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华籍日本人——贺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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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德州文史》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7734
颗粒名称: 记华籍日本人——贺瑾同志
分类号: K833.136.2
页数: 14
页码: 132-145
摘要: 贺瑾同志是水利电力部第十三工程局职工医院付院长,现年五十七岁。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日本国广岛县丰田郡本乡町。一九四五年应征入伍来到中国黑龙江省。一九五三年在江西省南康县加入中国籍。贺瑾有两国社会关系:在我国山东省德州市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子女以及其他亲朋好友,他们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在日本,父亲虽于一九七八年病逝,但还有同胞姐妹和整个鹤井家族以及同学乡亲,彼此隔海相忆,书信往来。贺瑾是一个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征到中国,被日本政府已宣布战死,三十一年以后又出现的当年的军医,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关键词: 职工医院 日本人 贺瑾

内容

贺瑾同志是水利电力部第十三工程局职工医院付院长,现年五十七岁。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日本国广岛县丰田郡本乡町。一九四五年应征入伍来到中国黑龙江省。一九五三年在江西省南康县加入中国籍。一九六三年从水电部福建闽江工程局调来山东后,一直在德州市居住。贺瑾是他的中国姓名。他的日本姓名叫鹤井信之。贺瑾有两国社会关系:在我国山东省德州市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子女以及其他亲朋好友,他们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在日本,父亲虽于一九七八年病逝,但还有同胞姐妹和整个鹤井家族以及同学乡亲,彼此隔海相忆,书信往来。贺瑾是一个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征到中国,被日本政府已宣布战死,三十一年以后又出现的当年的军医,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一九七四年十月的一天,贺瑾被请到医院党支部办公室,德州市政府夏文耀和公安局王金元两同志向贺瑾读了一份文件,讲明政策,动员贺瑾主动与日本原籍亲人联系。在政府和水利电力部第十三工程局领导的鼓励帮助下,贺瑾于十二月十五日给日本原籍发了两封信。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水利电力部第十三工程局(前称水利电力部马颊河疏浚工程局)有线广摇突然广播了一个通知:“职工医院贺瑾同志,请您马上到总机接国际长途电话。”这个广播通知顿时轰动了全局驻地。十多位同志先后来到贺瑾家里,向贺瑾一家人转达日本给贺瑾院长来电话的喜讯。电话是姐姐三轮杉江从日本山口县打来的。当贺瑾以颤抖的手拿起电话,耳边响起姐姐的声音,汉语的意思是:“你是鹤井信之吗?身体怎么样?生活好吗?”这时候,隔海相闻的姐弟俩都泣不成声了。就这三句话的问与答,姐弟二人整整讲了半个钟头。从此以后,经常从日本故乡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先后达一百多次。有时贺瑾的父亲、姐姐、妹妹和贺瑾在四个不同地方一起通话,每个人讲话,四个人全听清楚了。日本亲人们翻来复去打来这么多长途电话,为的是听听在中国的亲人的声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贺瑾,也是二十九年来第一次听到日本亲人的声音啊!意外的喜讯,使贺瑾一家欢喜若狂,他们衷心感激中日邦交正常化带给他们的幸福。他们全家深深地沉浸在幸福之中。贺瑾的父亲鹤井爱吉医师,知道自己的儿子还在中国,而且生活的很好,老泪纵横地向日本政府要求:“我不要恩给金,我要儿子。”一九七五年,贺瑾在天津南开医院住院治病,姐姐三轮杉江和妹妹山田昭江,一个是日本山口县日中友协的积极分子,一个是日本广岛县三原市日中友协的骨干,一道来到中国探望贺瑾,在天津饭店住了一个月,亲手照料贺瑾的住院生活。
  我国政府关怀支持鹤井信之,日本亲友思念鹤井信之,贺瑾回日本探亲了。
  一九七六年二月,德州市政府在德州市招待所召开了欢送大会。由德州市成华付市长主持,市各局领导和水利电力部第十三工程局领导都参加了,并派专人专车将贺瑾和夫人袁玉冰护送到济南华侨旅行社。五天后,又送到北京华侨旅行社。先后参观了济南、北京的几个大工厂,游览了名胜古迹。
  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早晨,贺瑾和夫人袁玉冰从北京乘飞机经上海,于傍晚到达日本大坂。第二天,日本广岛县援护课课长,田中政夫,本乡町町长茂田勇和当地政府议员代表以及亲属代表专程来到大坂迎接贺瑾夫妇,一同乘新干线电车来到故乡本乡町车站。这时候,车站广场上一片欢腾,日本乡亲们高举“热烈欢迎鹤井信之君胜利归国”,“热烈欢迎信之君、玉冰女士归国探亲”的旗帜,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当地政府官员本乡町议会议长神田久讲了话,贺瑾讲话时早已热泪盈眶了。在一片“万岁”、“万岁”的欢呼声中,在热情的乡亲们簇拥护送下,贺瑾回到了离别三十一年的故国家园。此情此景,贺瑾不由自主地引起当年离开日本时的往事回忆。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也是樱花盛开的季节。鹤井信之刚满二十岁,是日本陆军军立卫生学校外科学野战系学习三年毕业后,应征入伍的。他穿上军装,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在一片狂热的“天皇万岁”、“武运长久”的口号声中,登上军舰,来到中国东北关东军第一线陆军病院,即裴德陆军医院,成了一名日军军医。那时候,日本上空布满乌云,空气里弥漫着火药气味,许多人们脸色表情上都是对战争的狂热,有的则是愁眉不展,失望迷惘。时隔三十一年后的今天,贺瑾又回到了日本,见到的满是笑脸和喜泪的父老乡亲,见到了灿烂如锦的樱花,贺瑾怎能不心潮起伏,感慨万分呢?
  家乡的亲友都赶来欢迎贺瑾,祝贺贺瑾,用各种方式向他表达崇敬感情和关切的心意。历史悠久的本乡町小学,为贺瑾召开了校友欢迎、欢送会。相互赠送了礼品。按照日本人传统方式,在一块白丝绸上,以鹤井信之签名为中心,大家围着园圈签名留念。本乡町小学还出版了纪念册,刊登了各个时期各种活动的照片。其中有许多有贺瑾参加活动的照片。在同学录里,在贺瑾的通信地点里,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第十三工程局职工医院。好几家报社的记者采访贺瑾,当地几家报纸当作一条重要新闻,配上照片,在显要位置报导。在机场上、在火车站里、在亲人家中、在政府议会办公室里,贺瑾紧握着一只只温暖的手;凝视着一双双热情的眼睛;倾听着一句句亲切的问候,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往往在人前夺眶而出。贺瑾深知,日本乡亲所以这样热烈欢迎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的“海外赤子”,“死而复生”的传奇式人物,而且还因为他已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干部。在贺瑾的身上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心愿。
  在这一期间,不论是贺瑾在家里,还是在三原市三菱医院的时候,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广岛本部事务局长田中伯郎先生年已花甲,为了推动日中友好工作的发展,多次探望贺瑾,多次促膝谈心,彼此勉励珍惜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决心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促进日中友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贺瑾回到中国以后,为了促进中国山东省德州市与日本广岛县三原市结成为友好城市,多次向德州市对外机构发出倡议,并向山东省领导同志,外交部和对外友协写信,要求支持,都取得了明确的答复。由于中央规定目前县以下不搞对外结成友好城市活动,所以贺瑾的倡议和要求暂时还不能实现。但是贺瑾这种热心中日友好事业的精神,始终给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贺瑾回日本探亲期间,父亲、姐、妹和同学曾再三要求他在日本定居。当地政府和有些议员也支持这件事,提出了贺瑾在日本定居的优惠条件:到国立医院工作,月薪五十万日元;私人开业,无息贷款八千万日元,二十年还清。他的姐、妹都说,私人经营的好,这八千万日元,二、三年就可以还清。贺瑾完全理解亲人、同学和朋友的善良愿望,但是他不愿在日本定居,因为他离不开中国的亲友;他离不开已熟悉了三十一年的中国的山山水水,他已在中国生根发芽。于是在政府大厦里,他只好辜负亲友们期待的眼光,推开定居申请表,而去填写一时归国探亲的登记表。为了摆脱亲人们挽留定居的种种安排,贺瑾利用在日本三原市三菱医院住院的时机,与夫人袁玉冰商量好,由她出面到日本各级政府去办理提前回中国的手续。贺瑾终于告别了现代化日本的故国家园,放弃了比较丰富的物质享受,毅然回到了中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贺瑾对中国人民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决非偶然。究其原因,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时鹤井信之来到中国不到半年,便随关东军黑石开恳团向当地武工队移交武器。当时东北人民中流行斑疹伤寒,发高烧流鼻血的人很多。有一天,武工队问这批日本人:“谁会治鼻子流血?”没有人敢答应。武工队又问了一遍,鹤并信之鼓起勇气说:“我会。”武工队的同志高兴地领他到病人家里,看完病,便送了一套老乡的衣服给他,亲切地对他说:“你这一身日本军服会遇到麻烦的,快换便服。”并且介绍他到吉林市去找反战同盟会。在那里,一个民主联军战士见他穿的单薄,竟脱下自己的内衣给他御寒。这是鹤井信之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的几个中国人。这一套衣服,这一件内衣,在战败的军队里,在收容日本人的难民营里,在当时东北解放区物资困难的岁月里,鹤井信之完全知道它的份量。就是这些旧衣裤,第一次冲击了鹤井信之脑子里的所谓八路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概念,善良友好的中国人的形象,开始涌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主动要求第一批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自告奋勇在吉林市阳民区难民所和“满铁”难民所里,动员了二十五名日本医师、药剂师和护士一道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医疗队。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在一起了。他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旅和吉林军区吉南军分区前方野战医院的外科大夫,独立七十一团卫生队付队长。在四平战役、长春保卫战和小丰满战斗中,迎着纷飞的炮火,奋勇抢救伤员。他曾两次奉命带领几百名担架队员,将几十名伤员从前线转移到后方医院。那时东北正在激烈争夺,战斗频繁,吃、穿都很困难,但鹤井信之思想很愉快。他记得到独立七十一团部报到时,团长杨尚奎对鹤井信之说:“我们这个团的任务是打仗,生活也很艰苦,你怕不怕?”鹤井信之将胸一挺,高声回答说:“报告团长,我一点也不害怕。”杨尚奎团长和在坐的一位参谋都笑了,说:“好同志,好好干吧。”有一天,他们走到永吉县官马山,在一间豆腐房里吃饭,这是照顾外国同志的饭,主食是两样饭,即大米一半、小米一半,菜有烧豆腐、烧罗卜、白菜汤。在只能吃点高粱、玉米,甚至只能吃点地瓜秧、高粱糠,或是弄点野兽肉吃的战争岁月里,能吃到上述饭食,比现在举行的宴会美味多了。当时发的衣服象麻袋布做的,棉衣的棉花是红、兰、黄、灰、白各色都有。鹤井信之生活的很愉快,工作上干劲很足,被评为吉南军分区一九四六年特等工作模范,光荣地参加了劳模大会。当鹤井信之第一次在胸前戴上大红花,许多首长和他握手表示祝贺时,他心花怒放了。他想:我是个外国人,一个战败国的人,共产党却看到我的工作成绩,给我戴上光荣花,我一定得好好干啊!从此每当同志们向他道辛苦时,他总是说:“辛苦不要紧,命不苦。”“命不苦”,鹤井信之开始意识到将自己命运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他的“命”就不会“苦”了。正是有了这个信念,他在东北第一次放弃了回日本国的选择。在欢送了一道参加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日本军医回国之后,又报名参加南下干部大队,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华北,向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挺进。
  正是有了这个信念,鹤井信之于一九四九年夏天,在南下途经南京邮局时,也没有给日本亲人去信。虽然邮局的人说可以给日本写信,他还是没有写。他怕写信到日本,日本亲人就会要他回国,而他,这个年青的日本外科大夫开始喜欢中国,准备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人民了。
  正是有了这个信念,一九五〇年,他在江西赣州人民医院当外科主任时,他本人提出,经赣州行署批准,改名贺瑾,并于一九五三年经内务部谢字63号文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国籍,还参加了中国工会,被选为主任委员,南康县政协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熟悉的同志也跟着改口叫他老贺、贺主任、贺大夫、贺院长、贺瑾了,他总是热情答应。他为自己已成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名成员为荣,中国的盛衰,中国人民的荣辱,已与他自己息息相关了。
  一九五〇年秋天,贺瑾调任江西南康县卫生院第一付院长。他以惊人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在南康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将当时南康县唯一的一个小小的卫生院,扩建成为一个拥有三千平方米房屋面积,设备较全,医疗技术力量较强的医院。他还协助各区设立卫生所,各乡设立卫生员和接生员。这个乡各设立卫生员的措施,还是贺瑾的老上级,当年吉林军区独立七十一团政委、现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危秀英的指示呢。这样便迅速改变了南康县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打开了医疗工作的崭新局面。经他本人治愈的病人也很多。贺瑾以他实际工作成绩,扎根于南康县人民之中,又被评为劳模,得到奖金五十万元(旧币)。一九五三年,贺瑾第一个孩子诞生了,他为了庆贺自己在中国扎根,买了一百五十株松树,遍植于南康县卫生院内外,留为纪念。
  解放初期,中国医学界门户之见较深,中、西医对立,西医内德日派、英美派矛盾也很多。贺瑾在日本学的医,是正牌的德日派。但他从自己的实践中,注意到中医许多“奇特”的治疗方法。而这些方法,在西医各派的医书上是没有记载的。南康县有个中学生玩单杠摔伤右侧上肢,伤的很厉害,是严重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按照西医外科的习惯做法,只好截肢了。贺瑾很慎重,没有立即截肢,而是立即做止血处理,再请中医伤科张光学医师会诊。张医师仔细检查了病人说:“不要紧,上肢可以保留,一百天能好。”贺瑾半信半疑,便请他为主医治,自己当他的助手。张医师只用了三、四次药,前后五十天就痊愈出院了。贺瑾大为惊异,热烈向张医师祝贺。没料想到张医师却叫病人感谢贺瑾。说要是没有贺院长及时止住了血,病人上肢是保不住的,他也不敢动手治疗。这一下点醒了贺瑾,这不正是毛主席号召中、西医结合的成功病例吗?有段时间,南康县人民政府刘县长患神经性头痛,西医内、外科医师治过许多次,都不见效,只好请中医会诊。刘道洋中医师拿出银针往太阳穴剌了几下,刘县长的病就好了。于是贺瑾决心拜师学艺了。他备了酒菜,诚心地请刘、张两位医师到家做客,拜他俩为师,学针灸,学中医伤科骨科技术。并将中国这些几千年的传统医疗技术,和西医外科手术结合起来,竞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贺瑾发现不少病人腹部外科手术后,往往小便困难,但只要针灸足三里、三阴交、曲骨等穴位,病人很快会小便。有些病人外科手术后,出现头疼发烧等现象,针灸也可以有效地止痛退烧。他喜爱针灸,钻研针灸,熟悉针灸,从江西南康卫生院到上犹江水电站工地;从福建古田溪电站到山东马颊河疏竣工地,他走到那里,针灸使用到那里。一九七三年二月十日,山东新华制药厂工人朱文玉,从济南专程来找马颊河的贺院长治病。贺瑾花了两天时间,研究了他带来厚厚的一本病历和化验单,发现有些有名望的教授也给他看过病,用过许多名贵药物。朱文玉痛苦地告诉贺瑾,他的性机能没有了,夫妇感情很不好。化验尿管性都是二个、三个“十”,朱文玉说:“你开什么名贵的药,我都有办法。”贺瑾却说:“治你的病不用药,只用针灸。”他每周给他扎一次针,扎肾俞穴、三阴交穴、曲骨穴,第一次扎针后,尿管性从三个“十”降为二个“十”,第三次扎针后,尿管性没有“十”了。为了巩固疗效,贺瑾给他多扎了七次,病全好了,夫妻性生活也正常了。朱文玉非常感激,逢人便说:“我这个名贵药治不了的病,经贺院长用针灸治好了。”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贺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成了工地上有名望的“日本大夫”了。一九八一年八月,宁津县有个九岁男孩,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当时不会说话,嘴歪腿软手不能动,经宁津县医院治疗无效,建议送天津大医院抢救。恰巧被水利电力部机械施工局工人王振国知道了。把这个小孩直接带到贺瑾家里,贺瑾给他在太阳穴上扎了一针便见效,不到半小时,会哭叫和手已能伸,人也站起来能行走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贺瑾从江西上犹江水电站工地调到福建闽江工程局高洋水电站工程处职工医院当院长。在这前二年,组织上派他到广州中山医学院,在两位教授、两位讲师指导下,进修了两年,专攻胸腔和腹部外科,技术上更成熟了。毕业时经考核,评为医务九级医师。回医院后的某一天早晨,处工会来人告诉他,到工地慰问演出的仙游闽剧团林导演昨晚突然死亡了。请他去检查尸体。他看了现场,到演员中了解了情况,按照法医病理学解释是心肌梗塞心脏破裂死亡的。林导演的儿子,一个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一口咬定他父亲是被放在馒头里的毒药毒死的。于是贺瑾与林志钢约定,由小林交尸体解剖费三十元,如果不是心脏破裂而死全部责任由贺瑾承担。解剖由贺瑾主刀,小林当助手。切开胸腔红色积液约三十毫升,打开心包,积血约三百五十毫升,心脏象石榴花开花样破裂。证明贺瑾诊断心肌梗塞心脏破裂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小林和工地医师又将死者的标本送到福建医学院检查,结果由福建医学院病理教研组写出了心肌梗塞破裂死亡的诊断书。一九六〇年,福建闽江工程局古田溪工程处驻地百货公司翁经理的八岁儿子得了重病,瘦弱、肚大,脸色苍白,痛时“唔唔”叫。内科、小儿科会诊是蛔虫梗阻,建议外科手术,由贺瑾主刀。当时翁经理不在家,小孩母亲有顾虑。贺瑾看到小孩已发高烧,很快会出现弥漫性腹膜炎,便对她说:“新社会的医师对病人负责,我们有开刀把握。孩子病情紧急,来不及给他父亲打电报,我作主了。”手术紧张地进行了三个多小时。从小肠中钳出五百四十条蛔虫,装满两脸盆,用福尔马林保存好。翁经理回家看到这大批蛔虫,惊叫:“呀哟!全仗贺院长救了我小孩的命,我怎么感谢呢?”贺瑾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一九六八年春天,德州市北小市有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来到水利电水部第十三工程局职工医院,专门来找贺瑾。说患气管炎八年了,不能起床,吃什么药也没效。她的丈夫说:“贺院长,这次赖也要赖给你治了。”贺瑾正好前几天看到一份上海广慈医院介绍八华穴羊肠线埋藏法治疗气管炎的文章,便答应给她做第一例手术。想不到效果很好,能起床,能做家务事了。
  气管炎,是德州常见的病症,龙其是老年人,患这种病的很多,每到冬季,病情加剧,经常气喘咳嗽到深夜,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贺瑾同志为了解除患者的疾苦,认真查阅各方面的有关材料,分析病因,定出治疗方案,用羊肠线埋藏的方法进行治疗。虽在十年动乱期间,医院处於工作困难状态,但贺瑾同志,自己毅然决定,在不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情况下,以每星期二、五两天的时间,专治疗气管炎的病人。开始时,只是德州市附近的患者前来就诊,到后来,德州附近各县、市的患者,也都来就诊,来人越来越多。十三局杨泽生书记的气管炎,就是贺瑾同志给他治好的。贺瑾同志亲眼看到大部分病员,都是农村的社员群众,他们都是从远道而来,非常艰辛,贺瑾竟忘记自己吃饭和休息,急患者之所急,一例紧接一例地动手术,最多时,她一人一天连续做了一百三十例气管炎手术。由于手术简便,病人无大痛苦,收费低廉,并且疗效很高,便一传十,十传百,异口同声地说:“德州马颊河医院有个日本大夫,治气管炎有一手绝招。”后来竞扩展到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广东等十三个省、市的气管炎患者都前来就诊了。贺瑾同志,在治疗气管炎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直到现在,仍有很多患者,从远方特地前来求医。
  他来中国,数十年如一日,忘我地工作。他主刀做过大、小上万次手术,绝大多数都恢复健康,得到广大病员和其家属的信任和尊敬。无论哪一次手术,他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九六四年,在给本医院王光礼同志的爱人做切除子宫手术的时候,病人急需输血,贺瑾毫不迟疑地从自己身上抽出三百毫升血液及时输给病人,使病人转危为安,王光礼夫妻二人,至今念念不忘。
  一九七三年底,贺瑾同志得了胃十二指肠溃疡,胃大出血,需要做大型胃切除手术。十三局领导郭林局长和医院的同志们,都劝他去外地大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但是贺瑾同志决定不外出,尽量给国家节约开支,他並且鼓励同志们说:“腹部外科手术,我们医院是过关的,大胆地做吧,不要怕,即使失败了,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在德州地区人民医院的大力援助下,“胃大部切除”和“粘连性肠梗阻”两次大手术,都做的比较成功。贺瑾同志本身经第二次手术治疗不久,十三局家属五十八岁的吕秀芝,因患肠稀漏需要做手术。吕秀芝坚持要求贺大夫亲自给她做手术,並且说:“贺院长给我做手术,我才放心,就是死了,我也情愿。”正在住院治病的贺瑾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给吕秀芝做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肠稀漏手术。他一下手术台,就瘫倒在椅子里不能动了……吕秀芝不久就完全恢复了健康,至今她还健在如前。
  贺瑾同志——一个中国籍的日本大夫,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有益的,救死扶伤的工作。十三局党委和单位领导,对贺瑾同志都非常关心。一九六三年,他被晋升为医务八级医师。在生活方面,如住房、治病、疗养及子女就业安排等,都优先照顾,及时解决他的困难。一九七八年,贺瑾同志因病不能上班,仍全数照发工资。党的恩情,他永生不忘,虽然病魔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仍是满怀信心地投入他力所能及的工作中去。他说,我要将我有生之年贡献给中日友好事业,贡献给中国现代化事业。他正在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继续开展有益的活动,并已着手总结自己的一生经历,整理自己的医疗经验。这位华籍日本医务工作者贺瑾同志全心全意为我国医疗事业贡献力量的形象,将会鼓舞人们的爱国热忱,更加珍惜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
  本文作者:水利电力部第十三工程局第三分局工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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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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