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袁桥乡地处鲁西北黄泛冲积平原。这里土层深厚、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宜农作物耕种生产，是德州市德城区重要的粮棉、瓜果、蔬菜生产基地。
  说起这里的农业历史，并不平坦，远不追溯，可自明朝到德州解放前，既经历了明成祖朱棣“燕王扫北”的破坏，也遭际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摧残。加之气候的影响，常常是旱涝不均，灾害频繁。然而，勤劳淳朴，勇敢正义的袁桥人民，一代又一代的在这片古黄河泥沙沉积而成的土地上，生产出一茬茬粮棉、瓜菜，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他们培育盛产的鸭梨、胎黄梨、谢花梨和日本晚三吉梨，含糖量高、耐贮藏，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新红星、金帅苹果，更是闻名遐迩，它以个大皮薄、色艳味醇、肉细脆甜，赢得国内外市场消费者的赞誉。这都是劳动人民用智慧和辛勤汗水创造出来的成果。在这不足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有着誉满国内外的独特农产品，这不能不说是袁桥人民的骄傲。
  在旧社会，这里并不是乐土。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贫苦农民都有一本苦难史。除“三座大山”压榨，盐碱和频繁的天灾，还要受凶狠地主老财的欺压和剥削。根据德州解放前的资料，解放前的袁桥境内共有3376户，63800亩耕地，仅地主富农就占有4万多亩耕地。牌子村有120户，7730亩耕地，仅13户地主占地5797.5亩，50户富农和中农有地1700.6亩，剩下57户贫雇农只有231.9亩耕地，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为了活下去，贫苦农民只有去租佃地主的土地，或为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为地主、富农当牛做马。年复一年，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他们终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6年，共产党解放了德州，把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并领导贫苦人民斗地主、打恶霸、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从1946年底开始，一场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袁桥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通过这场斗争，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从政治和经济上彻底翻了身，罪恶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被彻底铲除了。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高唱“千年的枯树开了花，自己的土地回到家，挖掉穷根闹革命，从此再不给地主做牛马”。村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尽快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在党和政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为插伙的农户帮助耕种的形式，变工互助。年终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少出者向多出者补给工钱。这种形式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农户生产上的各种困难。在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全国尚未全部解放的形势下，对促进农运工作，支援前线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建国以后，农民有了一个发展生产的安定环境，迫切需要发展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使这种愿望没能实现。一部分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因无力抵御突发性天灾人祸的侵袭，重新走向破产。而一些较富裕的中农，却趁机购买土地，成为新的形势下的“富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走组织起来的发展道路，各村在党的领导下，自愿地组成了一批互助组。这些互助组大都忙时互助，闲时散伙。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一些个人难以解决的困难。但这种互助，没有长远计划，相互之间都存有临时观点，因而，没能发挥集体劳动的优势和发展多种生产。1952年，各村根据党的“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对原有的临时性互助组，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进行了整顿，原互助组办得好的，组员愿继续在一起的，转成常年互助组；问题较大的，重新组合成临时组或常年组。到年底，已有85％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
  195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号召农民要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向伴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辖区各村积极贯彻落实，大力宣传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富裕，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使广大农民了解农业发展前景，打消顾虑，积极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宣传、发动，到1954年，大部分互助组重新组合为农业合作社。初级农业合作社，一般一村一社，或一村数社。一个社四五十户至七八十户不等。社员入社，以土地入股形式，按地亩交纳股金，股金以牲畜、农具、种子、肥料、饲草或副业原料抵顶。政府为了支持贫下中农，还发放了股金贷款。土地全部入社参加分红，社员劳动记工分，收益分配按“地三劳七”或“地四劳六”，年终兑现。在组织领导方面，每个初级社由五至七人组成社委会，负责全社的生产和其他工作，设正、副社长各一人，另设会计、保管、生产、治保、妇女等干部。根据每个社员的体力和技术专长，搭配成若干生产小组，实行按劳记分，按工分取酬。社员入社后，一些辅助劳力和一些能工巧匠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参加副业生产，如开油坊、轧坊、集体养猪等，为农业社增加副业收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充分发挥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1954年冬，农业社社员自觉地把农闲变为农忙，他们积极开展积肥运动，整修高产稳产田，大搞以开挖沟渠和畦田为中心内容的农田建设，同时还大搞工具改革，推广胶轮车，手摇水车等，为发展生产，增添农业后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年，基本上风调雨顺，社员们生产热情异常高涨，他们齐心协力，积极开展劳动竞赛，农活比着劲的干，肥料变着法的向地里多施，终于取得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丰收年，粮食单产达到了172市斤，比上年增产11.6％。初级社的巨大成绩，使社员们受到了很大鼓舞。提出了“农忙忙到年廿九，吃了饺子就动手”的口号。
  1955年春季，遇到大范围春旱，1—6月份基本没有降雨，可初级社通过前一年的农田建设和打井修渠，大大增强了抗旱能力，他们挑水点种，基本上完成种植计划，而部分单干农民，在这严重的春旱面前却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单干的农民真心诚意地要求入社，农业社也本着“入社不分先后，一律平等”的政策和自愿互利的原则，积极吸收了新社员。当时，农业社十分重视民主办社的原则，注意积累办社经验，加强社务管理，干部自觉参加集体劳动，培养社员树立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观念，使农业生产又有较大发展，粮棉产量又创历史新记录，粮食单产达187市斤。祖祖辈辈受穷挨饿的农户家中有了自行车，缝纫机和挂钟。翻身后的农民，第一次过上“低水平”的幸福生活。
  然而，广大农业社社员渴求幸福生活的朴素愿望，以及迫切要求合作社稳定发展的心情，被急躁冒进的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打乱了阵脚。1955年冬，农业社社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文件，从思想上转轨定向，在党组织和工作组的领导下，先把小型初级社合并为一村一社。1956年春，又建立联村高级社。如友谊高级社，就是由袁桥、李庄、任庄、牌子、碾子赵、郑庄六个村组成。高级社的迅猛发展，使原来部分连初级社都未入的个体农民，也一起涌进了高级社，到年底，高级社总数为3处。高级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社员只留少量自留地。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分配劳动果实，取消了按股分红，执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分配政策。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超越了部分人所能接受的限度。在一部分农民尚未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迈进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因此，一度无法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加上部分社队干部不善于做思想工作和缺乏领导艺术，出现了严重的“平调”现象。高级社内部村与村之间生产资料的“大调换”经常发生，原作价入初级社的物资得不到兑现，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原定年度生产计划和劳动管理制度，都未能落实。在麦收后的大忙季节，社员出勤率降低，有的出工不出力，使部分农作物出现草荒，眼看着部分原来较富裕的农户要减少收入，他们不满意合作社，提出要退社单干，这时社会上也流传起“社地草多牲口瘦，收到粮食吃不够”、“宁愿单干饿死，也不入社累死”、“七月荒、八月乱，到了九月就单干”的一些顺口溜。一些富裕中农也纷纷闹退社、闹单干。
  尽管在初级社转向高级社的过程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和工作简单化的问题，但从总的来看，个体小农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还是符合绝大多数贫下中农意愿的。尤其是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农民大搞农田建设，打井修渠、改造盐碱地、增施肥料，开展超产竞赛，改革新式农具，采用作物良种和化学肥料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粮食总产766.5万市斤，比1949年的662.3万市斤，增长13.6％；棉花总产13.8万市斤，比1949年的10.3万市斤，增长25.4％；花生总产7.3万市斤，比1949年的1.0万市斤，增长86.3％。粮食生产已基本实现自给，实现了从政治上的翻身到经济上的翻身，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真正解决。
  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8年初，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各村作出了全面规划，建立组织，统一行动，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建设。6月初，贯彻落实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组织社员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说、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的指导下，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各高级社，都提出了大搞小麦“丰产田”和“卫星田”。亩产超千斤，甚至2000市斤或5000市斤；亩施五万市斤肥料；土地深翻两米半；每亩下种200多市斤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在这场被人为燃起的“虚火”中，有的村庄拆老房、扒旧墙，实现亩产过吨粮。八月底，各高级社，把所有劳力，按性别、年龄，按军事编制成班、排、连和各种形式的突击队、战斗队，实行大兵团作战，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深翻土地运动。由于头脑膨胀，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指导，因此，出现了过多劳民伤财的盲目行动。在大兵团作战的日子里，社员集中劳动，吃住在田间，实行生活军事化，大办集体食堂。还出现一股不小的“一平二调”风，劳力、畜力、种子、农具、肥料等，都无偿的在村与村、社与社之间进行平调。这种情况使广大社员叫苦不迭。切在这一“大跃进”形势中，大协作和大兵团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从本社范围，发展到乡与乡的协作。在这种脱离实际、主观膨胀的情况下，农业社的体制和所有制形式，已无法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冒进的形势已迫使农业合作社越办越大，生产资料所有制也随之而越来越“公”。
  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各地人民公社相继建立。实行“一大二公”，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工资制和粮食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思想得以严重泛滥。
  特别是人民公社出现以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不应有的变动，在所谓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口号下，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全部收归公有，甚至连社员的家用缝纫机也入社归了“公”。在“今后不存在私有制”的混乱思想指导下，出现了秋季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全部精壮劳力参加大兵团作战，秋收任务只能由辅助劳力和小学生来承担。当时真是，谷穗子、玉米棒子满地扔，棉絮满天飞。造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假相。人民公社建立后，在“共产、浮夸、高产、平调和生产瞎指挥”五风的影响下，家家砸锅、封灶、毁炊具，村村办起集体大食堂。收获的粮食，交集体食堂支配，社员们吃饭不拿钱，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村村还设立小食堂，流动人员发张票就吃饭。可是好景不长，到年底，粮食就出现了全面吃紧的状态。
  在农业管理体制和所有制的变更，将农业经济纳入“大一统”的轨道后，过热的气氛和冒进的情绪始终笼罩着农业，自1958年下半年始，两次出现“全民”、“大办”和“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既伤害了一些讲求实际的干部，也促成了假、大、空、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不讲科学的无知蛮干，给农业发展造成了不应有损失。1959年下半年，“虚火”再度燃起，在农民口粮极缺的情况下，又动员数万名民工上阵，开挖与吴桥县协作的“兄弟干渠”。
  1959年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公社停止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的分配办法，下放权力，实行三级管理，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过热的情绪和违背科学的瞎指挥，已极大地伤害了农业经济的元气，全乡粮食总产比上年减少154.2万市斤，棉花总产比上年减少15000市斤。至年底，由于粮食紧张，大部分集体食堂已不得不停办。农民生活困难，人口不断外流。
  由于高计划、高指标、浮夸、冒进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出现暂时困难。1960年夏，小麦单产60斤，至使大型的田间协作工程已无法进行，但局部小规模的协作生产和平调生产资料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曾一度提出要纠正“左”倾错误。多数人害怕“反右倾”、害怕被打成“反三面红旗”。所以，纠正“五风”不彻底。加之“五风”已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干群关系，社员情绪低下，加上严重春旱和秋旱，农作物长势很差，导致1960年农业大减产，全乡农业总收入和粮食、棉花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62.40％、49.26％和63.34％％。粮食大减产，给广大社员带来严重生活困难。大跃进的余热，迅速降下温来，所有的规模工程不得不一个个“偃旗息鼓”。社员开始“休养生息”。
  1961年，在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建国后最严重的春旱、夏涝和秋涝。从1960年的10月到1961年的6月，连续230多天没雨，出现了小麦大面积绝产地块，20785亩麦田，总产110万市斤。1961年7月份以后，又连降特大暴雨800多毫米，加上前两年开挖的大量半拉子水利工程，破坏了地上水的自然流向。造成田间大面积水。未积水地块的夏玉米也因泥涝，无法管理，致使杂草丛生，草比苗高，出现了草荒连片，虫灾泛滥的被动局面。10月份降雨又出现历史上所罕见的110多毫米的记录，至使秋播无法正常进行。在这全年大自然灾害中，全乡农作物频临绝产，粮棉产量均降至历史最低线，全年粮食每亩单产只有82市斤。这个乡的袁桥村，在秋季分配口粮时，人均只有八斤玉米槌。不得不靠国家救济，成了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的重灾“户”。
  在工作出现严重失误，广大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1960年冬，党中央又连续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各公社全面清理了平调的各种物资，并组织退赔，把原来收缴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禽也退还给社员。对无条件继续办好的集体食堂也一律撤销，重新开放了已停止的农村集市，对社员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拥护。翌年，袁桥从曹村公社析出，成立了德州市袁桥人民公社。
  袁桥人民公社成立后，为了发动社员开展生产自救，在社员口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根据上级指示，向社员重分了自留地和饲料地，在灾情重的队，还采取向社员“借地”和发动社员“开小荒地”等形式，多分给社员一部分耕地。社员充分利用这些土地，提高产量，对补充口粮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为尽快恢复和发展集体生产，加强了劳动管理，普遍推行了“包工到组、责任到人”的劳动管理办法。并由“一包两定”（即包总产，定上交实物数额和定上交现金数额，余归生产队分配）发展为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
  1962年，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尽管这年又遭受严重夏涝，但由于政策对头，加之广大社员积极抗御灾害，加强农田管理，终于取得了好的收成，全年粮食总产和单产分别比1961年增加128万市斤和28市斤。农业初步恢复了元气。在这期间，1963年冬，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下，针对本社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带领全社人民，大打了一场以抗洪排涝和治理盐碱地为中心内容的农业翻身仗。有力地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也经受了1964年特大洪涝的考验。1964年，虽年降雨超过历史最高记录，达1000多毫米，但经过全社人民整地改土，治碱治水，全年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的粮食总产量增281.5万市斤，棉花的单产和总产分别为27市斤和9万市斤。
  在1964年抗灾夺取较好收成的基础上，1965年全社人民一鼓作气，组织近万名劳动大军，投入了治理开挖护路沟的排水工程。这一工程对保证低洼地的排水有重大作用。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1964年特大洪涝过后，1965年又遇上了历史上少有的干旱，全年降雨只有250毫米，全社人民积极寻找水源，从入夏到深冬，全社开展了淘旧井、挖新井群众运动。大大增强了抗旱夺丰收的物质基础。在大灾之年终于夺取了好的收成，粮食总产比1964年增长11.22％。同时，涌现了一批小麦高产单位。受到了陵县县委的表彰。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三年的调整工作，到1966年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除在农田建设方面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农业的发展增添了后劲外，还大力推广了农业科学技术，提高了粮棉种植水平，引进并配制了一批农作物良种。为了大幅度提高农业种植水平，公社组织并带领世世代代从不离乡，更不曾离“井”的耳目闭塞的大队干部，到外地参观学习，从而打开了袁桥这个狭小的门户，使外地的先进技术和种植经验，源源引进袁桥公社。1966年粮食总产、棉花总产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34.23％和5.3％。但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思想领域还在步步发展。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的“大四清”；均在全社范围内铺开。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上纲上线，调子也越来越高。到1966年底，在全社各大队蔓延开的“文化大革命”，把三年调整的成果，进而把建国十多年的成绩全部否定。重新把袁桥公社的农业生产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矛头便对准了公社党政领导干部，甚至连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也都成了“走资派”，他们遭到了无休止地批判、斗争。农业生产“以粮为纲”，经济作物被挤压，生产不讲效益，形成了“单打一”的局面。1967年初，造反派夺了权，原领导班子绝大部分瘫痪，使全社一片混乱，生产陷入停顿之中。1967年夏季，草荒遍地，虫害泛滥，玉米无人锄地施肥，棉花无人打权整枝。到深秋，小麦没按时下种，出现了成片的撂荒地。可对所谓的“资反路线”的大批判，却步步深入，声势越来越大。“文革”派把前几年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采用的“两定一包”、“三包一奖”和“包产到户”等批判为“资反路线”，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把帮助社员渡荒所采取的应急措施，重分自留地、饲料地等方法，批判为鼓动社员搞单干；把加强劳动管理，批判为“工分挂帅”；把前几年的农田建设成绩，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等等。从此，正在进行的农田建设被迫下马，农业生产又出现低潮，1967年粮食总产比上年下降了29.72％。1968年形势更乱，加上全年干旱，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比1967年下降56.54％。粮食总产只相当1960年水平，这一年全乡吃统销粮28.35万斤。因此，1968年秋收以后，不少农民为了糊口，不得不成群结队搭火车去泰安、滕县、泗水、枣庄、临沂一带换瓜干。广大农民从现实中，认清了造反派的真面目，迫切希望原来的社队干部站出来，领导他们搞生产。1970年全社恢复党组织，各大队农民重新选出了自己信任的干部，从此又带领着全社已觉醒了的广大农民群众，在70年代的岁月中，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从70年代初期始，勤劳智慧坚强的袁桥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农业学大寨”的年月里，从本社实际情况出发，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为了尽快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决心根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旱、涝、碱害，打一场农业翻身仗，修建一批稳产高产田，为子孙后代造福。自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袁桥公社党委先后组织大队支部书记，部分生产队长到石家庄、大寨进行参观，学习先进生产经验，解放了干部农民群众的思想，并于10月份组织水利专业队，大搞了沟成网、地成方、条条道路树成行和排、灌、路、林相结合的“三成四结合”水利工程。连续三年完成土方达70万方，基本完成了袁桥、杨庄、庄科等十个大队的方田配套工程，保证了以上大队的灌溉问题。到1973年，全社粮棉统算人均占有530市斤，社会总产量比1970年增长66万斤。
  在初步实现“三成四结合”以后，1975年公社党委组织干部群众，通过学习中央文件，摆事实、找差距、定措施，在全社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大干社会主义有理、有功、光荣的热潮，抽调社置部门负责人，组成工作队，进驻落后队，帮助工作。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工作中心转移。按照上级的要求和群众的愿望，党委制定了袁桥公社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在同年10月，又参加德州地区组织的马西大会战，为完成这高标准的巨大工程，全社人民付出了的艰辛劳动，出动5000名民工，完成土方130万个，开挖了干、支、斗、沟、毛渠三级排沟154条，长达108.98公里。同时，修桥12座，建倒虹吸24个，打机井21眼，筑渠道94条，田间公路164条，有2万亩土地基本实现了遇旱能引水灌溉，遇涝能随时排出，基本上达到了高产稳产的标准，大大改善了全社农业生产基本面貌，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昔日的大雨成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达到了引得进、蓄得住、用得上、排的出的标准，在脱贫致富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70年代，全社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连续作战，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基本实现了河网化和引黄灌溉，实现了大地园林化，从而彻底摆脱了洪涝和水患。同时，全社的7163亩盐碱地也向脱盐化方向发展，农业初步呈现出生机。
  但到70年代后半期虽然全社人民为农田水利建设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却没能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的窘困局面仍旧没有彻底改变。这是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影响的结果，尤其是自公社化以后，脱离了客观实际，造成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某种分离，压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加上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正确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出现了“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的大锅饭局面，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长期迂回在自给、半自给的低水平状态之中，在年产年用，多产多分、少产少分大家一起受穷的圈子里，一直不能自拔。70年代前半时期，全社农业总产值，年递增速度只有1.95％。1975年，全社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28元，人均口粮234市斤。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内，农业开始起步，结束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1978年，虽遭受旱灾，全社仍队队增产，人人增收。粮棉统算人均占有400—500斤的大队13个，500—600斤的大队6个，600—700斤的大队7个，700—800斤以上的大队2个。全社向国家贡献粮食35.8万斤，棉花5.4万斤。
  为确保全社农业稳产高产、旱涝保收，他们从长远利益着眼，反复研究、协商，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于1978年下半年动工修建扬水站一处，流程15华里，灌溉面积达两万余亩。这在当时来说，修建每秒为三个流量的这样大型的扬水站，在附近县社还是不多见的。这座扬水站的建成，不但对改变袁桥公社的农业生产奠定了雄厚的水源基础，为农业的丰收提供了可靠保证。而且也为他们80年代农业的腾飞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象春雷一样震撼了大地。它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并制定了《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广大农民无不欢欣鼓舞，衷心拥护。他们看到了振兴农业的曙光，以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投入了这场农村改革的大潮。
  1979年春，袁桥公社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纠正了“以粮为纲”的“单打一”做法，认识到本社属近郊型农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如果不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改变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大家堆在一起吃大锅饭，共同受穷的局面，这个步子是迈不开的。要改变这个状况，首先应从加强农业劳动管理入手，为抓好这项工作，在陵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做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召开多次生产大小队干部座谈会，决定恢复过去曾实行过的“四小管理”的方法。由点到面，由农业到林、牧、副、渔各业。在开展“四小管理”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让广大农民自觉自愿自我选择他们最满意的劳动管理方法——“五定一奖”管理法。
  “五定一奖”，是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也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其核心是一个“包”字，具体来讲，就是生产大队以下建若干个作业组，并对作业组实行包工、包地亩、包产、包费用、包分配，超产受奖、减产受罚。包产以内的产量由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部分，分别按规定的标准奖罚。这一方法，较好地体现了劳动者生产好坏与生产成果的紧密关系。完全打破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因此，它受到广大社员的欢迎。1979年，全乡43个生产大队村村都实行了这种方法，并获得了大丰收。这一年，社员们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并以各种欢庆形式表达自己的丰收之情。
  1980年新春伊始，袁桥公社党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决定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从此，全社的棉田和蔬菜全部承包到人，有的大队粮田也采用了承包到人的方法。承包人与生产队并签定合同，实行公证，保证兑现。社员们种了责任田，联产如联心，出现一人承包全家忙的景象。过去那种“社员出工听敲钟，下地干活一窝蜂”现象不见了。真可谓是“上地出工不成群，下地干活满地人”。社员对自己的责任田，精心管理，投工投肥，终于取得了粮棉特大丰收。这一年全社粮、棉单产由上年的244斤和30斤，一跃上升到358斤和121斤。按合同规定，超产部分按比例全部兑现给承包者，粮棉统算有不少社员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奖金。一年就彻底翻了身，摘掉了穷帽子。
  社员们看到了党的政策的威力，得到了实惠，个个心花怒放，他们在丰收之余，盼着政策稳定，担心再变。在1980年秋，此时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德州地委、行署也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及时提出了“稳定、健全、完善、提高”的八字措施，使农民吃了“定心丸”。全社农业生产责任制，也由联产计酬为主转入“专业承包责任到人”。实行粮、棉混包，以棉带粮或以粮带棉，按比例奖罚或全奖全罚。由于实行了计酬到人，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出现了农业兴旺的大好局面。1981年，在遇到严重春、秋旱的情况下，全社的粮棉生产比上年又有了大幅度增长，所有农民全部摘掉穷帽子，还出现了万元户。
  经过三年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初步偿试，农业生产三年跨了三大步。全社广大农民基本上摆脱了贫困。袁桥公社党委在总结前三年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后，为使经济进一步好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在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的前提下，1982年果断决定，在全社全面推行了农民家庭相对独立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双层经营合作经济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家庭承包以后，土地按等级分片搭配到户，户以人劳比例分配土地。生产队并将原有的小型农具和牲畜，作价包给农户。承包户必须按合同向集体交一定的提留，坚持统分结合。这种形式的承包，等于把集体的千斤重担，分解给千家万户承担，生产队不再搞分配，承包户按合同兑现，完成任务后其余全归自己。群众形象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国家、留集体，剩下全是自己的。”家庭承包后的第一年，全社农民群众，为尽快脱贫致富，表现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和高昂的劳动热情，都暗加劲，搞竞争，增投入，绝大部分农户购置了小农具和大牲畜，热心学习农业新技术，实行科学种田，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空前的丰收成果。
  袁桥乡全面推行家庭承包制以后，改变了全乡的农业经营方式，调整了生产关系，扭转了农业经济长期停止不前的局面，出现了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大好形势。为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给半自给生产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需要，根据上级精神，1984年3月袁桥公社被改为袁桥乡，43个生产大队也改为村民委员会。在党的各项富民政策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引下，确立了符合袁桥乡特点的“服务城市、富裕农民、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建设方针。根据本乡的地形、土质、土壤肥力和农民的种植习惯，以及交通条件，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宜瓜则瓜，宜果则果，宜菜则菜，制定了粮棉、瓜果、蔬菜、家禽生产基地的总体构想。经过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组织实施科技兴农，落实鼓励种植业生产的优惠政策等措施，使种植业开始步入高产优质高效之路。农作物复种指数、播种面积和粮经产量都有了较大提高。1998年，全乡农作物复种指数由1978年的147％提高到153％，增加了6个百分点。
  棉花，在袁桥乡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当地一直就有“要发家，种棉花”之说。早在50年代，全乡就种植棉花近5000亩，总产保持在10—12万斤，1955年达14.5万斤。至今人们对那一时期的状况仍赞不绝口。但自5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在“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棉花生产，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总产量一直低于1955年的水平。到1978年种植面积下降到3714亩，总产也只有57808斤皮棉，这一年，粮田面积虽增至28702亩，总产也只有839.9万斤。全社农民人均总收入37元中也只有现金6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给农民更多的种植自主权，让农民因地制宜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农民自发地增种了些棉花，出现了“棉促粮增，粮保棉上”的可喜局面。当时，由于棉花价格提高和超产加价等政策，农民增种棉花的热情异常高涨。公社党委顺应了广大棉农的要求，引导农民坚定地调整了粮棉布局。按照上级党委提出的调整粮棉布局的指导思想，坚持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做到粮棉双增产、双贡献。全乡1984年粮食总产超过2552.4万斤；1998年达到2838万斤。棉花总产也稳定在270万斤左右。
  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本乡农业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乡党委及时调整了工作指导思想，决定“以城市为依托，服务城市，富裕农民”的方针。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尽快把全乡建成瓜、果、菜和牲禽生产基地。根据各村地形、土质、土壤肥力和种植习惯以及交通条件，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宜果则果、宜瓜则瓜、宜菜则菜，制定了把袁桥等西部村庄建成商品鱼、果生产基地；沿减河、德宁公路、104国道及中部村庄建成商品菜生产基地；香坊赵、后赵等东部村庄建成畜禽养殖生产基地的总体构想。
  1985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逐渐放宽，广大农民增强了商品生产意识，随即投入到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中来。在农产品诸作物中，西瓜是德州的唯一特产作物，由于种种原因，种植面积不大，切品质也有所下降。据分析，全乡适宜种植西瓜的土地约2000亩以上，尤以河滩高地为宜，其中袁桥等8个村，交通发达，有纵横交错的交通网，适于远销，因此种植西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村，在70年代末，种植西瓜不足500亩，建立西瓜基地后，他们在稳定粮食作物面积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作物复种面积，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复种指数，目前西瓜种植面积增至并稳定在1000亩左右。为提高西瓜的商品价值，乡政府建立了机构，搞好信息服务，预测市场动向，根据市场需求和价值趋向，安排计划，保证稳定发展。为提高西瓜质量，近年来，从外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并且取代了当地品种。在种植上，大力推广保护地栽植法，较过去提前一个月上市。目前全乡种植面积已达1200亩，品质也超过历史最好时期。1998年西瓜总产量480万斤，其中有210万斤远销全国各地，全乡西瓜年收入100万元左右，每个农业人口人均50元以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果已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因此，1986年以来，水果生产在全乡迅猛发展起来。建国前，袁桥境内只有些分散果园。建国后至1978年各类果园面积还不足1000亩，直到1980年后，才得已发展。到目前，全乡果园面积达1.1万亩，各类果树已达24万株，年产总量3200万斤。盛产的鸭梨、胎黄梨、谢花梨有着百多年的栽培历史，近年来栽种的苹果、桃、山楂和葡萄，“八五”末达到1430万斤。果品销售网点已遍布国内外50多个大中城市，倍受消费者的欢迎。
  蔬菜，在袁桥乡沿减河和马颊河的村庄，久有种植的习惯，而且有较高的种植技术。1982年前，虽国家每年拿出一定的补贴和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终因生产体制问题和政策统的过死，造成流通渠道不畅，蔬菜生产一直是本乡一大难题。1982年后，蔬菜生产落实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广大菜农把责任田大部分辟为菜园，扩大了蔬菜面积。特别是1994年以来，蔬菜生产发展尤快，且在种植上由原来一年二收，发展到目前的二年五收、八收，甚至九收。由过去的露地栽培、风障保护地栽培已发展到目前地膜覆盖、小拱棚及塑料大棚栽培，还发展了电热温床育苗新技术。种植的蔬菜种类已由过去的12个品种，发展到36个品种。目前全乡蔬菜生产基地菜园面积已达5400亩，总产量已由70年代末的1200万斤增长到4500万斤以上，每年有3000多万斤可远销外地，大大增加了菜农的收入。同时本乡的蔬菜市场购销两旺，蔬菜种类应有尽有，出现了旺季不旺，淡季不淡均衡上市的良好局面。目前，全乡的露地蔬菜亩收入在4000元左右，大棚菜亩收入可高达10000元以上。因此，菜农收入近年来成倍增加，蔬菜基地的农民已率先进入了“富裕型”和“小康型”。
  几年来，随着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满足全乡人民生活需要为前提，以基地型商品生产为重点的瓜、果、菜生产格局已初步形成。1998年，全乡瓜、果、菜总面积已达18000亩，总产量5472万斤，瓜、果、菜总产值已达5600万元。
  袁桥乡在抓好副食品种植基地建设的同时，还狠抓了养殖业生产，围绕服务城市这一目标，以鸡、鱼、猪为重点的养殖业迅速发展起来。建立了相应的服务体系，本着“长远抓规划，近期抓基地，重点抓大户”的指导思想，制定了《贸工农一体化三年规划》，把抓好猪、鱼、鸡生产列为贸工农一体化的重点之一，提出走“小区、大户、龙头”的产业化发展路子。香坊赵养牛基地、后赵生态养殖试验基地的建成，使全乡初步形成了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格局。1998年，各类专业户已发展到627户，占全乡总户数的12.6％。在各类种、养专业户的带动下，广大农民积极发展了以少量养鸡、猪、鱼，栽种蘑菇、葡萄、花卉的庭院经济。种养殖业和庭院经济的发展，为农林牧副渔全面综合开发创造了条件。在林业生产上，重点种好防护林和片林。畜牧业生产出现了以落实政策为动力，以规模经营为方向，以饲养大户为骨干的“饲养热”。由于对饲养大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强了服务体系的建设，积极提倡科学饲养，加强技术指导，防疫和引进良种等工作，促进了畜牧业大发展。1998年全乡畜禽养殖场达3处，养殖小区6个。大牲畜饲养量8400头，生猪饲养7800头，家禽饲养82200只。畜牧业产值1243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6.54％。水产养殖迅速发展，初具规模，养鱼面积达1000亩，水产品总量192吨，实现渔业产值150万元。林牧渔业的综合开发，进一步挖掘了生产潜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也为繁荣市场提供了物质条件。
  建国50年来，袁桥乡人民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培育和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拼命实干”的袁桥精神，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使袁桥大地旧貌换新颜。到处呈现出一派林茂粮丰、六畜兴旺和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景象。
  站在世纪起跑线上的袁桥人民，正如一匹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朝着下一个目标——生活实现小康，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疾驰奋进。
  二十四节气农谚
  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滴水干。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立秋忙打靛，处暑动刀镰。白露贲割地，秋分无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大雪交冬月，冬至数九天。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