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永远的怀念——忆我的父亲张龙
  张洪波
  人生就象一条河，从遥远的过去走来。它时而清流溅溅，时而疾泄飞湍；时而安祥平缓，时而浩浩荡荡奔流向前。不管是一泄千里还是迂回蜿蜒，它从不犹豫从不迟延，待到潮平岸阔浩瀚无边的江海交汇之处，它头也不回地扑向那水天连碧无边无垠的大海深处，由历史进入了永远。
  我的父亲张龙，一个鲁北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生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长于烽火连天金戈铁马的岁月。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过多少激流险滩，遇到过多少狂风巨浪，但他从来没有退缩过，总是那样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他曾创造了多少丰功业绩，他也给人们留下了多少不可泯灭的回忆，然而他自己总是把这一切看得是那么自然那么平常，看得很淡很
  淡。父亲从他的历史中孑然而来又飘然而去，他的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为自己留下一抔黄土或是一方石碑，就连他的骨灰，也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51周年的纪念日那一天撒在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德州大地上，默默地归于永恒。然而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德州的历史上，他的业绩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值此他老人家逝世周年之际，我谨秉恭诚草此篇，聊以为祭。
  一
  我的父亲张龙，原名张书元，字文轩。1915年12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陵县义渡口乡张庄村（原属德平县东堂乡）一个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里。曾祖父共有四个儿子，我的爷爷是长子。到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另外几个爷爷也成了家，但大家仍然生活在一起。二曾祖父夫妇膝下无儿无女，老两口和曾祖父一家一起过活，这个家实际上是由五、六个小家组合在一起的，我的曾祖父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
  这时的家中有30多亩薄地和维持一家人日常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一些农具、牲口等。父亲小的时候，全家人辛勤劳作节俭渡日，年景也还算过得去。自20年代起，直、皖、奉等系军阀在这里连年混战，德州、陵
  县一带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遭到了极大破坏。各路军队如走马灯一般，你来我往派饷拉夫，劳苦大众苦不堪言。再加上极端腐败的地方政府根本不顾人民群众死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更是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象父亲这样的家庭也得半年糠菜半年粮才能勉强得以维护，穷苦人家就可想而知了。
  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一些失去了生计而又无家室牵挂的穷苦人为求得一条活路，被迫铤而走险，四乡更有不少流氓地痞和强横不法的亡命之徒趁机勾结官府和地方豪强，鱼肉百姓为害乡里，地方上土匪也随即猖獗起来。在此情况下，万般无奈的老百姓被迫组织起红枪会等组织以求自卫，而地方政府不去治理匪患，反而与土匪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残害善良的广大劳苦百姓，甚至发生了德县地方官员勾结军阀张宗昌派重兵武装镇压红枪会，致使30多个村庄被焚，数千人遇难的惨案。
  由于官府的包庇纵容，猖狂之极的土匪到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1924年的春天，土匪来到父亲的家乡张庄，放火烧掉了村中大部分的民房，父亲家中的房子也被烧掉了不少。不仅如此，我的三爷爷（父亲的三叔）还被土匪绑了票。为了赎人，家里卖掉了劫后所剩无几的房产，土地和牲口也卖掉了大部，家境一
  下子就败落下来了，往日那种虽然清贫却尚可应敷一家人温饱的日子再也见不到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这一大家人还没有来得及透出一口气来，时隔年许，我的曾祖父又被土匪绑了票。这回为了赎回他老人家，家中所能卖的一切东西变卖殆尽，从此家中一贫如洗彻底破了产，不要说恢复生产，全家人的生计就再难维持下去了。
  自这时起，我的爷爷和三爷爷流落到河北省的永清和乐亭给地主当长工，后来，爷爷又闯关东到了沈阳卖苦力、拉洋车，我的二爷爷被迫拖起沉重的病体外出流浪乞讨，四爷爷则流落到济南给资本家做工，就连二曾祖父也被迫给地主打短工，以补贴些家用。家中的壮劳力被迫外出去谋生，只剩下两位曾祖母和几个奶奶在家。曾祖父是一家之主留下主持家务，一家中全靠老弱妇孺支撑着门户。在此光景下，不满9岁才上了两年多私塾的父亲也被迫辍学，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跟着留在家里的曾祖父到处干些零活聊作补贴，苦苦地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家。
  1927年，家乡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灾荒，地里几乎颗粒无收，这对于已经处在极度贫困中的父亲全家
  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这时的家乡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家中连零活也没得做了，年仅12岁的父亲也被迫拉起了要饭棍游村串巷沿街乞讨。生活的重负象沉重的大山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来，我的爷爷被折磨的得了精神病，一家人在绝境中苦苦地挣扎期待着。
  1928年5月，北伐军攻占了德州，长期为害地方的奉系军阀败走山东。自这以后年景渐好，随之而来家境也有所改善。家里被卖掉的土地陆续赎回了一部分，另外还购置了牲口农具，外出谋生的劳动力也都回来了，全家的生产生活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但因家里人口不断增加（已是一个20多口人的大家庭），而土地却比前几年少得多，因而全家人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几位爷爷除了在自己家的土地上辛勤耕作外，仍需不时地外出做工以补贴家用。所幸的是军阀一走，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匪团也在自相残杀中渐渐削弱，社会比以前安定了许多。随着家境的逐渐好转，父亲也恢复了中断数年的学业，进入本村小学校读书。
  父亲在兵荒马乱中渡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时局的动荡，社会政治的黑暗腐败，在他年轻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当时官匪勾结鱼肉百姓的种种暴行，更使他产生了反抗黑暗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
  二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的抗日斗争浪潮也波及到父亲的家乡。1932年是父亲在本村小学读书的最后一年。这一年，17岁的父亲在学校里接受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他不断听到老师向同学们讲述“九·一八”事变经过和东三省沦陷后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斗争的形势。父亲受到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开始懂得：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是造成人民苦难和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愿望。因此父亲积极响应德平县政府的号召，参加本县乡农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后来他曾参加过县里组织的剿匪行动，作战中他英勇顽强，冲锋在前，为取得剿匪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德平县政府发出征兵抗日的号召，父亲积极响应，再度参加乡农学校接受军训，准备应征入伍为国从戎。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十几
  万军队望风披靡，而地方政府那些“父母官”们也背弃了守土抗战的诺言，竟然不顾人民死活纷纷弃土南逃，将大好的河山拱手送给了敌人。
  这时，地方上的各色民团蜂拥而起，他们虽然打起抗日的旗号，然而相互间却只是抢地盘挖墙角，尔虞我诈争斗不已。在日寇的大举进攻面前，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抱着“有奶便是娘”的想法，投敌当了汉奸，大部分鸟飞兽散，更有一些人丧尽天良再操旧业，重新干起了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黑团）。
  面对此情此景，父亲甚为失望。他感到从戎有志报国无门，于是便离开乡农学校，拒绝了各路民团的诱惑（这些民团初起时为扩充各自的势力曾对外做出过种种许诺。而父亲由于事变前在乡农学校接受军训和参加剿匪斗争的出色表现，此刻更成了这些民团极力招纳的对象），重新回家务农。
  1938年9月下旬，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挺进敌后，开赴冀鲁边地区发动群众抗日救国。这时候八路军工作人员来到父亲的家乡开展工作，父亲在村里组织群众发起响应，广泛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动员大家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父亲被村民推选为本村抗日农会主席和民兵
  队长。后来村里为进一步宣传抗日，成立了抗日小学，父亲又被推选为校董。父亲还和几位教员一起，利用学校的校舍创办了村里的成人抗日夜校，扩大了宣传阵地。经过近半年的宣传动员，全村群众的抗日爱国思想普遍提高，这不但奠定了本村以后坚持抗日斗争的基础，也在周围村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抗日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父亲勇于开拓进取，积极追求上进，他努力学习党的有关文件精神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年夏天，父亲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随即被任命为民先队长。同年10月，父亲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以这样说，“九·一八”事变后，轰轰烈烈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唤起了父亲的爱国热情；而接受党的抗日主张积极投身全民抗战斗争，则是他由自发革命到自觉革命的一个关键性的转变；从思想上组织上向党靠拢，并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是他由一个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普通农民逐步转变为民主革命者进而成长为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的重要标志。正如后来父亲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把寻求个人出路的奋斗自觉地融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并为之献身，终生不渝。
  1939年上半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上的攻势，转而集中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迎接新的斗争，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于5月下旬做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指示各地要加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积极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驻义渡口的国民党地主武装曹振东部（1938年下半年德平、德县等地的民团在义渡口联合成立“鲁北抗日同盟军”，曹任副司令，后曾受编为八路军津南——一说为洛阳——支队，1938年10月又投靠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被收编为国民党山东保安五旅，曹任旅长，俗称曹五旅），为扩大个人势力也极力招兵买马。这年6月是八路军和曹五旅争夺青年参军的时刻，父亲带领着本村3名青年冲破曹五旅的封锁，参加了八路军挺纵五支队，并安排另外6人于9月下旬参加了挺纵第二游击大队。
  当时，我的老家所在的张庄是一个仅有40来户人家的小村，一下子就出来10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差不多平均每4户就有1人。尽管张庄距曹五旅的老巢义渡口仅有二里地之遥，但全村没有一个人参加曹五旅的队伍，因而对周围村庄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一方面
  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曹五旅来说，无异于老虎嘴里抢肉，自然招致了他们的忌恨。
  由于当时曹五旅还没有最后撕下假抗日真反共的面具，所以他们尽管心有不满，却未敢明目张胆地表示什么，只是暗中进行迫害报复。有一次，曹的游击司令部住在父亲家里，曹部的人无中生有地硬说家中有人偷了他们的子弹，企图借机进行敲诈，后来经过父亲严正交涉才免遭其害。又有一次爷爷到部队看望父亲，路上经过曹五旅的防区被曹部无故扣留，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一只手也几乎致残。又如，一次父亲外出检查工作，曹五旅趁其身边无人（只有公务员随行），派出30余人将父亲抓走。所幸恰好路经我德县县政府所在地，被驻地哨兵和县长王哲同志的警卫员看到，王县长几次派人交涉，曹部拒不放人。后经八路军挺纵鲁北支队司令员杨忠同志严正交涉，曹五旅才被迫将父亲放回。在父亲被曹部扣留期间曹振东曾亲自主持审讯，他对父亲在他的眼皮底下把人拉走参加八路军流露出愤懑不满之意。
  1939年7月，父亲奉命调任八路军鲁北支队民运股股长。这时日寇已停止了正面战场上的攻势，转而集中兵力进攻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日伪军连续不断地
  “扫荡”，给我军和我地方抗日政权武装造成很大损失，特别是4月份的陵县境内大宗家战斗中，我挺纵五支队机关及所部1700余人被日伪军重兵包围袭击，我军损失惨重，数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此事对冀鲁边地区的抗日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自这一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各地刮起了反共之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全面推行限共反共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也不断地到处制造磨擦挑起事端。在日、伪、顽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下，鲁北抗战究竟向何处去，共产党八路军还能不能在这里继续生存，抗日的红旗还能打多久，成了冀鲁边地区人人心头抹不去的一片阴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接受任务到济阳县李会野庄红枪会进行争取工作，动员他们参加八路军。面对冀鲁边区对敌斗争的严峻形势，李会野庄红枪会人人持疑观望，犹豫不决。父亲与会首、会众广泛接触，向他们宣讲抗日，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动员他们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投身伟大的全民抗战，坚定他们的信心，鼓励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而斗争。
  经过六、七天的说服教育，动员工作大获成功，李
  会野庄红枪会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的领导，和八路军一起共同抗日。在父亲带领下，会长李某率领会众百余人投奔我八路军鲁北支队。时隔不久，该会又集合起70余名红枪会员来到鲁北支队集体参加八路军。我鲁北支队领导见条件已经成熟，便决定将李会野庄红枪会集体改编为“八路军济阳支队”（隶属鲁北支队领导，任务是开辟济阳的斗争局面）。为了进一步巩固对该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父亲留任该支队二连指导员。
  是年11月，父亲调任挺纵第二游击大队民运组组长，除继续为主力部队做好扩军动员工作，还历尽艰辛为部队购买了许多军火。
  三
  1940年春，随着主力部队陆续转入外线行动，冀鲁边区的斗争形势变得十分艰苦。遵照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关于“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冀鲁边斗争”的指示，边区领导做出巩固扩大根据地，加强地方武装和党群组织建设，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决定。父亲于这年4月份奉命调任德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发动组织全县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和为主力部队组织补充兵员、筹集给养等工作。1940年下半年在华北地区进行的“百团大战”，历
  时3个多月，共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破坏铁路近500公里、公路千余公里，华北地区的敌伪交通全部瘫痪。沉重的打击使日寇认识到，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才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日寇发誓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战”。日军力图肃清后方，巩固其对华北地区的占领，把华北变成其“大东亚兵站基地”。自1941年3月起集中大批兵力，陆续发动了5次企图消灭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冀鲁边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敌人对我冀鲁边区发动了连续的“清剿”，日寇出动大批兵力疯狂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在其已占领地区则通过推行“保甲制”和建立“反共自卫团”等手段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法西斯统治。与此同时还在广阔的鲁西北平原上大肆筑碉堡、修公路、挖封锁沟，以此分割限制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行动，企图消灭我边区军民抗日武装斗争力量。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一些国民党顽固势力与地方民团组织，经不住敌人的压力和诱惑，撕下“抗日”的假面具投敌当了汉奸，与我军为敌。不少土匪黑团也被敌人收买，他们不顾民族大义认贼做父，偷袭暗杀我军伤病员和地方抗日工作人员。面对着严酷
  的斗争环境，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些人对前途悲观失望，失去斗志，甚至堕落成为可耻的叛徒。此时此刻，我边区抗日军民既要面对日伪军不断地疯狂进攻，又要提防土匪黑团的冷枪暗箭，更得时时刻刻警惕着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危险，斗争越来越艰苦，损失也越来越大。
  这年3月的一天晚上，驻孙公庙据点的伪军利用我队伍中的叛徒为内应，长途奔袭我驻徐百万庄的二区队，杀害我区长、指导员，收缴了区队的全部枪支。时隔不久，该部伪军又与叛徒相勾结，偷袭我驻冯家寨的一区队，掳去了该区队大部分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幸亏区队长当机立断，组织还击，才转危为安，保存了部分力量。后来，德县县大队在王老人庄遭到日军袭击，伤亡20余人，县长王哲同志也负了伤，另有部分战士被敌人抓走，部队损失严重。突围后王县长离队养伤，县大队也被迫离开县境转移到外地休整。
  就在这异常艰苦的斗争条件下，我的父亲于1941年3月，受命担任德县三区的区长兼区队长，领导开辟那里的对敌斗争局面。他带领着三区队全体同志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一方面坚持武装斗争，狠狠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并掩护配合我军行动，为坚持
  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1941年的春夏之际，有一次父亲带着三区队住在东庞家庄待机行动，附近的集前孙住着冀鲁边二分区的十七团二营。一天，该营遇到了义渡口和孙禄还两处据点日伪军的几度袭击均被击退。为避免敌人更大规模的报复，二营在给敌人以有力杀伤后迅速转移。由于事发突然，三区队未能及时得到二营转移的消息，仍然坚守原地加强警戒等待着行动的时机。
  这天下午两点左右，父亲发现大队敌人向附近开来。他判定敌人要来报复二营，因此当即指挥队伍避开锋芒向西北方转移，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副队长领着队伍迅速撤出，父亲带着通信员走在最后。他边走边观察敌情，思考下一步的行动，与队伍拉开了一定距离。父亲突然意识到，为应付意外事变，区队不宜单独行动应该向二营靠拢，于是便让通信员通知副队长改变方向带队向集前孙前进，父亲自己也迅速转向集前孙而去。
  行至小王庄村西头百余米处，不料与村中出来的鬼子大队迎头相撞，父亲见势不好，随即转身折入道沟，回头向东庞庄飞奔而去。但已被敌人的尖兵发现，敌人慌忙下车取枪射击，父亲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举枪还击。等到敌人重新上车，一窝蜂地追赶时，父亲
  则以道沟为掩护飞快奔走。就这样，父亲甩开敌人，来到东庞家村东头。不料这时手中的枪出了故障，无法再进行还击，于是父亲便飞步绕过村子向安全地带继续转移。来到柳庄，父亲已是精疲力尽，为避免再次同敌人遭遇，给村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父亲便把枪支和公文包交给柳庄村长掩藏起来，自己化装隐蔽到村外去。待敌人离去后，父亲吃过晚饭便去找部队了。
  第三天，当父亲在县政府驻地找到他的三区队时，只见驻地灵棚高搭，挽联长垂，县府首长和区队的同志们沉浸在悲痛之中，正准备为父亲开追悼会。此刻见到父亲安然归来，大家自然惊喜万状，原来大家误传父亲在这次遭遇中牺牲了。听到父亲讲述了自己的惊险遭遇，同志们无不钦佩他临危不乱的大智大勇。
  随着情况不断地恶化，整个德县的对敌斗争越来越艰苦，全县各区的地方武装有的遭到敌人的撤底破坏，有的元气大伤，被迫转移出去隐蔽休整。全县只剩下父亲所带领的三区队尚无损失，继续留在原地坚持对敌斗争，这一点也为敌人所深知。日伪军集中了大批的人马来回进行拉网式地清剿，企图扑灭这支小小的抗日队伍。但是在人民群众的爱护支持下，父亲带领着他的三区队始终未离开过脚下这片土地。
  1939年下半年，德县县政府为加强对九区工作的
  领导，扭转德县境内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父亲被派往德县九区任区长兼区队长。他带领九区队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重新坚定了群众的斗争信念。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地恢复了被敌人破坏的抗日民主政权，使九区的对敌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日本的东条英机内阁上台后，奉行更加疯狂的战争政策，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南下菲律宾及东印度群岛等处，与英、美、荷等国家争夺海上利益。随着战局的发展，日军的战线不断拉长，兵力严重不足，后勤补给也越来越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日寇对其在华北的占领区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加紧对我华北地区的控制和掠夺。
  1942年6月上旬，日寇集中兵力2万余人向我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所到之处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大批的日伪军不断拉网“扫荡”、“清剿”。与此同时，日寇还极力推行所谓“囚笼”政策，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蚕食，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共修筑碉堡400多个，挖封锁沟1100余公里，将我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大大小小的马蹄形斑点地块，极大地限制了我抗日政权武装的活动发展，边区抗日
  武装斗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父亲再次临危受命，到全县对敌斗争形势最为严峻的德县八区任区长兼区队长。
  这年6月，父亲到任时正是日伪军对我冀鲁边根据地“扫荡”最疯狂的时候。德县八区的抗日政权武装在敌人前几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遭受严重创伤尚未恢复元气。所幸的是，此时中共德县工委建立了，全县对敌斗争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的十七团二营也来到德县开辟局面，武装斗争更有了坚强的依托，田野里的青纱帐也渐渐长起来了，这一切都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德县工委的领导下，父亲带领八区队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伪军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并与十七团二营相互配合，开展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在广大军民的努力奋斗下，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打开了八区对敌斗争的新局面，由此也带动扭转了全县的被动状况，为以后巩固八、九两区，开辟二、六、七区打下了良好基础。
  自从1942年6月敌人对冀鲁边根据地发动进攻以来，德县七区一直是日寇在德县统治最严密的地方。在这里，日伪军气焰嚣张至极，土匪黑团也与之相互勾结，不断袭击我抗日武装，绑架暗杀我抗日工作人
  员，活动十分猖獗，对敌斗争受到极大影响，我抗日政权武装被迫隐蔽起来转入半地下状态。为改变这一严重局面，是年9月父亲被派往德县七区担任区长兼区队长。
  父亲来到七区以后，根据敌人统治较严，我们的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狠抓抗日秩序的整顿建设，下大气力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在群众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努力壮大地方人民武装，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另外，父亲还注意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关系，做好瓦解敌伪组织，争取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投诚反正的工作，教育他们牢记民族大义不忘国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加强组织领导，较普遍地建立了“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面”政权，一方面应付敌人尽量减少群众损失，另一方面为我军积极搜集政治、军事情报。
  在加强对敌政治斗争的同时，父亲还带领着七区队展开军事攻势，打击日寇顽伪，消灭土匪黑团，以强有力的武装斗争鼓舞群众斗志，唤起他们投身抗战的信心。父亲带领着七区队只用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就打开了该区对敌斗争的新局面，把一个敌人统治严密的核心占领区变成了我们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促进
  全县对敌斗争形势的好转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七区的斗争形势不断好转，父亲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其他区的人有事也都愿意来找他，由此他的活动范围也由七区逐渐扩大到其他几个区。
  1943年冬天，德县六区董屠庄据点的伪班长刘春旭与其上司产生矛盾，刘顾及自身的利害，决定向八路军投诚，几经周折与父亲取得联系，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并表示愿意为拔除据点做内应，以立功赎罪，争取人民的宽大。父亲对他弃暗投明的想法表示赞许。随后根据刘对董屠庄据点情况报告，父亲当即决定奇袭董屠庄，七区队求得县大队的支援立刻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未发便拿下董屠庄据点。紧接着父亲趁热打铁，趁附近敌人未发觉，率队奔袭数十里，利用刘的关系连夜又拿下了仙人桥据点和附近的伪警察所。七区队一夜双捷，不费一枪一弹连克两处据点，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不断地磨炼着父亲的革命斗争意志，同时也使他的对敌斗争艺术变得越来越巧妙纯熟。他不但能得心应手地指挥着自己的部队到处积极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而且还能将日伪军玩弄于自己的手掌之中。1944年初，父亲带领七区队在一次战
  斗中缴获了一部电话机，于是便用它来监听敌人的通信联络，由此侦察到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政治情报，为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有力帮助。后来，父亲更进一步想到以电话机为工具指挥调动日伪军的行动，使之按照我们的意图行事，以便歼灭之。
  日伪军驻有重兵的陈宝亮据点位于德县八区的中部，是敌人楔在我抗日游击区腹地的一颗钉子。它的存在对于我军开展八区抗日游击活动，加强该区与七、九等区的通信联系极为不利，同时它又是我军开辟德县二、六两区，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个极大障碍。为了拔掉这个硬钉子，我军曾几次组织力量攻打都没有成功，而据点中的日伪军仗着他们优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炮楼，越发疯狂起来。针对这种情况，父亲反复思考后决定用电话将敌人调出乌龟壳，在野外聚而歼之。1944年春季的一天，父亲带领七区队在县大队的支援下，在陈宝亮据点附近的公路上布下口袋，然后带人将缴获的电话机接在敌人的电话线上，以伪县长传令兵的口气假传命令，将陈宝亮据点的伪军调出来引入我们的埋伏圈。我军出其不意发起攻击，在七区队和县大队的猛烈打击下，这伙伪军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便稀里糊涂地全部当了俘虏。这一仗沉重地打击了该据点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他们为七区
  和父亲的神机妙算而感到恐惧。没过多久，便慌慌张张的撤出了陈宝亮据点，楔在我根据地腹地的钉子被拔掉了。由此，使整个德县对敌斗争的形势大为改观。
  同年夏季的一天，七区队准备夺取敌人的枪支武装自己。父亲派了两名侦察员化装成日伪特务来到边临镇据点的西门外，大模大样的将一封信交给站岗的伪军哨兵，要他们马上给伪中队长送去。伪军哨兵不辨真伪接过信扭头便走，我侦察员故意地喝斥其动作太迟缓，伪军哨兵见势不敢怠慢，急忙放下枪跑步赶回镇里送信。伪中队长看完父亲的亲笔信后知道上了当，他虽气急败坏然而又无可奈何，只好将两个哨兵臭骂一顿了事。我侦察员不费吹灰之力完成任务，将敌人的枪支弹药夺到了手。我的父亲以他特有的机智和幽默同敌人开了一个辛辣的玩笑，此事在抗日军民间传为美谈。
  1944年中秋节后，父亲再次来到德县三区担任区长兼区队长。这一年的年底，父亲带领三区队在县大队的配合下，利用伪军内部的工作关系，未放一枪一弹，一举端掉了西堂据点，俘虏伪副大队长以下官兵70余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轻机枪1挺及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为重新开辟德县三区打开局面，也为局部反攻做出榜样。从此以后，德县的抗日斗争终于渡
  过了最困难的局面，开始走向胜利，走向光明。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国内的全面对日反攻作战也即将开始。为适应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需要，渤海二地委于是年2月份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决定组建中共德州工委，以加强德州地区铁路沿线的城市工作和对敌斗争的统一领导，为解放德州城和夺取津浦铁路做好准备。会上任命父亲为德州工委委员兼德州武工队政委，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德州城周围及铁路沿线地区的武装斗争及群众工作。
  4月初的一天，父亲指挥着武工队员来到德（州）吴（桥）公路上侦察敌情，队员们在路上设伏，截获了一辆日本洋行的汽车及装载物资一批，将其送往我渤海军区二分区驻地。这次伏击发生在距德州城仅10余公里的公路上，驻德日伪军大为震惊。次日，德州、吴桥两地的敌人联合出动大批兵力进行报复，但连武工队的人影也没有见到，只好扫兴而返。这次伏击，是武工队成立以来在驻德州的日伪军眼皮底下打的第一次干脆漂亮仗，其政治上的收获远远超过了军事上的胜利，既沉重地打击了德州城内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也鼓舞了全体武工队员的士气，振奋了德州城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热情，扩大了我党我军在这一带的政治影响。从此，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正式亮出德
  州武工队的番号，在德州城周围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工作。
  武工队每到一地，便召集群众座谈会和地方乡保长会议，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讲解我党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法规，动员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斗争。武工队的全体队员都深入到群众中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宣传组织群众，为开展反奸诉苦斗争做好准备，也为武工队的下一步工作打下基础。
  自1945年5月开始，武工队的活动范围逐步由城东北段庄向城北田龙庄一带扩大，后来更进一步向西越过铁路直抵运河岸边。这一年的七月底八月初，武工队以田龙庄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斗争了田龙庄的伪保长和反动道会门头子，揭发了他们的罪恶，长了群众的志气。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伪合流拚命阻止八路军向铁路沿线和大中城市进军，德州附近冀鲁两省各县及解放区内地的残伪武装纷纷逃来德州，德州城里乌烟瘴气成了罪恶的巢穴。城外四郊的反动地主顽伪势力错误的认为德州又成了他们的天下，于是蠢蠢而动。田龙庄被斗的伪保长和反动道会门头子勾结城里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残伪势力，
  逮捕抗日积极分子，镇压群众斗争，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破坏，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也认为八路军长不了，天下早晚是蒋介石的。
  针对变化了的形势，渤海二地委决定，将德州武工队和德县二区队合并组建为德州武工大队，父亲担任武工大队政委。武工大队成立后，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父亲首先带领部分队员组织田龙庄一带的群众破坏了城北后赵庄（今德城区二屯镇辖地）以南的一段铁路，随即又迅速赶赴城南，组织破坏了李家桥至平原的铁路。这两段铁路被破坏，使城内敌伪对外交通彻底被切断，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为我军以后解放德州创造了条件。
  完成铁路破坏任务之后，父亲带队伍返回城北田龙庄一带检查工作。快到田龙庄村口时，不料遇到了红枪会的大举围攻。为避免伤及受蒙蔽的无辜群众，在鸣枪示警无效后，父亲指挥队伍主动转移（事后才知道，红枪会的举动主要是受了顽伪势力的蛊惑，其间并有罪大恶极的刘佩忱部伪军直接参与）。后经分析，父亲果断地决定队伍重回田龙庄，开展对敌斗争，做好红枪会的分化瓦解工作，恢复我民主政权的各项工作秩序。此时，恰逢渤海一分区十七团也来到德州附近展开活动，武工大队与之相互配合，有力地打击了
  城内伪军的嚣张气焰，镇压了反动道会门的活动，振奋了这一带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坚定信心。父亲率领的武工大队在城郊各村中又恢复了自由活动。
  至1945年10月上旬，解放区内地的残伪武装基本上被肃清了，我主力部队又重新集结兵力向铁路沿线开展活动。在德州吴桥边界一带活动的渤海一分区十七团调走后，十八团又来接防，专门负责封锁围困德州城。与此同时，渤海二地委也派出由德、陵两县大批干部组成的德州郊区工作团，和德州工委一起到城郊开展群众工作。
  父亲带领着武工大队与渤海一分区十八团，以及德州郊区工作团、德州工委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在德州城四周郊区各村扎根串连、访贫问苦、进行形势教育。广泛发动群众。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渠道，开展对城内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的宣传争取工作，加紧对德州城残伪武装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打击出城骚扰抢粮的残伪武装，保护解放区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与此同时，父亲还经常带领武工队员化装进城，深入虎穴侦察城内外的街道地形、碉堡工事，以及各部残伪势力的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情况，大量搜集敌伪各方面的情报，为我主力部队解放德州做好充分准备。
  由于父亲带领的德州武工大队和渤海一分区十八团等部队的严密封锁，德州城里的近万名伪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再加上这些残伪都是由各地麇集而来，相互之间各不统属，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
  1946年2月份，原由惠民一带逃来德州的伪皇协军刘佩忱部与其他残伪矛盾日趋激烈以至不能容身，便欲趁春节之机秘密地逃往沧州。我敌工人员将这一情报迅速通知了武工大队。父亲接到情报后，迅速率队会同渤海一分区十八团连夜赶往城北第三店村附近的公路上设伏。北逃的残伪们如惊弓之鸟毫无斗志，枪声一响，敌伪们就乱了阵脚，溃不成军，我军仅以伤亡2人的代价便赢得了歼敌上百人的胜利。
  父亲是在战火中成长的，严酷的斗争环境培养了他坚毅刚强英勇机智的性格，也锻炼提高了他的斗争艺术才能。父亲自从投入党的怀抱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交给了党，献给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父亲一直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紧急关头，父亲总是临危受命，挺身到最艰苦最险恶的环境中冲锋陷阵，开辟斗争的新局面。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广大人民群众对父亲的工
  作和斗争也总是毫无保留地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父亲曾多少次面临着危险，但他总能在人民群众的爱护和帮助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对于当地人民群众来说，父亲可以说是胜利和希望的象征；然而对于敌人，父亲的名字却充满了死亡和恐惧的威胁。日寇为之感到头疼而又无可奈何，伪军们听到“张龙”这个名字也会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中许多人在产生纠纷相互赌咒时总是以父亲的名字起誓：“谁要如何欺心，让他不得好死，出门碰到张龙的枪口上。”
  1946年初，国共停战协定发表了。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斗争的需要，这一年的2月份，中共渤海区党委决定成立津浦铁路（德济段）办事处，由父亲出任办事处主任，具体负责德州至济南间铁路沿线的各项领导工作。接到上级命令，父亲离开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和生死与共的战友，带领数十名工作人员赶奔平原，接受新的任务。
  这是一个没有炮火和硝烟的新战场。在这里，父亲不仅要组织和发动铁路沿线的群众及员工保护铁路器材设施，还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和军事进攻，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的胜
  利果实。
  1946年6月德州解放后，解放区更加巩固和扩大。这时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开始，地处黄河边上距离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济南仅有一河之隔的齐河县，成了对敌斗争的前沿。父亲于这一年的10月调任中共齐河县委城工部（后改为敌工部）部长。在这里，父亲为瓦解争取国民党守军做了大量工作。此外他还不断派人或亲自化装进入济南，把敌工工作做到敌人的心脏里，同时搜集了许多情报，为后来我军解放济南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8年9月份，我军在济南战役中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军官，训练教育工作亟待加强。父亲服从组织分配，调任解放军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一分团政委。1949年上半年，父亲又调任渤海行署和平医院政治处主任。
  四
  建国后，父亲于1950年5月担任禹城县委副书记。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父亲担任德州市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1952年11月至1956年3月任德州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等职务，为德州市发展建设做出一定贡献。
  父亲从农村长大，又长期战斗工作在农村，深知农民生产劳作的艰辛。1953年在父亲主持下，德州市建立拖拉机站，引进了3台拖拉机。虽然耕作能力十分有限，但却由此奠定了德州市农业机械化的基础，拉开了全市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的序幕。
  进入1953年7月份后，德州市大雨不断，致使运河水位暴涨，至8月7日达到历史最高水位23.66米。这一天，运河在河北省故城县境内决口，殃及本市郊区30多个村庄5万余亩农田，市区内也因连日暴雨已倒塌房屋近2万间，并出现了人员伤亡。德州境内运河河道弯曲狭窄，险情遍布，并且河床悬于地面，一旦决口，不但会给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且也将直接危及津浦、德石两条铁路的安全。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父亲主持成立了全市防汛指挥部，紧急动员全市人民全力投入抗洪救灾斗争。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父亲全力以赴做好全市抗洪抢险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洪峰到来的那些天，父亲深入抗洪抢险第一线，日夜吃住在大堤上，与突击队员们一起努力奋战，保住了运河大堤和12万德州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保住了铁路交通大动脉的畅通。不仅如此，父亲还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抢救出受灾群众3000余人，以及大批的粮食财物等。父亲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了群众，传达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极大地稳定了群众情绪和社会秩序，激发起广大群众团结奋斗战胜洪水恢复家园的信心。
  1956年2月，德州专区与聊城专区合并，父亲于同年4月份调任聊城地委工业部副部长。1957年1月父亲调任莘县县委书记。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6月，父亲先后担任聊城地委财贸部副部长、地委政法部部长、地委工业部部长等职务。1961年7月德州专区恢复后，父亲调任德州专署副专员。自1962年6月起至1966年6月，父亲又调任德州市委书记。
  在上述任职期间，父亲牢记党的宗旨，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父亲从党性原则出发，努力做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对浮夸冒进形而上学的作风，抵制错误倾向，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地付出过沉重的个人代价，但父亲仍然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受到冲击，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宣布靠边站。这一靠就是8年，其间除了无休无止地被揪斗，便是进“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再教育”。1974年9月，在没有做出任何组织结论的情况下，父亲被派往国营德州棉纺
  织厂工作（1976年11月被正式任命为厂党委书记兼厂革委会主任）。他不计个人得失，毫无怨言地投入了工作。至1979年上半年，他在国棉厂工作的5年间几乎天天深入车间跟班作业，调查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1978年12月31日，中共德州地委《德发[1978]116号文件》重新对父亲做出评价，并决定：撤销过去所有对他的错误决定，推倒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为其撤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8月，父亲调任德州行署副专员兼地区经委主任，1983年11月离休。
  父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为党的事业发挥着余热，受聘担任了德州地委党史委顾问。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亲自带人奔波几省市行程数千里，走访当年曾在德州战斗工作过的老首长老战友，征集到大量珍贵的党史资料。1991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父亲不顾自己已是年近8旬的高龄，冒着夏日的高温亲自动手，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精心组织材料，为多家单位做了传统报告，并在报纸上发表纪念文章，受到广泛好评。
  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活动中，看到他精神焕发，似乎又恢复了当年的光彩，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然
  而谁都没有料到，这竟然是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光辉。
  从这以后，父亲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患了严重的老年性痴呆症，神智变得不那么清醒了，行动也越来越迟缓。特别是1994年2月间的一次意外事故，使得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连最起码的自理自知能力也丧失了。我守在父亲的病榻前望着他那极度消瘦的面容，听着他用几近于昏迷的呓语向我时而布置工作，时而进行传统教育，心里百感交集。我想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说，事业和工作几乎成了他生命的本能，也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
  1996年6月22日19时12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
  五
  我的父亲张龙，戎马半世傲骨一生，我虽然无缘得见他驰骋疆场的英风，但许多年来却有幸耳濡目染知道了他不少传奇般的史迹，加之在他老人家教养下长大成人，对他的操守似乎又多了一番感受。
  我的父亲身材消瘦，相貌平常，给人的印象是沉静内向。然而我却知道，父亲童年的苦难造就了他的
  反抗精神，而长期的革命斗争的考验更锻炼了他刚毅勇敢、坚强不屈的性格。战争年代里，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总是义无返顾勇往直前。他不断地迎接挑战，开创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和平时期，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雨中，他总是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挺起胸膛做人。记得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久，在一次全市批斗大会上，有人摁着父亲的脖子要他呼喊打倒自己的口号，父亲面对全场上万人，扬起倔强的头疾呼：“我是革命的张龙！”这一正气凛然的举动令在场群众无不为之动容。以至于后来的许多年里每当谈起这件事，人们都情不自禁地赞叹不已。
  “文革”中，父亲的许多老首长老战友也都遭到劫难，有不少外调人员为了某些目的找到父亲，要求按他们的意图出具证明材料，父亲总是说：“我是共产党员，得实事求是，不能你们要什么我就说什么。”当这些人对父亲进行威胁时，他更是倔强地说：“我就这个样，一辈子不会说瞎话，你们看着办吧。”就这样，父亲以他的清正耿直保护了许多老同志。文革结束后，老战友们劫后重逢，都不由地对父亲发出感叹：“老张，你在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还能刚直不阿地保护别人，不容易呀。”
  父亲成长、工作于人民群众中，视人民群众如父
  兄，他对不关心群众、无视群众利益的行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义愤。他曾对50年代后期的浮夸冒进之风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危害，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和讽刺，后来又对某些不顾客观现实无视群众疾苦，以牺牲广大群众的利益为代价去谋求少数人私利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理所当然的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拥护。
  父亲一贯保持着朴实谦逊平易近人的作风，这一点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表现的非常突出。1962年夏天，德州又遇到了洪水，父亲一心扑在河堤上，10多天都顾不上回家。不少干部群众都说：“这么大年纪白天黑夜地骑着车子转，上大堤也不跟个人，从来也没看见过这么个书记。”
  父亲无论是下基层检查工作还是到厂矿农村参加劳动，总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和群众打成一片，从不炫耀铺张。正是因为这样，他又总是在被群众真正认识后，赢得大家的钦佩和敬仰。记得父亲在国棉厂工作期间，他一到任并不急于讲话作报告，而是深入车间跟班劳动，和工人群众促膝谈心，了解厂里的生产现状和工人的思想状况。一开始工人们并不熟悉他，只是觉得这个衣着朴素的老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心里有话也都愿意对他讲，因而父亲能迅速地掌握情况
  开展工作。后来大家知道他就是新来的厂党委书记，对他的工作作风就更加由衷地敬佩。
  父亲从不对别人讲述自己的过去，记得小时候每当我要求他讲讲自己的战斗故事时，他总是淡淡地一笑说：“过去那些事都挺平常的，有什么好讲的。”他的心灵深处没有居功自傲，他的工作生活中没有特殊和照顾，他总把自己创造的功业看作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作到的。为此，他的人格力量在人们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满12岁的孩子，上学放学的路上时常遇到一些不懂事的顽童的围攻和追打。面对这些，无助的我象一只孤弱的羔羊，没有一点保护自己的能力，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默默地忍受着屈辱。每当这时，总有许多好心的叔叔阿姨们出来为我解围，抚慰我受伤的心灵。他们仗义执言，指斥那些围攻我的小孩：“你们凭什么打倒张龙？要没人家张龙，能有今天的你们吗？”这些话就象一缕缕的春风，使我在那充满严寒的岁月里感受到一丝人间的温暖。
  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期间，曾到德州市交通局汽车装卸队干临时工。这时仍处于“文革”时期，父亲还没有被解放，他的境遇还未根本好转，因而我在
  社会上也仍然抬不起头来，只能是默默地一天到晚出车干活，在沉重繁忙的劳作中追求着一份心灵上的宁静。后来有些同伴知道我的身份后时常取笑我，而装卸队的师傅们则对我表示出极大的热心，师傅们经常对我的同伴讲我父亲战争年代的斗争故事，和五、六十年代运河发大水时父亲上河堤亲自带领群众抗洪抢险的事迹，教育感动他们改变对我的态度。工作中师傅们也总是尽量地帮助照顾我，生怕出意外。每当我对此表示感谢时，师傅们总是动情地说：“解放前张书记出生入死地打鬼子，解放后他又亲自带领群众抗洪抢险，那么大的年纪和我们小青年一块干活，他是德州的功臣啊。‘文化大革命’他挨斗我们帮不了他，那也是没办法。可是要让他的孩子今天在这里受了委屈，我们可对不起张书记呀。”听到这些，我的眼角不禁有些湿润。如果说“文革”初期我还曾为自己的遭遇感到过一丝委屈，而此刻面对着这些淳朴的工人师傅，我则是深深地感到了父亲的人格感召力量，感到了他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自豪。
  父亲一生在工作和事业上光明正大，坦荡忠诚，在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占据他全部身心的是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无闲暇为个
  人谋求点什么。身为领导干部而且又年老多病，他连组织上一些正常的照顾都拒绝了，更不用说利用手中的权力去索取什么。熟悉他的干部群众都说：“要说党的好干部，张龙可真得算一个啊！”就连那些在政治运动中想把父亲打倒的人，在对父亲的个人生活吹毛求疵百般挑剔之后，仍是找不到一点可利用的借口，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对他说：“政治上有人为你说话，连经济上也让人抓不住你的把柄，人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你硬是一点不犯。张龙，真有你的！”
  父亲在职时清正廉明有口皆碑，他离休后1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恬淡自守一无所求，从未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同志谈到他时，都深有感慨地说他：“张专员一辈子德高望重，为他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可是他从来没有额外地提过什么要求，他的工作最省心了。”
  ※ ※ ※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借用这首古诗反映我父亲的一生，也大致贴切。父亲走了，他结束了奋斗的一生安安静静地走了，但他并没有远远地离开，他老人家的骨灰已撒在他工作战斗了一生的德州大地上，日夜伴随着我们。父亲的高风亮节为我指示着人生的方向，
  古人曾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说法，然而我却早已下定了决心：不管前面还会遇到什么，也不管三年、三十年，我要坚定不移地沿着父亲的道路永远走下去。
  奥运史上的“中国第一”
  第一个接到奥运会遨请书的是清光绪皇帝（1896年），因慈禧太后和幕僚们不懂“田径”一词的涵义而未去参加。
  第一个奥运会中的中国委员是王正延（1922年），他曾是中国驻美国大使。
  第一次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是中华体育协进会（1931年）。
  第一次派3人参加第10届洛杉矶夏季奥运会，是1932年。
  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奖牌的中国男运动员是台湾的杨传广，他在1960年罗马第17届奥运会上获得十项全能银牌。
  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奖牌的中国女运动员是台湾的纪政，她在1968年的墨西哥第19届奥运会上获女子80米栏铜牌。
  第一个获得奥运会金牌的中国男运动员是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以5＆环的成绩获自选手枪慢射金牌，也是本届第一枚金牌获得者。
  第一个获得奥运会金牌的中国女运动员是射击选手吴小旋，在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她以581环的好成绩获得女子小口径步枪3×20项目的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