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义和团》是原德州市京剧团编导祁维华先生创作的一部新编历史剧。初名《德州烽火》，后更名为《义和团》，该剧是根据德州近郊陵县土桥镇薛庄村实有其人的义和团英雄薛登奎的事迹编创的。可以说，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乡土教材。我从一九五九年到“文革”中期，在这个村生活了近十年之久，每天和薛登奎的后人们一起下地劳动；我家住在薛庄大队部的“后园子”，与薛登奎的“马童”薛福博大爷是一道之隔的邻居，他经常兴致勃勃、绘声绘色的给我讲起“俺登奎大爷”的故事，耳濡目染，因此对义和团这个戏所反映的史实事迹知之甚详，且有将来写一写的愿望，所以对这个剧目格外关注。当该剧在德州人民剧场上演时，我又正在二中读书，有看戏的方便，就不止一次的看了这出戏，也就目睹了这出戏问世之初的盛况，以及它的大的修改与上演的情况。
  薛登奎的事迹在土桥一带流传甚广。一九〇〇年，清政府日趋腐败，丧权辱国的劣迹败行层出不穷，“洋教”即天主教势力在德州越来越大。南关街和吕家街都有了教堂。一些土豪恶霸根本不懂任何教义，也无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甚至压根就不知道耶酥基督为何物，只是见洋教吃香，也就象见了“有奶的娘”般纷纷依附。这些人依仗洋人势力，欺压良民，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压迫越甚，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终于，在这一年爆发了如火如茶的义和团运动。在泗水人朱红灯的首倡下，义和团以原恩县为腹心，逐渐发展到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平〈原〉五县。与恩县、平原均接壤为邻的陵县薛庄处在义和团运动的强烈冲激下，于是，就有一个名叫薛登奎的杰出人物起而响应了。
  薛登奎，薛庄人，清秀才，少有大志，性情刚毅，在本村一带教私塾为业。儒家的文化传统使他仇视洋教的文化侵染；满清的腐败又使他对依靠正统思想抵御外侮、富国强民的理想彻底幻灭；蓬勃发展的义和团运动适成他喧泄个人才华的“出路”，于是他亲笔大书了“天灵大震、五虎群羊”〈“鸣呼群洋”意〉揭杆而起，组建了以薛庄为中心的陵县义和团。在留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斗争事迹后，终于“千篇一律”的被“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薛登奎潜逃东北深山老林。后终于隐忍不住“晚年思乡怀土”之情，又潜回陵县压虎寨教书。据陵县县志办收到的一份材料说，他不幸被乡亲发现，这个乡亲就去告了密，薛登奎被德州官军抓获并斩首于德州南关外。积贫积弱的中国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靠告密卖活人鲜血希图发点小财的人。薛登奎死了，给民族史册又增加了一段本来就不缺少的悲壮故事。
  据说，村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把薛登奎的尸首推回来时使用的那辆车子，上有那动人心魄的英雄的鲜血……
  这样一个近在身边的英雄人物，理所当然的引起了作为德州地区首府的德州市那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一九五九年，大半生从事教育事业、晚年以民主人士身份出任德州市副市长的许效农先生到市京剧团看节目，和剧团领导成员谈起创作新剧目、发掘乡土历史题材的问题。许市长说，明年是义和团革命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我们德州地区是义和团的策源地，应该有人创作反映这一伟大革命的剧目。我们作为首府驻地的文艺团体，应该走在全地区前列，责无旁贷。他又具体出题目说：“比如义和团英雄薛登奎，他是城东薛庄人，为义和团事业慷慨捐躯，就该搞个戏嘛！薛庄距德州仅三十里，了解情况也方便。过些年后老人们都过了世，再搞就更困难了。……”这番话引起了时为剧团业务股股长的祁维华的注意。舞台创作经验极为丰富的祁维华先生，时年三十一岁，三十岁时编剧的“十二寡妇征南”，演遍大河南北、中原大地、东北三省，成为市京剧团独创的长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当下许市长的话引起了他的深思与重视。他当即向许市长请问在哪儿可以找到薛登奎的文字资料。许市长建议他去找宣传部的姚庆贞同志，说他手里有一本乡土教材，上有薛登奎的史料。就这样，祁维华在姚庆贞处找到了一本德州乡土教材，上有关于薛登奎的史料三百余字，因记述过简，只能算是个线索。这就是祁维华搞义和团这部戏的初始动机和原始资料来源。后又经过了一番艰苦的采访，充分汲取了德州人民反抗外侮的斗争史迹，这才开始了写作过程。从一九五九年初动笔，经过近一年的艰苦笔耕，写出了《德州烽火》的初稿，在德州市有关领导的首肯下，于当年就搬上了舞台试演出。试演出效果强烈，场场爆满。观众对于当地素材写成剧本搬上舞台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这无异大大鼓舞了祁维华精益求精的搞好这部戏的信心。此时省里又曾抽调祁维华赴省修改《德州烽火》，著名戏剧家包干夫、翟剑平等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祁维华依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些大的修改，并将剧名改为《义和团》。
  从《德州烽火》到《义和团》，这部戏始终采用了薛登奎的真名实姓，剧情设计了两条线。一条主线是外国传教士博特尔要在土桥一带勘查地形、准备找矿，激起薛登奎与乡亲们的反抗，义和团因而起事；副线是外国传教士借传教之机，奸污了德州秀才文顺的夫人，文顺为报仇起而加入了义和团，薛登奎率团众攻打德州受挫，退守药王庙，后在朱红灯派兵协助下攻占德州城，全剧以义和团大获胜利结束。这是一个传统戏剧中习见的大团圆的结局。布景制作采用土桥一带的平野桃林、德州南关街的天主教教堂钟楼、柴市街东口的药王庙等为主，全是德州人很熟悉的景象。尤其为了追求义和团时代的生活真实，武打使用真刀真枪。一九六〇年，德州市京带着这部戏去东北巡回演出，在沈阳胜利剧场连演十七场，由于效果极佳，指名光要“义和团”。“你们的其他剧目我们看过，义和团看着新鲜！”剧团只得重排了演出计划。后又去哈尔滨，在友谊宫演出，哈市先安排十三级以上高干看了专场，尔后在三个月的演出中，“义和团”的上演率也很高。……东北之行大获成功。剧团为此购置了全套服装道具，舞台上焕然一新，蔚为壮观。
  在哈市演出时，还发生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小插曲，此时正值薛登奎的两个孙子因生活困难流落在此，见海报有家乡剧团演出，就去观看。主角一登场，念定场诗道：“俺，薛登奎，祖居城东薛庄人氏……”哥俩不禁泣不成声。因害怕看到爷爷被斩首的悲惨场面，哥俩遂中途退出，在无人处抱头失声痛哭了一场。
  《义和团》从问世起，到“文革”前夕，以江青一伙“使唤着挺顺手”的“金棍子”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为契机停演一切古装戏为止，在舞台上“火”了七年之久，共演出了二百余场。除在本市和东北三省的演出外，还到过胶东、惠民等地，所到之处备受欢迎。这个戏在一切关心京剧的德州人的心目中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他的人物原型所在地——陵县土桥公社薛庄村，人们更是奔走相告：“咱老爷爷的事编成大戏了！上了台了！”一时进城看义和团成为时尚。这部戏“文革”后没有恢复，没有修改发表，是令人婉惜的事情。如果当时发表了，他将是全国第一部反映义和团的大型文艺作品。仅在初稿阶段，一九五九年，德州市为纪念建国十周年，编印了一本《东风劲吹百花红》，收入了《德州烽火》，这才留下了一点可资研究的资料。另剧团在大连演出时自印了演出本。追寻它没有进一步挖掘发展的原因，也不能仅仅归因于京剧的全国性萧条。首先，1964年省戏研室就有人指出：“设置文顺这个人物并使他成为义和团战士〈而不是叛徒或动摇妥协分子〉有美化地主阶级”之嫌，已给这部戏的夭折埋下了伏笔。进而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剧团的一些人，指剧中的薛庄老农出场时的念白“叹叹叹，荒旱年……”为诉社会主义之苦，更是荒谬绝伦。这无疑挫伤了祁维华的创作热情。“文革”中的批判属愚昧无知或别有用心，姑置不论。另一种意见来自权威，却颇为费解。其实，祁维华先生在剧中设置“文顺”这个人物是很有见地的，义和团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的参与，提出这样一个典型是需要胆略的；在该剧中，文顺夫妇的戏也是最有戏的，精彩而成功的片段。
  现在，距《义和团》的创作和演出，已是近四十年前的旧事了。往事如烟，既成历史。使我们从一个老观众的角度分析一下这出戏的得失利弊成为可能。作为一种先天不足，不妨说这出戏从一开始创作，就带着“因人设戏”“适应本团需要”的实用色彩。从剧团客观条件的限制来看，薛登奎作为主角，应是文武老生应工更好，既可以通过武打表现他的骁勇善战，又可以通过唱段表现他的内心世界。但市京剧团显然缺少这样一位文武兼工的优秀老生。扮演薛登奎的演员张少楼先生，武功称职有余，唱功则差强人意而已。因此这个戏抒情优美的大唱段明显不足。另外，从剧作家主观条件说，祁维华先生既有通过这部新编历史剧，在艺术上实现比之“十二寡妇征南”有所突破的强烈愿望，又似乎有以完成任务“不被挑眼”为前提的顾虑。这是一种矛盾心态，终于屈从世俗，把一个很有特色的悲剧写成了一个大团圆的故事了。而这一点甚至是违背史实的。如果搞成悲剧，肯定更具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愚见如此，不知祁先生以为然否？当然，极左路线的步步进逼，“文革”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这些条件都大大的限制着作者，是这个戏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
  现在，当年出演《义和团》的演职人员，多已年逾古稀。祁维华先生今年适七十岁，还在辛勤笔耕，撰写老“市京”的史料。几位主演〈扮演薛登奎的张少楼、扮演文顺的张啸林等〉则已经作古了。但他们毕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给德州舞台留下过一页辉煌，联系到京剧现状，令人时有不胜唏嘘之慨。因写下这篇小文，以备文史之需，而为纪念之忱。一切为人民作过好事的人都有权利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能够长久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必是那些有价值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