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为了故乡的一片热土——记西魏村党支部书记邵玉兰
  袁书平
  她，不是诗人，没有写过脍炙人口的诗篇。她，不是作家，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但她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不穿军装的带兵人。她，智慧勤劳，无私无畏，用结实地脚步走过了62个春秋。在她身后的路上，留下了一个接一个的奉献脚印。
  她就是原德州军分区、地委、行署命名的“民兵带建最佳示范点”民兵连指导员，“国防后备力量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德州市“模范人大代表”，“样板小康村”西官道魏党支部书记——邵玉兰。
  1935年4月，北国的初春，依然朔风正紧。一日，冉曦正红，在鲁北平原上的一座陈陋的矮屋里，传出一阵婴儿啼哭声，一个又白又胖的“千斤小姐”，落生到邵家。父母双亲这个抱抱，那个亲亲，都夸孩子灵俐聪明，洁白如玉，于是，为她取名玉兰。饱经忧患的父母双亲，为了让玉兰上好学，五、六岁就为她缝织了土布书包，送她上学堂。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德州城。邵玉兰的父亲和四个兄长，先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尾随渤海军区肖华司令员，奔赴了杀敌前线。1943年10月，玉兰的三哥在一次战役中为保护首长，英勇牺牲。小玉兰满腔仇恨，把花书包一扔，与娘亲哭闹着要当兵，一心要象父兄那样，报效国家和人民。遗憾地是，邵玉兰到部队当女兵的夙愿未能实现。她18岁那年，风华正茂，勇敢地当了一名飒爽英姿的女民兵！挎上了五尺钢枪，和男民兵一样，摸爬滚打，投弹射击，拉练野营，在故乡的热土上，苦练杀敌本领，保家卫国。
  1956年10月，邵玉兰这个苦大仇深的女娃，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走上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岗位，担起民兵连指导员的重任。当时，她文化水平并不高，且未经历过军营生活，何谈带兵？又怎能降服贫穷这个“鬼魔”，战胜不测风云的天灾？这在当时简直成了四外八乡的一大新闻。社会上众说纷纭：有说“她少貌不压众，女人当不了家，会乱了套”。有的说：“她管人怕不成，为她操心道是真的”。她自己也感到压力重大，怕自己有负重托。邵玉兰碾转反侧，长夜不眠，心想，组织上让我担任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是人民对一个共产党员的希望，怕困难不为志士，容逆言才算智人。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头顶困难上了任，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二
  邵玉兰一干就是40个春秋。为了故乡的一片热土，她从一位18岁的少女变成了六旬带兵人，她组织发动连队民兵，带头脱贫致富，兵民同步走上了小康路。一举成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命名的“文明村庄”和省级“明星村”，德州市、区两级“农村样板小康村”，德州军分区、地委、行署命名的“民兵带建最佳示范点”和带建达标单位。她本人也被授予“国防后备力量战线先进人物”，市、区两级“模范人大代表”。
  西官道魏是民兵连驻扎地，150座民兵住所一个标准，整个布局呈正方形。“军营”两侧，围织了花栏，营院内石坡鱼池，碧波荡漾，活蹦乱跳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向人们点头致意。宽阔平坦地环村柏油路两边栽种了国槐、法桐。在阳光照耀下，映出了一条银灰色长带，将营地、村庄、田野、乡村与城市，紧紧地系在了一起。绿荫下，民兵之家，院里院外，镶满了牡丹、月季、冬青、玫瑰、菊花。民兵住所里装上了程控电话，直拨国内外友人，为走出国门架起了一座空中彩桥。晚上，高悬的路灯将主巷和整个“军营”照得灿亮通明，让人觉得仿佛行进在都市街道上。在这里，无论你走进哪一家，鲜艳的美人蕉、夜来香，都会把你带进一个赏心悦目的殿堂。
  是啊，西官道魏民兵连驻扎地，在山东省德州市来说，是数得着的小康明星村。可历史被阻碍的太久了，摸索了20年，动乱了10年，徘徊了2年，它早已不耐烦了。1978年以后，党的富民政策如同澎湃的黄河，席卷着我们广大的国土。邵玉兰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带着希望和追求从困惑中走出来，似一只奋飞的雄鹰，拥抱着民众。她千方百计为兵民牵来了高压银线，带领着民兵，用双手墩出了埋在地下的甘泉，搓起了一座引黄电灌站，使自来水流到了每个民兵的庭院。干枯多年的盐碱地和西官道魏民兵，尝到了母亲乳汁的甘甜。以井保丰，以河补源的夙愿得到了实现，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公共积累年年增加，人均收入步步增高。西官道魏一跃成为德州市“民兵带建达标单位”，富裕村、小康村。在原来为“0”的起跑线上，发展到了今天的固定资产2000多万元。全村138个民兵家庭，120户有了致富门路，搞畜牧、养殖和运输“三产”的人数占连队民兵总数的89％。1994年，西官道魏村，国民生产总值120.68万元，人均占有2305元；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51.3万元，人均占有6702元。
  三
  人常说：知足者常乐。邵玉兰却乐而不知足。为了彻底改变西官道魏民兵连队面貌，抓好新形势下的民兵工作，她独自一人，到外地参观考察，取经访谈，亲自绘图画样，建起了一所较高水平的全民国防教育学校。又投资40万元，建起了民兵之家、民兵会议室、连队办公室、图书室、俱乐部、民兵娱乐中心。为了配齐教学用具，她亲自为学校购置彩电、录像机、放像机、电化教学片、桌椅。改变了民兵教育条件，实行了电化教学，成为山东省最早试用电化教学单位，受到了德州地委、行署、军分区和山东省委、国家教委领导的好评，并多次受到表彰。
  为让故乡的热土变成金，故乡的兵民更豪杰，她还在民兵连队中开展了“五爱”教育和“兵民共建双文明”活动，办起了科技、文化、普法、人口学校。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较好地解决了社会治安、邻里纠纷、“军嫂”不睦等社会隐患。全村30年来无刑事案件发生，无赌博、无上访、无聚众斗殴现象。
  民兵刘福增，原是民兵连里的捣蛋鬼、淘气包。民兵连集体学习，他不是迟到就是缺席，即便是参加连队学习，也时常瞅着当“官”的不注意，溜之大吉。指导员邵玉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心想，这样的民兵若不及时帮助，不但“瞎”了他个人，而且还会影响连队其他民兵。于是，邵玉兰三番五次地跑到福增家，和他促膝谈心，与他母亲共同做福增的工作，并帮助福增家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通过谈心，玉兰摸到了福增后进的根底，劝说刘福增参加了连队民兵开展的“自尊、自爱”活动和普及法律知识教育课，与他结成了帮教对子。
  通过一系列帮教活动，邵玉兰用她那火热的心肠，熔化了一颗颗冰冷的心。民兵连队里团结友好、积极向上、拾金不昧、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好人好事、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上面叙述的浪子刘福增，在邵玉兰的帮教下确实回了头。有一次，福增在马颊河里冒着刺骨的冰凌，从河里救出了一名不慎从桥面落水的妇女，不留名，而他却差点冻僵了身体。当落水妇女家人跑来答谢时，人们才知晓是刘福增干了一件舍己救人的好事。再如北京广播器材研究所一辆大货汽车，不幸在104国道沿线的西官道魏村南出了车祸。有图财的个别群众，非但不管，且还哄抢车上的物资。刘福增等民兵见状，一边阻止，一边组织民兵抬受伤者截车，护送到州城医院治疗，并将满载无线电原件和广播器材的货车，簇拥着推进了民兵连大院保护起来。后来，北京广播器材研究所领导为重谢该连民兵，专程送来了两千元酬金和镶有“人民忠诚卫士”的牌匾。民兵指导员邵玉兰，惋言谢绝了京方酬金，只留下一块充满兵民团结如一人的热情横匾。民兵们手捧横匾，感慨万千……。
  西官道魏，这个中国军营找不到的民兵连队，在指导员邵玉兰，连长刘吉胜的领导下，实现了民兵工作新突破，像奔腾的黄河水，带着一片热土上的故乡情，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滚滚流去；像黄河岸边升起的一颗星，凭借着太阳的光芒，在无垠的天空中闪烁、争艳……。
  科技引路果飘香 勤劳为本富一方——记果树种植大户李士华
  王春晓
  李士华，是全乡有名的果树种植大户。说他是种植大户，不仅是他种的果树面积较大，而且采用科学管理、科学种植，产量高、收入大。他不仅靠自己的勤劳致了富出了名，而且带领全村以至全乡果农共同富裕，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1990年秋收刚刚结束，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李士华，看着忙碌了一年的农民群众的收入不高，便筹划着农民致富的规划，一个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棉产量连年提高，过去做梦都想实现的“过黄河”、“跨长江”的目标，目前已都不在话下。但是，眼看棉花的经济收入逐年下降，农民种棉积极性严重挫伤，粮食单产在700斤左右徘徊，再要提高，幅度有限。作为一个远郊乡村，致富的门路在哪里？靠什么使农民富裕起来，共同奔小康呢？正当他苦苦思索的时候，乡里提出大力发展果树，推动农民致富的设想。这一设想与李士华的想法一拍即合。他立即行动起来，翻资料、找信息，外出参观，学习技术，通过向专家请教和学习外地经验，认定发展果树生产也要立足高起点，采用新技术，引进优良品种，增强果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呼隆。随即他就开始搞规划，做动员，把种植苹果作为全村农民致富的一个门路。为此，他整整忙了一个冬季。可是，现在都是一家一户的生产，种啥都由农民说了算，尤其是种果树，村里很少有人懂技术，如何使每个农户都能接受，把好事办好呢？李士华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带头。在第二年一开春，他除按规划在自己责任田里栽种了4亩，还把一户无劳动能力承包的2亩地也种上了果树，一下子就有6亩。很快，全村栽植了优质短枝型苹果树苗150亩。
  如今，这150亩果树大都接近盛果期，通过科学管理和精心培育，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已开始回报果农的辛勤劳作。李士华的6亩果树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全村每人仅果树一项增加收入700元，真正实现了“要想富，多种树”的愿望。
  科技引路任驰骋人们常说：“科技是农民致富的金钥匙”，这话一点不假，李士华就是抓住这把金钥匙并走进致富大门的佼佼者。平时，李士华很少进城，进城必去的地方是书店，一进书店他就像进入了知识的宝库，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看到好的农业科技新书总是爱不释手，他家里至今有果树和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数百本，并且都已熟读数遍。他还定阅了《落叶果树》、《山西果树》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各种科技期刊。这位新时期的农民，一有空暇就徜徉在农业知识的海洋里。与此同时，李士华还向外地学习、向专家请教，先后两次赴烟台、栖霞参观学习，取回真经。多次到泰安省果树研究所求教并与两位教授交上了朋友，从专家那里学到了不少真本事。
  1995年果树开始进入结果期，精心培育了4年的果树眼看有了经济收入。可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广大果农的面前，这就是周围各地栽种的果树大都进入盛果期，产量高、来势猛，对于起步较晚的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但是李士华心里有数，早在发展初期对这个问题就有一定预料，并在农业科技的宝库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确定了依靠科技进步指导果树生产发展的路子。他着重抓住了三手。一是：采用新技术，克服了一个个技术难题，促进果树早结果、多结果、结好果。在管理上，对追施肥水，病虫害防治，嫁接修剪，都采取新技术新方法，多法并用，综合施治。虽然果树品种是短枝型，结果期早，但是，也存在旺长不结果或结果少的问题。他在采用刻芽、环剥、拉枝办法的同时，采用喷施〓多硝唑的方法，以增加果枝，提高结果率，果农们戏称这种方法为“内外科结合，中西医并用”。同时，他还掌握果树不同生长时期对肥水的要求，在加强常规管理的同时，适时加施微量元素，叶面喷肥等技术以增加果实成色，提高产品品级。总之，他能根据苹果生长发育的要求和出现的问题，随时采用相应的方法措施，以提高品质和产量。李士华的6亩果树，每亩产优质果4000斤以上，比常规的管理方法高出1000斤左右。二是：在品种选择上，做到了产量高，品质好，品种多。在原来引进多个品种的基础上，通过向专家请教，引进嫁接了提前三个月成熟的“早捷”新品种，初步形成了品种的系列化，适应了市场供求的不断变化，使整个果树的结果期早中晚都有。现在他栽植的果树，从6月份“早捷”上市到9月份“红星”成熟，再到11月份
  “红富士”采摘，做到半年内月月有果，随时都有鲜果投放市场。今年6月份，他的“早捷”苹果在德州铁西批发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市斤单价都在1.4—1.45元。三是：根据市场需求，精心培育了高档果。李士华在新技术的运用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得心应手。他努力避开大路货充斥市场且卖果难、价格低的难题，通过向书本和专家学习，反复试验，在全乡首先成功地开发了纸袋套果和果面贴字新技术，深受市场欢迎，也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普通果每市斤单价在0.5—0.7元，套袋果每斤卖到1.4—1.6元，艺术贴字果则每斤再加0.4元，并且非常好销，大都远销北京四道口等高级市场。1996年，在全市果品评比会上，李士华培育的艺术果获得二等奖。1998年9月份“德州市’98经贸洽谈会”即将在德城区举办，洽谈会组委会指名李士华及其所在乡村的贴字艺术果参加大会展销。李士华充满信心地分析：洽谈会上，不仅会有一批产品成交，而且通过洽谈会，他的艺术果会名声远扬，带来更加可观的经济效益。
  汗水洒满致富路有人说：“科技和勤劳是农民致富的两只翅膀”，那么，在牢牢抓住科技这把“金钥匙”扇动起科技翅膀的同时，另一只强大的翅膀李士华是否也扇动起来了呢？这位精明能干的农民是不会放弃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勤劳本色的。其实，李士华致富的过程就是艰难创业的过程。目前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只有5口人，二儿子开一辆中巴出租车，女儿在北京打工，还有患病需要侍奉的老母亲，家里的6亩果树和10亩粮田全靠他和爱人两人管理。虽然他当了多年的支部书记，可从来不叫一个人给自己帮忙，一是自己劳动惯了，二是现在依靠科技种田，凡事讲究个细心，别人干不放心。因此，事事须躬亲。这就忙坏了夫妇二人，用“起早贪黑”，“放下耙子就是扫帚”的说法，已不能足以反映出当今有文化、有技术农民的全部内涵。这是因为，他们还必须懂现代农业技术，了解农产品市场行情和握有灵活的信息，才能在发展农村经济中一试身手。
  早在1995年，李士华就在书本和电视中了解到苹果套袋无公害，果面细嫩光洁，而贴字则能提高果品档次，深受市场欢迎，都能提高果品价值。于是就开始试着采用这项新技术。可是夫妇二人都是年过半百的人，整天在地里摸爬，累得精疲力尽，一天也就套1000多个，他们愣是干了半月，将能套的3万个果子全部套上。如果遇上乡里开会或公事外出，他就凌晨早起或中午加班赶出一天的活，就这样4年以来他们坚持采用这一技术。在果品上贴字可是吃苦忙活的事，开始实行这一技术时，李士华每晚在电灯底下，先用厚橡胶刻出印模后，再用废旧报纸刻字，往往忙到深夜，然后将字用浆糊粘在将要着色成熟的果子上，可是面粉浆糊和化学浆糊都不理想，不是脱落就是撬边，字迹模糊，效果很差。当时还没有现在所采取的胶带贴字技术。李士华就苦思冥想地黑白琢磨，如何将字粘的牢靠耐久，不怕风吹雨淋……。他想到防治棉花蚜虫时，向茎杆上涂药用聚乙烯醇粘合剂能使药剂在作物上长期不掉，他将这种粘合剂稀释后一试，操作又快粘的又牢，又经多天的观察，效果很好。后来，他与乡果树协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制造了电脑设计、机器剪字、采用不干胶作为粘结剂的专利技术，这一贴字技术由他起步研制，推广到全乡。如今，跟着他学的果农都采用了胶带技术，而他仍然携夫人一丝不苟地用他的“老”法。他这么做有他的道理，这就是费用低下又不伤害果子。去年底，李士华从村党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便有更多的时间在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果园里辛勤耕耘，细心描画。
  惠泽乡里同致富李士华致富不忘乡亲，先富不忘群众，他致富的过程也是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创业过程。他有了技术从不保守，有了好信息从不对群众保密，而是千方百计地透露传授给群众。整个果树培育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大都是由李士华首先学习，外出请教，加上认真钻研，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个人的果园里试验，试验成功再传授给群众。每一个新品种的引进，每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都是李士华带领群众共同发展的真实例证。他在传授技术的过程中，因文化和接受能力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一些普遍存在的技术问题，他利用党支部的有利条件，用喇叭广播，在田间地头传授，对一些文化低、技术差的果农，他用的最多的方法是直接到农户的果园里直接传授，手把手地教。对有文化的青年他就向他们推荐自己购买或订阅的书籍报刊。现在，在他的组织培养下，村里已有3名果树技术员。当他了解到“早捷”苹果成熟早、着色好，是一个很有市场前景的新品种时，在他自己引进嫁接的同时，也为其他果农引进接穗，有些果农掌握不了嫁接技术，他除了示范传授外，还亲手为他们直接操作。对一些起步晚的，他则从自己的果树上采下接穗，然后用芽接或枝接等不同的方法，保证他们都能成功地培育出这一新的品种。如今全村已有20多户栽种了李士华引进的“早捷”苹果。前几年村里出现了果树大量落果，烂果的问题，眼看快采摘的果子落的满地都是，又红又大的苹果几天内就烂掉，到手的收入白白丢掉，群众心疼，李士华心里也急。他急着到处请教想办法，终于逐步摸索出了一系列防烂果、落果的技术措施。对炭疽病、霉心病和轮纹病等造成烂果的三大病害，采用花期防治的方法，从根本上防止了烂果的产生。对落果的问题则在采摘前一个月和半个月分两次喷施不同浓度的〓乙酸，有效控制落果发生，并很快传播给群众，使一度想砍掉果树的农民又看到了希望，保住了全村这一主要经济作物，也保住了农民的金饭碗。
  苹果丰收了，当地的果品市场也趋于饱和了。卖果难又成了农民的一大心病。其实李士华也早在思考这个问题，他通过自己销果的渠道和信息，把北京四道口果品市场的客户请到了村里，由他安排吃住，帮助群众收购果品，很快在本乡李庄村形成了果品购销市场，畅通了与北京的供货渠道，尤其是李士华以及由他带动的全乡各村果树大户的套袋果和贴字艺术果，深受北京超级市场的欢迎。到1997年已有北京的7—8家客户被吸引到德州腹地的袁桥乡，不仅收走了本村的优质果，连全乡其他村的一些高档果也形成了北京客户的抢手货，一下子解决了全乡销果难的难题。
  李士华富了，也有名了，有功了，当他在村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乡里当即把他聘任为“德州市东达果业开发公司”副经理，使他更加专心致志地在他热爱的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
  汉字横书始于何时
  中国古代汉字书写是竖行，这大约和汉字初期的书写材料是木简、竹简，书写工具是毛笔，汉字是方块字等有关。
  等到汉代以后纸虽然发明出来，但汉字书写方式已有很久的历史了，仍然是通行竖写。就是隋唐雕版印刷出现，宋代活字印刷发明后，都仍是竖排竖行。
  到了清朝末年，一些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文化，提倡汉字改革，提倡拼音文字，力主改变传统书写方式，改用从左到右的“横行”排列方式。
  1909年我国已有了用“横行”排版的书，它就是提倡文字改革的刘世恩写的《音韵记号》一书。
  这个公司靠他支撑——记袁桥建筑公司经理王树森
  牛振瑛
  他一再对我说，成绩是大家的。他说，从年轻就爱这一行，一干就是几十年。别看干行，让他说可说不了。要写，就写他们公司的团结力量和他对职工们的感谢。
  我尊重他的意见。可是事实告诉我，支撑这个公司的主将是他。
  1976年5月16日，袁桥公社（当时属陵县）建筑队成立，8个人，6把瓦刀，白手起家。到年底，增加到62人，当年完成营业收入6万元，上交公社利润5千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建筑队沐浴着改革初期的春风，如鱼得水。到1980年底，固定资产达到5万元，上交利润1.2万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到1992年10月袁桥乡划归德州市时，已发展到拥有固定资产12万元，年营业收入160万元，上交利税4万元的规模，企业名称也由建筑队改为袁桥第一建筑公司。
  1996年到1997年底，公司固定资产达到21万元，年上交利税35万元，取得德城区优良工程公司资质证书，成为袁桥乡的龙头企业。
  同这些变化相联系的是一个人们不很熟悉的名字：王树森。
  王树森1940年出生在德州东郊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没上几年学就下了关东。在苦水里泡大的王树森立志要学习一门手艺，练就一身本领。他看准了瓦工这一行。
  生活的坎坷，磨炼出王树森坚强的意志。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钻研技术，学习做人。从此就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记得哪位哲人说过：性格决定一个人成功的一半。建队之初，王树森就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个性。当时任村支书的孟庆海兼任建筑队一把手，因村里工作脱不开，王树森带着6名工人，6把瓦刀，借了一辆木头小推车，闯进了德州市。
  也许就是这胆略和魄力，使他成为建筑队的领头人、支撑者。然而，刚毅、求实、纯朴、诚恳以及言而有信则是他和他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奥妙。
  从在物资局干维修到承揽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工程，无一不是靠王树森的品性和人格。他没有多少文化，说话直来直去，从小崇尚做一个正直、厚道、共得住的人。的确，王树森凭着他的憨厚豁达，闯进了德州建筑市场，立住了脚跟。先后完成了物资局下属各公司工程、区工商局工程、十中宿舍楼及德州商场工程。现在，仍有上百万的大工程正在洽谈中。
  他象一块强力磁铁，把班子成员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不停地释放着能量。前几年，公司每年都有农转非的指标，可他都让给了其他同志，并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盖房安家。赵培玉的孩子上学遇到了难题，他让女儿帮助跑，直到办成，赵师傅一家颇为感动。
  有人说他是“大款”。可王树森最不愿别人这样说他，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不容置疑地说：“我不是大款。”因为在他眼里，“大款”是指那种暴富后骄横的，喜欢斗富、摆阔、动辄挥金如土的人。这些年来，王树森和他的建筑公司是挣了钱，但他从不乱花，从不摆阔。至今，公司驻地还是租用的长青街居委会。乡政府考虑到他们跑业务，决定给辆车，王树森坚持不要。平时用车全是租，他说，这样费用少得多。
  对公与私，王树森有严格的界线。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均在市里，而且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不知道的人，一定认为他凭自己的能力和关系把儿女们迁进德州市并逐一安排的。事实确非如此。作为父亲的王树森，对孩子只有严格的要求，简单纯朴的教导，他只要求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孩子们争气，都凭着优良的学业考进相应的学校，而且学有所成。他的女儿在丈夫单位分到一套住房，要铺地。有人说，你爸爸是建筑包工头，这点活还成问题！可是女儿深知爸爸的禀性，她自己买了地板砖，与爱人和弟弟一趟趟运到楼上。只是请了爸爸公司的两名师傅给铺了铺，最后还交了工钱。
  王树森说：“我不懂得什么境界、觉悟，更深的道理我讲不出来，我就觉得，只要是个单位，就得象那么回事，只要你是个单位的头，说话办事就得让下面服气。”言简意赅，掷地有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每年春节，王树森回家，过了正月十五回公司，一扎就是一年。夏天的中午，他也从不睡觉，他说：“工人们不分昼夜地干在工地，一旦有问题找我，我正睡觉，不象话。”王树森干了大半辈子建筑，其他同志多数都盖了新房，可他家仍是旧房子，有时下雨还漏。这，也许你不信。但确是如此。
  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终于使他积劳成疾，病倒被送进医院。人们络绎不绝地去看他，大家多么希望他早日出院啊！公司离不开他。然而，大家又多么希望他能多休息一会儿，他太累了。
  出院后，他的腿不象以前那样灵便了，走路受到限制。但是他仍坚持在公司上班。该跑的业务坐上出租车照样跑，该把关的他也必须亲自去看看查查才放心。
  王树森的妻子是个贤淑能干的女人。她爱丈夫，也理解丈夫。她拼命地种地，拼命地干家务，为的是替丈夫分担一些，让他在成功的路上走得更快一些。但有时，她也玩笑地埋怨王树森一句：这个家你是不要了，光要你的公司吧。每当此时，王树森会象一个开心的孩子狡黠地笑笑：都要，当然都要。确实，家和事业都是他的寄托。妻子务农治家的能力，他从内心感到钦佩和自豪，儿女们的进步一样使他欣喜若狂。
  采访结束了，王树森起身要送我，我把他按回椅子上。会计张学敏跟着我送出门，站在居委会的小院里对我说：“要按现在王经理的岁数和身体状况，该休息了，我们这一伙的愿望也是如此，可是他坚持要上。从实际讲，我们这个公司这些年真离不开他，完全靠他支撑着！”
  勇于攀登的人
  杜文祥
  改革开放的大潮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时代精英，开拓者们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崛起的颂歌。在这当中，有名不虚传，功绩显赫的企业家们；有任劳任怨，为社会主义大厦增砖添瓦的奠基者；也有默默无闻，不知疲倦，勇于攀登的实干家。
  本文所记述的是袁桥乡亨通机械加工厂厂长刘丙南，现年53岁。就是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乡镇的富强，不知疲倦的勇敢攀登。他的精神，他的企业，他的成功，他的经验，或许对于同道有所启发和鼓舞。
  刘丙南毕业于石家庄技工学校，1964年刚满20岁便进入了乡办农机修造厂，当一名电焊工。1972年，由于厂主要领导指导思想有误，企业管理混乱，车间被迫停产，工人成了产品推销员，企业变成了“商业”。刘丙南看着好端端的企业将毁于一旦。他在忧伤、在质疑，然而，他没有沮丧，他主动找到领导自荐当了厂长，并大胆地推出旧房改造，设备更新，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举措，先后创办起棉油加工、钢窗制作项目，年创利税8万元。为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刘丙南四处奔波，传经送宝，帮助德州、陵县、二屯建起棉油加工厂，因而成为当时农村乡办企业的一面旗帜。
  1986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面对“无工不富”，大力发展工业的大好机遇，刘丙南瞄准了铝合金产品的制造。他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讲：“百业待兴，事在人为。上铝合金是个方向，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需求量大、用途广，我们不上，等待何时？”刘厂长的一番话，打动了干部职工们的心。不久，他们便与航天工业部新光机械公司和沈阳动力机械厂签定了联营合同。有大企业做为依托，凭全厂干部职工的齐心协力，很快生产出合格的铝合金产品，产品投放本地市场并远销丹东、沈阳、大连等城市。1988年，仅铝合金产品创产值100余万元，实现利税15万元。
  “只有不断地开发新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企业才能得以生存”。企业有了转机，然而，刘丙南与全厂的干部职工，为了企业的兴盛，不知疲倦地向更广阔的领域进取。1989年，他们又大步迈进了轴承集团的行列，与产品外销俄罗斯、欧美等国家的鲁德轴承厂联营，加工轴承配件，年产轴承配件240万件，产品在市场占有相当的比重，深受用户的好评，同时得到省、地、县及行业部门的赞誉。正当企业蓬勃向前发展之时，由于常年的奔波和劳累，刘丙南这位从不知疲倦的汉子病倒了。疾病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全国性的紧缩银根，市场的过度疲软，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滑坡现象，自己与企业干部职工苦心经营的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到1992年，企业终因“三角债”的困扰，被迫转让。
  1996年，改革开放的呐喊声，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崛起，不时的撞击着刘丙南的心灵，他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经过几年的调养，身体日渐康复，“就此平平淡淡的过舒适安逸的生活，还是东山再起，大干一番事业，实现和完善自我……。”面临着生活的重新定位，刘丙南没有退怯，没有消极等待，凭着几十年创业经验的积累和所学专长，他认定创办机械加工业，前景依然光明。没资金，没场地，办企业谈何容易！刘丙南信奉这样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与长庄乡王景田四处奔波，求亲告友，筹资15万元，租赁长庄乡敬老院200平方米的场地与厂房，从烟台购置3台油压半自动车床，招聘了13名熟练工，为德州轴承厂加工制造轴承套圈。企业建立了。起初，刘丙南与他的合作伙伴们，一方面稳步生产，求得暂时低额利润，逐渐积累；一方面进行有目的，有重点的市场调查与预测，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企业的发展方略。1997年4月，根据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他们千方百计，多渠道筹集资金，购置了24台较为先进的仪表车床，进而，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企业由建厂初期的来料加工型，一跃转变为直接生产经营型，产品远销山东、河北等地，企业形势日趋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前进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正当刘丙南踌躇满志，企业充满希望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市场经济的急速发展，刘丙南与合伙人在事业发展认识上的不一致和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方法的各抒己见，企业再度陷入“分化瓦解”的境地。怎么办？就此偃旗息鼓还是激流勇进，刘丙南彻夜不眠，苦苦的思索着……。人们常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企业发展到今天，如此规模，是创业者们用血汗换来的，不能就此毁于一旦，要挺得住，要鼓足勇气闯下去，刘丙南决心已定。
  事不宜迟，刘丙南跑遍整个袁桥乡，几经考察，在袁桥乡杨庄村选择了适宜建厂的场地，并按标准化技术设计出施工方案。同时，采取了一边施工建设，一边组织恢复生产的办法，艰难而又发奋地、执著地向前走着。这期间，他以企业的信誉，取得银行贷款，从浙江新昌购进10万套锻压轴承毛丕套圈，充分利用合作企业分散解体后的生产设备，组织工人搞起精加工，第一批产品10万套精制轴承套圈全部脱销。
  1997年5月，新厂房建成了，刘丙南有了自己的企业，工人们心喜若狂。这一切，是对刘丙南及其创业者们付出艰辛后的丰厚回报，展现的是历经坎坷后的坦途。然而，刘丙南与他的工人们没有被成绩所陶醉，仍然觉得企业刚刚起步，需要更多的劳动汗水培养、扶持，并发展和壮大。为了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打破产品单一的生产格局，刘丙南反复考虑决定，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和长年积累的生产经营经验，并根据市场的需求，开辟钢窗、铝合金产品生产和加工项目。功夫不负苦心人，产品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从起初的送货上门，很快变成了订货到厂。
  一切迈上正式轨道后，刘丙南便实施已规划好的方案。在企业内部实行定额记件制，定岗定责，按劳取酬；狠抓职工的业务和技术培训，人人持证上岗；建立起质量管理制度，设立专职质检员。刘丙南既当厂长，又当工程师和技术员，同职工共甘苦，与企业共命运。到1997年底，企业已有固定资产26万元；流动资金10万元；生产加工轴承套圈40万套，钢窗、铝合金产品800平方米；销售收入60万元；创利税10余万元。
  历史上，许许多多建功立业的人都是在沉重的压力下崛起，在成绩面前，刘丙南没有骄傲，他是一个在困难面前不甘低头的人，他仍然在思考着，打算着。问起今后的计划，他情绪激动，对未来充满信心。在今后的企业发展中，我们将牢牢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深挖生产潜力，不断扩大再生产；突破产品单一的格局，打破行业界限，发展多种经营，充分利用袁桥乡的经济优势，建设新的果品批发市场；要在企业管理上作文章，在经济效应上下功夫，争创袁桥乡的利税大户。
  时代呼唤着敢作有为的强者，成功属于勇于攀登高峰的人。刘丙南和他的创业伙伴们虽历经磨难，使企业成功的崛起在鲁北大地上，但他们脚下的路仍漫长而又艰难，在他们面前，还有更高的山峰需登攀。
  袁桥境内的黄沙会
  袁桥境内的黄沙会始于1935年，在防匪防盗守望相助的基础产生的。由该乡西尹庄尹德城、尹德俊发起。日军侵入德县后，兵燹匪患，民不聊生，黄沙会遂迅速发展起来。设有常备武装，所需费用由村民摊派。信徒称弟子，供奉洪均老祖，村设佛堂，设掌坛，镇坛各一人，分管设坛保场和求神附体事宜。晚间跪拜后，佩带内有护身符的红兜肚，手持枪刀绕村巡查。至1940年成盛期，袁桥一带各村都有黄沙会会员。胡庄崔振东，有祖传拳术，两个女儿也有跨马舞刀的本领，成了周围各村的首领。1940年秋，崔振东率领黄沙会数千人，持抢刀扛长梯，分两路向德县城柴市街东门进军，攻打日伪军。崔氏父女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日伪军仓惶逃入火车站，后调集河北吴桥县桑园镇等处大批日伪军，进行反扑，黄沙会员死伤多人，崔振东阵亡，黄沙会的活动遂转向低潮。
  编者
  冬至话数九
  “九九”是我国北方，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一带人民很熟悉的一个杂节气，它从冬至这一天算起，每九天为一九，合计“九九”八十一天。如公元1998年12月22日（农历11月4日）冬至，所以从12月22日至12月30日为“一九”，从12月31日至公元1999年1月8日为“二九”……1月9日至3月12日为“九九”。从公元1998年12月22日至公元1999年3月12日恰好八十一天。
  “九九”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九九”歌是：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在一些地区还流传着以下“九九”歌：冬至属一九，两手藏袖口；二九十一八，口中似吃辣；三九二十七，见火亲如蜜；四九三十六，关门把炉守；五九四十五，开门寻暖处；六九五十四，杨柳皮细致；七九六十三，路上行人把衣袒；八九七十二，柳絮儿长上翅；九九八十一，以后农夫该早起。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