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冯廷櫆（1649—1700），字大木。顺治六年生于山东德州城内一书香寒士之家，自幼天授奇颖，“读经史诸书，寓目不忘，义理了彻，别具会心，乡先达惊其才，咸称……奇童之号。长而好学，高才绝俗，诗文均超逸，不类凡响。”（见《德县志》）。康熙十七年中举人，二十一年中进士，二十三年授官内阁中书舍人。
  大木入京为官，满清玉朝统治还不十分稳定：国内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台湾正在收复。西北边陲准噶尔部汗，噶尔丹策零，勾结沙俄，发动分裂叛乱，西北边境长期不得安宁。国外沙皇俄国，不断派遣侵略军，以黑龙江地区为突破口，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而频频蠢动，内外形势非常险恶复杂。一代英主，康熙大帝，高瞻远瞩，首先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刚柔并举”之策。刚者：大兴文字狱，发现汉族士大夫有反满的文字，大加杀戮。柔者：开博学鸿词科，收揽笼络人心，授以官职，为清听用。由于满洲贵族顽固的满汉畛域之偏见，最高统治者对满汉大臣官员，是有区别的。满洲官员尽管颟预无知，而授以军政实权；知识渊博的汉族官员，徒挂虚衔。当时一般汉族庸官俗吏，除歌功颂德，俯首听命之外，为贪禄保位，竟对满人左右逢源，趋炎附势，更甚者不惜奴颜媚骨，阿谀奉迎。正直寡合的冯大木，目睹官场这种追名逐利之辈的卑劣行径，从内心反感而痛恶。他抱定置身浊流，不染其垢，不亢不卑，洁身自好的态度，公务完毕即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写作，研究学问。清代著名选评诗家沈德潜对大木赞曰：“舍人性孤，介不入大僚之门，官闲无事，惟枕籍书卷。”（见《清诗别裁集·冯廷櫆》）独与赵执信宫赞为契友（赵执信字秋谷，青州人，官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在一起作诗唱和。“德州冯大木先生，余与同举于乡，兄事之。及后同在馆阁，以诗相资也。”（赵执信《冯舍人遗诗序》）
  赵在他的《谈龙录》二十五年中说：“余昔在都下，与德州冯舍人大木（廷櫆）并得名，日事唱和。会有得诸葛铜鼓者，大木先成长句二十韵，余继作四十韵、盛传于时，皆为搁笔。”这段回忆是说当年俩人初入京师为官，正碰上一朝士得一铜鼓（古文物）许多文人学士围观，有人提议以铜鼓为题材，赋诗唱和。首先冯廷櫆提毫一气呵成作长诗四十句（即二十韵），继之赵执信展笔酬唱作长诗八十句（即四十韵）。在场的许多名辈作家诗人，都因难以超越而搁笔，泛泛者更是敛手咂舌，二人由此名噪京师。当时诗坛盟主王渔洋（士稹）看到冯赵二人唱和之《诸葛铜鼓长歌》诸什诗稿，优美绝妙，想把它编为《二妙集》行世，遭到冯赵的拒绝。因二人都不愿依附权威成名，故将《诸葛铜鼓长歌》诸篇什，在他们的诗集中芟掉，才没有流传后世，这是清代诗坛一大损失，惜哉！。
  康熙二十六年，冯廷櫆奉旨赴湖广，主持乡试，在京期间之诗作，结为《京集》三卷，收诗232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