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德州地处水陆要冲，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京沪、德石铁路在此交汇，古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因此，德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今日的新湖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便是解放前古老州城的所在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辖区人民勤劳勇敢，战天斗地，创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扬了辖区人民富有的革命传统，为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篇章。
  豪绅横行 民不聊生
  袁玉新
  在黑暗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长期压迫和剥削人民，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纷纷侵入我国，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主义的压迫，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边缘。
  1911年，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我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后又被中外反动势力绞杀，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推翻了袁世凯八十三天的统治。从此，我国开始了持续十年的军阀争权夺势，相互吞并的混战局面。
  1921年，直皖战争，俗称闹马良。直系为曹坤，皖系为段其瑞，段派马良从南向北打曹部下，七月间在德州东北长庄一带交战，人喊马叫，横冲直撞，闹得人民这躲那藏，昼夜不宁，这一年又是历史上少见的旱年，农村颗粒不收，城里居民四处逃荒要饭。
  1925年，军阀张宗昌坐山东督办，其部下辛喜录驻德州。河南军阀岳维俊、宫福奎自称国民军，向山东攻打，在德州激战六天六夜，辛喜录失了德州。可是军阀为了争权夺势，不顾群众死活，辛喜录勾结当时陵县、德平一带惯匪张栋臣（绰号八王爷）返回德州，条件是只要打下德州，准许八王爷任意抢掠。攻占德州后，兵匪横行，砸开大狱，放出土匪，德州城乡商民遭受了空前洗劫，我辖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逃避，情景悲惨民不聊生。
  1931年，石有三坐山东，被蒋介石赶到德州，还每天派飞机前来轰炸，当时广大群众为了躲避，每天一早就扶老携幼出外躲藏。就在这一年混战中，许多房屋被炸毁，许多群众被炸死炸伤。
  地主恶霸，土豪劣绅，趁军阀混战之机，敲诈勒索，残害百姓，我辖区的大小地主、土豪劣绅，纷纷乘机而入，用极其卑鄙的手段，剥削勒索广大人民群众的血汗。育新街大地主付荣轩，市府街（原为南门东街）“天成”（大杂货铺号）刘惠德等，收租时用大秤收，小秤卖，卖给贫苦群众的粮食也是掺砂、掺土，腐烂发霉。最恶劣的是地主资本家还打着“仁者爱人”的幌子放高利贷，他们那种驴打滚的利息，使穷苦人家卖儿卖女也还不清。穷苦人给地主扛活，有“三年满四年圆之规”，即三年内不给工钱，第四年为雇主效劳，第五年开始才领得勉强维持生活的工钱。市府街地主盖五臣，借兵荒年景，用狡猾的手段剥削木工为其做棺材，凿不好铆不管饭，刨不平面不给工钱，漆油得不亮就赶走，他的棺材做了三年之久。当时有名的地主还有工农街的赵明山，有房子百余间、土地百余亩、开设杂货铺和煤厂等；吕家街的地主兼资本家赵迈谦，后任日伪街长八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缴不完的官税，纳不完的租，摊不完的募捐，出不完的伕”，我辖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1934年，为反对统治阶级用反动的旧思想愚昧学生和强迫学生劳动，掀起了德州第一次学潮运动。山东省立第十二中学（现在的德州一中）校长孙清山经常用“孔孟之道、三从四德”灌输学生，并强迫学生劳动，每天完不成作业及劳动任务就不准吃饭，当时马国贞等六名学生组织全校学生掀起这次学潮活动，赶走校长孙清山。事情发生后，由德县县长李树德带领县公安局警察和卫兵多名，前来中学镇压，经过一场激烈搏斗，结果又被学生们夺下了枪，赶走了县长，这次学潮取得了胜利。
  1936年，大营街（现为进步街）状元府地主王少艺（又称王小九）为霸占房产，放火想烧死其院中侄子王喜良的妻儿，杀人灭族。房屋点着后被其侄妻发现，王喜良的妻子和其大嫂将地主王少艺和他的小老婆这一对放火犯，扭送到德县公安局。这一事件的发生，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我国，与满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肆掠夺我国财富，为达到霸占吞并中国和奴役我国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还打着宗教的幌子在我国到处修教堂，网罗教徒。民国初年（1911年）德国天主教在吕家街修建福音堂一处，他们穿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慈善”、“博爱”的旗号到处网罗教徒，他们规定每礼拜日让群众到教堂内向他们的“天主”跪拜，听取他们的讲演，并以“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谎言，无度骗取群众财物。
  世界红卍字会德县分会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在德成立，其会址就在步云街（现丰华街）西首无神庙内。该组织是以地主豪绅为骨干拼凑而成，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工具，大地主芦秋谨、赵迈谦就是该会中的首要分子，他们打着“慈善”的旗号，以“救灾恤患”为名，借水旱兵疫之机，无度榨取人民财物，每遇天灾人祸就向群众派募捐要钱要物。该组织在日伪时期更为残暴，以囤积居奇的卑劣手段，低价买，高价卖，大秤进小秤出，欺骗群众，侵吞财物，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万字会要捐税，逼得穷人掉眼泪”。这一反动组织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压力之下，于德州解放前宣告破产。
  我辖区人民在军阀横行、侵略者的残暴掠夺、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八年浴血抗战 人民顽强不屈
  袁玉新
  1937年7月7日，日寇继“九·一八”之后，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9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第二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犯，拟攻山东，锋指德州（即德县）。日军为控制这一要地，于1937年9月下旬入侵德县。
  1937年9月26日，国民党第3集团军所属第12军81师在城北郊长庄一带构筑防御工事，81师与243旅抽调以486团为骨干的500人组成奋勇队，奔袭已被日军占领的桑园，大挫日军前锋。日军迅速集结兵力组织反扑，其中矶谷师团一部以坦克、铁甲车队为先导，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德州扑过来。此时，驻守德县的只有运其昌的243旅旅部和485团以及81师师属炮兵营，由于防守兵力严重不足，城北郊的防御阵地在经过短暂接触后被敌人迅速突破，日军随即向德州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大批的飞机向德州城（主要集中在我辖区的小西门、北门）、火车站等处的防御狂轰滥炸，最多时曾一次出动18架飞机进行集群轰炸。沿铁路行进的铁甲军队，在城西的铁道上集中火力轰击小西门，日军的坦克及重炮也集中火力向上述各阵地轰击，步兵象潮水一样向城头涌来，德州城被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
  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485团守军没有退缩，在旅长运其昌指挥下，官兵们节节抵抗，全力固守，击退了敌人一次次的疯狂进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该团营长带领敢死队冲入敌群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肉搏。日军兵临城下，双方犬牙交错。连日激战，485团守军伤势惨重，但官兵们仍坚守自己的阵地，以一团之众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人，有效的牵制了日军主力的南侵，最后几乎全部殉国。此防御战，显示了中国军人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这是德州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10月4日矶谷团主力已越过德州南移，当晚，485团余部奉命由南门撤出，德县城沦陷敌手。
  日军进攻德县城时，城内许多房屋被炸毁，许多群众被炸死。日军从小西门攻进城后，烧、杀、抢、掠，残无人道，将藏在城根下防空洞里的30多名群众用机枪全部杀死，广大居民群众纷纷逃避，没有来得及躲避的就被日寇打死。从1937年10月6日（农历九月初三）开始，日军在城内进行了大搜捕，当日军搜查到胜利街王振海家中时，发现地窖里有人，便凶残的向地窖里扔了四颗手榴弹，躲藏的30几名居民，当即被炸死20多人，炸伤10多人，无辜的幼儿躺在母亲的怀里一同倒在血泊中。
  日军占据德州后，到处设置铁丝网、设据点、盖炮楼、挖战壕、修碉堡，大街小巷戒备森严。城门两侧布满了岗哨，对来往行人要“良民证”，盘查搜身，进行敲诈勒索，凡由城门路过者，都提心吊胆，稍不顺从，便遭毒打。我辖区居民杜金良以推河水为生，一次推水进城因没给日本人鞠躬行礼，而遭毒打，口吐鲜血，鼻青脸肿，一个多月不能起床。居民安祥菊在河涯上拔草，被哨所日军发现，用铁丝把她吊在电线杆上进行残酷折磨，至第二天才放下来。
  在日军统治时期，依仗鬼子的势力横行霸道的汉奸特务其手段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恶霸张艳云（旭升街人，原籍河北省景县）投靠日军当了翻译，用榨取的民财开设了“祥云”、“清云”两个大旅馆，他欺压百姓不择手段，霸占有四妻，开设妓女院，经常带狗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看谁不顺眼就让狗咬谁，买东西不给钱，出门坐车不但不给钱，车夫走慢了，就被其用文明棍打，张艳云作恶多端，引起公愤，人送绰号“张二破头”。1945年日本投降后，驻德州国民党军队，将其在大西门外枪杀。桥口街有一特务头子魏成荣，绰号“魏狗子”，建设街特务头子苏志和，他们都是作恶多端，横行一时的恶棍，当时在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碰见苏志和，穷人没法活；碰见张艳云，好似鬼叫门”。
  日寇的法西斯统治，汉奸特务的残酷暴行把州城人民带进了灾难的深渊。在那一片黑暗的社会中，日寇、特务、匪兵似成群结队的恶狼猛兽，他们皮靴的践踏声、枪栓的撞击声、市场物价的暴涨声，冲击着满腔愤怒、日益觉醒的德州人民，德州大地到处蕴藏着抗日斗争的火种。
  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法西斯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地下抗日工作者出生入死，巧妙顽强地战斗在敌人心脏。当时活动在城区的地下抗日组织有德石敌工队、德州武工队等，他们神出鬼没，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痛击日伪，除奸反霸，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积极地宣传和扩大抗日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与辖区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以各种形式反抗日伪的法西斯统治，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
  1941年春，八路军河北冀南军区敌工部组建起德石（德州至石家庄一线）敌工队。9月，队长石嘉植扮作货郎，率部分队员潜入日伪军控制严密的德州城，在二郎庙街（今建设街）5号开设“满州国大北报社德州分销社”，并取得合法身份，石嘉植任外务主任兼记者，赵金海任社长，张芝涛任记者。德石敌工队在德州城内除以新闻采访、报纸推销为掩护搜集日伪军情报外，张芝涛又率部分队员转入以五里庄为中心的伪四区开辟阵地。德石敌工队在德州敌伪人员中，秘密建立“杀敌先锋队”、“古城会”、“救国会”等外围组织，许多伪组织人员经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后，秘密向敌工队传递日伪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掩护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出入德州城。日伪特高调查班特务头目马清新，在日军首脑中很得宠，汉奸特务大都对其甚感恐惧。一日深夜，3名敌工队员化装成日军宪兵，乘其在妓院鬼混返回之机，在马家大井街（现旭升街）将其捕获，押往枣林齐村审讯。经晓以利害的教育，马清新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为自己留条后路。此后，马清新为敌工队传递出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并多次掩护敌工队员开展活动。
  1942年4月，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为表示效忠天皇，妄图对解放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铁壁合围”，以此战绩作为向其主子表示祝贺的厚礼。为反击“铁壁合围”计划，石嘉植以记者采访为名，深入到伪东临道公署及日军德州警备司令部，摸清了驻德州日伪军拟沿德石铁路实施“铁壁合围”的行动计划，遂制定出牵制德州日伪军，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的行动方案。德石敌工队在故城县大队十九团部分战士和民兵的配合下，于4月29日深夜，兵分两路沿德县城南、城北齐向东进，貌似我大军逼近，大有拔掉各处据点解放德县之势，敌人发现后乱作一团，到处鸣枪放炮，闹得通霄未眠，有效的牵制德州日伪军主力，并把日伪军引至窦保店与吴庄间的沙河伏击圈，击毙、击伤日军数十人。
  1944年夏一日夜间，景南县大队会同留智庙抗日区队共120余人，在县大队政治委员杨博指挥下，由白草涯渡过运河，在小锅市穿越津浦铁路，将驻桥口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德州河防大队包围。经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击毙日军军官1人，俘伪军40人，缴获长、短枪40余支及军用物资一批。
  德石敌工队在抗日战争极其艰难的时期，战斗在敌人中间，建立地下情报组织，在城内外贴标语，散发传单；瓦解敌人营垒，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割电线，袭据点，打击日军和铁杆汉奸头目，使德州日伪当局甚感恐惧。由于叛徒谭贵忠的出卖，1943年春，石嘉植被日军逮捕，关押于河北省龙华监狱，德石敌工队在德州城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满州国大北报社”德县分销社被敌查封，一些敌工队人员也相继被捕，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
  德州武工队组建于1945年2月，由德县、陵县两个县大队各抽调一个步枪班，在德县八区小官辛庄正式组成德州武工队，活动范围：围绕德州城，南到黄河涯，北至许官屯，西临运河岸，东至尹庄一带，其间百余个村庄。随着抗日斗争的形势的发展，德州武工队在德州城外围打出旗帜，公开进行群众工作，组织人民群众与依仗日伪势力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的伪保长李福增和借封建道会门活动造谣惑众的张文祥（张老道）等人进行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城区人民积极配合抗日地下组织不屈不挠的进行抗日活动。1943年9月，张志海以拉洋车为掩护，在德州城内为中国共产党德州敌占区工作委员会做地下工作。一日深夜，运河西岸日军给水所的一名日本兵，在酒馆酗酒后令张志海将其送回给水所，一路上百般刁难，辱骂不止，张志海愤怒至极，将其掀入剪子股水塘溺毙。
  我辖区在抗日斗争时期，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参战，扩大主力部队的抗日力量，并组织民兵配合主力军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作出了积极地贡献。
  “长征”一词的由来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中央红军打打走走，1935年5月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川西少数民族地区。5月22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个布告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据考查，这是最早使用“长征”一词。此后，在中央的文件中时有“长征”的提法。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了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沿用了“长征”这一提法，并高度评价了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从此“长征”的提法便进一步流传开来。（徐振光）
  摘自《联合日报》
  解放劳苦大众 人民当家作主
  袁玉新
  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历时八年之久的浴血奋战，迫使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8月15日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不顾全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意愿，坚持推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独裁统治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悍然发动了国内战争，把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又推进灾难的深渊。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强行占领了德州、泰安等地，原为日本卖命充当汉奸特务的匪军官兵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驻在德州城关的就有十三个敌伪司令部之多，有史存善、董书斋、侯部队、鲍部队、曹五旅、十三旅、先遣军、国民党脱难将士等。其中史存善、董书斋原为汉奸特务。
  先遣军是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辖下的“华北绥靖军”8000余人，在八路军前线反攻大军的沉重打击下，由平原逃来德州，这股残伪武装头目便是日伪时期任山东省省长的汉奸杨毓珣，该部来德后又被改编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独立第一纵队”。侯部队、鲍部队、曹五旅等是在我军迅雷般扫荡下从宁津、恩县、河北故城等地纷纷逃来的残伪武装。一时间，德州城内遍地司令到处是兵，多达上万人。这些土匪部队进城后首先接管了日本兵站、仓库，几十个土匪头目把日寇所存主要物资煤、粮、面粉等，全部卖掉，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匪兵的衣、食、住却都向市民横征暴敛，连街道上的树木也都叫他们烧光，只要谁家有点吃的，就去谁家抢。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市民无吃无喝、走投无路。
  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打通津浦铁路扩大反革命内战的罪恶阴谋，我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等率军区前线指挥机关及军区直属特务一团、二团等部队，于1946年1月7日完成了对德州城东、南、北三个方向的战役包围。为配合渤海军区行动，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派出独立二团参加对德州城以西的战役包围，在德州运河西岸的五里庄一带布防，渤海一、二分区的部队也分别部署在德州的北面、南面监视沧州、济南两方面之敌，整个德州城被包围的铁桶一般，城内残伪已成瓮中之鳖。
  1946年6月7日零时，解放德州战役全面打响了。特一团一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肖何庄据点，6月9日拂晓，占领了玉皇阁，把德州城置于我军的火力控制之下。在此前后，特一团一营攻战了北厂，三营攻占了小锅市。8日拂晓，三营攻战火车站。至10日中午，德州城外的战斗全部结束。
  10日晚9时总攻开始，冀南军区独立二团向德州城西北角的大、小西门发起进攻。攻城战士受到西北礼拜寺和城墙上伪军的前后夹击，独立二团调整布署，分出一部分兵力解决礼拜寺顽敌。攻打礼拜寺的队伍在进行爆破时，炸药包因意外没炸响，战士们急中生智用枪引爆将炮楼炸飞，解决了据点内敌人。突击队七连的同志在机枪的掩护下继续强攻，经过激战，登上城墙，继续猛烈的向敌人射击，掩护全营突入城内。城内外的战士相互配合彻底消灭了西北角城墙上的守敌，西门被我军占领。此时，渤海军区特一团经过奋勇激战，也攻下南门。解放军冲进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特一团一营、二营象两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德城守敌的指挥中心——警备司令部（现德州市德城区人大、政协所在地），走投无路的伪军们再也无力反抗，放下枪举手投降。11日上午，城里的敌人全部被消灭了。特一团回头向东，和其他部队一起压缩包围东地医院，准备最后围歼那里的残敌，独立二团留在城内打扫战场搜索残敌。下午4时，从东地方向传来国民党驻德指挥王继祥投降的消息。激战五日五夜的德州战役全部结束，共计歼敌六千余人。
  德州战役的胜利结束，拔掉了蒋伪合流大举向我解放区进犯的前进据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打通津浦铁路，扩大反革命内战的罪恶阴谋。德州的解放，把华东、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揭开了华东、华北地区自卫战争的新的一幕。
  德州解放后，渤海军区迅速成立了以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贯五、军区后方司令部参谋长马千里为正、副主任的“德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德州市政交通、电信等迅速恢复运转，大批救济款发放到城区灾民手中，人心逐渐稳定。
  1946年6月29日，全市各界代表196人会集崇德小学（今德城区建设小学），召开了德州历史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以张应举、闫川等15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德州市民主政府，讨论通过了6条28款内容的《民主政府施政纲领》。从此，州城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战争时期，我辖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扒铁路、砸火车、拆毁敌人通讯联络等各种活动，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阻止了敌人的相互增援，为德州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德州解放后，我辖区人民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运动。辖区各街道都以贫苦市民为骨干，成立了贫民小组，建立了“职工会”、“妇救会”、“自卫队”、“民兵基干队”和“儿童团”、“姐妹连”等群众组织，街街召开斗争会、诉苦会，愤怒控诉地主恶霸欺压群众的罪行，一向称王称霸作威作福的地主残匪，在群众运动面前失魂落魄、心惊胆战。大地主陈少发、日特分子罗荣，他们都是罪行累累的恶霸地主，由于其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批斗后被群众乱棍打死。恶霸地主赵迈谦、赵明山等在群众要求下批斗后，被扫地出门。新升街恶霸地主李风朝，被政府枪决。对进步街状元府的王小九、红旗路的“天成”“大成”“全成”（大杂货铺号）、盖五臣、于胜言、于兰荪、等有名的地主进行了批斗和游街示众，并且分了他们的房屋、衣物，没收了他们的浮财。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广大贫下中农扬眉吐气，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
  1947年春，在毛主席发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广大贫民青年涌跃报名参军作战，妇女组织起来支援前线，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报名参军的场面。工农街青年于仲，因家中贫寒，十二岁就给地主扛活，饱尝了地主阶级的压榨，他怀着满腔仇恨，积极报名参军。胜利街青年陈德荣兄弟二人相争报名参军。原丰华街道办事处辖区据统计参军93人，原建设街道办事处辖区据统计参军84人，共计177人。青年参军入伍时，骑马披红，胸戴红花，辖区男女老少喜笑颜开，热情赞颂，敲锣打鼓，热烈欢送，青少年扭着秧歌，唱着革命歌曲欢送新兵。
  为了支援子弟兵打胜仗，在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人民节衣缩食，捐款、做军衣、军鞋、军袜、军用粮袋。据不完全统计，我辖区共做军衣、军鞋等5168件。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三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覆灭，埋葬了蒋家王朝。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区广大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载歌载舞，家家户户共同庆祝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节日。从此，全国人民又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那是1930年2月的一天中午，一架国民党空军的“可赛”式轻型侦察轰炸机，在由武汉飞往开封执行通信联络任务返航途中，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鄂豫皖边区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西南10公里陈家河的河滩上。当地赤卫队缴获了这架飞机，俘虏了飞行员龙文光。边区领导人徐向前接见了龙文光。在徐向前的劝说鼓励下，龙文光自愿参加了红军。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缴获的飞机被红军战士油漆一新，机翼两侧下方各绘一颗红色五角星。同时，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并在机身侧面写上了“列宁”两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就这样诞生了。
  摘自《趣味军事大观》
  崎岖的道路 光辉的明天
  袁玉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大潮中，经历了政治、经济的数次运动，中国迈着沉重、坚定的步伐走向辉煌的新历程。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冒天下之大不韪纠集了15个仆从国的军队，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把战争烧到鸭绿江边，轰炸我边疆城市，妄想以朝鲜为跳板侵略全中国，并于6月27日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毛主席发出了“团结起来，进行充分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国人民纷纷响应，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
  我辖区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抗美援朝的深刻意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游行示威，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秧歌队、活报剧、曲艺也成了有力的宣传方式。
  经过广泛的宣传发动，我辖区人民都表现了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的决心，纷纷参加了和平签名运动，家家户户订立了爱国公约、买公债、自觉自愿的捐款捐物，当时旭升街320户居民共捐款1000余元（旧制人民币）。石卢街党支部书记刘斌林同志将土改分得的物品全部卖掉，捐献给志愿军。据统计，原丰华街道办事处辖区共捐“飞机大炮款”25020元（旧制人民币），原建设街道办事处辖区共捐款约30000元（旧制人民币）。广大妇女在妇救会领导下积极做慰问袋、军鞋、军装，并开展人与人、户与户、街与街的竞赛活动。民主街（现勤奋街）赵玉华做得最多，受到表扬。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当时一条街全体民兵一起报名参军，自卫街（现育新街）和石芦街展开了挑战竞赛。参军的人都是骑着马，披红戴花，街道干部牵马相送。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辖区人民做到了“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与朝鲜人民同仇敌忾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建国后，中国人民怀着翻身作主人的高昂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潮中，历经了政治、经济的数次运动，从1950年抗美援朝到1951年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即“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即“五反”运动），从1953年三大改造到1956年整风反右运动，从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到1960年的“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全国人民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的信念。随即而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象突然袭来的飓风一样，把全国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辖区同全国各地一样，相继建立起红卫兵群众性组织，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司令部”和“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当时群众组织有大联合造反团、红群造反团、机关造反团、街道厂组的各种战斗队，他们喊着“造反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和红卫兵大张旗鼓的展开了破四旧（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使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捣毁吉星楼（庙）236个，封闭天地堂485个，焚烧古书56000余册，砸烂各种神像200余个、古衣36件等。在红旗路（市府街）砸碎香炉65个，搜出金银元宝及其它物品折合现金9277元。
  1967年1月，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成立“红星革命造反派总部”、“红卫革命造反派总部”于1月25日取代了公社党委。1967年3月8日、17日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公社革命委员会。相继有不少街和社办企业直属单位被群众造反组织夺了权，各工厂停工闹革命，公社一片混乱，公社机关和各街属企业处于瘫痪状态。
  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6210部队派出工作组进驻公社，筹建成立了由干部、解放军、群众代表三结合的新的公社革命委员会。开展了“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活动。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掀起了反复旧运动。
  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辖区举办学习班，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发动群众，开展三忆（忆街史厂史、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史、忆敌情）、四查（查来路、查档案、查表现、查历史）等运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全辖区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批林整风运动，干部群众先后举办各种学习班，召开批判会，办大批斗专栏、画漫画，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及其罪行。
  1974年初，开始批林批孔，各街区都组织了理论队伍，进行各种形式的批判会，每次参加人员近千人，办批判专栏、黑板报，举办学习班。全辖区人人口诛笔伐，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公社党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至此，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彻底批判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着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解决一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我辖区认真贯彻学习了这次会议精神，逐步解决了干部、职工、群众在十年动乱中形成的混乱思想，使党的中心工作和企业的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原丰华街道办事处纠正冤假错案，为4名干部平反，归还“文化大革命”中收缴的物品，折合现金2000元。原建设街道办事处1979年改正错划右派3名，其中1名恢复党籍安排工作，1名办理退休手续，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错误积压冤假错案的87人分别情况给予平反和恢复名誉，并按政策妥善安置，并分期分批将戴帽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全部摘掉。
  经过了步履维艰的1949—1978年，中国人民在党的指引下认清了前进的方向，大踏步走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德州满州驻防兵及后裔繁衍
  高华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爱新觉罗·福临为开国第一代君主，年号顺治。次年在德州设满州驻防兵。顺治三年（1646）德州满洲驻防兵移驻江宁（今南京市）。顺治十一年（1654），从直隶河间府拨正黄、镶黄二旗马、步兵共500名，又调来德州，驻扎在州城内东北隅（今进步街、小营胡同一带）。康熙十三年（1674），满营兵从多罗信郡王讨伐吴三桂，凯旋后回德州原防。由于屡次征调，到雍正朝，缺额未补156名，实存344名。雍正二年（1724）奉上谕，于本州驻防内镶黄旗满洲固山（固山，满语，即清代八旗的“旗”）下挑闲散人员35名；蒙古固山下挑闲散人员9名，共挑选89名拨令披甲。雍正三年（1725），自京师分拨镶黄旗满洲固山甲兵35名，正黄旗满洲固山甲兵22名，蒙古固山甲兵14名，共甲兵71名，以补足原额500名之数，外加弓匠和铁匠4名。同时确定编制：计设城守尉一名，统领全体官兵；镶黄旗满州固山章京（章京，满语译音，即主管的助手）1名，笔贴式（掌翻译、文书的纸级官员）1名，骁骑校（佐领的副手）1名；蒙古固山章京1名，骁骑校1名；正黄旗满州固山章京1名，骁骑校1名，笔贴式1名；蒙古固山章京1名，骁骑校1名。以下辖马、步甲兵500名，另有弓匠、铁匠共4名，总共官、兵、匠515名。另建新营于旧营北部（今建新街一带）。同年立满洲兵教场于东门外，作为平时练兵之所。乾隆二年（1737），又添满营步甲兵50名。
  清代初期，在德州驻防的旗兵只有长官携有家眷。到嘉庆十一年（1806），在经过162年后，官兵都过着和平生活，娶妻生子，生息繁衍，子孙代代相传。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官兵及眷属已达2700余人。在薪饷方面，也有所调整。道光八年（1828），仿青州（今山东益都）旗营余兵制，选精壮者150名，编制训练，每人每月饷银一两。又拨满营马价银六千两，藩库银一万四千两，总共二万两，生息为余兵月饷基金。总之，驻防旗兵的后代出生后不管是男是女，报上户口后即按月发给饷银，因此他们家家生活充裕，终生生计是有保障的。
  清代康熙皇帝（玄烨）非常重视和提倡尊孔读经，满、蒙旗兵子弟，都能参加科举考试，以致后来他们的子孙都能认识汉文，对本族文字反而不能识读了。德州旗兵后裔，由于传统习惯，特别注重武功。因此，他们在武科考试中，成绩优异。据《德州志·贡举表》记载：嘉庆朝（1796—1820）二十五年间，共考武举三名，其中昌伊苏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武状元），时年他二十八岁，随即留在京城担任头等侍卫，也入宫廷侍从皇帝左右。朝廷赐其白银千两修状元府第（今德州市奥珍针织厂原址），并赐御匾一块，以示殊荣。后又曾官至陕西固原、直隶及台湾等地提督。为官期间他不曾有什么“治国安民”的良策，而是大肆欺压百姓，聚敛钱财，回到德州后在城东置办田产百顷，成为德州满洲营最大的官僚、地主、富翁。他一生杀人如麻，干下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被病恹折磨而死。昌府共传五代，到1946年德州解放，在州城喧赫了五代的“武魁”、“状元府”两块匾被世代受压榨而觉醒愤怒的佃农砸的稀巴烂，昌伊苏一族从此败落。据《贡举表》统计，清朝统治266年间，全德州境共考取武举123名（满营子弟包括在内），自嘉庆元年至宣统三年115年间，满营后裔考取武举共40名。旗人尚武精神，在武科考场中，最为突出，可是对文科考试则明显落后。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督粮道善联（满族）与满营共同捐资，在德州满营中兴建正谊书院一处（今石卢小学旧址），为满营生、童肆业之所，到光绪朝，只考中文举三名。
  自道光以后，德州满洲驻防兵，也和北京皇族一样，由于待遇优越，安享厚禄，武功废驰，渐渐日趋浮华，终日提笼架鸟，行围打猎（架鹰牵狗或用火枪打野兔）。少数旗兵官佐的后代以及旗兵子弟在外居官者，则营建私宅，购买土地，成为士绅，而满营士兵阶层则日渐贫困，贫富分化逐渐形成。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下诏，裁旗兵月饷，迫使其另谋生计，这对满营士兵家庭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们不得不走出满营的小圈圈，走向社会谋生。有的远走异乡，有的参加军队当兵，有的到各衙门当小职员，有的到商号学徒，有的到德县兵工厂做工，有的到运河码头当工人，有的提篮叫卖等等。
  满营的后代，比较容易汉化，与汉民也没有宗教隔阂。到清末民初，他们多数与汉族通婚，除妇女不缠足以外，一切风俗习惯，几乎与汉族一样，很少有差异了。道光以后，还有个别人用满洲、蒙古的名字，如昌伊苏、阿尔逊布、哲尔吉善等。但大多数人照满族习惯，用汉字取名，用名字的第一字作姓。到了民国初期，连以上这一习惯也废止了，旗营满、蒙族的后代，都改用了汉姓，并与名字连在一起。从此，德州旗营就出现了几家较大的族姓，如王、傅、张、朱、哈、吴、祁、班等家族。至于谁家是镶黄旗，谁家是正黄旗，谁家是蒙族，谁家是满族，连他们的后辈也难说清楚，只是靠上辈传说才能有所记忆。
  据文献记载，清雍正年间，来德州的旗营驻军，只有镶黄、正黄两旗，满、蒙两族，并没有汉军旗人，但实际是有汉军旗的子孙后代，他们一般在八旗军营中担任翻译和文书职务，因此“笔贴式”这一官职，多数是从汉军旗中选派的。德州旗营的编制中有“笔贴式”名额2个，他们的后代便是汉军旗的汉人。经过几百年漫长岁月的沿革，辖区旗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有他的特殊原因。辛亥革命提出的口号是“反满”，再加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致使少数旗人后裔纷纷隐瞒族籍，把自己的家庭成员改报为汉族，这一现象全国普遍存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党的正确民族政策，辖区旗人后裔也和全国各地少数民族一样，得庆新生。五十多年来，他们有的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的成为国家干部，有的在企业当了工人，也有的在教育界、文化界、医务界等各部门谋职，还有的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他们正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党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的《向导》周报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决定创办一张大型日报，及时报道和指导“五卅运动”。192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热血日报》，这是我党成立后出版的第一张日报。瞿秋白任主编，并成为社论主要撰稿人。
  《热血日报》的报名是根据瞿秋白“哪有公理？只有热血”一语而来的。报纸除社论外，还包括“紧要消息”、“本埠要闻”、“国内要闻”、“国际要闻”等专栏，还辟有“舆论之裁判”专栏；以痛斥国内外敌人的反动宣传；此外还辟有文艺副刊《呼声》，主要发表富有战斗性的作品，鼓励人民的斗志。报纸只出版发行了24期，便于当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而停刊。（李文文 占竹兰）
  摘自《长河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