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二哥辛树明（参加革命后改名辛曙明），于1942年古历十月初五，在日寇的一次“拉网合围扫荡”中，牺牲在山东莱芜县抬头区榆林前村，年仅十九岁。
  二哥自幼聪明好学，十四岁读高中，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得好，又善画素描，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欢，特别是历史教员赵笃生对他更有些偏爱。
  1938年夏，我们和二姐辛锐三人，在父亲带领下同时参加八路军，又一同入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二哥在政治队学习不久，因为他文化水平较高，又聪明，接受新事物快，组织上派他去晋东南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深造。当时的校长是滕代远同志。
  据他的同学讲，二哥是个热情帮助同学的人。除共同学好课程外，还教同学讲普通话，教大家唱歌，并担任指挥，现在有些老同学仍记忆犹新。1938年9月，中央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以加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抗大”一分校于1939年11月奉命东迁山东，朱德总司令宣布周纯全任校长，李培南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大”一分校于1940年1月到达山东根据地中心南沂蒙，二哥亦随校回到山东。
  一月中旬，山东党政机关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前“宣大”负责分发传单，两人一组，分片负责。规定必须人手一张。抗大同学精神抖擞，队列整齐，我由队伍后边往前发。正当我专心分发时，从队伍中伸出一只手，不接传单，却一把拉住我的手冲我笑。我偏头一看：呀！是小哥哥。激动喜悦之情，使我忘了一切，竟大声说“你从哪里来”？他示意要我小声，我会意地点点头，将传单交别的同志代我完成任务，我请假和小哥哥说会话。待我办妥之后，就连蹦带跳地穿过队伍，与二哥并肩坐下。我连珠炮似的提出一串串问题，催他回答。他笑嘻嘻地说：“我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来，在‘抗大’已学习三个多月。这次中央要‘抗大’一分校来山东，目的是为山东培养干部和军事指挥员。”“你身体好吗？”“好！我们来山东走了一个多月，每人背了一百发子弹，这是党中央送给山东部队的。”“你还继续学习吗？”“那就不知道了”。接着他问我们分手后的情况：二姐好吗？她在那个单位工作等等。不觉十多分钟已经过去，我这才发现散传单的人都已回队，我便向他告辞。“你有演出任务吗？”“有，请你指教”。“傻样！”我要走，他在队列里不能站起来送我，只仰仰头说：“小辛，你长高了”。坐在他身后的一个同志说“怎么又一个小辛”。我急着回队下边他们说的什么我就听不清了。
  这次欢迎会后，我俩人很长时间没见面，听同志们说，他由“抗大”毕业分配到沂南县各救会工作，后任沂南县青救会长。
  我从胶东回来又病了，发冷发烧。我真怕再发“皮汗”，有时一周也不退烧。此时又想起二姐，还有点埋怨小哥，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来看看我。眼下冰融雪消，河开燕来。42年的春天到了，可惜闹春荒，生活很艰苦。有一天下午，小哥哥突然来了，他问我病情，我也说不清楚，不象是发“皮汗”。他话不多，好像情绪不大好，他约我出村走走，边走边谈，到了一个大沙河边，我俩坐了下来。他告诉我，他因为丢失一份党内文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对此深感痛心。他说：“丢失文件表面上看是马虎，实际上是对自己要求不严、纪律观念差，再加上生活散漫，内务不整，一有情况，抓起来就走，难免出错。平时就有同志批评我懈怠，劳动观念不强，我没引起高度惊惕，这不能不说是少爷习气的劣根性。”我见他心情沉重，又这么严肃的批评自己，便不再插话。“按说我在抗大学习，各方面要求都很严，但我没把这种严格要求提到培养军人素质的高度来对待，到地方工作后，对自己放松了，才出了大错，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你背包袱了？”“那倒不是，不过提起来心里不是滋味。”“你给我谈这些，是把我当大人了，这对我也是个教育。事已如此，接受教训，好好改吧。”“是要改，不过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接着我们又想起二姐的牺牲。他说：“咱俩共勉吧，一定努力工作，不辱二姐的英名。”
  1942年夏天，二哥病了住进医院。我去看他，一路上边走边想，战争时期病号住院，肯定病情严重，因为战地医院一般是收伤号不收病号的。到医院后，我先找到大夫，他说二哥的痔疮比较严重，红肿出脓血，导致发烧。最近已做过手术，正在恢复，我这才心里平静多了。
  医院设在一个深山沟里，住的很分散。我找到二哥，在一间住有五、六人的“病房”里，找到二哥，只见他的床顶着屋门，他见到我很高兴，告诉我手术已四五天了，一切都好，就是不能下床。他要我坐在他床边，我一抬头发现他脸前掉着几根小绳，下边拴了几个大枣和一个大石榴。每个枣子都用刀刻成了人头，有哭的、有笑的、还有龇牙咧嘴的；石榴上是画的山水。我问：“这是干什么的？”他用手一推大枣来回晃动。我笑着说：“你这是发信号的！”他也笑了，说：“有时病疼得厉害了我用它分散一下。”二哥说他读了几本书，还说在晋东南学习时听过朱总司令的军事报告，特别提到朱老总讲《八路军抗日战争二周年》时，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概括为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化、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共48个字，并要求同志们一定背熟。他滔滔不绝的说了许多，我要他休息一下，便跑到伙房打来一壶开水，到开饭时间了，我要喂他，他说“别胡闹了”，他要侧身，我去扶他，他也不用，自己由着劲，翻动了几下，才把身子侧过来。看来每翻动一下，他都很疼，我趁机把那个咧嘴的小枣推了一下，他只笑。饭后，我把他的衣服搜集起来，拿到小河里洗干净。下午他又问我工作和学习情况，我老老实实地向他汇报，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要我遇事“多思”，自己去悟，去比较，提高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哥养病期间，大哥辛树声同嫂嫂刘敏从敌占区撤出来，曾去医院看过二哥，这也是他俩与二哥诀别的一次会面。大哥夫妇到根据地时，二姐已经牺牲了。他们哀痛不已，遗恨终生。
  深秋了，二哥病愈出院，遂调鲁中区党委做秘书。事也凑巧，我们同住在一个叫朱位的村子里。一个傍晚，我去看他，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从孩提时代的恶作剧，谈到参加革命后各自的成长过程。话间，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啊”！我不禁好笑：“你还不到20岁，怎么能说这一辈子呢？又从何说对不起我呢？”他说：“我这次养病你到医院看我使我想了很多，我该向你道歉。你小的时候，我对你关心爱护不够，原因是我有傲气，觉得自己学习不错，不愿帮助你。记得你问我‘马六甲海峡’在什么地方？我却说在地图上，你问我问题，我要么不回答，要么数量一顿，把你闹懵了，还怎么学习？”我笑着说：“快别说了，都过去的事了。”一会儿，我说“大哥对我很耐心，恨不能替我完成作业。可你呢？老说我笨，也许这也是帮的一种方法，促使我自己用功学。为此，我也睹过气，宁得0分也不再问你。”他说：“其实你很聪明，学的很活，还爱提问题，我想过，我所以对你不耐心，是我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我长你两岁，不但不帮你，有时还欺负你。记得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把你掀到河里，让你挨父母吵骂。”“算了，算了！怎么算起老帐来了。二哥，我从没怪你。”这次谈话，他作了自我批评，也教育了我，两人都很愉快。分手时，他送我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他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写了鼓励我的话。可惜“扫荡”中，我把这些纪念品送入山中坚壁起来，待“扫荡”结束，清理物件，不料这唯一的纪念品被水泡的揭都揭不开了。
  这次谈话以后，不到十天，敌人开始“扫荡”，领导动员反“扫荡”时指出：这次敌人“扫荡”用的是“拉网合围”战术。所谓“拉网”即敌人多路进攻，各路之间保持火力交叉，发现我军如果顺方向走，他不开枪，如果逆方向走，即猛烈射击，用此方法赶你入网，聚而歼之。
  为了机动作战，领导要求划小作战单位，提高警惕。有些部队要跳到外线，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有一些伤病员因敌人后防兵力空虚，可以插入敌占区隐蔽。二哥病未全好，身体虚弱，组织决定让他随山东分局青委书记钟效培同志及公安局的干部一共六、七十人，护送伤病员插入敌区养病。
  一天早上，部队开始行动，我提着背包准备集合出发。小哥哥和宋诚德同志站在一个菜园里，他喊我“小妹妹，我请你吃虾酱豆腐！”“不行了！我们马上要出发，我吃过饭了，你们吃吧”！我看着他俩并肩离开小菜园，从此一别，再也见不到二哥了，现在想起他笑迷迷喊我的样子，仍不时在我眼前晃动。
  这次我们同时从朱位村出发，我去泰泗宁分散隐蔽；小哥哥到泰山区；宋诚德同志带山东分局青委部分干部，去南沂蒙发动群众反扫荡。
  这一天，我们走了六十多里路，宿营时太阳快落山了，在一个树林里，我遇到我们队里一个同志，他对我说：“在前边村里，我看见你哥哥了，你不去看看他？”“离这里有多远？”“大约五、六里路，在东北方向。”心想早上我才看到他，不必再跑那么多路去找他，再说，我也有点累，还怕夜里再有情况，不去算了。
  一个初冬的夜里，天很冷，半阴着天，月亮白惨惨灰朦朦的，好像要下雪。队伍正在行进。突然从队列后边传来口令：“辛颖出列！”我一楞，立即出队，心想那位领导找我？有什么急事？待了一会，教导员丁志刚走来。他拉着我边走边说：“辛颖同志！”我一听他这样叫我，心跳得厉害。因为平时儿乎没有一个人叫我的名子，我有预感，怕有什么大事要通知我。他低着头走了几步，语气缓慢地说：“我代表组织通知你，辛曙明同志在泰山区遭敌人合击，不幸牺牲了。”我呆住了，顿觉脑袋发紧、发凉，停下脚步，用直直的眼睁瞪着教导员，他拉着我的两只手说：“我知道你很难过，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知道已经三天了，不忍过早的告诉你。可总有一天要让你知道，希望你节哀。”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十多天前我还看见他，那晚上他和我谈话的情景恍若昨天。前几天我们从一个村里出发的，现在怎么竟会……我努力噙住滚动的泪水，昏昏沉沉的离开教导员，回到行军行列里。蜡瓮似的天空，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不知什么时候飘来了雪花，我摘下帽子，仰起发烫的脸，让朵朵银花落在面颊上，不知是雪化成了水，还是眼泪溶化了雪，当时我也分不清。
  回到机关，我心情特别沉痛，这个事实太残酷了。同志们都替我难过，默默的陪我坐，默默地陪我在村外走。心心相通不必多说话，沉默就是最大的安慰。
  我记得回来的第三天，高克亭同志把我找去，把二哥牺牲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说曙明所在这支队伍是直奔泰山地委机关的，有一天，他们赶了近百里路，本打算再走十多里越过公路。据侦察员报告，地委机关转移了，离公路大约还有二十多里，因伤病员实在太累，于是决定就地宿营，明天赶到地委机关。谁知这天夜里，有一股敌人去合击地委机关，发现了他们，立即将村子严密包围起来，此时已是拂晓。村里一位老大爷，起早出来拾粪，他发现了敌人，立即去报告，曙明住在村头一座场园屋里，老大爷绕到屋子后边，敲着后墙说：“同志，鬼子把你们包围了！”曙明一听，马上起身去通知其他同志。刚一出门，敌人的机枪便猛射过来，他身中6弹，躺在血泊里。
  高克亭同志讲完，低头沉思，在屋里来回踱步，既而又低声细语起来：“曙明刚调来机关，我以为他痔疮作过手术已经康复，其实不然，还常流血，不能随部队行动，这才决定送他去敌占区隐蔽休养。没想到这一去竟不能回来，太年青了，太年青了！”他背过脸去，怕我看见他难过，也许更怕影响我。片刻过后，他走到我面前，深情的嘱咐道：“小辛啊！你得坚强起来，现在首要的是做好你父亲的工作，二年夺走他二个孩子，老人能承受的了吗？你要写信把你二哥牺牲的详情如实告诉他，协助组织把思想工作尽量做好。”
  这封信太难写了！
  我所说的“难”，绝不是儿女情长难以尽述。因为父亲是明事理、顾大局的人，他是经过战争锻炼的，这点我完全相信他。现在他不需要一般的安慰，而是如何帮助他尽快解脱精神上的打击与压力，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我的责任是尽力加快他这个自我解脱的过程。
  想来想去，只能是如实把二哥牺牲的经过详细地但感情上应是极有节制地告诉他。
  组织上的信，和我写的信是派专人传送的。父亲所在单位的支部书记把信“押”下了，没有马上送给父亲，他想寻个适当时机再把信交给老人，这也是一番好心。可这时机关有些同志，已经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父亲似有觉察。一天他急匆匆的去找党支部：“是不是孩子出了事？如果有事，就该如实告诉我，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同志们听到老人这么说心里更难过了，可谁也没立即作出回答，父亲又说：“战争年代嘛，出了再大的事，我也能顶得住。”话已至此，支部的同志才把鲁中区党委和我的信一并交给老人，并向他说明押信的原因。这位支部书记（忘记他的名子了）日后对我说：“我向他解释，话未说完他拿着信就走了。”父亲虽说顶得住，可他还是大病一场，发烧一个多星期。
  在同志们的关怀下，父亲坚强的挺过来了，并且使思想得到了升华。1943年，敌人“扫荡”刚结束，父亲从滨海区来到鲁中。此行既是为工作，也是来看看我。在一次长谈中他对我说：“我的职务不低，是党信任我，群众扶持我，这好比众人扶着梯子，我坐在梯子之上，如果我稍有不慎，将会从梯子上摔下来，那我将无颜见前人，也对不住后人。”
  父亲要走了，我去送他，这时他已从痛苦中摆脱出来，表现的极平静。待他跨上马准备上路时，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吧，用不着挂念我，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了。”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哥所在的这支队伍，遭敌人合击，伤亡很大，突出重围的不足30人，钟效培同志突围时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于第二天牺牲了。
  地委机关知情后，当天派人来处理后事。二哥是由李元祯同志（原杭州市委书记）安葬的，他把二哥遗下的衣服铺在他遗体下边，用毛笔写了一个很大的“辛”字，然后含泪安葬了。
  沂蒙大地养育了多少优秀儿女，又埋葬了多少英雄忠骨？愿小哥和这些烈士一起长眠在这块血染的土地上吧！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