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从小就仇恨帝国主义。一九二八年，我才十一岁，在济南市发生了“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伸展，当蒋介石的军队沿津浦线向北进攻北方军阀张作霖时，日军就派兵进占了济南。五月一日蒋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五月三日，日军大举进攻，蒋介石下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从三日到四日，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残无人道，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多人。国民党政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残暴地割去耳鼻，而后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我当时在家乡彩石区宅科村上初级小学，老师们怀着愤怒的心情，向我们讲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宅科村在济南市的东南山区，二十多公里，“五三”惨案发生后，有不少人到我们村避难，其中有些是本村去市里作生意、作工匠的人，他们的哭诉更让我们这样的小学生悲愤难忍。在此之前，我们家乡一带，土匪活动猖獗的时候，我曾随同祖父母到济南市里去避过难，亲眼看到《老残游记》中倍加赞扬的美丽泉城，我热爱济南，景仰济南，以“我是济南府人”为荣。“五三”惨案对我震撼极大，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激起了反日救国思想的巨浪，为以后参加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本村读完了初级小学，考入了设立在山后寨子镇的县立第三小学，读高小。开学十几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我沈阳市，接着占领我东北三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很大，妄想灭我中华。侵占东三省后，又挑起了进犯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这两起事件在中国和世界上引起的震动，比起“五三”惨案当然要大的多，激起了全国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就连我们十多岁的小学生，也满怀抗日救国热情，投入到这一伟大的运动中去了。
  国土被践踏，同胞受蹂躏，血气方刚的少年悲愤异常，难以忍受。我们自动组织起来，买纸裁旗，写上标语口号，结成队伍到镇街道和附近村庄游行示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罪行，宣传爱国救国的思想，动员广大乡村群众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当时乡村宣传媒体很落后，不要说电视广播，连报纸也很难见到。这种游行宣传作用很大，也很受群众欢迎。
  一九三二年秋天，学校组织学生搞了一次戏剧演出，我被选中，当了一次演员。剧名我想不起来了，故事梗概还有些印象：一个中国外交官，娶了个日本夫人，有了儿女，两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这个家庭产生了矛盾，是一个宣传反日爱国的戏，当时演出有现实意义。今天看来，那个戏写爱国思想写得不够深刻，什么是正确的爱国思想，什么是不正确的爱思国国想，未能体现出来。
  办壁报、写文章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和英雄事迹，是我们学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二八”事件发生后，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自卫，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结合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积极支援前线，日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等等，各种消息和斗争情况，都能在我们的壁报上看到。记得我在报刊上看到复旦大学的几位学生，参加淞沪抗战，不幸牺牲的消息，带着极为悲痛的心情，以《牺牲》为题，写了一篇纪念这几位烈士的文章，颂扬他们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宣传不怕流血牺牲的爱国热情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在学校的壁报上登出之后，被县教育局选登在县政府出版的一张报纸上了。
  我上小学时期，抗日爱国思想还很幼稚，搞不清楚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当时也不清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我国实行不抵抗政策。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几乎是一无所知。有一次，国民党的几个军官到我们学校参观，出了个“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题目，让我们写作文。我写的作文还得到了他们的赞扬，奖给我一个墨盒。但是眼看着大片国土迅速沦陷，政府一再退让，思想上却笼罩了一层阴云。小学毕业之前，产生了两大苦闷：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堪设想；个人难以升学，前途也很渺茫。
  一九三三年暑假我在县立第三小学毕业，相继考入了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继续读书，个人升学和前途，算是暂时解决了。此后，我的主要追求就是寻找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在乡师的头一年，主要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也倾慕过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道路”。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东北失陷，华北也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国家命运越来越危急。使我感到中国需要一个更现实、更有效的抗日救亡的方略。
  我很幸运，乡师校园内存在着一个坚强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始终坚持着秘密活动。我入学之前，一九三三年七月，山东的地下党刚刚遭受了一次大破坏，在那样严酷的形势下，乡师仍有赵建民等七、八位坚定的共产党员，顽强不屈的进行着十分隐蔽的斗争。在他们的引导和帮助下，我开始读一些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述抗日救国道路的著作，一些社科学书籍，以及高尔基、鲁迅、茅盾等革命作家的小说。经常参加学生组织的读书心得座谈会，时事讨论会。我真象旱苗遇得及时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记得一九三五年暑假放学回家，我带了一大包书刊回去，一边上山放牛一边阅读，读的入了迷，常把放牛的事忘了。有一次当我合起书，看牛的时候，牛不见了，在山坡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急得我一身大汗。回家后才知道，牛跑到山下大豆地里吃豆秧去了，幸亏我祖父发现了，把牛也赶回了家。祖父见我这么喜欢读书，也没有过多责怪我。
  九月初开学，我回校后又看到了地下党张贴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比较系统的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主张，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对日妥协、大打内战的反动本质。当时，我觉得自己胸怀开扩了，眼睛明亮了，精神世界好象得到一次升华，找到了一个大目标，令人心弛神往，甘愿为之奋斗终生。
  就在这时候，乡师党支部决定举行一次全校大会，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下令严禁人民群众集会纪念“九一八”。师生们对此极为愤慨，九月十八日下午，按照党支部规定的行动是令，上课的铃声一响，谁也不去教室上课，一起拥向礼堂开会。学校当局早有防备，把礼堂的大门加上铁锁，牢牢锁住了。王庆昌等几个同学，用石头砸掉铁锁，推开了大门，我们大家一拥而进，随后校长和教员们也进来了。大家选举白学克同学为大会主席，他刚宣布开会，校长就抓住他，很严厉的责问；“韩主席有命令不准开会，你们为什么违背韩主席的命令？”我一听气极了，蹭地一下站起来，走到校长面前，像他一样严厉地反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愿意当亡国奴？”这时许多同学纷纷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的责备他：东北沦陷四年了，三千万同胞作了日本的奴隶，现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为表示不忘记东北同胞，不当亡国奴，开会纪念“九一八”有什么不对？有些同学愤怒地喊起了打倒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我看到有的老师很难过，眼睛里涌出了泪，我知道有些老师是同情、支持我们的，我禁不住含着泪说：“你们是中国人，又是我们的师长，对我们的爱国行动应当给予支持嘛！”校长和老师们各有苦衷，无言可答，悄悄地离去了。我们胜利的召开了“九一八”纪念大会。会后，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经赵健民同志介绍，于十月份从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我入党后两个半月，北平发生了波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中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猛烈地爆发出来。消息传到济南，济南市高中、乡师、第一师范等几个学校的学生，在各校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开会研究决定，成立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人到全市所有学校去联络，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组织罢课，上街游行示威。我们乡师学生救国会，推选丁之夏为主席，我也是领导成员之一。我和朱春学同学被派到齐光中学联络，找到该校活动分子张钧，请他们参加全市爱国学生的统一行动，他们慨然同意。这样全市各校学生很快即行动起来了。十二月中旬，举行了全市学生抗日救国总罢课，正当我们准备上街游行示威的时侯，不料各学校的大门，都被国民党的大批军人把守起来了，一个个手持刀枪，凶神恶煞似的禁止学生外出。我们乡师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决定组织学生向士兵作统战工作，先给他们送茶水、板凳，和他们聊天，然后给他们唱抗日歌曲，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样，消除了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有些士兵反倒同情我们了。他们表示，只要你们不结队外出游行示威，其它爱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我们不干涉。但是，紧接着国民党省政府又宣布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分散回家。
  中共济南市委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组织游行示威，学生的爱国行动，必将遭到镇压，济南刚刚恢复起来的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从长远的利益看，那是不适当的。因此决定撤销游行示威计划，改用其它方式开展活动。乡师党支部，根据本校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将计就计，把学生的爱国行动从城市转向农村。十二月十九日晚上，在学校礼堂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经过大家一整夜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学同意了新的行动计划，第二天，广大学生就离校回乡了。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寒假结束后调查了解，学生中的许多活动分子，都在家乡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开展了活动，提高了邻里乡亲、农村群众对抗日救国的认识。寒假正是农闲时节，我回家以后，在本村组织了一个农民夜校，动员了几十名青年农民参加，把教识字、教唱歌和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结合起来，效果很好。关心国家大事和喜欢文化活动的人，都有兴趣参加。我还在这些青年当中，选择了重点对象，进行个别培养，为在农民中建立抗日救国组织打下基础。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担任了乡师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支部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学生中深入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四月份黎玉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来到济南恢复重建山东省委，从此，山东地下党解决了长期与党中央失却联系的困难处境，信心百倍地展开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乡师党支部，为了有力的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将原来就有较好基础的壁报，进一步加强。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建立了壁报编委会，各班组织编辑小组，轮流主办。每星期一出一期，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形式生动活泼，很受学生喜爱。我们还选择壁报上的好文章，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出了一个定期刊物《求生》，因国民党政府不批准，出了两期就被迫停刊了。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停刊以后还有读者来信要求订阅。二是经常组织全校性的时事座谈会。一般情况下每周举行一次，多在星期日的晚上。由各班派代表或自由报名发言，事先公布座谈题，让发言人有所准备。支部也指定几个同志作专题发言。时采用正反两方辨论的形式，一方扮演反动主张的辨护人，专讲歪理；另一方用精彩风趣的语言给以深刻的驳斥。记得座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时，就是这么做的。“西安事变后，乡师学生对怎样处理蒋介石，也有两种主张：一种杀蒋以谢国人，一种逼蒋抗日。在座谈会上两种主张辩论激烈，各自畅所欲言，生动的宣传了我们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主张。这种时事座谈会，听众非常踊跃，每一次大礼堂内都座无虚席。座谈会，：有时请政治上进步在同学中威信高的老师作报告，有一次请吴天后老师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讲得声泪俱下，非常感人同学们听后一致表示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继续内战”的反动政策，坚决要求抗日救国。
  在组织上，济南乡师党支部从1935年一1937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原有党员十几个人，迅速扩大到八十来人。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和救国会员，发展到二百余人。实际上左右了学校的政治形势，国民党害怕学生进行爱国活动，便打起准备抗日的旗号，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用以控制学生的行动。广大学生对此十分反感，极力抵制军训，和军事教官之间的关系搞的很紧张。我们地下党支部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从准备武装抗日的角度考虑，接受军训，掌握一些军事知识和技能大有好处。决定支持军训，并以抗日爱国思想团结教育军事教官。经过支部动员，党员和知识分子带头，绝大多数学生都转变了态度，积极参加军事训练。事实证明，接受这次军训，为后来建立抗日武装，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我个人就是从这里开始学习军事技术的。乡师的军事教官孙克东等人对学生的态度，也逐渐由敌视转为友好。一九三七年春天，孙教官随学生到青岛崂山去春游，遭到几个日本浪人的围攻嘲弄，共产党员高启云等几个同学，一起拥上去为他解了围，孙教官很受感动。“七七”事变以后他参加了八路军，并担任过支队副司令员，后来在同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为了重建和发展山东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在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寒暑假期间，我曾两次受省委派遣到鲁东的寿光、益都，临朐和鲁西的东阿、济宁、兖州等地，调查了解那里的地下党党组织情况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情况，向他们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看到和听到各地党组织都在迅速发展，有些在前几年党组织遭到破坏失掉联系的党员也恢复了关系，投入了新的斗争行列。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蓬勃发展。
  一九三七年暑假，我在乡师毕业，调到省委机关工作。有一天，在一个乡亲家中遇见了我父亲，他是专程到济南来找我的，说你毕业了，全家人都盼着你回去，无论如何你也得回家看看。回家后，我向祖父、父亲和二叔作了一次恳切的陈述，恳求他们理解我的抗日救国志愿，支持我离家外出参加抗日斗争。当时不能说出我参加了共产党，只说，我就算是咱们家出一个壮丁，到军队里去当兵了。我父亲和祖父都通情达理，不反对我的想法，只有我二叔坚决不同意我外出抗日。我祖父七十多岁了，已不当家作主，我父亲在外乡教书，也不管家里的事。当时，我们家就是二叔说了算。没办法，我采取了缓兵之计，对二叔说，我听你的，不出去了。开始他不相信，让人看着我，怕我偷偷走掉。我老老实实呆在屋里看书，一个星期连大门都不出。慢慢的二叔也放心了，我就跟他说，我念了这么多年书，在家中放牛种地也不合适，我想到县教育局去联系一下，安排一个学校去当教师，你看行吗？二叔说：这才是正道，我也是为你这么打算的。你骑上我的自行车快去快回。
  我当即骑车向济南飞奔而去，先到那位乡亲家，把自行车托付给他，请他给我家捎个信，让我二叔来取车。并告诉他我去参加抗日斗争，不回家了。不久我就随省委机关从济南转移到泰安，开始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九四年六月
  注：景晓村同志述完了第一部分，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