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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桥乡农业发展回顾
  袁桥乡政府供稿 田贵宝整理
  袁桥乡地处鲁西北黄泛冲积平原。这里土层深厚、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宜农作物耕种生产，是德州市德城区重要的粮棉、瓜果、蔬菜生产基地。
  说起这里的农业历史，并不平坦，远不追溯，可自明朝到德州解放前，既经历了明成祖朱棣“燕王扫北”的破坏，也遭际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的摧残。加之气候的影响，常常是旱涝不均，灾害频繁。然而，勤劳淳朴，勇敢正义的袁桥人民，一代又一代的在这片古黄河泥沙沉积而成的土地上，生产出一茬茬粮棉、瓜菜，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他们培育盛产的鸭梨、胎黄梨、谢花梨和日本晚三吉梨，含糖量高、耐贮藏，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新红星、金帅苹果，更是闻名遐迩，它以个大皮薄、色艳味醇、肉细脆甜，赢得国内外市场消费者的赞誉。这都是劳动人民用智慧和辛勤汗水创造出来的成果。在这不足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有着誉满国内外的独特农产品，这不能不说是袁桥人民的骄傲。
  在旧社会，这里并不是乐土。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贫苦农民都有一本苦难史。除“三座大山”压榨，盐碱和频繁的天灾，还要受凶狠地主老财的欺压和剥削。根据德州解放前的资料，解放前的袁桥境内共有3376户，63800亩耕地，仅地主富农就占有4万多亩耕地。牌子村有120户，7730亩耕地，仅13户地主占地5797.5亩，50户富农和中农有地1700.6亩，剩下57户贫雇农只有231.9亩耕地，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为了活下去，贫苦农民只有去租佃地主的土地，或为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为地主、富农当牛做马。年复一年，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他们终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6年，共产党解放了德州，把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贫苦农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并领导贫苦人民斗地主、打恶霸、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从1946年底开始，一场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袁桥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通过这场斗争，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从政治和经济上彻底翻了身，罪恶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被彻底铲除了。广大贫下中农欢欣鼓舞，高唱“千年的枯树开了花，自己的土地回到家，挖掉穷根闹革命，从此再不给地主做牛马”。村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尽快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在党和政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为插伙的农户帮助耕种的形式，变工互助。年终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少出者向多出者补给工钱。这种形式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农户生产上的各种困难。在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全国尚未全部解放的形势下，对促进农运工作，支援前线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建国以后，农民有了一个发展生产的安定环境，迫切需要发展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使这种愿望没能实现。一部分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因无力抵御突发性天灾人祸的侵袭，重新走向破产。而一些较富裕的中农，却趁机购买土地，成为新的形势下的“富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走组织起来的发展道路，各村在党的领导下，自愿地组成了一批互助组。这些互助组大都忙时互助，闲时散伙。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一些个人难以解决的困难。但这种互助，没有长远计划，相互之间都存有临时观点，因而，没能发挥集体劳动的优势和发展多种生产。1952年，各村根据党的“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对原有的临时性互助组，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进行了整顿，原互助组办得好的，组员愿继续在一起的，转成常年互助组；问题较大的，重新组合成临时组或常年组。到年底，已有85％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
  195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号召农民要从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向伴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辖区各村积极贯彻落实，大力宣传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富裕，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使广大农民了解农业发展前景，打消顾虑，积极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宣传、发动，到1954年，大部分互助组重新组合为农业合作社。初级农业合作社，一般一村一社，或一村数社。一个社四五十户至七八十户不等。社员入社，以土地入股形式，按地亩交纳股金，股金以牲畜、农具、种子、肥料、饲草或副业原料抵顶。政府为了支持贫下中农，还发放了股金贷款。土地全部入社参加分红，社员劳动记工分，收益分配按“地三劳七”或“地四劳六”，年终兑现。在组织领导方面，每个初级社由五至七人组成社委会，负责全社的生产和其他工作，设正、副社长各一人，另设会计、保管、生产、治保、妇女等干部。根据每个社员的体力和技术专长，搭配成若干生产小组，实行按劳记分，按工分取酬。社员入社后，一些辅助劳力和一些能工巧匠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参加副业生产，如开油坊、轧坊、集体养猪等，为农业社增加副业收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充分发挥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1954年冬，农业社社员自觉地把农闲变为农忙，他们积极开展积肥运动，整修高产稳产田，大搞以开挖沟渠和畦田为中心内容的农田建设，同时还大搞工具改革，推广胶轮车，手摇水车等，为发展生产，增添农业后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年，基本上风调雨顺，社员们生产热情异常高涨，他们齐心协力，积极开展劳动竞赛，农活比着劲的干，肥料变着法的向地里多施，终于取得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丰收年，粮食单产达到了172市斤，比上年增产11.6％。初级社的巨大成绩，使社员们受到了很大鼓舞。提出了“农忙忙到年廿九，吃了饺子就动手”的口号。
  1955年春季，遇到大范围春旱，1—6月份基本没有降雨，可初级社通过前一年的农田建设和打井修渠，大大增强了抗旱能力，他们挑水点种，基本上完成种植计划，而部分单干农民，在这严重的春旱面前却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单干的农民真心诚意地要求入社，农业社也本着“入社不分先后，一律平等”的政策和自愿互利的原则，积极吸收了新社员。当时，农业社十分重视民主办社的原则，注意积累办社经验，加强社务管理，干部自觉参加集体劳动，培养社员树立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观念，使农业生产又有较大发展，粮棉产量又创历史新记录，粮食单产达187市斤。祖祖辈辈受穷挨饿的农户家中有了自行车，缝纫机和挂钟。翻身后的农民，第一次过上“低水平”的幸福生活。
  然而，广大农业社社员渴求幸福生活的朴素愿望，以及迫切要求合作社稳定发展的心情，被急躁冒进的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打乱了阵脚。1955年冬，农业社社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文件，从思想上转轨定向，在党组织和工作组的领导下，先把小型初级社合并为一村一社。1956年春，又建立联村高级社。如友谊高级社，就是由袁桥、李庄、任庄、牌子、碾子赵、郑庄六个村组成。高级社的迅猛发展，使原来部分连初级社都未入的个体农民，也一起涌进了高级社，到年底，高级社总数为3处。高级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社员只留少量自留地。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分配劳动果实，取消了按股分红，执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分配政策。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超越了部分人所能接受的限度。在一部分农民尚未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迈进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因此，一度无法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加上部分社队干部不善于做思想工作和缺乏领导艺术，出现了严重的“平调”现象。高级社内部村与村之间生产资料的“大调换”经常发生，原作价入初级社的物资得不到兑现，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原定年度生产计划和劳动管理制度，都未能落实。在麦收后的大忙季节，社员出勤率降低，有的出工不出力，使部分农作物出现草荒，眼看着部分原来较富裕的农户要减少收入，他们不满意合作社，提出要退社单干，这时社会上也流传起“社地草多牲口瘦，收到粮食吃不够”、“宁愿单干饿死，也不入社累死”、“七月荒、八月乱，到了九月就单干”的一些顺口溜。一些富裕中农也纷纷闹退社、闹单干。
  尽管在初级社转向高级社的过程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和工作简单化的问题，但从总的来看，个体小农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还是符合绝大多数贫下中农意愿的。尤其是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农民大搞农田建设，打井修渠、改造盐碱地、增施肥料，开展超产竞赛，改革新式农具，采用作物良种和化学肥料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粮食总产766.5万市斤，比1949年的662.3万市斤，增长13.6％；棉花总产13.8万市斤，比1949年的10.3万市斤，增长25.4％；花生总产7.3万市斤，比1949年的1.0万市斤，增长86.3％。粮食生产已基本实现自给，实现了从政治上的翻身到经济上的翻身，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真正解决。
  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8年初，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各村作出了全面规划，建立组织，统一行动，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建设。6月初，贯彻落实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组织社员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说、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的指导下，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各高级社，都提出了大搞小麦“丰产田”和“卫星田”。亩产超千斤，甚至2000市斤或5000市斤；亩施五万市斤肥料；土地深翻两米半；每亩下种200多市斤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在这场被人为燃起的“虚火”中，有的村庄拆老房、扒旧墙，实现亩产过吨粮。八月底，各高级社，把所有劳力，按性别、年龄，按军事编制成班、排、连和各种形式的突击队、战斗队，实行大兵团作战，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深翻土地运动。由于头脑膨胀，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指导，因此，出现了过多劳民伤财的盲目行动。在大兵团作战的日子里，社员集中劳动，吃住在田间，实行生活军事化，大办集体食堂。还出现一股不小的“一平二调”风，劳力、畜力、种子、农具、肥料等，都无偿的在村与村、社与社之间进行平调。这种情况使广大社员叫苦不迭。切在这一“大跃进”形势中，大协作和大兵团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从本社范围，发展到乡与乡的协作。在这种脱离实际、主观膨胀的情况下，农业社的体制和所有制形式，已无法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冒进的形势已迫使农业合作社越办越大，生产资料所有制也随之而越来越“公”。
  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各地人民公社相继建立。实行“一大二公”，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工资制和粮食供给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思想得以严重泛滥。
  特别是人民公社出现以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不应有的变动，在所谓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口号下，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全部收归公有，甚至连社员的家用缝纫机也入社归了“公”。在“今后不存在私有制”的混乱思想指导下，出现了秋季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全部精壮劳力参加大兵团作战，秋收任务只能由辅助劳力和小学生来承担。当时真是，谷穗子、玉米棒子满地扔，棉絮满天飞。造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假相。人民公社建立后，在“共产、浮夸、高产、平调和生产瞎指挥”五风的影响下，家家砸锅、封灶、毁炊具，村村办起集体大食堂。收获的粮食，交集体食堂支配，社员们吃饭不拿钱，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村村还设立小食堂，流动人员发张票就吃饭。可是好景不长，到年底，粮食就出现了全面吃紧的状态。
  在农业管理体制和所有制的变更，将农业经济纳入“大一统”的轨道后，过热的气氛和冒进的情绪始终笼罩着农业，自1958年下半年始，两次出现“全民”、“大办”和“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既伤害了一些讲求实际的干部，也促成了假、大、空、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不讲科学的无知蛮干，给农业发展造成了不应有损失。1959年下半年，“虚火”再度燃起，在农民口粮极缺的情况下，又动员数万名民工上阵，开挖与吴桥县协作的“兄弟干渠”。
  1959年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公社停止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的分配办法，下放权力，实行三级管理，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过热的情绪和违背科学的瞎指挥，已极大地伤害了农业经济的元气，全乡粮食总产比上年减少154.2万市斤，棉花总产比上年减少15000市斤。至年底，由于粮食紧张，大部分集体食堂已不得不停办。农民生活困难，人口不断外流。
  由于高计划、高指标、浮夸、冒进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出现暂时困难。1960年夏，小麦单产60斤，至使大型的田间协作工程已无法进行，但局部小规模的协作生产和平调生产资料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曾一度提出要纠正“左”倾错误。多数人害怕“反右倾”、害怕被打成“反三面红旗”。所以，纠正“五风”不彻底。加之“五风”已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干群关系，社员情绪低下，加上严重春旱和秋旱，农作物长势很差，导致1960年农业大减产，全乡农业总收入和粮食、棉花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62.40％、49.26％和63.34％％。粮食大减产，给广大社员带来严重生活困难。大跃进的余热，迅速降下温来，所有的规模工程不得不一个个“偃旗息鼓”。社员开始“休养生息”。
  1961年，在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建国后最严重的春旱、夏涝和秋涝。从1960年的10月到1961年的6月，连续230多天没雨，出现了小麦大面积绝产地块，20785亩麦田，总产110万市斤。1961年7月份以后，又连降特大暴雨800多毫米，加上前两年开挖的大量半拉子水利工程，破坏了地上水的自然流向。造成田间大面积水。未积水地块的夏玉米也因泥涝，无法管理，致使杂草丛生，草比苗高，出现了草荒连片，虫灾泛滥的被动局面。10月份降雨又出现历史上所罕见的110多毫米的记录，至使秋播无法正常进行。在这全年大自然灾害中，全乡农作物频临绝产，粮棉产量均降至历史最低线，全年粮食每亩单产只有82市斤。这个乡的袁桥村，在秋季分配口粮时，人均只有八斤玉米槌。不得不靠国家救济，成了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的重灾“户”。
  在工作出现严重失误，广大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1960年冬，党中央又连续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各公社全面清理了平调的各种物资，并组织退赔，把原来收缴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禽也退还给社员。对无条件继续办好的集体食堂也一律撤销，重新开放了已停止的农村集市，对社员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拥护。翌年，袁桥从曹村公社析出，成立了德州市袁桥人民公社。
  袁桥人民公社成立后，为了发动社员开展生产自救，在社员口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根据上级指示，向社员重分了自留地和饲料地，在灾情重的队，还采取向社员“借地”和发动社员“开小荒地”等形式，多分给社员一部分耕地。社员充分利用这些土地，提高产量，对补充口粮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为尽快恢复和发展集体生产，加强了劳动管理，普遍推行了“包工到组、责任到人”的劳动管理办法。并由“一包两定”（即包总产，定上交实物数额和定上交现金数额，余归生产队分配）发展为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
  1962年，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尽管这年又遭受严重夏涝，但由于政策对头，加之广大社员积极抗御灾害，加强农田管理，终于取得了好的收成，全年粮食总产和单产分别比1961年增加128万市斤和28市斤。农业初步恢复了元气。在这期间，1963年冬，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下，针对本社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带领全社人民，大打了一场以抗洪排涝和治理盐碱地为中心内容的农业翻身仗。有力地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也经受了1964年特大洪涝的考验。1964年，虽年降雨超过历史最高记录，达1000多毫米，但经过全社人民整地改土，治碱治水，全年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的粮食总产量增281.5万市斤，棉花的单产和总产分别为27市斤和9万市斤。
  在1964年抗灾夺取较好收成的基础上，1965年全社人民一鼓作气，组织近万名劳动大军，投入了治理开挖护路沟的排水工程。这一工程对保证低洼地的排水有重大作用。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1964年特大洪涝过后，1965年又遇上了历史上少有的干旱，全年降雨只有250毫米，全社人民积极寻找水源，从入夏到深冬，全社开展了淘旧井、挖新井群众运动。大大增强了抗旱夺丰收的物质基础。在大灾之年终于夺取了好的收成，粮食总产比1964年增长11.22％。同时，涌现了一批小麦高产单位。受到了陵县县委的表彰。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三年的调整工作，到1966年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除在农田建设方面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农业的发展增添了后劲外，还大力推广了农业科学技术，提高了粮棉种植水平，引进并配制了一批农作物良种。为了大幅度提高农业种植水平，公社组织并带领世世代代从不离乡，更不曾离“井”的耳目闭塞的大队干部，到外地参观学习，从而打开了袁桥这个狭小的门户，使外地的先进技术和种植经验，源源引进袁桥公社。1966年粮食总产、棉花总产分别比1949年增长了34.23％和5.3％。但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思想领域还在步步发展。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的“大四清”；均在全社范围内铺开。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上纲上线，调子也越来越高。到1966年底，在全社各大队蔓延开的“文化大革命”，把三年调整的成果，进而把建国十多年的成绩全部否定。重新把袁桥公社的农业生产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矛头便对准了公社党政领导干部，甚至连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也都成了“走资派”，他们遭到了无休止地批判、斗争。农业生产
  “以粮为纲”，经济作物被挤压，生产不讲效益，形成了“单打一”的局面。1967年初，造反派夺了权，原领导班子绝大部分瘫痪，使全社一片混乱，生产陷入停顿之中。1967年夏季，草荒遍地，虫害泛滥，玉米无人锄地施肥，棉花无人打权整枝。到深秋，小麦没按时下种，出现了成片的撂荒地。可对所谓的“资反路线”的大批判，却步步深入，声势越来越大。“文革”派把前几年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采用的“两定一包”、“三包一奖”和“包产到户”等批判为“资反路线”，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把帮助社员渡荒所采取的应急措施，重分自留地、饲料地等方法，批判为鼓动社员搞单干；把加强劳动管理，批判为“工分挂帅”；把前几年的农田建设成绩，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等等。从此，正在进行的农田建设被迫下马，农业生产又出现低潮，1967年粮食总产比上年下降了29.72％。1968年形势更乱，加上全年干旱，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比1967年下降56.54％。粮食总产只相当1960年水平，这一年全乡吃统销粮28.35万斤。因此，1968年秋收以后，不少农民为了糊口，不得不成群结队搭火车去泰安、滕县、泗水、枣庄、临沂一带换瓜干。广大农民从现实中，认清了造反派的真面目，迫切希望原来的社队干部站出来，领导他们搞生
  产。1970年全社恢复党组织，各大队农民重新选出了自己信任的干部，从此又带领着全社已觉醒了的广大农民群众，在70年代的岁月中，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了艰苦的创业之路。
  从70年代初期始，勤劳智慧坚强的袁桥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农业学大寨”的年月里，从本社实际情况出发，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为了尽快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决心根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旱、涝、碱害，打一场农业翻身仗，修建一批稳产高产田，为子孙后代造福。自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袁桥公社党委先后组织大队支部书记，部分生产队长到石家庄、大寨进行参观，学习先进生产经验，解放了干部农民群众的思想，并于10月份组织水利专业队，大搞了沟成网、地成方、条条道路树成行和排、灌、路、林相结合的“三成四结合”水利工程。连续三年完成土方达70万方，基本完成了袁桥、杨庄、庄科等十个大队的方田配套工程，保证了以上大队的灌溉问题。到1973年，全社粮棉统算人均占有530市斤，社会总产量比1970年增长66万斤。
  在初步实现“三成四结合”以后，1975年公社党委组织干部群众，通过学习中央文件，摆事实、找差距、定措施，在全社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大干社会主义有理、有功、光荣的热潮，抽调社置部门负责人，组成工作队，进驻落后队，帮助工作。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工作中心转移。按照上级的要求和群众的愿望，党委制定了袁桥公社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在同年10月，又参加德州地区组织的马西大会战，为完成这高标准的巨大工程，全社人民付出了的艰辛劳动，出动5000名民工，完成土方130万个，开挖了干、支、斗、沟、毛渠三级排沟154条，长达108.98公里。同时，修桥12座，建倒虹吸24个，打机井21眼，筑渠道94条，田间公路164条，有2万亩土地基本实现了遇旱能引水灌溉，遇涝能随时排出，基本上达到了高产稳产的标准，大大改善了全社农业生产基本面貌，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昔日的大雨成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达到了引得进、蓄得住、用得上、排的出的标准，在脱贫致富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70年代，全社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连续作战，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基本实现了河网化和引黄灌溉，实现了大地园林化，从而彻底摆脱了洪涝和水患。同时，全社的7163亩盐碱地也向脱盐化方向发展，农业初步呈现出生机。
  但到70年代后半期虽然全社人民为农田水利建设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却没能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的窘困局面仍旧没有彻底改变。这是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影响的结果，尤其是自公社化以后，脱离了客观实际，造成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某种分离，压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加上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正确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出现了“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的大锅饭局面，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长期迂回在自给、半自给的低水平状态之中，在年产年用，多产多分、少产少分大家一起受穷的圈子里，一直不能自拔。70年代前半时期，全社农业总产值，年递增速度只有1.95％。1975年，全社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28元，人均口粮234市斤。粉碎“四人帮”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内，农业开始起步，结束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1978年，虽遭受旱灾，全社仍队队增产，人人增收。粮棉统算人均占有400—500斤的大队13个，500—600斤的大队6个，600—700斤的大队7个，700—800斤以上的大队2个。全社向国家贡献粮食35.8万斤，棉花5.4万斤。
  为确保全社农业稳产高产、旱涝保收，他们从长远利益着眼，反复研究、协商，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于1978年下半年动工修建扬水站一处，流程15华里，灌溉面积达两万余亩。这在当时来说，修建每秒为三个流量的这样大型的扬水站，在附近县社还是不多见的。这座扬水站的建成，不但对改变袁桥公社的农业生产奠定了雄厚的水源基础，为农业的丰收提供了可靠保证。而且也为他们80年代农业的腾飞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象春雷一样震撼了大地。它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并制定了《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广大农民无不欢欣鼓舞，衷心拥护。他们看到了振兴农业的曙光，以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投入了这场农村改革的大潮。
  1979年春，袁桥公社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纠正了“以粮为纲”的“单打一”做法，认识到本社属近郊型农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如果不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改变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大家堆在一起吃大锅饭，共同受穷的局面，这个步子是迈不开的。要改变这个状况，首先应从加强农业劳动管理入手，为抓好这项工作，在陵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做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召开多次生产大小队干部座谈会，决定恢复过去曾实行过的“四小管理”的方法。由点到面，由农业到林、牧、副、渔各业。在开展“四小管理”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让广大农民自觉自愿自我选择他们最满意的劳动管理方法——“五定一奖”管理法。
  “五定一奖”，是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也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其核心是一个“包”字，具体来讲，就是生产大队以下建若干个作业组，并对作业组实行包工、包地亩、包产、包费用、包分配，超产受奖、减产受罚。包产以内的产量由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部分，分别按规定的标准奖罚。这一方法，较好地体现了劳动者生产好坏与生产成果的紧密关系。完全打破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因此，它受到广大社员的欢迎。1979年，全乡43个生产大队村村都实行了这种方法，并获得了大丰收。这一年，社员们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并以各种欢庆形式表达自己的丰收之情。
  1980年新春伊始，袁桥公社党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决定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从此，全社的棉田和蔬菜全部承包到人，有的大队粮田也采用了承包到人的方法。承包人与生产队并签定合同，实行公证，保证兑现。社员们种了责任田，联产如联心，出现一人承包全家忙的景象。过去那种“社员出工听敲钟，下地干活一窝蜂”现象不见了。真可谓是“上地出工不成群，下地干活满地人”。社员对自己的责任田，精心管理，投工投肥，终于取得了粮棉特大丰收。这一年全社粮、棉单产由上年的244斤和30斤，一跃上升到358斤和121斤。按合同规定，超产部分按比例全部兑现给承包者，粮棉统算有不少社员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奖金。一年就彻底翻了身，摘掉了穷帽子。
  社员们看到了党的政策的威力，得到了实惠，个个心花怒放，他们在丰收之余，盼着政策稳定，担心再变。在1980年秋，此时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德州地委、行署也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及时提出了“稳定、健全、完善、提高”的八字措施，使农民吃了“定心丸”。全社农业生产责任制，也由联产计酬为主转入“专业承包责任到人”。实行粮、棉混包，以棉带粮或以粮带棉，按比例奖罚或全奖全罚。由于实行了计酬到人，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出现了农业兴旺的大好局面。1981年，在遇到严重春、秋旱的情况下，全社的粮棉生产比上年又有了大幅度增长，所有农民全部摘掉穷帽子，还出现了万元户。
  经过三年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初步偿试，农业生产三年跨了三大步。全社广大农民基本上摆脱了贫困。袁桥公社党委在总结前三年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后，为使经济进一步好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在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的前提下，1982年果断决定，在全社全面推行了农民家庭相对独立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双层经营合作经济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家庭承包以后，土地按等级分片搭配到户，户以人劳比例分配土地。生产队并将原有的小型农具和牲畜，作价包给农户。承包户必须按合同向集体交一定的提留，坚持统分结合。这种形式的承包，等于把集体的千斤重担，分解给千家万户承担，生产队不再搞分配，承包户按合同兑现，完成任务后其余全归自己。群众形象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国家、留集体，剩下全是自己的。”家庭承包后的第一年，全社农民群众，为尽快脱贫致富，表现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和高昂的劳动热情，都暗加劲，搞竞争，增投入，绝大部分农户购置了小农具和大牲畜，热心学习农业新技术，实行科学种田，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空前的丰收成果。
  袁桥乡全面推行家庭承包制以后，改变了全乡的农业经营方式，调整了生产关系，扭转了农业经济长期停止不前的局面，出现了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大好形势。为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给半自给生产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需要，根据上级精神，1984年3月袁桥公社被改为袁桥乡，43个生产大队也改为村民委员会。在党的各项富民政策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引下，确立了符合袁桥乡特点的“服务城市、富裕农民、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建设方针。根据本乡的地形、土质、土壤肥力和农民的种植习惯，以及交通条件，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宜瓜则瓜，宜果则果，宜菜则菜，制定了粮棉、瓜果、蔬菜、家禽生产基地的总体构想。经过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组织实施科技兴农，落实鼓励种植业生产的优惠政策等措施，使种植业开始步入高产优质高效之路。农作物复种指数、播种面积和粮经产量都有了较大提高。1998年，全乡农作物复种指数由1978年的147％提高到153％，增加了6个百分点。
  棉花，在袁桥乡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当地一直就有“要发家，种棉花”之说。早在50年代，全乡就种植棉花近5000亩，总产保持在10—12万斤，1955年达14.5万斤。至今人们对那一时期的状况仍赞不绝口。但自5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在“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棉花生产，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总产量一直低于1955年的水平。到1978年种植面积下降到3714亩，总产也只有57808斤皮棉，这一年，粮田面积虽增至28702亩，总产也只有839.9万斤。全社农民人均总收入37元中也只有现金6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给农民更多的种植自主权，让农民因地制宜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农民自发地增种了些棉花，出现了“棉促粮增，粮保棉上”的可喜局面。当时，由于棉花价格提高和超产加价等政策，农民增种棉花的热情异常高涨。公社党委顺应了广大棉农的要求，引导农民坚定地调整了粮棉布局。按照上级党委提出的调整粮棉布局的指导思想，坚持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做到粮棉双增产、双贡献。全乡1984年粮食总产超过2552.4万斤；1998年达到2838万斤。棉花总产也稳定在270万斤左右。
  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本乡农业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乡党委及时调整了工作指导思想，决定“以城市为依托，服务城市，富裕农民”的方针。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尽快把全乡建成瓜、果、菜和牲禽生产基地。根据各村地形、土质、土壤肥力和种植习惯以及交通条件，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宜果则果、宜瓜则瓜、宜菜则菜，制定了把袁桥等西部村庄建成商品鱼、果生产基地；沿减河、德宁公路、104国道及中部村庄建成商品菜生产基地；香坊赵、后赵等东部村庄建成畜禽养殖生产基地的总体构想。
  1985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逐渐放宽，广大农民增强了商品生产意识，随即投入到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中来。在农产品诸作物中，西瓜是德州的唯一特产作物，由于种种原因，种植面积不大，切品质也有所下降。据分析，全乡适宜种植西瓜的土地约2000亩以上，尤以河滩高地为宜，其中袁桥等8个村，交通发达，有纵横交错的交通网，适于远销，因此种植西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村，在70年代末，种植西瓜不足500亩，建立西瓜基地后，他们在稳定粮食作物面积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作物复种面积，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增加复种指数，目前西瓜种植面积增至并稳定在1000亩左右。为提高西瓜的商品价值，乡政府建立了机构，搞好信息服务，预测市场动向，根据市场需求和价值趋向，安排计划，保证稳定发展。为提高西瓜质量，近年来，从外地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并且取代了当地品种。在种植上，大力推广保护地栽植法，较过去提前一个月上市。目前全乡种植面积已达1200亩，品质也超过历史最好时期。1998年西瓜总产量480万斤，其中有210万斤远销全国各地，全乡西瓜年收入100万元左右，每个农业人口人均50元以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果已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因此，1986年以来，水果生产在全乡迅猛发展起来。建国前，袁桥境内只有些分散果园。建国后至1978年各类果园面积还不足1000亩，直到1980年后，才得已发展。到目前，全乡果园面积达1.1万亩，各类果树已达24万株，年产总量3200万斤。盛产的鸭梨、胎黄梨、谢花梨有着百多年的栽培历史，近年来栽种的苹果、桃、山楂和葡萄，“八五”末达到1430万斤。果品销售网点已遍布国内外50多个大中城市，倍受消费者的欢迎。
  蔬菜，在袁桥乡沿减河和马颊河的村庄，久有种植的习惯，而且有较高的种植技术。1982年前，虽国家每年拿出一定的补贴和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终因生产体制问题和政策统的过死，造成流通渠道不畅，蔬菜生产一直是本乡一大难题。1982年后，蔬菜生产落实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广大菜农把责任田大部分辟为菜园，扩大了蔬菜面积。特别是1994年以来，蔬菜生产发展尤快，且在种植上由原来一年二收，发展到目前的二年五收、八收，甚至九收。由过去的露地栽培、风障保护地栽培已发展到目前地膜覆盖、小拱棚及塑料大棚栽培，还发展了电热温床育苗新技术。种植的蔬菜种类已由过去的12个品种，发展到36个品种。目前全乡蔬菜生产基地菜园面积已达5400亩，总产量已由70年代末的1200万斤增长到4500万斤以上，每年有3000多万斤可远销外地，大大增加了菜农的收入。同时本乡的蔬菜市场购销两旺，蔬菜种类应有尽有，出现了旺季不旺，淡季不淡均衡上市的良好局面。目前，全乡的露地蔬菜亩收入在4000元左右，大棚菜亩收入可高达10000元以上。因此，菜农收入近年来成倍增加，蔬菜基地的农民已率先进入了“富裕型”和“小康型”。
  几年来，随着种植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满足全乡人民生活需要为前提，以基地型商品生产为重点的瓜、果、菜生产格局已初步形成。1998年，全乡瓜、果、菜总面积已达18000亩，总产量5472万斤，瓜、果、菜总产值已达5600万元。
  袁桥乡在抓好副食品种植基地建设的同时，还狠抓了养殖业生产，围绕服务城市这一目标，以鸡、鱼、猪为重点的养殖业迅速发展起来。建立了相应的服务体系，本着“长远抓规划，近期抓基地，重点抓大户”的指导思想，制定了《贸工农一体化三年规划》，把抓好猪、鱼、鸡生产列为贸工农一体化的重点之一，提出走“小区、大户、龙头”的产业化发展路子。香坊赵养牛基地、后赵生态养殖试验基地的建成，使全乡初步形成了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格局。1998年，各类专业户已发展到627户，占全乡总户数的12.6％。在各类种、养专业户的带动下，广大农民积极发展了以少量养鸡、猪、鱼，栽种蘑菇、葡萄、花卉的庭院经济。种养殖业和庭院经济的发展，为农林牧副渔全面综合开发创造了条件。在林业生产上，重点种好防护林和片林。畜牧业生产出现了以落实政策为动力，以规模经营为方向，以饲养大户为骨干的“饲养热”。由于对饲养大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强了服务体系的建设，积极提倡科学饲养，加强技术指导，防疫和引进良种等工作，促进了畜牧业大发展。1998年全乡畜禽养殖场达3处，养殖小区6个。大牲畜饲养量8400头，生猪饲养7800头，家禽饲养82200只。畜牧业产值1243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6.54％。水产养殖迅速发展，初具规模，养鱼面积达1000亩，水产品总量192吨，实现渔业产值150万元。林牧渔业的综合开发，进一步挖掘了生产潜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也为繁荣市场提供了物质条件。
  建国50年来，袁桥乡人民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培育和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拼命实干”的袁桥精神，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使袁桥大地旧貌换新颜。到处呈现出一派林茂粮丰、六畜兴旺和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景象。
  站在世纪起跑线上的袁桥人民，正如一匹匹不知疲倦的骏马，朝着下一个目标——生活实现小康，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疾驰奋进。
  二十四节气农谚
  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滴水干。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立秋忙打靛，处暑动刀镰。白露贲割地，秋分无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大雪交冬月，冬至数九天。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
  袁桥乡工业企业发展简述
  袁桥乡政府供稿 田贵宝整理
  袁桥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前，辖区境内经济落后，基础薄弱，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仅有少量加工和个体手工业。如榨油、土机纺织、木器加工等。多是个人或家庭操作经营。也有雇工或招收少量徒弟或几家集资合营，就地取材加工，就地出售，工艺简陋，收入微薄。在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岁月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洋货的倾销，使加工和个体手工业不仅难以发展，而且在生产上遭受了严重打击和摧残。特别是民国时期，连年战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使这个仅有的几处个体手工业，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被迫改行转向、停业。而保存下的传统手工业已是七零八落，濒临绝境。
  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三座大山，袁桥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个体手工业逐步得已恢复和发展；随着合作化纳入集体轨道，境内交通方便，给发展工业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至60年代末，虽有所发展，但由于靠单一农业生产，加之受“左”的思想影响，发展不快。进入70年代后，全乡工业企业才陆续有所发展。经过30多年的刻苦努力，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袁桥乡人民致力于改革开放，强化发展农业，膨胀提高工业，开拓突破第三产业，乡村工业企业方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企业体系，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终于在一张白纸上写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实现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宏伟宿愿。
  到1998年，全乡共拥有工业企业930处，其中集体工业8处；从业人员2945人，其中集体工业780人，村以下工业企业2165人。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为1∶1.1。真正形成了左右经济形势的主导产业。而今的袁桥，已是马路宽阔、楼房耸立、商业兴旺、市场繁荣、烟囱林立、机器轰鸣。一个现代化的乡镇已初具雏形，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镶嵌在德城大门之东。
  袁桥乡工业企业的迅速发展，既不是一朝一日的功夫，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坐等而来，成绩的取得，主要靠全乡人民的顽强奋斗和努力拼搏，靠乡村党组织的敢想敢干和科学决策，靠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保障等等。
  袁桥乡的工业，首先是从为农业生产服务开始发展的。建国初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农民未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加之受传统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意识的影响，终年劳作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从未有过放弃农耕搞工业的奢望。随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在中央“调整、巩固、提高、充实”八字方针的指导下，1966年初，在袁桥街办起了第一个烘炉、缝纫、修车、白铁综合手工业组。虽然技术比较落后，条件简陋，可对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6月，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在“停业闹革命”口号的煽动下，使这个刚刚建起的加工工业受到严重冲击，一度停滞。
  1970年8月，根据德州地区工交会议精神，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极“左”思潮的干扰，在党委的领导下，借用杨庄电灌站房屋七间，在水利上拨款1400元，建起了有32人参加，内设烘炉、白铁、电焊、汽焊、机床、镀锌、修理等项目的农机修配厂，年收入达4万多元。自1973年始，增添了新的设备，年产值达10万多元；上交利润7000多元。而且还增加生产了许多花色品种，生产的耘锄头，畅销齐河、宁津、平原、陵县、德州等县市。对促进全乡的工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不断巩固、扩大农机修配厂的同时，根据社会需要，在国家向地方下放一部分发展企业权力的形势下，本着认真规划，积极争取、自力更生、量力而行和依托本地资源的办厂原则，兴起了大办社队工业企业的热潮。在上级党组织和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先后建起了日产5000斤的面粉加工厂和年产1500万块的砖瓦厂。年产值达30万元；利润5万多元。面粉厂、砖瓦厂的兴建，为袁桥乡的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和农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到1975年，全乡工业由1966年的一个综合手工业组发展到4个；工业产值比1970年增长8.57倍；拥有固定资产总值达57.1万元。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各方面原因，社办工业企业长期以来均未被列入工业企业的发展规划，而只能作为农村经济的补充成份，在小范围内加以限制和发展。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袁桥乡工业企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到1978年，全乡工业企业已发展7个；年产值达70余万元；利润8.7万元，上交积累3万元；固定资金50万元；职工358人。由于社办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队办工副业掘起，在“一种二养三加工”号召下，有5个大队办起了翻砂机件、罗帽插销、卫生香、大镜子、骨胶、修配，电、气焊等项目，总产值达30多万元；利润8万多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了全乡工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乡党委、乡政府正确领导下，全乡工业企业认真贯彻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改革总览全局，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积极、稳妥、协调地进行了企业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多方位改革。特别是自1993年以来，乡党委、乡政府通过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立足本乡实际，制定了发展工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工业企业进行改制工作。实行了租赁、拍卖、转让等企业改制形式，使全乡工业企业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初步形成为一个具有较强经济实力，以机械、化工、建材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为主体的综合加工工业企业体系，为促进全乡国民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1997年全乡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3家，比1975年增加9家。其中乡办村办工业企业3家，个体私营企业10家；职工总数比1975年增加20.4倍；乡村办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比1975年增长66.4倍。全乡工业企业总产值，比1975年增长38.16倍，平均年递增4.53‰。
  袁桥乡工业企业在起步伊始，就立足把经济建设的着眼点放在自然特点和经济条件统一的基础上。自70年代初期始，先后建立起以金属品制造业为主体，砖瓦、食品加工业为辅的基础工业体系。经过几年的恢复和发展，这些企业都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生产形势出现明显好转，为袁桥乡经济奠定了基础。70年代中期，在原有工业基础上，新建和扩建部分企业，新增加建筑、运输、编织等行业生产，出现协调、稳定发展的趋势。但因缺乏统一的长远规划，企业分布比较零散，特别是乡办工业，“插花式”分布在长达16华里的地域内，给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管理和规模化发展带来了很大局限。同时，由于企业类型单一，层次较低，大部分产品都处于初加工阶段，形不成拳头产品优势。另外，当时比较注重城乡加工业而忽略了配套服务的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些，就严重制约了乡村企业向全方位、高层次、高目标方向健全发展。
  为尽快扭转这种不合理的被动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桥乡党委、政府在明确发展乡村企业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到兴办乡村工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针对本地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严密规划和科学决策，并在具体落实上搞好合理布局。研究制定了乡村工业企业综合发展的一整套思路和战略。他们在认真搞好规划布局，着力抓好配套设施建设，为全乡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越适宜的客观环境的同时，大力号召和积极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尤其在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上给以政策激励和保护，全方位推动乡办、村办、联办、个体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引导乡村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同时进一步确定了乡办企业以工业、建筑业为主；村办企业以工业、商业、服务业为主；联办个体企业以商业、饮食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的全面发展指导框架，并抓住时机尽快组织实施。
  为此，袁桥乡从1993年开始，按照高标准、高起点、区域化、规模化、特色化和“统一规划、适当集中、连片开发、分步实施”的总体思路，发挥定向投资等经济杠杆作用，从本乡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的角度出发，重点开发了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业企业，先后建成一批纺织、食品、造纸、日用化工、消费品为主的骨干企业，积极向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从根本上改变了袁桥工业企业结构单一，技术装备落后的状况。围绕省道、国道规划建立起104国道大王段，乡1号路尹庄段两个工业发展小区和省道德宁路两侧各300米，东西长4公里总面积为240万平方米的工业发展带。并新建了3.5万伏的变电所，对外开设了通讯线路，基本达到了“四通一平”。为促进全乡第三产业的发展，乡党委、政府又制定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有关规定》、《关于鼓励村办企业第三产业发展的办法》等政策性文件，以乡驻地为重点，狠抓了商业集市贸易建设。从1995年至1998年，全乡先后投资910多万元，相继建成了袁桥商业一条街和杨庄果贸市场，共容纳个体工商户1153家，各类摊点1786个，年增加社会收入2528万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在乡党委、政府的鼓励支持下，在乡村工业企业的带动下，村以下企业也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到1998年，全乡村以下企业已达911处，比1986年增加150倍以上。从业人员1573人，比1986年增加1.7倍。
  经历了30多年曲折发展的袁桥工业企业，在近几年的努力下，总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一个产业基本健全、行业竞相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机械、建筑、建材、纺织、化工、造纸等加工工业及商业、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门类逐步增加健全，并成为全乡的支柱产业，日益显示出愈来愈强大的生命力。
  建国50年来，袁桥乡工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初步走上了协调、稳定发展的轨道。这其中凝聚了全乡人民大量的辛劳、智慧和汗水。没有拼搏，没有奋斗，便没有袁桥乡工业企业发展的今天。自1978年以来，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深入贯彻落实，全乡工业焕发了青春，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正在被集体、个体所有制结构所代替，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协调发展的兴旺景象；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全面推行多种形式的租赁、拍卖、转化等企业改制，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大大增强了企业后劲，工业生产出现了速度和效益同步增长的局面；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管理方式，为企业在商品经济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深化企业改革，逐步配套和完善内部管理经营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从而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国家调节市场，市场指导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则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得到体现。企业由“封闭型”已走向“外向型”发展，主要工业产品在竞争中崭露头角，倍受青睐。
  1998年全乡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63.5倍；完成销售收入比1978年增长205.8倍；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122.7倍。三者之间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长的态势。
  由于袁桥乡工业起步比较晚，技术水平落后，企业生产的产品，在1970年前仅有2种，而且产量较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造成企业无力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只能在拼时间、劳力的条件下超载运行，从设备的挖潜革新中提高产品产量，在增产节约上做文章。同时，因受当时封闭式经济模式的制约，从而形成企业产品单一，更新换代能力差的“低能症”。这不仅加剧了基本建设投资紧张的矛盾，达不到低投入、高产出的预期效果，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工业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到1978年全乡工业生产发展到6种，比1970年增加3倍，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用耗费一定人力、物力、财力作为代价换取的。所有工业基础设施及技术设备大多系60年代的产物，生产工业还只是停留在半机械化手工操作的水平，根本无从谈新产品的开发和提高产品质量。
  在这种情况下，全乡上下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加足马力培植和扶持更多的骨干企业跻身于市场竞争的行列之中。从1996年始，采取内涵与外延并举扩大再生产的措施，彻底淘汰了一批报废、老化设备，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了设备更新速度，先后投资1928万元，共完成技改项目10个，新上21项。对原有企业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在较短时间内，就更新改造了一批技术装备和相关设施，使这些缺乏活力的企业重新获得了生机。面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生存面临挑战的严峻形势，他们审时度势，采取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明析产权关系，龙头带动战略等有效步骤，通过兼并、联合等措施，适时组建各种集团公司，为进一步站稳市场打下有力的基础。同时，在加强对企业原有设备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中，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引进和吸收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不断增强工业发展的科学技术力量。如1995年造纸厂全套引进生产能力3000吨机制纸生产线和制浆系统；纸箱厂，西魏面粉厂引进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引进，使这个乡工业技术水平迈进了国内80年代的水平，增强了袁桥乡工业经济实力。1998年全乡工业产品76种，比1978年增70种，而且产品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袁桥工业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和质量升级的步伐，从此，结束了不能生产高、精产品的历史。
  此外，在企业管理和职工素质方面，通过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的落实，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需要和企业发展壮大的实际需求。自“七五”以来，他们在乡村企业中逐步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耗能耗、提高经济效益为内容，以企业升级为主要形式的“抓管理、上等级”活动，从而促使企业的基础管理、专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八五”期间，又转向企业的规范化、科学化、正规化管理，围绕优质、低耗、高效、安全、文明等重点，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手段，引进现代化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从而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制度的管理轨道大跨度地朝前迈进，大大保障了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在提高企业人员素质上，他们主要注重人员思想、业务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通过乡镇企业局、电大、函授、成人学校等各种形式和途径，对企业人员进行以增进技术技能为主的专业培养和专项训练，从而大大提高了从业人员的个体素质和企业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自1990年以来，全乡共培训各类人才2011人次。据1998年统计，在全体乡村企业职工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总数的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1.3％。技工程度的占39.3％；大专以上的占1.1％；工程技术人员占6.9％；具有专业职称的人员占8.3％。
  30年来，全乡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1998年全乡工业总产值完成14472万元，比1978年增长184％；完成产品销售收入14051万元，比1978年增长99.51％；实现利税798万元，比1978年增长99.2％。全乡工业企业面额流动资金周转期为21天，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5637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838元。
  30多年来，袁桥乡的工业，经过一代人的艰苦奋斗和忘我的劳动，旧貌换新颜。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德州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随着价值工程，目标管理，网络技术等科学管理方法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及计算机和电脑现代化辅助设备的普及，不仅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工业管理工作方面单凭经验及主观意愿指挥生产的管理模式，而且标志着袁桥乡工业科学技术水平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乡村企业的发展，促进和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乡村企业特别是村以下企业的日益扩展，大大改变了农村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使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增强了该乡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乡村企业兴办的中小农具、农用建材、农用化工、农机配套修理等生产行业，直接支持了农业发展；生产的各种农用产品，满足了农业生产需求和农民的生活需要，对保障供给、繁荣市场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乡村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安置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1998年，全乡从事城乡企业的职工人数达2945人，占全乡总劳动力的32.2％以上。这些人有了固定的就业场所，既避免了盲目流动，稳定了社会秩序，又使他们自身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加快了农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袁桥乡依托城区优势，凭借乡村企业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在城乡建设上，按照城区统一规划的要求，无论在房屋、道路、供水供电，还是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设施、社会事业建设上，都基本达到了城市化的标准，人们已经从温饱型向着小康型迈进。
  袁桥乡的乡村企业和整个经济发展，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可喜成绩，但广大干部群众却从不满足，他们正以更加高昂的热情和毫不松懈的斗志，沿着“十五”大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光辉的未来。
  写在德州大地上的辉煌——来自袁桥村的报告
  袁书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使袁桥村集体经济结构、经营管理体制、劳动方式、核算分配等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以评工记分、按工分配为主要特点的所谓“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已经被农民群众所抛弃。一个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专业分工、双层经营为主要特点的集体经济新体制正在形成，其中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分散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家庭经济，已占居了集体经济的主要地位，并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商品生产在袁桥的发展
  袁桥村位于乡政府驻地。全村共320户，1100口人；1340亩耕地，其中省级优质苹果、梨园550亩。
  解放前，袁桥村是个穷地方，土地脊薄，易旱易涝，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加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互相勾结，残酷地统治着中国劳动人民，袁桥村人民受尽了煎熬。1940年，中共渤海军区二地委在该地开辟了党的工作区后，袁桥村设立了区部联络点；1947年，党组织由地下转入公开，在上级党的关怀下，建立了村党支部。
  解放后，袁桥村人民在党和政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号召下，纷纷成立了互助组，少者几户，多者十几户。不久，互助组联合成了初级社，后来又与任庄、李庄、郑庄、牌子、庄科、杨庄等村庄组成为高级（友谊）社。李宪文（本乡李庄人）任社长，邱玉增（袁桥村人）任副社长。1957年秋，高级社为一村一社，邱玉增任社长，并兼任袁桥村党支部书记。
  袁桥村的历史所运行的轨道是弯弯曲曲的，而最强的历史感和最有挑战性的事实，是忧国忧民的袁桥人谁也抹灭不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无不决定于最强的共鸣感和偶然因素。正如大海是多层次那样，无数次的潮流都在无数的波涛推荡下沉浮浪涌。在每一个时代，袁桥人虽上下求索，但终因世事乖谬把历史阻碍得太久太久。人民公社化以后，全村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沟、挖渠、打井、平整土地，研制和使用新农具，农业上了一个新台阶，改变了袁桥穷历史，开辟了袁桥新天地。特别是历史衍进到20世纪70年代，王卓、周润生、潘世洪、袁昌梦等省、地专家来袁桥为这里的百年梨树更新后，300亩梨园返老还童，焕发了青春，每年收入10万元以上，全村的生产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袁桥村在陵县也属上游。即便如此，粮食产量却仍然很低，皮棉总产四、五千斤，工值不过一元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似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给袁桥村带来了勃勃生机。1980年实行了“四小管理”；1981年实行了“联产计酬”；1982年实行了“五定一奖”；1983年实行了“大包干”（大小队统一耕种、播种、浇水）。用老支书邱玉增的话来讲，那几年是一年迈一步，一年比一年强。是啊！从1979年到1983年的生产情况看确实如此。1979年378亩粮田，单产725斤，总产27.4万斤；棉花60亩，单产35斤，总产2118斤；人均分配收入102.78元。1980年实行“四小管理”后，355亩粮田，单产872斤，总产30.9万斤；棉花90亩，单产181斤，总产1.6万斤，人均分配收入187.09元。
  1981年“联产计酬”后，280亩粮田，总产29.3万斤；棉花183亩，总产3.2万斤；人均分配收入273.78元。1982年“五定一奖”后，170亩粮田，总产19.5万斤，单产1150斤；300亩棉田，总产6万斤，单产200斤。1983年“大包干”后，粮食总产21.2万斤；棉花6.6万斤；人均分配收入530.6元。这五年期间，袁桥村的棉田面积增加4倍，皮棉总产增加30倍。因此，棉花和梨果的销售收入一时成了该村商品生产的经济支柱。这里的农民发了棉花财，加之梨果收入、副业收入和多种经营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袁桥村生产和村民生活都有了较大提高。
  货币收入量决定支出量，而货币支出多少又强烈地影响着市场。农民有了钱，买得起生产资料，舍得向土地投资，更舍得向果树投入。1985年，村里从泰安、威海等地为农民购进了优质苹果苗，发展了550亩苹果幼树，达到了人均半亩园。多年来，袁桥村所生产的大鸭梨和胎黄梨、糍梨、日本晚三吉、糖梨等商品梨挤满德州市场，闻名德州大地。1990年，生产的优质苹果新红星、玫瑰红远销北京、广州、海南、深圳、香港、新加坡、俄罗斯等地。产量由1977年的年产50万斤，增至1997年的210万斤。果品的销售，扩大了市场，也为德州大地写下了辉煌。这里的农民和村集体的货币收入增加，更刺激了消费市场，农民和集体由原来的自己生产、自己加工、自己消费生产，一跃转化为市场购买。袁桥人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日趋社会化、商品化。截止到1998年，村集体先后为村民修建了5处电灌站，购置了3台变压器，90千瓦电机组，架起了4000米高压线，打机井16眼，买55马力拖拉机一部，购置精播机，配备了旋耕犁。建起了大礼堂、民兵、青年、妇女之家活动室，文化、科普夜校，敬老院、百货商店、饭店、卫生室、旅馆、电磨加工坊、修配门市部，高标准的学校、育红班。安上了磁化自来水、电灯和100余部程控电话。铺设了2000米长的环村柏油路，更换了1200米地埋线。疏通了内外交通，改变了生产条件，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农业生产和村容村貌及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服务，都有了相当大的改观。1997年，国民总值270.2万元，商业、第三产业收入60.86万元，人均纯收入1778元。1989年至今，先后被陵县县委和德城区委命名为“文明村”、“红旗党支部”、“小康示范村”、“安全文明单位”、“十星级文明村”。该村1997年十星级文明户达到了70户；九星级文明户达到了90户；八星级以下文明户120户。
  袁桥人的商品生产发展方向
  袁桥村自1986年以来，党支部、村委会在狠抓粮棉生产的同时，合理地调整了产业结构，把发展林果生产作为实现经济翻番奔小康的重要途径。1991年，粮食总产135万斤，棉花22.5万斤，果品收入55万元。而1992年，全村粮食总产151.8万斤，棉花只有1.25万斤，果品收入43.7万元。究其原因，一是农民种棉投工投资大、受益小（虫害严重，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假农药屡打不止），挫伤了棉农的积极性，农民不再愿意种棉；二是果树种植面积猛增（袁桥乡三中全会前仅有近千亩，村庄只有袁桥、杨庄、尹庄、东王屯等七、八个村子，现在全乡1.2万亩，43个村庄村村有果园），商品果价直线下滑，出现了严重地卖果难现象，果农伤了心。因此，袁桥村一时成为经济支柱的棉花和果品生产经营，受到了严重制约。
  针对上述情况，党支部、村委会为了不让村民心伤透底，重新调动起村民的商品生产积极性，采取了果断措施，从强化统一服务入手，完善了双层经营机制。做到了农业上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耕播、统一浇灌、统一打轧、统一供电。副业上统一管理，实行承包，责、权、利分明，签定合同多年不变。这样以来，袁桥农民的致富积极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调动，商品生产又有了新发展，集体经济有了壮大，专业户收入大提高。
  商品生产的发展，依赖于市场的形成，取决于市场的扩大，而市场量与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何使一些农户内部的分工扩大到全村，农户剩余劳力的转移能在全村实现，是商品生产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因为，只有让农民能在非农业行业获得有保障的较稳定的收入，且兼业部分的收入超过农业的收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会真正实现，土地才能集中到适于农户专业经营的水平，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的程度才会大大提高。所以，并不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为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找到了新的出路。而是必须创造条件，提供出路，剩余劳动力才能转移，专业户才会出现和发展，农民由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的转移才会实现。
  长期以来，农村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的状态，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之间的配置很不合理，农民不能在狭小的土地上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土地束缚着农民。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农业由自给半自给性生产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这一历史性变革，必然要求农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配置合理，必然要求将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因此，允许和倡导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流动，势在必行。
  袁桥村做到了，且做得很充分。他们在兼业农户发展时，将村里的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社会主义大市场上来。在历史衍进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五个春秋，投资78万元，建成了德州市城东最大的袁桥农贸大市场，设立了袁桥历史上第一个四、九大集。农贸市场分设肉菜、针织鞋帽、畜牧、成衣四个分市场和一个果品专业批发大市场，年交易额1000多万元。至1997年底，该市场拓宽面为21840平方米，建商业房105间，设固定摊位600米，临时摊位100米。市场内建有酒家、饭店、旅馆、文化娱乐厅、卫生楼、银行楼、邮电楼、税务楼、供电楼、服务楼。装有多只广播喇叭和40余部程控电话。可宣传广大村民和众乡亲，积极从商，发展商品生产，从事个体私营经济。也可电话直拨国内外各大市场，联系业务，开办信息咨询，扩大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市场的建立，使农村这个剩余劳动力天然蓄水池得到了充分挖掘，较合理地配置了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利用比。袁桥人已不再受有限的土地束缚，他们从困惑中走出来，走向了开阔地，书写着自己的感叹号，从小城镇（乡）一条街上寻找着幸福的奥秘。它的出现，绝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袁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商品生产的一种伟大创造，是实行农村经济改革后结出的一朵绚丽之花，是继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伟大变革。
  袁桥，这个州城东大门，为德州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东风。一个城乡交融的集政治、文化、商贸、金融为一体的商贸文化中心，似灯塔，像巨人矗立在德州大地。为德州这座古城写下了辉煌。我们相信，袁桥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在德州市委和德城区委“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号召下，这种新型的“农户经济”，一定能够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解决稳定完善提高中的问题，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向前发展。
  王官皈一殿
  王官皈一殿，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袁桥乡东王官村东部。此殿，系皈一道首陈希增创建（陈希增，道号悟真，东王官村人，幼读四书，善学武术，在平原县赵家洼皈一殿学道，1920年前后即到处讲道、化缘、筹集资金，在东王官修建皈一殿一座）。该殿有前、中、后三殿。前殿有合围明柱八根，靠山柱八根，鼓形柱石，台高一米，殿基以条石砌成。殿中塑神像，高约三米，罩以玻璃。中殿除雕梁画栋外，塑有二龙戏珠，悬于二梁之间。后殿三间，只有明柱四根，配有东西庑，西北角有偏后殿三间。正殿有三合院四处，道友和办道人员百余。1937年前后，香火正盛。有东北各省和附近诸县倾家而来的信徒。其盛极一时的原因有四：一是陈希增向韩复榘的母亲化缘，韩母除布施外，赠以“万道皈一”的匾额一方，悬于前殿，成为资本；二是陈希增善武功，扬言身轻如燕，窜房越墙，如走平地，使人误为神助；三是开设粥场，在冬春青黄不接之际，散粥济贫，以拢络人心；四是组织人员编写“善书”广为散发。每年春秋两季赶庙会宣传，蛊惑人心。
  陈希增死后，仅剩殿宇。1945年至1952年，该殿曾为德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驻地，1958年于该殿址建立陵县第四中学。今为东王官小学。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