？现在有吃的就不错了，你们以后生产量大了会多给吃的。”大家还是乱喊，“吃不饱能干活吗？”却也无济于事。大概难友们的不满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这天中午饭时，来了个身穿军服留着通鼻胡子的瘸腿鬼子，向大家训话。他叫宇宫，日文音是“乌勾”，大家就叫他“母狗”太君。这个军人气派十足，一脸凶相，据说是从侵华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员，是一个饱蘸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退役后就当了水银矿的作业所长。他用不规范的汉语说了一些“日华亲善”、“干活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骗人鬼话之后，又说：“你们来到大日本干活是走运的，在这里干活多粮食多，大日本不会亏待你们的。”他最后说了些水银矿的作业程序和必须服从命令的话，“不服从也逃跑不了，北海道是个大岛，四周环海。全岛大山多，人烟稀少，山里花脸狗熊、野狼成群结队，即使让你走，你们只能饿死冻死，或被野兽吃掉。凡逃跑抓回来的，统统死了。”中午饭的粥中又加上了一些糖渣，还有两片马铃薯，这也算是大发慈悲了。当时日本施行配给制，一个日本监工每顿一盒饭，半边大米半边青菜马铃薯，虽然比劳工吃得好些多些，但也吃不饱，所以就克扣劳工的口粮。
  第三天开始干活，先由日本人爆炸矿山，然后让华工用土篮挑水银矿石。从矿山挑到火车道旁有15町（日制长度单位，一町109米，36町为一日里），这是水银矿上最脏最累的活。干活以后不喝稀粥了，换成了玉米、马铃薯粉和橡子面混合的窝窝头，每人每顿两个。300人每顿20公斤粮食，每人只有1.4两多，小饭量的半饥半饱，大饭量的只能挨饿。有时每人给一片萝卜咸菜，有时每人一箸子叫“海宝狗”的野生海藻咸菜。春节那天，也不过用相当于两个窝窝头的面，包上些“海宝狗”馅，做成大蒸包让大家吃。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造成本国劳动力不足，管理人员也太少，一个300人的大队，只有三个日本监工。他们懒得呆在矿上受冻，就采用了“以华制华”的办法，从华工中找一个识字的为他们记数落账，禹城人程绍鲁被他们选中了。程绍鲁考虑到这对难友们有利，就满口答应下来，当了副大队长。难友们挨饿受冻，谁愿意给日本人干活。从程绍鲁记帐以后，他们就用消极怠工来对抗，不管土篮里挑了多少矿石，过去一趟就记一担，有时干脆挑着空篮来回走，只要日本监工不在，大家就这样应付。
  北海道冬季夜长昼短，白天只有八小时，矿山又无照明设备，所以无法延长工时，因此天天欠产，日本人就想出了规定任务的办法，确定每天的工作量，完不成不给饭吃。人们的工作加重了，但粮食并未增加，饭食质量又差，饭量大的顶不住了，身体弱的熬不过了，渐渐地一个一个倒下去。越是病号多，粮食越少。病号每顿只给一个窝窝头，有的病号饿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去看病也只给几粒极贱的西药片，根本治不好病。病号只吃粮食不生产，成了日本人的累赘。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毒计，设了一个重病号房，说是给病号打针，有几个重病号进去打针，刚拨出针头人就咽了气，这显然是让其速死。后来人们情愿在工棚里也不去病号房了。就这样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一个冬季就死了百十个人，其中禹城籍的就有30余人。为了让华工服服贴贴地干活，每当死一个劳工，日本人还要假装出一副慈善面孔，请僧侣诵经祈祷，最后每个死者用一公斤煤油点着木柴烧掉算完。
  春节时刻，难友们倍加思念家中亲人，背地里就商议逃跑。但是，在冰雪封地时逃跑会留下足迹，也跑不快，很容易被抓回来。到春季冰雪融化，矿场周围的电网就通了电，更难以逃跑了。有两个难友在想，若不逃跑，早晚也得折磨死，跑出去或许能找到条活路。他俩想趁冬季走，为了避免留下足迹，就从铁路上顺着走。两个难友，其中有一个姓刘的禹城人，就于一天夜里逃出矿场，顺铁道奔跑。那北海道的风雪扑到脸上，打得生疼，又睁不开眼，透不出气，能见度也只有20米，所以他俩走的并不快。当矿警发觉时，也不知他俩的去向，由于矿上人员少，他们没有去追。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矿业所长让矿警严密把守工棚绝不能因小失大。这一夜大伙也没睡好，第二天日本人又威吓了大家一番，也就算了事啦。
  两难友顺铁路往北跑，遇到车站绕道而过，有火车过路就躲避，艰难地走了半夜。眼看就要天亮了，两人合计：“咱俩穿着这身囚服，被人看见就得抓起来，咱得想办法换衣服。”他俩看见附近有个值班房，就壮着胆子过去，抓住值班员。值班员见是两个蓬头垢面的大汉就吓懵了，“嗷嗷”地呼喊。他俩先塞住值班员的嘴，然后脱下他的外衣，把他绑起来。又抓住另一睡觉的值班员，他俩一人换了一身标制服，穿上毡靴，就逃走了。
  两人换了衣服就大胆了，心想往北走或许能走出日本地，就能到关外了，日本人不是有很多在关外的吗？就是走不到关外，走到苏联也好，也许能转回家去。可是走了一天也没走到尽头，问路吧，又语言不通。一天没吃到东西，饿得实在难受。傍晚，他俩走进一个村子，想讨顿饭吃，村头一家门上挂着“军国之家”的牌子，标明这一家是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家属。他们走进房门，在土间（日本贫民的外室无地板，是土地面，故称土间）听到室内一个妇女和孩子一边吃饭，一边讲话。他俩一人在外了望，一人进屋去讨饭。因为是穿着铁路标制服，那女人还不十分害怕。他俩不会说日语，只能打着手势说“米西米西”。那妇女给他俩各盛了一碗掺有马铃薯的米饭，这在日本称“菜饭”。当时日本人民也是粮食不足，同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俩虽然没有吃饭，也不忍心再要了。因为这家只有妇女和孩子，不便久留，他俩就告辞走了。
  他俩没走多远，就遇见一个50多岁的老汉，即搭讪着想再讨些饭吃，老汉满口答应，把他俩领回家去，安排吃饭住宿。他俩吃完了饭，躺下还没睡着，就有两个警察持枪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俩抓走了。原来他俩换衣服不久就被铁路当局发现，铁路沿线通过电话布置搜查两个穿铁路标制服的支那人。日本农村也通电话，那老汉就是该村的村长，所以村长一见到他俩，就知道是逃亡华工。他先把他俩稳住，然后通报了当地警察署。经警察署审讯，他俩被押解到扎幌厅（北海道首府）警察本部，以抢劫罪判处徒刑三年，被关进刑务所（大狱）。
  转往雄别煤矿
  1944年4月，水银矿停止了开采。由于伤亡人数过多，所剩华工被转移到“雄别煤矿”去挖煤，而雄别煤矿的华工伤亡更为惨重。到雄别煤矿后，照例是矿业所长训话。这是一个肥胖的老鬼子，留着仁丹胡，长了一脸横肉，把眼睛挤成一条缝。据说他自幼就在中国哈尔滨，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中国通，因为他对统治中国人有一套办法，就让他当了矿业所长。他原名叫成田勇，为拉拢华工，改姓唐，按日语语音难友们称他“挑太君”。他说：“你们如果干得好，干得快，可以提前回家，换另一帮华工来顶替你们。”他是一个笑面虎，不象水银矿的矿业所长那样苦丧着脸。这里的监工也不象水银矿的监工，皮鞭棍子不离手，“八格亚鲁”不离口，从来不见笑模样。不知是日本人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呢，还是另一种统治办法。不过难友们明白，他们是笑里藏刀，大家还是十分警惕的。
  这里是一个老矿区，原煤层早已挖完，只剩下了一段段的薄煤层，用不上机械，只能手工开采，由于劳动条件太差，华工们只能用手挖，用肩运，既苦又累。每天昼夜两班，实际工作超过13小时，比水银矿的工时还长。特别是夜班，作业十几个小时，中间没有加餐，大家实在饿得难熬。因每周一次换工，所以一些体弱者经常病倒。但病号多了必然影响生产。一天，矿业所长成田勇找程绍鲁谈话，“工人病员太多，我们赔本大大的，你有办法解决吧？”程绍鲁说：“在我们中国，病号都是吃好饭调养。工人本来就吃不饱，是饿出来的病。病了不但吃不上好饭，反而减少粮食，病不更重了吗？病号饭换成大米就好了。”成田勇叹了口气说：“大米实在难得啊！我尽量想办法吧。”从此，凡病员就改供大米稀粥了，有时给点海带咸菜，还弄来一点小干鱼片给病员吃。
  日本监工有一个叫小松的，按照日文读音，难友们都叫他“三麻子”。在一个夏天夜晚，三麻子找到了程绍鲁，悄悄地说：“我是日本共产党员，你们这些人里有共产党员吗？我想和他们联系一下。”程绍鲁半信半疑，心里想：“是听说日本也有共产党，但不知是真是假，等和难友们商量好了再说。”就回答他说：“我是不知道，待我问好了告诉你”。以后程绍鲁就暗地里与几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商量，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有一个河南人是个干部，他说：“日本是有共产党，如果能联络上，组织起来是好，现在日本本土已无精锐部队，到山里去打游击也撤他的后腿。死了也值得。若是骗人就是无谓的牺牲，不如你去报告有八路军没共产党员，看鬼子怎么办？如果鬼子抓人，我就发动大家给鬼子讲理，同时揭露日本人的假面具。”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办法，程绍鲁就向三麻子报告了几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
  过了些日子，三麻子告诉程绍鲁，他在山里埋着有枪，让程绍鲁联络人去山里打游击。一天，三麻子领着程绍鲁走进一个黑黝黝的山谷里，扒开草丛浮土，看到埋藏着十几支步枪。三麻子随即埋上，说组织好了人员就去打游击。程绍鲁回来，大家就商量着组织起来去打游击。但不久，几个八路军战士和程绍鲁被一齐抓进监狱，而三麻子却仍然干他的监工。
  大家知道了这是一场骗局。那个河南籍八路军干部一动员，大家气愤填膺，一致同意罢工。他们拿起锨、镐、木棒、去找三麻子。“工友们没罪，该逮捕三麻子。”这时，三麻子已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大家找不到三麻子，又拥到矿场大门，喧嚷着去找矿业所长，矿警持枪阻住大门，并鸣枪威胁。人们仍在大门里吵闹着不去上工。另外几个监工也避在一边不敢出来。不久，成田勇坐着汽车赶来，向大家解释说“叫他们去，不过是教育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教育好了，保证把他们放回来。工友们都回去干活吧！”由于矿上生产很不景气，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上级矿业株式会社曾批评、警告过雄别煤矿。如果再因此事影响了生产，恐怕这矿业所长的位置就不牢固了。所以他不敢激怒全体劳工，第二天就开始放人，最后都放了回来。三麻子又重新出现，仍然当他的监工。
  1944年，日本侵略者在各战场连遭失败，军用物资供应不上，故此军需生产部门强行增加任务指标，妄图挽救其败局，雄别煤矿也同样强制劳工多干、快干，在无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工伤事故越来越多。难友们的仇恨压抑在胸中，个个咬牙切齿，怒火中烧，痛恨日本统治者。
  是冬，有几个难友冻伤了手指、脚趾，让场医施药，不料却被截肢。禹城籍华工张明，是来凤乡张庄人，他就是因冻伤被截去双脚的。以后再有冻伤手脚的也无人敢去敷药了，但难友们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第二个春节即将到来了，商河县十七岁的孔××因想念家乡亲人，又泛起了逃跑的念头。他听说北海道北端与苏联的库页岛隔海相望，苏联又和中国相连，只要能跑到库页岛，就能回家。即使被抓住，坐牢也不干这活了。就凭这幼稚的想法，他一个人逃出了矿场。也不知他是怎么走的，居然走到了海边。他偷爬上人家的渔船，被赶了下来。后来冻伤了双脚，走不了路，又被送回了煤矿。这次孔××被抓回来，没送他去警察署，而是以治伤为名被截去了双脚，成为终生残废。
  这件事激起了难友们的义愤，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大家手持工具，吵嚷着去找矿业所长。矿警鸣枪威胁，大家就不去上工。这次，连朝鲜劳工也参加了抗议行动。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我们是朋友，日本人是敌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对付日本人。”日本监工看到劳工们的愤怒情绪，也不敢压制，只好报告矿业所长。
  成田勇找程绍鲁去谈判，程绍鲁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三条要求：一、改善工友的伙食，起码要吃饭；二、降低生产指标，减轻劳动强度；三、华工要同日本人享受一样的待遇，特别是对伤病员要认真负责地治疗，不能打毒针，冻脚不许截肢。成田勇仍然强调其理由，“粮食供应量是按产品数量定的，降低生产指标就降低了粮食供应量。不过我还是尽力想办法把大家的伙食提高一些。”他还狡辩说：“日本工人非老即小，当然只能干轻活，华工都是健壮劳动力，必须干重活，华工有伤病，我们同样治疗，绝对没有打毒药针的事，冻伤截肢是我们的治疗办法，不然也得烂掉。”程绍鲁据理力争，指出了吃粮数量与产量的差距和日本医生用药针毒死中国人的事实，说明冻伤可以治愈而截肢是错误的。在事实面前，日本人也只好做点让步。事后，运来了一部分大米，他们把大米煮熟再做成“饭团子”。华工每人每顿两个，也仅70克，仍然吃不饱。春节时大家吃了一顿小麦面饺子，饺子馅还是“海宝狗”。活还是那么累，治病除不再截肢外，其他病仍是一两片西药。说是和日本工人同等待遇，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胜利返乡
  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不知是谁从日本工人那里见到了《北海道新闻》登载的“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一喜讯不胫而走。难友们惊喜地感觉到自己精神世界中已经干枯、变形的生命之树，又抽出了新芽，并舒展地伸向太阳。他们奔跑着、叫喊着，顿时沸腾起来。有的用木棒绑上红被面尽情挥舞，有的在空地乱喊乱跑，若痴若狂。这时日本监工都不见面了，再也没人去干活。第二天大家呼喊着到街上看看情况。煤矿大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桥，桥头设有岗亭，是为平时阻止华工外出而设的。这时矿警还不许大家过桥，大家一时怒不可遏，将矿警打翻在地，并将岗亭推到河里，以后就再也没有矿警站岗了。难友们拥向大街，看见大街上张贴了日本投降的告示。大家剪短了头发，刮光了胡须，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日本人皆让路于一旁。晚上，大家带回白酒，尽情痛饮，有的喝得酩酊大醉。这里距北海道首府扎幌不过几十公里，第二天大家又到扎幌去游玩，在扎幌，大家看到日本人已不再那样骄横。
  休息了约两个月，美国驻军通知大家回国，难友们又一阵狂欢，同时也想起了已成为冤魂的难友。经查对共找到禹城人骨灰52具，又找回了因逃亡而被关押的两个难友，已几乎是两具骷髅了，不知他俩在狱中受了多少苦刑。大家心疼地格外照料他俩，又想让其吃好，又不敢让其多吃，真担心他俩是否还能康复。大家面对一具具骨灰盒和两位枯瘦如柴的难友，不由得泪眼模糊，有的已经泣不成声。来时150人，除了死亡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下82人了。
  临行前每人换了一身日制军服，发给300元日钞作路费，于11月末乘客车抵达北九州港。在候船时，遇到了1944年被掳掠的禹城籍华工，其中有禹城、故城的陶景山、孟宪志等人。他们是与战俘关在一起的，在东京附近干活，多是装卸火车轮船的货物，无定时定量，比北海道的华工更苦。他们来时也是150人，回国时仅剩70多人了。
  很快，运输日本战俘回国的美国兵舰就来到了，日本战俘下船，华工上船，每船300人。美舰行驶很快，仅四个昼夜就到了我国塘沽港。在塘沽港下了船，住在一所大学里。当时天津还是国民党占据，他们把大家集合起来，挑选年轻力壮的，说是给找工作，其实后来都补充了国民党军队。可是大部分人都思念家乡，不愿留下，就偷着开了小差，只有少数独身的留下来当了内战的炮灰。
  大家的路费是日本钞票，在国内不能用，大家要求官方给兑换国币。当局以日钞作废为由均予没收，仅以免费乘火车打发回家。
  火车行到沧州车站就不通了，往南是解放区，大家又用实物雇了几辆畜力大车，才回到家乡。到家的第二天夜里，1945年12月27日县城就解放了。
  日本侵华期间掳掠华工人数，据日本外务省公布是38500人，而日中友好团体调查结果是十几万人。在途中和劳役中死亡者不计，仅被杀害的华工就有6000多人。象雄别煤矿这样的劳役点，全日本有153处，禹城籍华工只不过是一个点的一小部分，也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掳掠奴役中国劳动力的罪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