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作为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集中的城市，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不断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与进步。古今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除政治原因外，经济的发展是主要原因，而这两者无不联系于其时其地的地理等自然条件的促进与制约。德州这座沿运河城市在历史上的盛衰兴废，就是最好的验证。
  德州，位于鲁西北冀鲁交界处，南望济南，北倚京津，沿黄河故道，居运河之滨，京沪、德石铁路汇轨市区，公路若网，四通八达。是联结华东、华西两大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鲁西北、冀东南货物集散中心。德州建置久远，历经多变。尧舜时期为兖州之域。夏为有鬲氏之国。秦设鬲县于此。隋设广川、长河。五代改长河为将陵。元改将陵为陵州。明清为德州。
  历史上的德州，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特别是明代大运河疏浚以后，才凭藉地处运河，水运交通四通八达，南通苏杭，北抵京津，这个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每年解冻以后，帆樯如林，商贾云集，使德州很快成为北方的水运枢纽，促使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到明代永乐年间，已成为全国33个著名的工商城市之一。明清之际，德州遭受严重破坏，康熙时逐步复苏，到清代乾隆时期，德州经济达到顶峰。发展到“富庶甲齐郡”的州城。到清末运河停航后，德州工商业逐渐衰落，大不如前。由此可见，德州在明清两代的经济繁荣与振兴，运河通航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境内运河原为汉屯氏河，隋永齐渠，自元代开通会通河（济宁至临清）后称大运河。当时，临清至天津段称御河，也称卫河。至清代始称南运河。运河为漳卫南运河水系，上游有漳河、卫河。漳河分清漳、浊漳，均源于山西东南部太行山腹地；卫河源于太行山南麓河南辉县苏门山之百泉，其主干支流有淇、汤、洹诸河。两大河行至河北馆陶县徐万仓相会后称卫运河，自四女寺水利枢纽节制闸下至天津一段称南运河。德州段南运河，自西南四女寺入境，经市区西部向北至二屯乡第三店村北出境，全长34.3公里。这条河道自隋、唐兴起，主要承运征辽战备物资，北宋时被黄河夺流，黄河改道后曾一度使“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从元代至明清，运河中兴并达到鼎盛，成为全国漕运沟通南北的大动脉。明代和前清时，年漕运能力达400～600万石左右。清中叶，由于海运逐渐兴起，河运逐渐衰落。
  （一）
  德州在运河开挖以前，只有久圮的土城，据《德县志》和《山东通志》载：系“魏太和年间所筑”。自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开凿大运河后，结束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南北方交通闭塞的局面，成为沟通南北方经济的主要交通要道。随着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古老的德州城开始兴旺，到宋朝，虽德州城已有了烧瓷手工业，但工商业却了了无几。自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会通河开成后，德州的地理、交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为德州后来发展成鲁西北重镇都会、“神京门户”创造了条件。就连德州发展过程也是随着运河的兴衰，而成波浪式前进的。元代后期，由于会通河时因水源不足，河运常告中断，德州工商业发展缓慢。明代洪武七年（1374）原土城已破败不堪。“洪武二十八年（1395），德州大水，坏城垣。”三十年（1397）“易土城为砖城”，一改昔日之旧貌。成为鲁西北和冀东南的经济中心。但因黄河多次决口，河道尽淤，航运时有中断，德州经济仍不景气。直到永乐九年（1411）宋礼治运，特别是永乐十五年（1417）平江伯陈瑄引汶（河）入卫（河）之后，南北方才航运畅通，漕粮物资悉由运河运往京师，德州遂成为南北方水运咽喉要地。明廷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置仓储粮，德州已成为漕粮转运和开展贸易的重地。为保粮护仓，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德州水次仓、预备仓移筑城内。但城内面积不大，距运河码头较近，商贾列市于城外的运河两岸者愈来愈多，很快形成街市。这就是德州最繁华的市区不在城里而在城西门外的历史原因。正德年间，因刘六、刘七起义，社会动乱不安，城外富贾呼吁筑城，于是知州宁河为保卫城外商民，在正德五年（1510）令四乡民又修筑了绕东关铁佛寺、南关玉皇阁、西连御河堤的外城，也叫罗城。罗城的修建，是运河通航促城外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德州进入全盛时期的重要标志。到清初，德州经济进一步发展。乾隆八年（1743）重修德州城，五十二年（1787）德州城的封建经济达到顶峰。城池建设已具相当规模，建筑蔚为壮观。城内有庙、寺、观、庵、祠、宫、楼、坛、驿等72处。为乾隆帝南巡而建造的恩泉行宫，亭台楼榭，富丽堂皇；城内永庆寺，为唐代古刹，殿堂巍峨，气度宏伟，有佛像千尊，平时香火极盛，是冀鲁两省佛事活动的中心。特别使德州自豪并为海内外垂青的，莫过于德州的苏禄国东王墓。公元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7月，古苏禄国（今菲律宾）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麻哈刺叱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刺卜，率眷属及侍从340余人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9月辞归途中，东王不幸病逝德州。明成祖朱棣按王礼厚葬东王于德州，并亲自撰写碑文。东王妃葛木宁及两个儿子留居墓地。至今墓碑保留完好，成为中菲人民友好的历史见证。
  德州地处于鲁西北冀鲁交界处，引人注目，系军事要地。察八方之客，通九省之漕，南北之咽喉，是历史上兵家攻守必争之地。秦、汉、隋末几次农民大起义，德州都是重要的战场。故有“神京门户”、“九达天衢”之称。
  元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都于大都（北京），全国政治中心向北转移。山东成为大都的南部屏蔽，是联络河北与江南的纽带，而德州适当其会。元朝末年，毛贵、田丰率领起义军扫荡山东，元政权南北的联系便被切断，南方已无法控制，朱元璋的势力从而得以发展。其后，朱元璋命将北伐，亦先下山东，会师于德州之境，然后进逼大都。
  明朝建立后，虽然定都南京，但由于北平曾有辽、金、元相继作陪都或首都，长达四百余年，已成为北方政治、军事重镇。它对控制和掌握北方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要保证全国统一并向北发展，山东作为南北联系的纽带仍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德州因而为人瞩目。洪武元年（1368），德州设有守御千户所，九年（1376）改为德州卫。朱元璋死后，惯于征战的燕王朱棣拥兵北平，威协着帝位。建文帝鉴于诸王拥兵自重，决定削藩，同样把德州作为控驭北方的桥头重镇，遂于元年（1399）三月命督都韩观练兵于德州，加强实战演练。“靖难之役”发生后，建文帝为攻燕王朱棣，先后在德州用兵80万。七月燕王朱棣发动的与建文帝争帝位的战争，双方在德州一带动用数十万兵力，征战三年，是德州历史上最大的战役。督都韩观在德州卫城以北（今北厂、长庄一带）修筑十二连城，以护粮仓。建文二年（1400）元月，燕将陈亨、张倍率兵攻占德州。9月督都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率兵与燕兵交战，收复德州。帝遂命盛庸为平燕将军，统兵20万在德州屯兵备战。公元1511年（明正德六年）刘六、刘七率数万农民起义军围困攻打德州城。李自城攻占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旋派大将郭升攻克德州。清廷为保卫京畿安全，在德州派驻了满州营和德州营，后为镇压农民起义军，又调集大批清军驻扎德州。以后历次军事争战，莫不牵动德州，都以德州为运筹帷握的指挥中心。
  （二）
  在漫长的古代，德州凭籍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曾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繁盛的封建城市经济。早在宋朝，德州已有了烧瓷手工业。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为了稳定社会，增加明廷收入，一方面调整生产关系，改变劳动者的地位，取消了佃户对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解放了被拘禁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工人；另一方面，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实行屯田，以发展粮食生产，并强制推行棉花、桑麻等经济作物的栽培。这对德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德州有了“神京门户”之称。德州以南九省的官宦、仕绅等进京赴任皆须由此经过，故又有“九达天衢”之誉。农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的便利，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明永乐年间，德州即已“四方百货，倍于往时”。运河两岸舟车排列如鳞，工商产品堆积如山，商贾云集，工业振兴，进入了全国33个工商城市之列。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促使明王朝在德州增设行政与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明成化年间实行输银代役法，允许工匠不到京师当班服役，工匠生产之产品可更多地投入市场，有利于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嘉靖、万历年间，漕船搭载土特物产的限额大大放宽，成化时每船准带土产十石；万历时每船准带六十石，并准民运白船免税带货四十石。这就更促进了南北方货物的交流，使德州工商业更为繁荣。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德州街、市、巷、道逐渐形成。明永乐年间，德州城南及沿运河一带先后形成马市、羊市、草市、柴市、绸缎市、线市、米市、锅市等集贸市场。到清乾隆时，城内有街30、市2；城外有街29、市7、巷3，这些街市，大都是在工商业发展中形成的，所以多以传统工商产品命名，如小锅市街、竹竿巷、豆腐巷等。德州主要市区在运河东岸的陆地上，地面有限，工商产品增长很快，货多地面小，有的把货物堆积在街道上。在街道建设中，为了充分利用地面空间，致使街道很狭窄，并列走不开两辆小拉车，每到盛夏，可利用街道两旁店铺房檐搭起天棚，形成街道上的遮荫走廊。尽管街道不宽，可铺店林立，商民辐辏。清乾隆年间，城内当时有手工业作坊200余处，商号400多家，并涌现出许多名字号和名产品。如瑞兴号的水、旱烟，畅销济南、天津；颐寿堂的人参再造丸，行销天津、北京；德州农家编织的草帽辫，远销川、藏、云、贵。
  当时，德州繁华的商业中心，一在北厂街，二在桥口街。明清时代的漕运，并不是所有粮船都直接到达京东通县，而是分段递运重点储存的。所以德州既是储存站又是转运站。在城北北厂筑仓储存漕粮，同时又是九省四十三卫之一。德州卫有正卫七所计五十六屯；左卫六所计五十五屯，共计一百一十屯。这些军屯都分布在沿河两岸。德州卫拥有正帮船52只，左帮船42只，共有漕船76只，担负着漕运任务。在官道的渡河处，用船搭浮桥一座，用于车马人行之用，南来北往的船只，集中一个时间开船，到时把浮桥船只只抽出两三只，船过之后即行合拢。北厂系漕运装御码头之地，桥口系九省御路必经之路，正处在“九达天衢”路口，来往仕绅官宦甚多。北厂、桥口先后又是“湖关”（即税卡，清初在北厂，后迁至桥口）所在地，来往船只都在此验货交税，补充粮食及日用必需品。大运河里，有运粮漕船，进出京官船，来往的客、货船，以及所有的仕宦绅商车马人过河到德州都要停泊、等候。每天日日夜夜，帆墙如林，夜间河上灯火通明，小贩叫卖声和船工号子声不绝于耳。因此，殷实的商店也都集中在北厂街、桥口街，成为德州的商业中心。
  清统治四年（1865）漕运改道海上后，商号逐渐移向城内，喧哗角附近遂成为德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较大的商号多集中在喧哗角周围的南门里街、当铺街、市场街及州署街。特别是为绅商官僚服务的大饭庄，如“三盛园、鸿盛楼、德庆园、江南春等，都先后在喧哗角开业。此外，南门内外大街及米市角周围，是四乡农民进城必经之路。较大的商号如公和、瑞合成、中和商行、振兴布庄、华振茶店、颐寿堂、呈庆酱园、聚源长、山城玉银号等都集中于此，也是较繁荣的地段。
  津浦铁路通车后，德州与津、沪、济、青等大城市直接联接起来，火车站周围的商号日渐增多，在客观上发展工商业有了更加有利条件。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军伐混战等兵匪战祸干扰，工商业却未真正繁荣起来。据《德县志》载：“……迨民国十六、七年间，时局不清，迭兴兵戎，德县当南北要充，直鲁孔道，大军云集，供应诘繁。垫办给养等费竟达六十余万元之巨，积欠商民款至七万余元，罗掘俱穷，枯竭已极，地方财政几濒破产……。”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是无法发展。
  德州从明代开始，因棉花种植面积逐渐增多。粮田面积减少，加之人口集中，致使粮食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据《德县志》载：“德县为四方辐辏之区，地产谷不敷用，尤取资于商贩。”鉴于这种情况，康、乾帝南巡曾特谕德州，“免关米豆商税，以使谷物流通”。因此，粮食在德州市场，成为主要贸易商品，有称“德记”、“长和”、“德润”、“丰源”、“天福厚”、“德裕和”等字号的大粮店，生意异常兴隆。
  杂货是商船、粮船从京津和南方运来的，主要有红糖、白糖、瓷器、竹制品、竹竿、丝绸、丝织和江米等。据《德县志》载：“凡日用必需物品，如面粉、绵线、布匹、烟煤、砟炭、煤油俱为大宗，其他如茶叶、卷烟、药材、糖类、海味杂货以及零星物品，不分巨细，无不仰给外来。”直到清代后期，还是船到德州码头时，排列十多里长。这段河岸有两个码头：上码头、北厂码头。粮船一到，两岸码头即成了繁华市场，船工们出售绍兴南酒、景德镇的瓷器、红白糖、红漆木器、竹货等。德州手工业者、商人、小商贩争相抢购。
  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兴起较早，宋、元两代即有了瓷器制作业。到明代又出现了砖瓦业，连续烧制35年之久，其它手工业如铁业、编织业也开始兴起。清初，民间兴起的草编、竹编、纺织、印染、制烟、铸锅等手工业，其中家庭草编业曾一度兴盛。到清代中后期，其行业已发展到成衣、制鞋、木器、酿酒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在德州建立的大型兵工厂，对民间手工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代德州砖窑址在城南今黄河涯镇的窑上、伙房村一带。系洪武年间的官窑。《德县志》载：“洪武三十年，筑卫城砖不足，于城南开窑烧砖。今窑上、伙房二村其故址也。”明代之所以在德州建窑烧砖，是因为德州的土质较好，技艺高超，而且航运方便。德州砖窑系群体窑，窑址范围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宽约500米，占地面积60公顷，共有砖窑72座。因年代已久，现大部分窑室已破坏，仅在伙房村北尚存残窑17座，均系圆形柴窑。烧制成的砖有方形、长方形两种，均系灰蓝色。方形砖边长46厘米，厚10厘米；长方形砖长46厘米，宽23厘米，厚10厘米。分素砖和印鉴砖两种。现存有“明成化十七年四月德州窑造”、“明正德十年德州窑造”等成砖原物。德州砖窑除供本地建城用砖外，还大量供应北京用砖，《明史》载有“建故宫有德州窑制砖。”《文物天地》杂志上曾载文说，在古长城上发现有“德州窑制”青砖。
  清乾隆时期，为德州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清代晚期由于运河水源枯涩，泥沙沉淀，防河工程连年失修，运输能力大为降低。1824年（道光四年），“高堰决，运道梗”。次年清廷雇用商船海运漕粮，漕运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同时也是德州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后，运河受阻，至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漕运在全线停止。从此，德州贸易日渐萧条，与运河有关的工商业逐渐衰落，德州经济发展缓慢下来。由此可以看出，德州发展与南北大运河通航息息相关。
  （三）
  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不仅促进了全国南北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德州文化的发展。有不少诗、文、书、画来歌颂德州的繁荣景象。如唐代进士孟迟过德州时写的诗“晓月千重树，春烟十里溪。过来还过去，此路不堪速。”元代经学家吴师道的诗云“河水黄浑千里疾，柳荫浓绿两堤长。”明礼部员外郎郑善夫的“遐心渺无尽，应与卫河流”。明礼部侍郎程敏政《德州舟中》写到“出逢漕舟来，入逢漕舟去，联樯密于指，我舟无着处……愧我行路难，推篷赋长句。”这位官员，在这首诗中写出他每次出京入京，在德州总是遇到来往的运粮船，使他这只官船难以靠岸。当时各船互相争吵，抢夺泊位，就好象遇到匪徒抢劫一样的骚乱。还表明他每次出差，总是告诫自己的随从凡事相让，不要仗势欺人。可是这次实在不能怪罪自己的随从，因为皇帝的诏书太紧，限期进京觐见。因此这位诗人在船上终夜危坐，愁的不能入睡。使他想起古代先贤哲士，不求利禄，终日隐居，是何等的自由自在。他深愧自己终年奔波在宦途中，是自寻苦恼，因而推开舷窗，写出这首动人的诗篇。乾隆皇帝游幸江南过德州时，也写出“观民喜见千家聚，问岁知逢五熟连。”和“行人惟识皇州近，挥策谁能惜马蹄。”的名句。类似这样歌颂德州的诗作，在县志上俯首皆拾。
  德州文化历史悠久，为文人学者聚集之地。早在西汉时期，儒学大师董仲舒就在德州“帷下读书，三年不窥园庭”，终成名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载入史册。明清时期的“一宋”（宋性）、“二张”（张惠、张海）、“三李”（李浃、李源、李涛）、“四大”（冯大木、赵大经、封大受、陈大浩）、“五田”（田绪宗、田雯、田需、田霡、田同之）和卢氏“五代七进士”，或研经、或写史、或为文，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影响颇大。明代成化二年（1466）进士张海的《诗文集》三十一卷，特别是他的迴文诗句，不类凡响，“天子称其才，压翰林不虚也。”清康熙三年（1664）进士田雯的《古欢堂文集》十三卷，《诗集》十五卷，著述丰富，为清初诗坛十子之一。康熙帝亲书《寒绿堂》匾额赐给田雯。再就是卢士〓的《春秋闲说》、李侠的《秋压遗诗》、冯大木的《诗稿》、卢见曾的《雅雨堂文集》六卷等代表作，成为文学书库中的瑰宝。自明代之后，德州籍人的著作有254种之多，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达10种50余卷。清代田同之的书法、罗止园的国画当时颇负盛名。辛庄夯号《巧女绣花》，流传广泛，人人能唱。并作为文化艺术搬上了舞台，唱遍大江南北。
  由于运河的南北沟通，德州除原有的学者名人外，各地不少文人名士也荟集于德州，在德州停留、定居，多有专著和诗作。康熙帝来德州，为田雯题的“寒绿堂”匾额，至今还在田氏后裔家中保存。清乾隆帝南巡，于德州书题了“四面碑”、“恩泉碑”匾额。清嘉庆年间，孙星衍撰文、钱咏题写的隶书刻石“平津馆”和“平津馆记”等均为书法珍品。德州文化建设也颇多，如修孔庙、建孔学等，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来德州传授经书儒道，培养了些力图仕进的进士、举人一类的文人。以进士为例，《德县志》载：在唐至元代只有4名，到明代猛增到65名，清代增至49名；武进士16名。可见当时德州文化之盛。另外，还有一些不图仕进、埋头研究学问的文人。明代的“李成明，字涵盖，号思伯，又号泰云，持躬端谨，究心理学，累荐不起，著有《翾翾草》，《广川人文初搜》等。
  从以上情况看，德州在明清两代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大运河通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德州人民不仅过去盼望运河通航，而且现在更希望大运河航运畅通。根据德州的地理位置和生产情况，如能通过南水北调，恢复德州的水运交通，德州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将会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