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旧德州城北第三屯一带，自清代康熙到光绪年间，先后发现我国北魏高氏墓碑、墓志四件。其中高植、高湛的墓志已经遗失，高贞、高庆的墓碑虽然残破，总算幸存下来。这几幢一千四百多年的古代碑、志，无论就其历史文物价值，或者书法艺术价值来讲，都堪称为我国金石史上的瑰宝。现按照发现年代顺序，分述如下：
  （一）魏济州剌史高植墓志
  据《德县志》①载：“植，字子建，元魏司徒高肇之子。清康熙间，城北第六屯，河岸因雨坼裂，得一石碑，高宽各三尺，厚五寸，碑字仅可辨名字官爵。末载神龟元年（公元518）字句。按魏书外戚传：‘植，中书侍郎，为济州刺史。历青、相、翔、桓四州剌史’。”《德县志》还载有：“邑人田雯《长河诗志籍考》有诗纪之。石藏田氏家祠，不知何时，石碎无存”。
  据《中国人名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载：“高肇，后魏蓨人。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尚世宗姑高平公主。景明初（公元500），录尚书事。”由此我们得知，高肇是魏孝文帝（元宏）的妻兄（或妻弟），也是魏孝文帝的姐夫（或妹夫）。他既是魏宣武帝（元恪）的舅父，又是姑夫。魏宣武帝和高植是中表兄弟，因此，高植是元魏的内戚。
  （二）魏镇军将军南荆州剌史高湛墓志
  据《德县志》记载：“高湛墓志，元象二年（公元539）刻石。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城北第三屯河决石出。〔石〕②方尺有六寸，邑人封希孔收藏。咸丰季年，某孝廉（孝廉是举人的别称）携于济南，献于某中丞（中丞是巡抚的别称）。〔某中丞〕回籍不便携带，而〔把石〕珠还某孝廉。某孝廉〔把石〕置济南肆中（肆在此处应作古玩店解）。事隔数年，未克取回。后闻有陶某，从肆中购出，携赴南省，今不知石归何处。《山左金石志》云：‘碑字秀劲，为唐时褚，虞所本’。”
  据《辞典》载：“高湛，后魏蓨人，字子澄，累官镇军将军，南荆州刺史。陈庆围城，拒却之，城得全。除大都督行广州事，元象初死难（按：‘高湛不见于史，清乾隆己已秋，德州卫第三屯运河决东岸，岸崩，得高湛墓志铭，文字尚无缺损……此碑笔法秀劲，为唐时虞、褚诸家所本’）。”以上两说，都未说明高湛的家世渊源。
  从高湛的经历中，有一个明显的疑点。我们知道，我国南北朝时代，南朝和北朝的疆界，大体上是以淮河流域为界。北朝全盛时期，它的疆域，从来也没有越过长江。时当北魏衰微时代的高湛，怎么能在江南官荆州剌史，除大都督行广州事呢？经过一番探索，才弄清了这个疑点。
  原来在北魏末年有虚设州、郡的情况。在《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③中，有这样的记载：“北齐疆域未及河西凉州，志文中的凉州可能是侨置州名。《北齐书·文宣帝纪》引天保七年诏书：‘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名录实，谅足为烦。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群目……循名督实，事归乌有。’所说的情况虽是北魏末年的情况，这种虚设州、郡的情况，在北齐末年更为普遍。故所谓凉州、实系空名”。高湛立碑，正是北魏末年。那么，高湛的官荆州刺史，除大都督行广州事，毫无疑问，也是“虚设州郡，实系空名”。
  从以上叙述表明，高植和高湛的墓志，都已不存在。高植墓志，在康熙年间出土的时候，就已经“碑字仅可辨名字官爵”，损伤程度，已经很严重了。后来“石藏田氏家祠，不知何时，石碎无存”。一九三三年所续修的《德县志》，当时担任修志的副总纂是田雯的后代田小山先生，因此，墓志“石碎无存”的记载，有很大的可靠性。可以认为高植墓志尚存人间的希望不大了。
  可是高湛墓志的情况就不同了。把墓志“携赴南省”的陶某，可能是金石收藏家，也可能是古玩商人。总之，陶某对这方石刻，是懂得它的真正价值而加以珍视的。他不是自己收藏，就是转售给别的金石爱好者。流失国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除一部分日本书法家，其他国家的古玩爱好者，对中国的碑、志都不感兴趣。“咸丰季年”，距现在只有一百二十余年。如果运往南省的高湛墓志石刻，没有遭受到重大的破坏，很有可能再出现于人世，我们衷心希望它的再现。
  （三）魏营州刺史高贞墓碑
  据《德县志》载：“高贞碑，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立，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由城北第三屯出土。孙渊如观察（观察是道台的别称）移置学宫。并镌跋语及李斯篆二十九字于碑阴。独山莫友芝《金石笔识》云；‘是碑为石刻最整峭者，与张猛龙一石，同在正光时，可称双绝’。”
  北魏高贞碑，如今碑文已残缺不全，碑阴的跋语及篆书铭文，都还清晰可识。《德县志》所说的孙渊如观察，名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清乾隆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历官山东督粮道。当时的督粮道署，就设在德州（现在的德州行署所在地）。他在德州居官的时间较长，他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他还研精金石版本，工隶篆，尤精校勘。他的传世著述达十七种。关于金石碑帖方面的专著有《魏三体石经残字考》、《寰宇访碑录》、《平津馆金石萃编》等。他是清代较有影响的学者。他用行草写下以下词句，刻在高贞碑阴。词曰：
  “碑浮卫水兮，移之学官。墓崩阤兮其人传。惟贵戚之尚德兮，曷藉勋名之烂然。我无建树于兹士兮，独好古以穷年。愧岘首之羊公兮，庶后人之宁想乎碑前。”接着又写了跋语是：
  “嘉庆丙寅岁，王孝廉保训告我，德州卫河第三屯，出魏高贞碑。与知州原逊志，库大使沈志水，移置学宫。
  “賜进士及第山东督粮道阳湖孙星衍撰书刊记”。
  又过了四年，孙星衍又在高贞碑阴，镌李斯篆书铭文二十九字。下面跋语是：
  “篆泰山刻石，以乾隆五年燬于火，传书漫漶。余藏有旧拓本，尚可寻求笔意。严君可均通篆法，因嘱双钩上石，勒德州学高贞碑之阴，以永其传。
  “嘉庆庚午岁上元日兰陵孙星衍记”。
  上面跋语所说的“泰山刻石”，与高贞碑并没有什么联系。它指的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丞相李斯等为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而刻的石碑，石至明代，只存二十九字。这个刻石，据传说是秦丞相李斯写的。它已经有两千二百年的历史。上面跋语又说：“乾隆五年燬於火……余藏有旧拓本，尚可寻求笔意”。孙星衍特嘱托精通篆法的严可均④，把所藏的“泰山刻石”拓本铭文，用双钩法摹下来，刻在高贞碑之阴。孙星衍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让最可宝贵的篆书铭文，与高贞碑这件金石史上的希世之珍，“以永其传”。
  （四）魏高庆墓碑
  据《德县志》载；“碑为北魏正始五年（公元508）镌。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秋，第三屯河岸崩坼，石沦於水。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水落石出，邑人移于学宫。碑早建于高贞〔碑〕十余年。以文考之，当与高贞〔碑〕为雁行碑。字如出於一手，惟石质不逮，今移置民众教育馆”。在高庆碑阴，也刻有一段文字是：
  “光绪乙未夏六月，河决第三屯，得之决口。於丁酉三月念六日，移置学宫。”这段题字没有具名。
  由于史籍材料的缺乏，高贞和高庆的身世，不得其详。只能从碑文残余字句中，看到一些端绪。例如，在高贞碑中，能看到这些字句：“魏故龙骧将军营州刺史高使君懿侯碑铭。君讳贞，字羽真，渤海蓨人也……盖帝炎氏之苗裔……□祖左光禄大夫渤海敬公纯嘏所锺，□诞文昭皇太后，是为世宗武皇帝之外祖考。安青将军青州刺史□公，即文昭皇太后之二兄也。”
  我们从高贞碑的碑文中，得以了解到，高贞是渤海蓨人，汉族。他的祖父是文昭皇太后的父亲，是魏宣武帝（元恪）的外祖父。他和高植应为兄弟行。高庆墓碑，名讳官职，虽已残缺无存，但在碑文中也有这样两句话；“文昭皇太后之侄，世宗武皇帝之内弟也。”高庆怎么又是世宗武帝的内弟呢？《辞典》在“高后”条下有这样的记载：“高后，后魏宣武帝之后，性悍忌，孝明帝立，为皇太后。”原来宣武帝之后，又是高庆的姐姐，文昭皇太后的侄女。因此，我们可以说，高贞和高庆也是兄弟行，都是皇亲国戚，现在弄不清家世的，只有高湛一人了。
  可是在史书中，北朝晚期的北齐时代，竟又出现了另一高湛和高贞。他们和墓碑所载的高湛和高贞，不但姓名相同，而且籍贯也相同。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不然就容易混淆。
  渤海高氏，在北朝整个时代，是最大的名门权贵。在史书上记载的人物（不包括北齐），就有高允、高肇等十六人。他们出将入相，与元魏皇室互通婚姻。所有这些人的籍贯，都是“渤海蓨人”。当时“蓨”的范围，包括现在的河北景县城南大部分，吴桥县的西南部分，故城县和山东德州的北部。现在河北省景县，就有一个高家老庄（俗称高庄），全村居民，绝大多数都是高姓。他们不但都承认是北魏高氏的后裔，而且他们的《族谱》，以及景县的《县志》，都有明文记载。北魏高氏的古墓群，在景县城南一带，不断的有所发现。德州城北第三屯发现的“四高”碑、志，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这一部分，可能属于高肇的近支，相当于后魏时期。兹按照立碑时间的先后，列表示意。（见附表一）
  北魏高氏另一支系是高欢。他是北朝北齐的创业者。据《辞典》载：“高欢北齐蓨人，字贺浑六（鲜卑名），初事葛荣，为亲信都督。尔朱兆弑魏孝庄帝，欢起兵讨兆，灭之。封渤海王，专权。帝西走依宇文泰，欢别立孝静帝，由是魏分东西。”高欢为了政治目的，“对汉人自称是渤海大族高氏的子孙。认信都守将高乾、高敖曹为族叔。但他对军队讲话，总是用鲜卑语，高敖曹如在行列，高欢就改用汉语”。⑤高欢第二子高洋灭东魏自立为齐文宣帝，在位十年死（550—559）。五六〇年，高欢第六子高演夺高殷帝位，自立为齐孝昭帝。五六一年孝昭帝死，高欢第九子高湛继位，是为齐武成帝。在位四年（561—564），禅位给太子纬。又据《辞典》载：“高贞，北齐武成帝第五子，字仁坚，封北平王，官至大都督。”兹再列表说明。（见附表二）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北齐的高湛是齐武成帝，上距后魏高湛的立碑晚二十余年。北齐的高贞是北齐武成帝的第五子，上距后魏高贞的立碑晚四十余年。经过这一分析，混淆可以避免了。至于北齐这一支也称“渤海蓨人”的高氏（范文澜通史简编肯定高欢是鲜卑化的汉族）他们和后魏高肇一支，是否同族一家，那是属于史学范围的事，在这里没有再进一步考证的必要了。
  上述四件北魏碑、志中，幸存的两幢墓碑——高贞碑和高庆碑，自出土以来，也历经坎坷。在学宫的时候，一些金石法帖爱好者，经常拓取碑文，分赠戚友。看守学宫的人，也随便拓印，私自出卖。天长日久，碑面自然受到损伤。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⑥，大军过境，学宫成为驻军场所。嗣后军阀连年混战，学宫也就连年驻军。看守学宫的人也搬走了。从此无人照管。一九二八年，北阀军进驻德县，各地都拆除寺庙，学宫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两幢魏碑，又迁到德
  县民众教育馆（现在的地直机关门诊部）。七七事变以后，又迁到伪德县民众教育馆（现在的工人文化宫）。德州解放（1946）后，又几经搬迁，现在总算固定下来。德州市图书馆，把残破的碑身，用水泥粘合完好。在院中修建了碑罩，和其它碑石，一并陈列。
  北魏高贞碑，在我国碑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和北朝的张猛龙碑，洛阳的龙门二十品，称为我国北魏时三大名碑。它的拓本，上可溯到宋代，分布面遍及全国，并远及日本、朝鲜等国家。历代金石丛帖，都把它收集在内。高庆碑是近代才发现的。它既未曾收入在历代丛帖之内，流传后世的拓本也为数极少，几乎成为海内孤本。在这意个义上来讲，高庆碑更应当受到特别珍视。
  高植和高湛的墓志石刻，虽然已不存在，但它们的拓本，毕竟得流传于后世。杨震方编著的《碑帖叙录》⑦中，都有简略的说明。例一：“高植墓志。清康熙中（1662—1722）在山东德州出上，旋为田雯所得，仅存上截残石……此志多为神龟三年刻成，但文中无神龟年号，而有葬于正光二年（521）十一月十六日等字，当即刻于是年。楷书二十一行，行约三十八字。虽稍有残字，但字体精整，锋颖犹新，充分具有北朝小楷之特徵，为颜真卿所祖，有翻刻本”。我们从这里得知，高植墓志，有拓本，还有翻刻本。例二：高湛墓志：“清乾隆十四年（1749）山东德州运河岸崩时出此石，移植德州学宫。东魏元象二年（539）刻，楷书二十五行，行二十七字。出土时几无损字，但后来损字逐渐增加，字形方扁，运笔正雅，而富含蓄，杨守敬⑧评为骨格整练，其《平碑记》⑨又云：‘褚河南（褚遂良）似从此出’。此石初拓本‘遐流’二字不损。”我们从这里又得知高湛墓志有初拓本，还有很多续拓本。
  最后必须说明的有两点：（一）高植墓志，《德县志》说“元象二年刻石”，而《碑帖叙录》说应为正光二年（521）刻石，应以《碑帖叙录》为准。（二）高湛墓志，《德县志》说出土后为“邑人封希孔收藏”。而《碑帖录》说出土后“移植德州学宫”。当以《德县志》说为宜。

注：①1933年德县县长李树德主持的重修本。 ②为了便于读解〔〕括号内的字系笔者所加。 ③见1972年《文物》第一期。 ④严可均（1762—1843），清乌程（今淅江吴兴）人，字景文，嘉庆举人，文字学家。 ⑤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478—479页。 ⑥直奉战争是：旧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⑦相震方编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⑧⑨杨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字惺吾、号鄰苏、湖北宜都人。关于金石书法方面的著述有《寰宇贞石图》《平碑记》等。 本文作者：政协德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政治经济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