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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使袁桥村集体经济结构、经营管理体制、劳动方式、核算分配等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以评工记分、按工分配为主要特点的所谓“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已经被农民群众所抛弃。一个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专业分工、双层经营为主要特点的集体经济新体制正在形成，其中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分散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家庭经济，已占居了集体经济的主要地位，并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商品生产在袁桥的发展
  袁桥村位于乡政府驻地。全村共320户，1100口人；1340亩耕地，其中省级优质苹果、梨园550亩。
  解放前，袁桥村是个穷地方，土地脊薄，易旱易涝，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加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互相勾结，残酷地统治着中国劳动人民，袁桥村人民受尽了煎熬。1940年，中共渤海军区二地委在该地开辟了党的工作区后，袁桥村设立了区部联络点；1947年，党组织由地下转入公开，在上级党的关怀下，建立了村党支部。
  解放后，袁桥村人民在党和政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号召下，纷纷成立了互助组，少者几户，多者十几户。不久，互助组联合成了初级社，后来又与任庄、李庄、郑庄、牌子、庄科、杨庄等村庄组成为高级（友谊）社。李宪文（本乡李庄人）任社长，邱玉增（袁桥村人）任副社长。1957年秋，高级社为一村一社，邱玉增任社长，并兼任袁桥村党支部书记。
  袁桥村的历史所运行的轨道是弯弯曲曲的，而最强的历史感和最有挑战性的事实，是忧国忧民的袁桥人谁也抹灭不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无不决定于最强的共鸣感和偶然因素。正如大海是多层次那样，无数次的潮流都在无数的波涛推荡下沉浮浪涌。在每一个时代，袁桥人虽上下求索，但终因世事乖谬把历史阻碍得太久太久。人民公社化以后，全村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沟、挖渠、打井、平整土地，研制和使用新农具，农业上了一个新台阶，改变了袁桥穷历史，开辟了袁桥新天地。特别是历史衍进到20世纪70年代，王卓、周润生、潘世洪、袁昌梦等省、地专家来袁桥为这里的百年梨树更新后，300亩梨园返老还童，焕发了青春，每年收入10万元以上，全村的生产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袁桥村在陵县也属上游。即便如此，粮食产量却仍然很低，皮棉总产四、五千斤，工值不过一元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似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给袁桥村带来了勃勃生机。1980年实行了“四小管理”；1981年实行了“联产计酬”；1982年实行了“五定一奖”；1983年实行了“大包干”（大小队统一耕种、播种、浇水）。用老支书邱玉增的话来讲，那几年是一年迈一步，一年比一年强。是啊！从1979年到1983年的生产情况看确实如此。1979年378亩粮田，单产725斤，总产27.4万斤；棉花60亩，单产35斤，总产2118斤；人均分配收入102.78元。1980年实行“四小管理”后，355亩粮田，单产872斤，总产30.9万斤；棉花90亩，单产181斤，总产1.6万斤，人均分配收入187.09元。
  1981年“联产计酬”后，280亩粮田，总产29.3万斤；棉花183亩，总产3.2万斤；人均分配收入273.78元。1982年“五定一奖”后，170亩粮田，总产19.5万斤，单产1150斤；300亩棉田，总产6万斤，单产200斤。1983年“大包干”后，粮食总产21.2万斤；棉花6.6万斤；人均分配收入530.6元。这五年期间，袁桥村的棉田面积增加4倍，皮棉总产增加30倍。因此，棉花和梨果的销售收入一时成了该村商品生产的经济支柱。这里的农民发了棉花财，加之梨果收入、副业收入和多种经营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袁桥村生产和村民生活都有了较大提高。
  货币收入量决定支出量，而货币支出多少又强烈地影响着市场。农民有了钱，买得起生产资料，舍得向土地投资，更舍得向果树投入。1985年，村里从泰安、威海等地为农民购进了优质苹果苗，发展了550亩苹果幼树，达到了人均半亩园。多年来，袁桥村所生产的大鸭梨和胎黄梨、糍梨、日本晚三吉、糖梨等商品梨挤满德州市场，闻名德州大地。1990年，生产的优质苹果新红星、玫瑰红远销北京、广州、海南、深圳、香港、新加坡、俄罗斯等地。产量由1977年的年产50万斤，增至1997年的210万斤。果品的销售，扩大了市场，也为德州大地写下了辉煌。这里的农民和村集体的货币收入增加，更刺激了消费市场，农民和集体由原来的自己生产、自己加工、自己消费生产，一跃转化为市场购买。袁桥人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日趋社会化、商品化。截止到1998年，村集体先后为村民修建了5处电灌站，购置了3台变压器，90千瓦电机组，架起了4000米高压线，打机井16眼，买55马力拖拉机一部，购置精播机，配备了旋耕犁。建起了大礼堂、民兵、青年、妇女之家活动室，文化、科普夜校，敬老院、百货商店、饭店、卫生室、旅馆、电磨加工坊、修配门市部，高标准的学校、育红班。安上了磁化自来水、电灯和100余部程控电话。铺设了2000米长的环村柏油路，更换了1200米地埋线。疏通了内外交通，改变了生产条件，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农业生产和村容村貌及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服务，都有了相当大的改观。1997年，国民总值270.2万元，商业、第三产业收入60.86万元，人均纯收入1778元。1989年至今，先后被陵县县委和德城区委命名为“文明村”、“红旗党支部”、“小康示范村”、“安全文明单位”、“十星级文明村”。该村1997年十星级文明户达到了70户；九星级文明户达到了90户；八星级以下文明户120户。
  袁桥人的商品生产发展方向
  袁桥村自1986年以来，党支部、村委会在狠抓粮棉生产的同时，合理地调整了产业结构，把发展林果生产作为实现经济翻番奔小康的重要途径。1991年，粮食总产135万斤，棉花22.5万斤，果品收入55万元。而1992年，全村粮食总产151.8万斤，棉花只有1.25万斤，果品收入43.7万元。究其原因，一是农民种棉投工投资大、受益小（虫害严重，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假农药屡打不止），挫伤了棉农的积极性，农民不再愿意种棉；二是果树种植面积猛增（袁桥乡三中全会前仅有近千亩，村庄只有袁桥、杨庄、尹庄、东王屯等七、八个村子，现在全乡1.2万亩，43个村庄村村有果园），商品果价直线下滑，出现了严重地卖果难现象，果农伤了心。因此，袁桥村一时成为经济支柱的棉花和果品生产经营，受到了严重制约。
  针对上述情况，党支部、村委会为了不让村民心伤透底，重新调动起村民的商品生产积极性，采取了果断措施，从强化统一服务入手，完善了双层经营机制。做到了农业上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耕播、统一浇灌、统一打轧、统一供电。副业上统一管理，实行承包，责、权、利分明，签定合同多年不变。这样以来，袁桥农民的致富积极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调动，商品生产又有了新发展，集体经济有了壮大，专业户收入大提高。
  商品生产的发展，依赖于市场的形成，取决于市场的扩大，而市场量与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何使一些农户内部的分工扩大到全村，农户剩余劳力的转移能在全村实现，是商品生产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因为，只有让农民能在非农业行业获得有保障的较稳定的收入，且兼业部分的收入超过农业的收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会真正实现，土地才能集中到适于农户专业经营的水平，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的程度才会大大提高。所以，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为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找到了新的出路。而是必须创造条件，提供出路，剩余劳动力才能转移，专业户才会出现和发展，农民由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的转移才会实现。
  长期以来，农村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的状态，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之间的配置很不合理，农民不能在狭小的土地上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土地束缚着农民。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农业由自给半自给性生产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这一历史性变革，必然要求农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配置合理，必然要求将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因此，允许和倡导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流动，势在必行。
  袁桥村做到了，且做得很充分。他们在兼业农户发展时，将村里的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大市场上来。在历史衍进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五个春秋，投资78万元，建成了德州市城东最大的袁桥农贸大市场，设立了袁桥历史上第一个四、九大集。农贸市场分设肉菜、针织鞋帽、畜牧、成衣四个分市场和一个果品专业批发大市场，年交易额1000多万元。至1997年底，该市场拓宽面为21840平方米，建商业房105间，设固定摊位600米，临时摊位100米。市场内建有酒家、饭店、旅馆、文化娱乐厅、卫生楼、银行楼、邮电楼、税务楼、供电楼、服务楼。装有多只广播喇叭和40余部程控电话。可宣传广大村民和众乡亲，积极从商，发展商品生产，从事个体私营经济。也可电话直拨国内外各大市场，联系业务，开办信息咨询，扩大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市场的建立，使农村这个剩余劳动力天然蓄水池得到了充分挖掘，较合理地配置了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利用比。袁桥人已不再受有限的土地束缚，他们从困惑中走出来，走向了开阔地，书写着自己的感叹号，从小城镇（乡）一条街上寻找着幸福的奥秘。它的出现，绝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袁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商品生产的一种伟大创造，是实行农村经济改革后结出的一朵绚丽之花，是继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伟大变革。
  袁桥，这个州城东大门，为德州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东风。一个城乡交融的集政治、文化、商贸、金融为一体的商贸文化中心，似灯塔，像巨人矗立在德州大地。为德州这座古城写下了辉煌。我们相信，袁桥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在德州市委和德城区委“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号召下，这种新型的“农户经济”，一定能够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解决稳定完善提高中的问题，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向前发展。
  王官皈一殿
  王官皈一殿，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袁桥乡东王官村东部。此殿，系皈一道首陈希增创建（陈希增，道号悟真，东王官村人，幼读四书，善学武术，在平原县赵家洼皈一殿学道，1920年前后即到处讲道、化缘、筹集资金，在东王官修建皈一殿一座）。该殿有前、中、后三殿。前殿有合围明柱八根，靠山柱八根，鼓形柱石，台高一米，殿基以条石砌成。殿中塑神像，高约三米，罩以玻璃。中殿除雕梁画栋外，塑有二龙戏珠，悬于二梁之间。后殿三间，只有明柱四根，配有东西庑，西北角有偏后殿三间。正殿有三合院四处，道友和办道人员百余。1937年前后，香火正盛。有东北各省和附近诸县倾家而来的信徒。其盛极一时的原因有四：一是陈希增向韩复榘的母亲化缘，韩母除布施外，赠以“万道皈一”的匾额一方，悬于前殿，成为资本；二是陈希增善武功，扬言身轻如燕，窜房越墙，如走平地，使人误为神助；三是开设粥场，在冬春青黄不接之际，散粥济贫，以拢络人心；四是组织人员编写“善书”广为散发。每年春秋两季赶庙会宣传，蛊惑人心。
  陈希增死后，仅剩殿宇。1945年至1952年，该殿曾为德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驻地，1958年于该殿址建立陵县第四中学。今为东王官小学。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