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昔日，枣市大街（今解放南路前进街）中间路西，有一所青砖灰瓦的古老宅院，高大的台门，门楣上悬一块竖匾，匾额为“御前侍卫府”五个大字。州城民间俗称这所府第主人，谓石大将军。笔者将这一历史人物的业绩和晚年其蒙冤悲剧，撰成史料，以飨后人。
  一
  石云倬（石大将军）（1679～1736），字天章，德州人。少时家贫，身强爱习武，青年立志从戎报国。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十七岁的云倬赴京参加武科殿试。他功底扎实，动作娴熟，体质强健，精力充沛，力挽三百斤石锁，抓举过顶。十二力大弓（十斤为一力），一百二十斤铁刀，双臂用力，弓开满，刀舞花，得中武进士，授御前侍卫。后出为甘肃平凉游击，升凉州参将。康熙五十四年（1715），调赴新疆巴里坤协办军务数年，升甘肃庆阳副将，又特授江西南赣总兵，擢浙江提督，调福建提督。“历任二十余年，清空粮，增炮位，节经费，修器械，缮宁波城郭……增设水师，更番巡察以严海防；多备副枪并缭刀火斗等器，以资巡哨；分编七标战船，以专责成；修泉郡城池门八卦沟，以弭水患，……”（见《德县志》）
  云倬调往何地，忠于职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清初加强东南海防建设，保卫海疆，尽心竭力，随宜擘划，运筹周备，爱兵如子，指挥有方，成效显著，曾得到雍正帝嘉奖。其军事条陈准行勒入军政全书，充分显示出云倬非凡的军事才能和长于谋略驾驭战争的本领。
  二
  清初，除了汉族人民反清斗争之外，朝廷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亦十分尖锐，康熙帝几次大规模对周边用兵，虽然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边疆地区，但事情并没完全结束。最不安定的是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头子噶尔丹策零，长期与清廷处于敌对状态，经常挑起事端，还挑动青海、西藏、蒙古地区其他蒙古部族闹事。更为严重的是勾结沙俄，妄图分裂祖国。因此，准噶尔部不平，西北边境永不得安宁。雍正帝继承其父遗志，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向西北大规模地用兵，以武力荡平叛乱。
  三
  雍正七年（1729）三月十二日，胤禛以出师告太庙，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受钺礼，君臣行跪抱礼。胤禛命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阿尔泰山；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巴里坤，特授石云倬为征西副将军，挂振威将军印（从一品），两路大军形成对准噶尔的钳形攻势。云倬“甫至边，於土古鲁及巴尔库尔之东、西、北三面设卡，巡踩贼踪。立三法，日以尘扬辨夜，以烟火辨雪，以脚印辨瞭望，十分严密。整顿驼马、器械、牧场，添兵防范，屡立功。”（见《德县志两路大军，十万官兵，无数的车辆马匹，满载着兵器、粮草、行李、帐篷、炊具……浩浩荡荡出塞，向大西北奔去。在西北，官兵看到的是：没有人烟的荒野，无边的大漠，噶尔丹叛贼在哪里？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官兵找不到叛贼，仿佛“盲人瞎马，夜半深池”，而叛贼却注视着官兵。
  当西路军进入新疆腹地后，由于石云倬早年曾在新疆帮办军务数年，深知西北蒙古厄鲁特准噶尔部之凶残狡诈，故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守为攻，诱敌深入，围追堵截，一举歼之”的战略战术，“切勿轻敌冒进，分散兵力，盲目攻战，急于求成”。然而，大将军岳钟琪置若罔闻，不仅不采纳，而且遇事掣肘，骄横专断，刚愎自用。云倬只好听之任之，违心应命。
  △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初，胤禛命两大将军至京面授方略。时岳钟琪大将军印务交提督纪成斌署理。纪成斌设十数万驼马牲畜之牧场于科舍图，距大营远，又不设防。噶尔丹策零遣二万骑，乘虚突劫科舍图牲畜。西路军损失惨重。（噶尔丹策零首先向西路军开刀，并得逞。）
  △雍正九年（1731）六月，噶尔丹策零派大头目敦卜多等率兵三万，越阿尔泰山直犯北路军。勇而寡谋的傅尔丹，轻信被擒贼兵供言，驱兵往袭，部下许多军官交谏不听。贼军把北路军诱至和通脑儿（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布多西二百里处）谷中，胡笳远作，毡裘四合，伏兵三万，驰骋冲突，四千余官兵被围。贼军以逸待劳，以主迎客，以静制动，以众击寡，北路军前锋统领丁寿，参赞苏图，副都统马尔齐均战死。贼军乘胜直犯大营，傅尔丹命索伦蒙古兵迎击，科尔沁蒙古兵先遁，索伦兵大溃。傅尔丹率二千满洲兵且战且退，跑了七天到科布多。是役副将军巴赛、查纳弼以下皆战死，全军失利。
  △败报传至京师，胤禛命顺承郡王锡保代北路大将军职，傅尔丹降为副职。后又以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又被革职（走马灯似的撤换北路军统帅）。
  △七月西路军得到北路军败报后，岳钟琪率大军进攻乌鲁木齐，行至纳邻河，探知敌遁，扑了个空，不得不回兵（官兵被叛贼牵着鼻子在荒漠中疲于奔命）。
  △雍正十年（1732）四月，军机大臣鄂尔泰参奏：“岳钟琪玩忽纵敌，应行议处”。命削去岳之公爵封号，护大将军印务，戴罪立功。
  △七月十四日，调岳钟琪回京，其宁远大将军印务由署陕西总督查郎阿署。
  △十月，将岳钟琪革职，交兵部拘禁。
  △再说八月光显寺（即额尔德尼招，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额尔德尼桑图之西）之战中，准噶尔大头目敦卜多率三万骑兵频频东犯。额驸策凌（康熙帝女和硕纯悫公主丈夫、雍正帝之妹夫）英勇善战，率右翼官兵，督骑横冲，奋勇冲杀时，左翼官兵丹津多尔济亲王消极观望不前，使敌敦卜多率败兵由左翼突围逃遁。策凌急檄另一支官军马尔赛截其归路，
  可恨的是马尔赛贪生怕死，拥兵闭城，副将军达尔济及军营将士求战，马尔赛立意不许，副都统傅鼐情急跪求，马仍不允，坐视叛贼从眼皮下逃窜，使“入网之兽，得以兎脱”。
  △十二月，命将马尔赛于扎克拜达里克军营前正法。
  △雍正十一年（1733）正月十八日，命大学士鄂尔泰往北路军营经略军务（但仍无济于事）。
  （凡△引文见《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五卷）
  四
  此次西北用兵，一开始雍正帝及两路大军的统帅从思想上、心理上就犯了错误，他们君臣骄傲自大，目空一切，错估形势，认为小小的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作乱，大军一到，一举荡平，定获全胜，有何难哉。然而战事并非那么简单，噶尔丹策零叛贼，粗犷慓悍，凶猛残酷，狡诈多端，飘乎不定，时打时和，时服时叛。加之塞外荒漠，地理不熟，气候恶劣，轻敌冒进，为敌所乘。十万大军屯驻塞外，年复一年，旷日持久，不进不退，师老靡饷，一误再误，一败再败，损兵折将，犯了兵家大忌。再者旗兵入关已八十多年，承平日久，习俗所趋，文恬武嬉，贪生怕死，思乡厌战，纪律涣
  散，临阵脱逃，腐败无能之弊，完全暴露无遗。
  征西之战，清廷人力物力消耗极大，不得不于雍正十一年（1733）暂停进兵。胤禛命侍郎傅鼐、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等往准噶尔部谕噶尔丹策零罢兵之事。堂堂的朝廷十万官兵，居然败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三万叛贼手下，其为世人所耻笑。恼羞成怒的胤禛，为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尊严，将战败之责完全推到臣下两军将领身上，将傅尔丹、岳钟琪、石云倬、马兰泰以失误军机罪，著斩监候。但是胤禛若反躬自省，扪心自问，其内心也难逃其咎。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至死不变，在位十三年，也没有解决准噶尔部问题，撒手人寰，还是留给了儿子弘历去解决，直到乾隆二十年，才彻底平定这场断断续续准噶尔部汗桀骜不驯的叛乱战争。
  五
  雍正十年（1732）十月，西路军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被革职后，交兵部拘禁。副将军石云倬为大将军所诬，被逮入京，时年五十三岁。由于雍正帝对他多年实绩印象颇佳，“优荷殊恩，念其操守好，免其刑具及大将军，罪状定，吏议以不能预行参奏，安置浙江，杜门省愆。”（见《德县志》）清廷部议许多大臣为云倬说了公道话。
  云倬戎马一生，由游击、参将、总兵、提督，至将军，他任职谨慎，忠勇多谋，特别是在浙江、福建任提督期间，对加强东南海防建设，保卫海疆，军绩显著。晚年调赴征西之战，对保卫祖国领土统一完整，贡献出他的智慧和力量，史籍多有誉语。
  征西失利，上下内外因素很多，胤禛及两路大军统帅，大言无忌，调度乖方，指挥有误，谋之不精，受敌愚弄，为敌所乘。云倬受诬而获罪，真是“热血丹心人谁信，横戈原不为封侯”，“疆场戮贼三尺剑，辨冤谁作上书人？”这样一位怀着满腔报国热血的爱国将领，蒙冤郁郁，仰天而亡，终年五十七岁。呜呼！悲夫，惜哉！
  将军之子，石景周亦是位很有战绩的军官，“由河标递升四川黔彭都司，从公相阿，平定金川，以军功升江南池州（今安徽贵池）游击，未仕告休归。”（见《德县志》）他看到父亲一生“忠君报国，驰骋疆场”，晚年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因此对“效忠朝廷，建功立业”产生了怀疑，对“率军冲杀，东征西讨”也不再感兴趣。按说作为一员武士逐级擢升到游击（从三品）已是很不容易，也就是说由中级军官开始向高级将领迈步，他毅然请求解甲归田，返回故里，居家为民，不再与清廷合作，这是景周对满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展示的无声抗议，也是对蒙冤而逝九泉之下父亲英灵的最佳慰祭。
  中国方志之最
  △现在最早的一部全国划区域志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
  △一般认为现存最古的方志是东汉袁康的《越绝志》，堪称方志鼻祖。
  △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方志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
  △最早以帝王年号标志的志书是晋《秦始郡国图》。
  △现存最早的图经是唐开元年间修的《沙州图经》。
  △现在所知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清人华沅认为《山海经》的原始形态也是以图为主体的《山海图经》。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总志是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我国第一部体例空前完备的地方志是北宋乐史的《太平寰芋记》。
  △我国第一部一统志是《元一统志》。
  △我国台湾第一部府志是清康熙年间蒋毓英的《台湾府志》。
  △我国最早主张方志属于历史学范畴的是东汉史学家郑玄。
  △我国一省独有的方志种类是云南省的《盐井志》。
  摘自《鞍山市志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