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回忆二姐辛锐烈士
  辛颖
  二姐辛锐自1942年1月牺牲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来我时时思念她。五十多个春秋日暖沧桑，斗转星移，想来，我由“八路军”中一名韶颜稚齿的“小鬼”变成了白发老妪。人到晚年，更加思念过去。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那一曲曲舍生忘死、慷慨捐驱的英雄壮歌；那一个个亲密无间、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那艰苦卓绝、血火交炽的军旅生活，历历在目。而且昼思夜想，变得更加清晰了。人老了，就更加怀念故去的亲人。二姐辛锐对我的亲切教诲，对同志的团结友爱，对工作的刻苦勤奋，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及她那文静的性格好学的精神，都时时激励着我，催促着我去回味、去咀嚼、去吸吮那甘与苦的汁液，去思念那血与泪的往事。
  二姐生于1918年夏天荷花盛开的季节，因取名叫辛淑荷。名如其人，她自幼文静敦厚，柔嘉端庄，聪慧好学，尤爱美术。受祖父辛铸九书法艺术的熏陶，读小学时就能雕善画，父亲辛葭舟着聘当时著名国画家黄固源先生做她的家庭教师。她十六岁时就在济南举办了个人画展，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世俗中，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记得这时她已从初中退学，在家专攻书画，非常刻苦。每天读书、画画、写字直到很晚才休息。
  1937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占京津后，沿津浦铁路南下，继而入侵山东，济南危在旦夕。八月底，我们祖孙三代9口人，随着逃难的人流，离开了济南。举家先到了潍县，因父亲辛葭舟当时在此任平市官钱局局长。住了大约一周时间，旋又与局里四名职员及其家属一起南逃，经临沂、枣庄，到了滕县，住在县城一位姓姚的人家里，他是父亲在朝阳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年底，济南失守，日寇占了充州。举家又逃到城东桑村镇，住在一位开明士绅李幼旭家里。他拥有近百人的自卫团（是抗日，还是看家护院、当时搞不清楚）。春节过后，敌人又进攻桑村，在坦克、战车的隆隆声中，我们又逃到了长城村（这里是李家的佃户村）。此时全家惶惶不可终日，连我这个好玩好动的孩子，也常常在村外小河边呆坐静思，不知下一步将逃到何处？
  在长城村不久，当地有个老地主，看中二姐的才学容貌，当面向父亲为他儿子提亲，父亲很生气，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推说兵荒马乱之际，不宜议婚，待社会安定再说。但地主夫妇仍不断前来纠缠，这给父母带来了烦燥和压抑。
  日月如流，转眼到了1938年的春天。祖母、大哥、弟弟、母亲先后回济南去了，父亲把二姐、二哥和我留在身边，这段时间前途渺茫，真是度日如年。
  送走母亲等人，我父女兄弟4人羁留异乡，相依为命。孰料这时当地一个土顽叫申从州，他知道父亲的身世，扬言要架他的票，经李幼旭疏通，暂时免除了祸灾。但这些土匪地痞无法无天，谁知那天会发生什么事？
  正当我们走投无路，有家难归的艰难时刻，八路军进村了，小山庄气氛突变，抗日歌声此起彼伏！原来这是郭洪涛和王彬（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率领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四支队的一部分。这支部队前一天在八里沟村遭遇顽军孙鹤龄和秦启荣部的伏击，突围后进驻长城村。这期间，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省委统战部长郭子化及统战科长赵笃生（二哥辛曙明在济南中学读书时的历史教员），经常找父亲谈话。那时我年龄小，他们谈话内容我听不懂，只见他们时而严肃穆穆，侃侃而谈，时而海阔天空，笑声朗朗。自此以后，父亲一扫过去郁郁寡欢、沉闷不语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谈笑风生。原来他已选准了方向，下决心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他将我们姊妹和二哥三人交给八路军，为了表示他对革命的忠诚，将时处危困中的省委机关和部队的一切费用全部包了下来。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为了不给部队添麻烦，也为了我们几人行路方便，自己买了一头骡子，驮着我们简单的行李，随军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大约走了十来天，到达费县的薛庄。我和二姐的脚上都打满了泡，但精神很愉快，抗日打鬼子不当亡国奴，不受欺压，进入革命集体，真是解放了。在这里休息了几天，又继续北上，八月底，到达沂水县岸堤镇，这时，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招生，我们姊妹和二哥三人都进了干校。
  进干校后，二姐分到妇女队，二哥分到政治队，我分到青年队。每天生活学习十分紧张，完全军事化，我们有点象个兵了，只是衣服不整齐，穿什么的都有。我和二姐住在一个小院的前后屋，当时学员中还有几对姐妹，有谢青（黎玉同志的爱人）和她妹妹谢林（以后牺牲了），有邹锐和邹键，还有赵笃生的两个女儿。时间不久，就统统按“大”、“小”称呼，大伙叫二姐“大辛”，叫我“小辛”，于是“大辛”、“小辛”在干校机关，在部队逐渐传扬开，并且一直叫到现在。许多老同志说“改不了，改了就不是你了”。这是革命的情谊，老战友老传统，叫的亲切。
  刻苦学习严于律己
  在干校，我和二姐虽住在一个院里，因为是两个队，生活、学习都单独活动，很少有个别谈话的时间。我生性好动，想姐姐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找她。二姐则不同，她严于律己，遵守纪律，并常告诫我：“咱们现在都是革命战士，以后别叫我二姐，也不要常来找我”。二姐的脾性和为人我是知道的，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我的爱护，我益发敬重她了。大约过了四、五天，我憋不住了，又悄悄去找她，她一见我，立即把我拉到她睡的地铺上，怨而不怒地责怪我：“怎么好几天不来”？我故意的逗她：“你不是说不让我来找你吗”？“小丫头”！屋里人多，不好说话，我拉着她到院里，二姐边说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几天你听了几堂课，谁讲的？你记了多少笔记”？我调皮地说：“二姐，这两天我老想找你说说话，连上课都开小差，没心思记笔记。”二姐严肃地对我说：“你真的这样？那可不好，有多少知识需要咱们学，天地太大了，不好好学习怎么进步，将来怎么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说着取出她的笔记本放在我手上，我打开一看，啊！二姐真行，百多页的本子写了近三分之二，郭洪涛书记的《目前形势报告》，郭子化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讲话，记得密密麻麻，大“一”套小“1”，“甲、乙、丙、丁”分条分项记的真详细，而且字迹工整娟秀。当我离开她时，一再叮咛我要刻苦学习，并提出要考我。回到宿舍，打开自己的记录本与二姐相比，我自愧弗如，于是从头细心的整理起来。
  在干校是集体生活，吃饭速度较快，二姐的行动从小就慢，记得母亲说她“常吃不饱”。如今环境大变，集体生活十分紧张，我担心她饿肚子，有一次，我把没吃完的半张煎饼装进口袋里，等到晚上，我悄悄去找她，刚走到她宿舍门口，同屋的女同志就说：“你怎么又来找你姐姐？”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说：“今天听报告没记全，怕她考我，想借笔记补一补，行吗？”二姐忙笑着递过她的笔记本，并说：“你这样坚持下去，必有进步，天不早了，回去吧。”我暗中拉了她一把，她跟我出了门，我说：“给你”！她一看是煎饼，并未马上接过去，我看出她是饿了，可又很克制自己。她一边送我一边吃了几口，告诉我以后别给她送吃的，这样影响不好，她慢慢会习惯的。
  天冷了，干校学员早操以后都去河里砸开薄冰洗脸。如果猛搓，就不会冻手脸，每次在河里洗脸，我就冲她喊：“使劲搓搓，搓红了不冷，搓呀！”后来那些大姐对我说：“你二姐的冻疮都破了怎么搓？”我猛然醒悟，她脸上早已长了冻疮，我很同情她，但没法子。我若再傻喊，她会掉泪的。我从小就怕她哭，她一哭我就六神无主，是疼是怜还是怨？说不清楚。
  学习结束开始工作。
  同年十月，二姐接到通知，分配她到山东省妇联任秘书。
  二姐到省妇联后，工作条件变了，生活也相对好一些，她渐渐地胖了。这期间，我利用自由活动时间常跑去看她，两人或并肩散步，或席地而坐说说话，或一起到河边洗衣服，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嘱咐我好好学习，别一天到晚唱呀跳呀，要注意团结同志严格要求自己。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调到战地服务团做文艺工作。
  记得有一次二姐来看我了，她笑盈盈地告诉我，她参加了“大众日报”社的成立和“创刊号”的报头设计工作，并说“创刊号”报头上的毛主席木刻像是她精心刻制的，她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艺术技能都倾注在领袖的形象上。“创刊号”发出后，受到领导和广大读者的赞扬。由此，大辛能写会画的美名，也为广大指战员所熟知。
  光荣入党
  1938年底，山东纵队指挥部在沂水王庄成立。这时父亲在指挥部供给部工作，部长是马馥堂。他们住王庄南边三华里的葛沟村，我们住在南庄，离王庄八里路。有一次去王庄听形势报告，路上听人议论“大辛入党了，还做了省委组织部长的秘书”，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我兴奋异常，想打听个究竟，又不便启齿。记得这时我们已发了军装，我已是真正的女兵了，得知道点“纪律性”。会开完，我离队去看大辛，她依然象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沉静斯文。我问她：“你真的入党了？”她神情嫣然，没有直接回答，似有意避开我的问话，反倒问我学习怎样？有什么收获？象在考察我。我有点不高兴地说：“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她给我倒了碗热水，紧偎着我坐下，平静而认真地说：“组织已批准我为中共党员了，不过我从申请入党到组织批准，没告诉父亲，也没告诉你，我总感到自己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相比，差距还很大”。她端起热水杯放在我手上，继续说：“小妹，我反复想过，一个人入党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身，他要做到吃苦在前、工作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总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听了大辛这一席话，我似乎觉得自己长大了，这些话我也听别人讲过，可出自二姐之口，分量就不一样了，这是她人生的一大转折。我知道她是个言行一致的人，她会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实践个人诺言的。
  入党校学习
  1939年初，二姐调党校学习。中共山东分局党校设在王庄南边的夏蔚村，离王庄十一华里，陈明同志任副校长。他是福建龙岩人，原是中学教师，1924年入团，次年转正，后入上海大学。192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1934年参加长征，1939年奉派来山东工作。他为人诚朴谦逊，知识渊博。他在分局党校与二姐相识相爱，后结成伴侣。1941年日寇大扫荡，在机关遭敌人包围时，不幸壮烈牺牲。
  二姐在党校学习期间，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高了革命理论水平。
  这期间，我曾去党校看她，记得有一次闲谈中她突然问我：“这些领导有人找过你吗？”我很愕然，马上回答：“没有。”她嘱咐我：“不要随便接近人。”我仍不解其意，她见我迷惑的样子又说：“做女人真难哪，尤其在这男人“王国”的革命部队里，随时都会遇到麻烦事，要我处处谨慎，不要离开本部队，去接触外人”。她的话我似懂非懂，反正不接触外单位的人就是。她在告诫我，也在自律着自己。二姐是个很严肃的人，在个人问题上是个慎之又慎的人。
  党校的女同志对我很亲切，每当我去都热情的接待我，关心我的进步，可能是她们年龄比我大，更成熟些吧，总觉得同干校的女同志一比，就是不一样。不过我去党校次数不多，我还不是党员。每次去总有点“刺激”，也不愿多去，只记得每次去党校二姐都送我到村头，直到望不见我的身影才回去。
  病中深情
  1939年6月8日，日寇第一次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部队打了几仗以后，感到机关太庞杂，于是开始整顿。省委决定：工、农、青、妇还有“大众日报”社，组成“沂蒙工作团”，分散作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反扫荡。我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仍随军活动，正在反扫荡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刻，我发起虐疾来，开始只是不能行军，十多天后，身体支持不住了，领导决定让我离队去“沂蒙工作团”，留在村里养病。我换上便衣，当天即从夏蔚动身，翻过西山，到达公路时，有点紧张，看看周围没有情况，便快步过了公路，顺山边小道往北走。好不容易走了三、四十里路，到了一个村，叫范峪。找到村公所，记不清谁把我安排在范峪北山一个民兵队长家里。全家四口人，队长夫妇，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队长亲切地告诉我：“小同志，你来这里一切放心，从此咱就是一家人，对外你就叫我表哥。”一家人十分关心我，每当我发病时，他们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此情此景，我至今难忘。有一天老母亲把我拉到怀里，对我说：“这两天风声紧，为防万一，我把你‘打扮’一下。”她把我的头发剪光，把她孙子带红边的韂鞋给我穿上。这一打扮，我成了一个山村牧童。我笑了，老母亲却说：“可恨的日本鬼子！”根据地的人民多好啊。过了半个多月，队长负伤了，一家不能照顾伤病两个人。领导上决定让我去范峪西山。临走时，老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我有难处呀，孩子，你病好了再来看我。”我也动情地说：“大娘，我明白，我一定再来看您”。
  我转移到山腰里一户人家。有一天我又发病，发冷发高烧。恰在这时，二姐翻山越岭来到我身边。我一头扎在她怀里，不知说什么好了。战乱时期姐妹病中团聚，幸福极了！二姐说：“你长病，我听说了，实在是工作太忙，不能来照顾你”。我用力地点点头。她坐在我身边继续说：“为了粉碎日寇的扫荡，分局领导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基地’的指示，机关人员分组包几个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训练民兵，支援反扫荡，工作太忙了”。我听着她的讲述，一时忘了病痛，“二姐，我能跟你去吗？”我急不可待地央求。“别傻了，病好了再说。”就这样，她晚上来照顾我，天一亮，她就翻西山回所在村去工作。她对我做了许多规定：不许爬山，更不许淌水，不许吃生冷……。我住的这山是个马蹄形的山坡，树木丛生，泉水顺山势流在黛色的石板上，这里凡山区有的水果，几乎是应有尽有，从夏天的杏桃到秋天的花红果、初冬的柿子、软枣……。“不许吃生冷”的规定，我那能遵守？我憋不住。当她发现我抛的果核时，于是严厉地批评我，当我答应再也不吃水果时，她心里又不是滋味，想给我烧着吃，把桃、梨用纸包好，放在灶阔的草木灰中。她这一“首创”失败了，烧的半生不熟，带着烟呛味，真难入口。我请求她别烧了，我再不吃生冷了。
  虽有房东大娘和二姐的照顾，但我的虐疾仍不见好，由两天发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卫生员十来天送一次药，留下十多粒“奎宁”，药力供不上，控制不住病情，这时我已发了近四十场“皮汗”。
  一次二姐说西山有“集”了，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捎点油条回来吧”。傍晚她带回来，我要求用热水泡泡吃。她烧水、泡好油条，我想倒点醋，她一下倒多了，酸溜溜的我连汤吃了个光，顿时热汗涔涔。万没想到，一次出大汗，竟止住了长达四十次的“皮汗”。现在想，可能是虐原虫“疲劳”了，再加上醋的收敛作用，才出此“奇迹”。
  过了约十天，我听说“战地服务团”也到了地方，我要求回团，二姐同意了。第二天要走，我们向房东辞行，二姐赶作了一张画送给房东留念。一家人都说：“真好！把俺这里的山和水都搬到画上了”。房东大爷打量着二姐说：“是位仙姑吧？”大伙全笑了。二姐说：“我是人民子弟兵，你们全家照料我妹妹，她的病好了，我很感激您们，无啥可送，一张画表表心意吧。”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打起背包，把屋内外打扫干净，想悄悄地离开，谁知还是惊醒了房东大娘，她“抱怨”地说：“用不着您打扫，快上路吧”！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房东一家。
  大病初愈，全身无力，二姐替我背着背包，一路上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注意身体。到了西山顶，稍稍休息了一会，继续前行时，二姐说：“你要不注意身体，再犯了病，我可不管你了！”又趁我不注意，悄悄拉过我的胳膊，亲呢地咬了我的肩膀一口。翻过西山，到了二姐工作组驻地独树头村。她组里四、五个同志一起迎上来，说我黄瘦的都变形了。二姐不说话，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还是挂念我。我迅速地离开他们，独自上路了。我走出老远了，听到二姐在后边喊：“注意身体，守纪律，外出工作要向大同志学习！……”
  我回团后约半个月，消息传来“大辛病了。”由于大家都处在流动状态，一时打听不到她得的什么病。心想可能是我传染她虐疾了，我逢人就打听，才知道她得了伤寒。原来，有一次鬼子逼进驻地，队伍转移，一位叫于冠西的小伙子，因患伤寒走不动，二姐把他背在身上，翻山越岭转移到安全地带。不几天，二姐也染上了伤寒，一病不起。后来知道了她在夏蔚南山——荞麦山养病，我立即请假去看她，领导上考虑路远，又有土顽骚扰，尤其是国民党57军的散兵，到处抓人，我们的一位区委书记就是被他们活活钉死的，于是想找同志送我。我说：“不用，夜间行动不会有问题。”领导看我探姐心切，只好答应，让我多加小心，依靠群众，看情况，不必急着回来。
  当晚我一个人上路，简直是急行军般地往前赶。斜月清晖，繁星满天，凉风飕飕，林木婆娑。待到东方发亮时，我已过了纵贯沂蒙山区的公路，又跑了十多里，终于到达二姐养病的荞麦山。她住在半山腰一个“团瓢”里，我一头钻进去，这时，二姐正发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我悄悄地走到她身边喊，好大一会她才有反映，翻了翻眼皮“你来了？”声音很低，难以听清。当时有个小王同志照顾她，他向我介绍二姐的病情，说高烧快一个月了，一直不退，什么也不能吃。我们说话时二姐睁开眼，我赶紧走过去，他拉住我的手“你怎么才来看我？”底下的话没说就流泪了。我边给他擦泪边说：“正象过去你常说的，战争情况嘛！”
  我看她病的这么重，就住下来，多照顾她几天。我给他换洗衣服梳头。二姐不安地说：“你的脸要离我远一点，伤寒是传染人的”。我说“我不怕，你别管那么多了，养病要紧”。晚上我要睡在他身边，她不愿意，“还是注意点好，你自己搭铺睡吧”，我只好从命。
  第二天，他仍高烧昏睡，我和小王商议，找个大夫来看看。听说夏蔚北山有位中医，小王说：“我去请他。”约有两个小时，大夫来了，切过脉，说二姐患的是热病，并说这病不好医治。我问他要注意什么，他说不要急于吃东西，更不能吃多等等。他处了方，我把二姐托给在附近养病的大梁、小梁姐妹，临时照顾一下。我和小王下山跑了三个村子，找了三家中药铺才凑齐一剂药，那时真难哪。二姐连服三剂后，精神稍好，仍不能进食，只吃一两口米汤。她要我给她洗头，我怕他着凉没答应。
  药吃完了，我又去北山找那位中医，把病情向他介绍后，他查了几本医书，又处了方，并说病人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多吃东西。取药仍是难事，小王跑了两次才抓齐。服药后，她有了饿感，能下床站一站。待药服完，她一次能吃半个鸡蛋，病略好转，她对我说，“你来快十天了，我的病也减轻了，你可以回去了。小王这孩子很懂事，你就放心吧。”
  我真的要走了，他又有点舍不的，挣扎着要下床送我。我赶紧抱住她照她肩膀上轻咬一口，“你怎么了？”“跟你学的。”她嫣然一笑，“调皮丫头”。
  我快步离开这座“团瓢”，走远了，又一步一回头，真有些难舍难分啊。
  过了半个多月，我向沂蒙工作团的同志打听二姐病情，才知道她病不见好又得了痢疾。我又立即赶到荞麦山。她的体质比以前更弱了，我下决心在他身边多住些日子。我先替她打扫卫生，烫洗碗筷。再去请中医，找卫生所的大夫。有一天，她的痔疮犯了，那时没有对症的药，只是用土法洗熏。一周后，病稍好些，她的话也开始多起来。一次我说，“二姐，你人缘真好，好多同志来看您。”“快别说了，女同志麻烦事怎么这么多”。“怎么，你来例假了”？“我不是说这个。”她很不高兴地说：“同志们来看我，是关心我，我很感激，可有些事也让人心烦，唉，不说了。”他无力地翻身睡了。
  两星期后，二姐病情明显好转，他要我扶他出去晒晒太阳。没走几步，他就累了，靠在地堰上。他说：“鬼子扫荡快结束了，部队要集中整顿，群众工作也要加强，我好长时间不工作了真有点着急。”“你体力这么差，怎能工作！”“现在是不行，等病好一好，争取早日工作，你也该回队。”看来二姐在病中考虑党交给的工作，已不是一日了，让人敬重。
  走前，他要我给他洗洗头，这次我答应了。他的头发很长，但很稀，我一洗，呀！竟一缕缕地往下掉，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从来不好掉眼泪，这时实在忍不住了，只得草草结束。
  回团不久，“扫荡”结束，部队投入紧张的整训，我们住在一个村子的学校里。有同志告诉我“大辛病好了”，我半信半疑，他病的那么重怎能这么快就好了？再说他病好了怎能不告诉我？可大伙都这么说，是不是她出了不幸。又过了几天，讲的人更多了，我这才放了心。一天，我在课桌上躺着似睡非睡，觉得有一只手轻轻的拍在我头上。猛一抬头，身边没人。刚要起来，一只手从窗外伸进来，揪住了我的头发，“啊，二姐！”我从窗子跳出去，两人抱在一起笑了，笑的那么开心。我细看她，人瘦了穿着军装倒更漂亮了。我立即摘下他的帽子，短短的头发，毛茸茸的，原来她的头发全部掉光了。这天我们俩睡在一起，四张课桌一对并头躺着，天南地北的说了一会话，很快便呼呼入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回队了。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没见着她。
  1940年元月，鲁迅艺术学校，战地服务团和一军分区宣传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简称“宣大”。二姐不知从什么地方也来到“宣大”，在美术组工作。这是个小班，只五六个人。有王建楚、张有栋等人。二姐专心致志地投入美术创作，她的艺术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如她在参军运动中创作的宣传画《老王当兵》张贴后，对提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思想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部队极缺地图，给行军打仗造成一定困难。二姐想，地图是部队的眼睛和向导，没有它怎么行？于是他和同志们一起千方百计复制地图，供部队使用，受到部队首长的赞扬。
  二姐不仅会画，而且她的歌也唱得不错。记得队里要排一个反映日本人民反战的短剧，让二姐扮演一位日本妇女，她身穿和服，脚踏木屐，好看极了，演出效果很好。提高了指战员对中日人民共同反对这场侵略战争的认识。剧中的主题歌她唱得太动人了，婉转细腻，扣人心弦。现在我把这首歌的前两句写在下面：
  [=此处为插图=]
  也许是战争时期，抒情歌曲比较少，这支歌引起群众的特别关住。部队、机关很多人哼唱这支歌，更有人模仿着大辛的嗓音和姿势唱，引人发笑，二姐对此而感到欣慰。有人见了她就唱，她便用笑来回敬。
  二姐体力总是不行，部队除夜行军外，一般早上都出操跑步，遇上部队休整，跑的时间更长。一次，在一个树林里跑步，都跑五圈了，我看二姐气喘吁吁，又跑了一圈还不见她离队，其实要下去喊一声“报告”就可以了。我看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急跑几步到她身边，先把她的背包取下来，然后喊了一声“报告”，就把她推出队列，把背包放在大树后边，让他坐下。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喘。我把胸前的毛巾丢给她，立刻归队。她看着大伙不停地跑，自己坐着，很内疚，就掏出本子来，不知是写还是画。她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很严格的，我反复想过，自从参军后，我多次与二姐相聚又相离，他从没给过我一分钱、一件东西，他对己对我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
  二姐结婚
  1941年春，我们驻在青驼寺村北一个窑场里，有一天吃晚饭时没见到二姐。饭后还不见她回来，于是我逢人就问，有的说不知道，有人笑而不答，弄的我十分尴尬，我干脆去队部问个究竟，见到队长王绍络，他说“大辛有事，你去睡吧。”
  第二天早上，出操回来，有同志告诉我：“大辛结婚了。”我以为她们是开玩笑，真有这事，他肯定会告诉我。当事情属实时，我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这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还瞒着我？我未加思索，拔腿就去村里找她。跑了好几个地方，才问到她在村西头一个小院里。警卫员问话，我也没听清，什么纪律、礼貌全不顾了，就往里闯。庭院不大，记得是一座北屋。我在门外就看见二姐坐在床上翻书。我一步跳进门，冲着二姐问：“你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愣了，说不出话，只凝视着我，在一旁看着文件的陈明，马上起身拉我坐下，抱歉的连声说：“我们不对，不该不告诉你。”说着，他把当时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拿给我，无非是不多的花生、少量的糖块、干果之类。我那有心思吃，再看二姐，她也是一副内疚的样子，只是低着头不说话。此情此景我又怕了，恐他掉眼泪，我满腔火气熄灭后，反而责怪起自己来。我走到她跟前，摸了一下他低垂的头：“二姐，我走吧！”他用企求的眼神看着我。“谁叫你走？我知道自己错了，你就坐会吧。”她偎着我坐下，把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往我手里放。若在平时，看到这些好吃的，我会放开肚子吃个饱。可这时，我干了这么愚蠢的事，还守着姐夫，怎么好意思张口吃，总得找个台阶下，于是笑笑说：“昨天晚上我找不到你了，到处打听，人家都笑我。”她立刻捂住我的嘴，“不说这些了，快吃！”我站起来认真地说：“早饭后我有事，确实得走了。”她闭口不语，似是理解。陈明同志满脸笑容地忙着把吃的东西往我口袋里装。我要走了，二姐仍坐着看我，并未起身。陈明同志把我送到大门口，我象“逃”一样，撒腿就跑。跑出一段路，回头“侦察”，没有情况，这才放慢脚步，边走边想，如果二姐或别人，昨天把这事告诉我，说不定我会傻乎乎的跑了去。领导同志结婚，总有人去祝贺，他们都是“大人”，我要真的去了，我算“那部分？”二姐会不好意思，人家说话也不方便。越想越觉得我干的这事太鲁莽，真傻！回队以后，我把经过向队长讲了，他说了一句“傻丫头”。
  这年3月，大辛调姊妹剧团任团长，甄磊（大扫荡中牺牲）任指导员。二姐自编自导了许多节目，如为了打击反动道会门利用封建迷信活动欺压群众，他们演出了“万仙会”，影响不小。后来在一次有八个剧团参加的会演中，姊妹剧团得了第四名。
  最后诀别
  1941年6月，领导决定“宣大”随山东纵队巡视团去胶东视察，时间需要八个月左右。出发当天，我跑了八里路去和二姐告别。到了她的住处，她一个人正在缝被子，我喊了一声，她抬起头，淡淡地说“坐下吧”。二姐素性就是说话轻缓，不好动声色。小时候我常说二姐不会生气，会用眼睛说话。他让我坐，我没坐便跪在她面前的被子上，把去胶东的事告诉他，她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了，你们随谢友法（当时任组织部长、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部长一起去，这次行军时间长，生活艰苦，你要注意身体。你参加的是巡视团，更要遵守纪律，和‘宣大’单独行动不一样，任务更重了”。我答应着，取过她手中的针线，要替他缝，她执意不肯，我说我会缝。“会缝也不用你”。她笑了笑、继续说：“你快十六岁了，是大人也得算是‘老兵’了，在外要严格要求自己。听说你在朱德青年队（那时还没有团的组织）因学习好得了奖，这次你更要好好学习”。“我向你保证一定听你的话”。我要走了，她起身穿鞋送我，我制止了她。我走到大门口了，她还扶着窗子慈祥的目送着我。
  我那能想到这竟是我姊妹俩终生永别的最后一面。
  壮烈牺牲
  胶东一行，往返整整八个月。1942年春节前，我们辗转来到鲁中泰山区，整个农村萧条凄凉，处处是被烧的房子，黑墙瓦砾断壁残垣，满目是日寇扫荡过后的悲惨景象。
  记得我们赶了一天两夜的路，粒米未进。傍晚来到一个小村子，住下来筹给养。人饿的谁也不想说话，一阵阵的肚子疼，大家躺着默默地等筹粮人回来。这时通讯员对我说：“谢部长让你去一趟”。两腿无力真不想动，只是首长叫再累也得去。
  已是掌灯时分，影影绰绰看见谢部长站在一个院子门口，上身倚在破门框上。见到我急步过来，将我拉上台阶，一句话没说和我并肩走进门内。在一个破影壁前停下来。我很诧异：“找我有什么事？”还没容我多想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语气沉重地说：“辛锐同志在这次扫荡中不幸牺牲了！”我只觉得轰的一下，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自语道：“二姐真的牺牲了？”我不信，这不可能！谢部长慢言细语地宽慰我，他说的话，我一会儿听到一会儿听不到，没有完整的印象。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这时我发现谢部长在擦泪，我顿时清醒了，拉着他的胳膊说：“谢部长别说了，事情已经这样，我能承受，能挺住！”
  天完全黑下来，筹来了给养是谷子，需要马上推碾，两人一组。我和班长林化石一组，他见我沉默不语，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愿说话，也怕他说话。两人在一盏小油灯下默默地推着，一圈一圈。此时我的脑子也在转，许多往事都转到眼前：小时候我和二姐睡在一起，他在床上摆了纸和资料，我怕睡着了给她弄坏，就用绳子捆住双脚，绳子一端拴在床头上。他看见了，轻轻地替我解开，抚摸着我的脚腕，眼圈红红的。参军以来，当1938年底在战地服务团由两个同志介绍我入党时，小组会和支部大会都通过了，我便开始过组织生活。后来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其中有一般不吸收青年入党的规定。组织上向我说明情况，我想不通就去机关找二姐。她说共产党员应不应当遵守党章？我说当然得遵守。“党章规定需经上级批准，入党手续才算完备”。“既如此那为什么通知我过组织生活？他们做的对不对？”我还想争辩时，她冲着我大声说“入党还有赖的！”于是我想通了，并向组织作了检讨。我去胶东时，她要我严格要求自己。一路上我从未掉队，即使一夜走160里，脚上血泡压血泡，也咬牙坚持不掉队。行军路上谢部长规定每人每天写50个正楷字，他亲自批改。不管行军有多累，我没有一天不写。我做到认真读书，并坚持写日记。当时还想回来向二姐汇报，请她给我批改呢！这一切都不能实现了。推碾一个多小时，林化石同志不断开导我，安慰我，多好的同志啊！谁能料到第二天他因误踏炸药不幸牺牲了。
  我回到鲁中后，许多同志都来安慰我，并讲述二姐牺牲的情况。二姐所在的卫生所所长刘军同志（后任空军医院院长）及曾抬二姐最后转移的韩波同志（现在鞍山），向我详细讲述了二姐牺牲的经过。
  1941年11月，日寇出动五万人，在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和日第十二军中将司令官土桥的亲自指挥下，对我沂蒙根据地实行所谓“铁臂合围”的大扫荡，并扬言“剿灭共军荡平其根据地”。我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等党政领导机关，多次跳出敌人合围圈。11月30日拂晓，分局和战工会在大青山被围，激战一昼夜，大部分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同志、国际友人希伯同志及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同志均不幸牺牲。
  二姐是在大固突围时负伤的，右膝盖上部被子弹打穿，左膝盖也中了子弹，被送军区卫生所，隐蔽在山洞里养伤。此时她忍受着伤痛、休克、缺粮的折磨，但始终不忘对敌斗争。她和护理员小徐（徐兴沛任海军旅顺基地通讯处长）商量在洞周围埋设地雷，以对付日寇。伤痛中她曾问小徐“陈明怎么不来看我？”小徐不忍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一直到她牺牲。她此时已怀孕五个多月了。
  42年1月扫荡结束，伤员集中到火红峪，二姐也来到这里。同志们见面分外亲切，有的同志给二姐换药、擦身、洗衣服。两天后，有一股撤退的敌人发现了他们，遂被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必须立即分散转移。四个同志抬着二姐上北山，刚走到山脚下，枪声大作，接着敌人围了上来，二姐大声喊“放下我快突出去！”同志们哪能忍心丢下她。据韩波同志说，他亲眼看到二姐自己从担架上滚下来，下令“你们快走”！四个人把二姐抬到乱石缝中，他们刚撤，其中两个同志负伤。这时敌人已逼近，鬼子狂叫着“抓活的！抓活的！”一梭子弹射来，二姐胸部、腹部连中两弹，她强忍着剧疼站起来，靠在一块石头上，怒视着敌人。待鬼子上来了，靠近了，二姐用尽全身的力气，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年她才23岁。
  山脚下住着一户姓范的老乡，他和卫生所的同志一起，把二姐安葬在她牺牲的北山角下，这个村子叫火红峪。
  永远怀念您！
  我回到机关，大家都知道二姐牺牲了。很多同志来安慰我，组织上关怀我，不让我参加集体活动，并派两个同志陪着我。第二天，军区政委罗舜初同志找我，他讲了二姐牺牲的经过，并嘱咐我许多话，要我去看望父亲，好好安慰老人。临行，领导上要派人送我，我谢绝了。我见到父亲，他十分镇静。他只问我去胶东的情况，昨天炸药爆炸伤亡几人（伤亡了6个同志）？我们俩人谁都不提二姐和陈明同志牺牲的事，到吃饭时有个同志把饭打来，父亲说咱加个菜吧！问我会作什么菜，我说会炒鸡蛋。其实我不会做，只以为做这菜简单。“你还会做什么？”“会打浆糊。”“打浆糊也不简单，要看作什么用了。”吃饭时两人相互劝，可谁也吃不下。饭后我要走了，他一边送我一边说：“这次扫荡很残酷，我们伤亡了许多人，黎玉、谷牧同志负伤，李竹如同志和朱瑞同志的爱人牺牲了。咱们家牺牲两个”。说着已出村了，我让他回去。他似乎没听见，只管继续走。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山坡，分手时总想说些宽慰他的话，可又不知怎么说好。“你不必安慰我，这次扫荡，日本人的凶残，我们许多同志的伤亡，人民群众的损失，广大战士、干部的英勇作战，这些都教育了我”。我怕再说下去会引起他的伤心，就说“你自己多保重，我走吧！”“不！再待一会”。他这话一出口，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继续说：“战争和伤亡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胜利都是用血换来的，我们前边的路还很长，我有准备……”话犹未尽，他突然向我挥手：“你走吧！我在机关，你在部队，条件不同，你人还小，多注意吧。”我怕他难过，就头也不回的顺山势走去。待我又爬上一个小山包，回头看时，父亲还站在原地看着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可我很快克制了自己。
  自从二姐牺牲后，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肩上的担子重了，从此，我更加好好学习，加倍工作，以报死者。
  岁月匆匆，五十多个春秋过去了，我时刻怀念着二姐。她的言行，对我的教诲，时刻鞭策着我，她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明兆乙整理）
  永远怀念辛锐同志
  徐兴沛
  每当我踏着晨光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或当我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常常想起我当年的好领导、好战友辛锐同志。
  一
  1918年，辛锐出生在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父亲辛葭舟是位进步人士。抗日战争爆发后，辛先生为救国难，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他的家成了我党我军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络点。不久，他舍弃家业，携眷到了根据地。辛锐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她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上小学时，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她酷爱文艺，写得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并会木刻。十几岁的时候，曾在济南举办过个人美术展览。她是一位多才多艺、性情温柔、正直大方、追求进步、富有革命性的年轻妇女。
  1938年，她满怀民族仇恨，和弟弟、妹妹跟父亲一起奔向恨据地，参加了革命，同年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就是这年在岸堤干校认识她的。从年龄上看，她当时也只有20岁左右，但却老练稳重，处处象一位大姐关心着周围的同志。那时她在山东分局给首长当秘书，我当勤务员，工作之余，她教我认字、学文化，有时给我讲革命故事。她对我这个当时才十一、二岁的小勤务员，如同亲弟弟，时间一久，我就亲切地叫她大姐。以后，她调到姊妹剧团当团长，我随她到剧团当了一名小演员。这对我来说，她既是最直接的首长，又是最亲密的姐姐，我幸福极了。每天排练之外，只要她有闲，就把我叫到身边，问长问短，在娓娓亲切地交谈中，将革命道理潜移默化地灌输到我纯洁天真的心灵深处，启发帮助我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当我遇到不愉快时，是她及时发现帮我解开思想疙瘩，使我振奋起来。记得有一次，因一点小事我被她妹妹辛颖狠狠地呛了一顿，我觉得委屈，向她说了这件事。她听后笑着对我说：“辛颖那样对你不应该，可你说话做事要看对象，不然就收不到好的效果。假若你对一位老大爷叫小孩，他会怎样对待你呢？辛颖虽然只比你大一、两岁，但你们都是革命战士了，要相互尊重，搞好团结才对。”一番话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我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便高兴地向辛颖同志道了歉。直到辛锐同志牺牲前，她对我的关心教育从没间断。
  二
  辛锐同志对工作极端热情负责，作风干练，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党派她到省党校学习，她认为这是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好机会。于是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列主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习任务。党分配她做山东省妇联秘书工作，去《大众日报》沂蒙工作团工作，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在那里发挥她能写会画的艺术特长，不知疲倦地宣传讲演、泼墨作画。曾记得她作了一幅《老王当兵》的宣传画，张贴出后，很有影响，干部战士都拍手称好。部队没有地图，她就想办法复制地图供部队作战使用。《大众日报》创刊的报头和第一次刊登的毛主席的木刻像都是出自她手。
  1941年3月，她担任姊妹剧团团长以后，工作更加繁重，她披星戴月，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实干。她亲自动手编剧本、节目，亲自导演，并登台演出。以她为主编排了几个成功的大型戏剧，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
  就在这期间，辛锐同志和她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感情的省战工会副主任陈明同志结了婚，他们相敬相爱，共同战斗在一起。辛锐同志怀孕了，她怕影响工作，就自作主张吃了80片奎宁。流产后，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但她毫不顾惜，仍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工作。
  三
  1941年冬，日寇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在反扫荡中，陈明同志牺牲了，辛锐也负了重伤。11月15日晚，我们隐蔽到火红峪村。王照华（时任联合剧团团长）同志告诉我：“大辛（即辛锐）同志负伤了，她正在二所（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卫生所）包扎，，现派你去护理她，马上就去”。我喊了声“是”，立即向二所跑去。
  刚包扎好的辛锐同志闭着双眼躺在一扇门板上，双腿全被打断，右膝盖骨被打掉，左膝盖骨只剩一半，小腹部也中了弹。我扑上去拉着她的手抽泣着说：“团长！您受伤了！”她慢慢睁开眼，轻轻地一字一句地说：“不要紧——别难过——小徐”。这时，过来4个战士，抬着她往山洞里转移。把辛锐同志送进山洞后，我就向王照华同志作了汇报。她嘱咐我“敌人还在扫荡，我们还得与敌人周旋，你要好好照顾辛锐同志”。
  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把辛锐同志安顿好，就去把买来的花生米和老母鸡煮好，又弄了煎饼，端到辛锐同志面前，她高兴地说：“过年了！，会餐了！”她勉强吃了两口就昏迷过去了。我没有抢救危急伤员的经验，只急得摇着她的双臂大喊：“团长！团长！”过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辛锐同志忍受着多么大的剧痛啊！连吃一口饭、身体动弹一点，也会导致昏迷。我望着辛锐同志，多么盼望她早日痊愈重上前线啊！我只是想在心头，泪水流进肚里，脸上不能有丝毫表现，因为她经不住激动。我只好安慰她：“团长，您累了，休息吧。”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不，小徐，你详细对我说一说这个洞的周围情况，敌人来了，我们好对付。”“你先休息一会儿再说吧。”我这样坚持着。“鬼子可不等你休息好了再来，我们还是早一点做好准备。”我看她那副严肃认真的面孔，只好从命。我告诉她：“洞周围都是陡峭的山峰，重峦叠嶂、怪石嶙峋。以往来土匪，老百姓都藏在这里，很隐蔽，不易发现。”她高兴地说：“环境对我们很有利，但光靠自然条件还不够，要做好战斗准备。你在洞周围多埋些地雷，万一敌人来了，我们就有主动权。”我说：“是啊，我已经在洞口四面埋上地雷了”。她赞许地点了点头，又说：“你在洞口再埋几捆手榴弹，把拉线分别引到你和我隐居的地方，两人都能控制，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协同消灭敌人。”我按照她的吩咐完成任务后，我准备再细致地检查一遍，也好让辛锐同志一个人安静地休息一夜。突然，外面响起了鬼子的机枪声，我举目四望，漫山都是火光。在火光的映照下，十几个搜山的鬼子向我们的山洞接近。轰的一响，地雷爆炸了，鬼子死伤数人，剩下的一边盲目地疯狂扫射，一边嚎叫：“八路的快出来！不出来我的开枪”！喊声越来越近，连他们的皮靴声也听得清清楚楚。我担心狡猾的敌人用探雷器找到地雷和所埋的手榴弹，发现洞口，便想冲出去引走鬼子，保住辛锐同志。不料辛锐以命令的口气说：“要沉着”！结果，日寇在我们的洞口外折腾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现。
  四
  几天之后，辛锐的伤痛逐渐减轻，能吃点东西了，可洞里什么也没有。敌人想利用大雪封山来困死我们，辛锐同志让我出去找粮，我冲破道道封锁，克服了重重困难，好容易弄到点干粮和饮水，回到山洞已是第五天了。适值辛锐休克，我连忙给她喂水，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她才苏醒过来。我轻声问：“团长，饿了吧！”她气息微弱地说：“已经不觉得饿了”。此时，她还关心地问我“遇到危险没有”？我一边回答，一边赶忙将煮好的地瓜干送到她的嘴边。她慢慢嚼着说：“地瓜干真甜真好吃！”并叫我设法给隐藏在附近的伤员送点去。
  吃罢饭，我点起了火堆，黑暗、寒冷的山洞顿时充满了光明和温暖。辛锐同志高兴地跟我啦起了家常，讲她为了抗日救国，怎样跟父亲、弟弟、妹妹离开舒适的家庭，参加革命来到沂蒙山；讲她如何由一个天天与“文房四宝”为友的大家闺秀成长为一个八路军战士和一名共产党员；又说到爱人陈明怎样关心帮助她。当她想到美好的未来时，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三八妇女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了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永远打出毁人的牢笼……”
  五
  又过了十几天，辛锐同志的伤愈合了，但两腿却残废了，不能走路，被抬回进洞前的那间房子。同志们见到她，都争着问长问短。有的给她擦洗身上的血迹，有的为她洗衣服，有的把香喷喷的小麦煎饼送到她的唇边。她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攀谈着，当听到甄磊同志（姊妹剧团指导员）牺牲的消息时，她十分悲痛，要我们学习甄磊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对敌人无比仇恨，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和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继承烈士的遗志，抗战到底。
  一次，在我送情报的第二天拂晓，灭绝人性的日寇又包围了二所，战士们抬着辛锐同志突围。一出村便遇上了鬼子，子弹雨点般飞来。她担心同志们抬着她继续前进会遭到危险和损失，于是大声命令放下她，让大家突围。抬担架的战士坚定地说：“有我们在就有你在！”鬼子逼近了，嚎叫着“八路军的投降”。辛锐斩钉截铁地说：“我用手榴弹掩护，你们快向外冲！”一梭子弹打来，几个战士倒下了。辛锐忍痛强压怒火，紧握手榴弹，端坐在担架上，怒视着鬼子的逼近。“女八路的，活捉的！”一个鬼子军官命令着。当鬼子围拢过来时，辛锐拉响了集束着的几颗手榴弹，一声巨响，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战士，与敌同归于尽了。这年她才23岁。
  时间虽然过去了40多个春秋，但辛锐同志壮烈牺牲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心中，激励着我向前！
  注：原文载《山东女烈士传记》，山东省妇女联合会编，1982年出版，文字稍有删改。
  ——编者
  辛锐和山东省“姊妹”剧团
  张伟强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沂蒙山区，活跃着一支由妇女同志组织起来的文艺宣传队——“姊妹剧团”。它是在当时山东省妇联直接领导下组建起来的。她们以演戏、唱歌、跳舞等文艺形式宣传、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战争，参加民主政权、争取民族解放与妇女自身解放。从1940年10月至1941年9月短短一年时间里，她们走遍了沂蒙的山山水水，唱妇女们最爱听的歌，演妇女最爱看的戏。她们的宣传和演讲，无不震动着妇女们的心，从而使她们得到觉醒。
  1940年，日寇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烧、杀、淫、掠，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长期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封建礼教之苦的广大妇女，如何教育发动她们起来革命，参加抗日战争，成了当时山东省党、政、军、民的共同任务。在这种形势下，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倡导和支持，山东省妇联决定建立一个以文艺形式开展妇女工作的组织机构“姊妹剧团”。成员大都是从十三、四岁至二十多岁的女战士和抗大女生队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一批文艺爱好者，共21人。省妇联任命辛锐为团长，甄磊为政治指导员，开始定名为“工作团”。
  为便于开展妇女工作，决定工作团成员全部脱掉军装换便衣，可大家都十分珍惜“年青女八路”的形象，军衣、军帽都舍不得脱，有的同志竟抱着军衣哭了。辛锐和甄磊同志耐心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辛锐同志独出心裁地制作了一顶法国巴黎帽，戴在头上，一下引起全团战士的兴趣，大家纷纷仿制。
  工作团内设编辑股，股长张正、张令仪，主要任务抓创作；演出股，股长江杰、倪振华、张伟强，主要任务管演出及其有关事务；音乐股，股长张令仪、张杞。机构健全、分工明确了，便分头积极工作。
  所有成员，对文艺都有着强烈的爱好，过去或多或少的参加过一些文艺演出，但水平不高。现在要独立编写剧本、导演、化妆、组织演出等等，的确有很多困难。怎么办？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首先开办了美术学习班，团长辛锐为老师，因为她是年青画家。她教大家写美术字、画素描、写生。辛团长耐心地予以指导，不厌其烦地讲解写字、画画的要令。谁写得好、画得好就让她做小先生、搞示范。美术学习引发了大家的兴趣，上课时又写又画，下了课，也用小木棒在地上苦学苦练。张杞、张德胜的美术字进步特别快，学了就用。他们每到一地就在显目的墙壁上写上一条条带鼓动性的标语或画上一幅幅耐人寻味的漫画。妇女解放的呼声、群众抗日救国的呐喊，通过这些漫画和标语的传播，渗透在人们的心坎里。
  练习唱歌是队员们每天的必修课。团里规定每天早五点起床，跑步之后就是吊嗓练音，嘹亮的歌声随着晨风在山村中回荡。早起拾粪的老大爷，上山砍柴的小伙子，推碾磨面的姑娘媳妇，都被歌声所吸引，她们很有兴趣地凝神谛听，有的跟着哼起来。于是教群众唱歌成了剧团的宣传任务之一。每到一处，就由张杞、张令仪、司秀琴、徐兴沛等教老乡唱歌。
  每到晚上，村里的孩子和年青的男女总喜欢聚在一起要我们教歌，大爷、大娘也围在旁边凑热闹。通过教唱歌曲，对动员妇女参加妇救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那时我们所教的歌曲，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根据形势的需要结合当地实际自己编写的。虽说大家没有创作水平或说根本不懂创作，但是三个臭皮匠，赶个诸葛亮，靠集体智慧，你一句我一句就能凑成一支歌或者一个小节目。如《凤阳花鼓》、《小放牛》等，我们利用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艺形式，填上革命的新内容，表演出来很受群众欢迎。经过不断实践逐步积累经验，我们很快就能写独幕剧乃至多幕剧。记得辛锐团长和甄磊指导员两人合编了对口快板《赶集》。甄磊扮赶集的老大娘，辛锐饰妇女干部，两人演得真实生动，亲切可爱，效果很好，不少妇女看了大受启发，表示要参加妇救会，帮助八路军，绝不当思想落后的老婆子。
  那时我们走到哪里唱到哪里，真是一路汗水一路歌，从不知什么是疲倦。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立即动手编了一个揭露何应钦制造这次事件真相的剧本。内容是新四军家属欢送自己的亲人北上抗日。战士离家不久，就听到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与此同时战士的家庭也遭到蒋匪的抢劫，并强迫战士家属承认新四军是违抗命令而受到惩罚。坚强的军属大嫂据理力争，当即被匪军拳打脚踢，大嫂奋力反抗。该剧从排练到演出始终受到山东分局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分局书记朱瑞、秘书主任谷牧亲自到现场观看并随时提出修改意见。分局领导一致赞扬这个戏编得及时，能感动观众，很有教育意义。
  正当大家紧张地进行排演时，团长辛锐突然病了，她躺在草铺上两手捂着肚子，痛得翻滚，脸色苍白，头上流着冷汗，大家围着她不住地喊：“团长！团长”！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将她送到陈明同志身边。陈明是省战工会副主任，年前才与辛锐结了婚。
  后来，我们才知道，辛锐同志的病是由于她偷吃大量奎宁丸堕胎而造成的。她堕胎的原因是怕影响工作，给部队添麻烦，多好的同志呀！
  1941年3月8日，省妇联在莒南县板泉区沙岭子村召开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暨姊妹剧团成立大会。会场人山人海，大会宣布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邓颍超女士为大会名誉主席，接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讲话，他向姊妹剧团提出三项任务：第一要培养大批女干部；第二要深入群众，组织妇女；第三向广大妇女和其他群众进行宣传，以求妇女的彻底解放。省妇联负责人刘锦如同志向姊妹剧团授旗，辛锐团长代表全团接受锦旗并致谢意。至此，山东省姊妹剧团正式宣告成立。
  为了活跃根据地文化生活，交流文艺工作经验，更好发挥文艺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作用，分局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剧团联合公演，时间是4月17日，地点在滨海区沭水县渊子崖村。参演的单位有抗大一分校文工团，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山东姊妹剧团，教导二旅突进剧社，教导一旅火光剧社，鲁南黎明剧社等，人们称其为八大剧团。
  我团参演的节目是话剧《东京工人》，主要内容是反映日本人民反战厌战情绪的。团长辛锐扮演女主角，她身穿和服，演得很出色很成功。公演结束，姊妹剧团被评为第四名，这个女娃娃剧团一下受到各方面的厚爱。
  公演之后，辛锐同志因堕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实在不能坚持工作，为加强领导，分局又从抗大文工团调林伯同志任团长，辛锐同志仍协助工作。
  是年夏天，分局决定姊妹剧团到鲁南开辟工作，跋山涉水，周旋于日伪顽敌之间，历尽艰险完成规定任务。8月，我们从鲁南回来，开始休整、学习和总结工作。经过一段时间，根据形势的变化，剧团中不少同志调动了工作，使剧团力量减弱。9月，分局决定姊妹剧团与省青联工作团合并，建立了联合剧团，王照华任团长。新剧团成立后，我们又投入了业务学习和创作训练。
  1941年11月初，日寇又开始对沂蒙根据地“扫荡”，妄图用“铁臂合围”、“拉网战术”和“搜山清剿”等办法消灭八路军指挥机关。在两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沂蒙军民表现了顽强的英勇气概，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山东根据地。在反“扫荡”中，原姊妹剧团的同志付出了血的代价，原团长辛锐同志在大青山血战中腿部负伤，被沂南县东梭庄村的一位老大娘掩护起来，冒着生命危险为她洗伤换药，送水喂饭。伤情渐好，后方医院二所将她接走，与其他伤员隐蔽在一个山洞里。不料敌人又来清剿，辛锐正在洞口，被敌发现而壮烈牺牲。
  山东“姊妹剧团”从1940年12月筹建到1941年年底，仅仅是短短的一年的战斗历程，但她给山东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愿姊妹剧团之花永不凋谢！她的精神永放光芒！
  注：本文选自《难忘的记忆》，（山东省妇联妇运史室编），书中原题为《忆山东省‘姊妹剧团’》，作者张伟强。现题为《辛锐和“姊妹剧团”》为编者所加。原文较长，本文只是其中一部分。
  抗日烈士辛曙明
  辛颖
  我二哥辛树明（参加革命后改名辛曙明），于1942年古历十月初五，在日寇的一次“拉网合围扫荡”中，牺牲在山东莱芜县抬头区榆林前村，年仅十九岁。
  二哥自幼聪明好学，十四岁读高中，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得好，又善画素描，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欢，特别是历史教员赵笃生对他更有些偏爱。
  1938年夏，我们和二姐辛锐三人，在父亲带领下同时参加八路军，又一同入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二哥在政治队学习不久，因为他文化水平较高，又聪明，接受新事物快，组织上派他去晋东南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深造。当时的校长是滕代远同志。
  据他的同学讲，二哥是个热情帮助同学的人。除共同学好课程外，还教同学讲普通话，教大家唱歌，并担任指挥，现在有些老同学仍记忆犹新。1938年9月，中央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以加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抗大”一分校于1939年11月奉命东迁山东，朱德总司令宣布周纯全任校长，李培南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大”一分校于1940年1月到达山东根据地中心南沂蒙，二哥亦随校回到山东。
  一月中旬，山东党政机关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前“宣大”负责分发传单，两人一组，分片负责。规定必须人手一张。抗大同学精神抖擞，队列整齐，我由队伍后边往前发。正当我专心分发时，从队伍中伸出一只手，不接传单，却一把拉住我的手冲我笑。我偏头一看：呀！是小哥哥。激动喜悦之情，使我忘了一切，竟大声说“你从哪里来”？他示意要我小声，我会意地点点头，将传单交别的同志代我完成任务，我请假和小哥哥说会话。待我办妥之后，就连蹦带跳地穿过队伍，与二哥并肩坐下。我连珠炮似的提出一串串问题，催他回答。他笑嘻嘻地说：“我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来，在‘抗大’已学习三个多月。这次中央要‘抗大’一分校来山东，目的是为山东培养干部和军事指挥员。”“你身体好吗？”“好！我们来山东走了一个多月，每人背了一百发子弹，这是党中央送给山东部队的。”“你还继续学习吗？”“那就不知道了”。接着他问我们分手后的情况：二姐好吗？她在那个单位工作等等。不觉十多分钟已经过去，我这才发现散传单的人都已回队，我便向他告辞。“你有演出任务吗？”“有，请你指教”。“傻样！”我要走，他在队列里不能站起来送我，只仰仰头说：“小辛，你长高了”。坐在他身后的一个同志说“怎么又一个小辛”。我急着回队下边他们说的什么我就听不清了。
  这次欢迎会后，我俩人很长时间没见面，听同志们说，他由“抗大”毕业分配到沂南县各救会工作，后任沂南县青救会长。
  我从胶东回来又病了，发冷发烧。我真怕再发“皮汗”，有时一周也不退烧。此时又想起二姐，还有点埋怨小哥，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来看看我。眼下冰融雪消，河开燕来。42年的春天到了，可惜闹春荒，生活很艰苦。有一天下午，小哥哥突然来了，他问我病情，我也说不清楚，不象是发“皮汗”。他话不多，好像情绪不大好，他约我出村走走，边走边谈，到了一个大沙河边，我俩坐了下来。他告诉我，他因为丢失一份党内文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对此深感痛心。他说：“丢失文件表面上看是马虎，实际上是对自己要求不严、纪律观念差，再加上生活散漫，内务不整，一有情况，抓起来就走，难免出错。平时就有同志批评我懈怠，劳动观念不强，我没引起高度惊惕，这不能不说是少爷习气的劣根性。”我见他心情沉重，又这么严肃的批评自己，便不再插话。“按说我在抗大学习，各方面要求都很严，但我没把这种严格要求提到培养军人素质的高度来对待，到地方工作后，对自己放松了，才出了大错，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你背包袱了？”“那倒不是，不过提起来心里不是滋味。”“你给我谈这些，是把我当大人了，这对我也是个教育。事已如此，接受教训，好好改吧。”“是要改，不过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接着我们又想起二姐的牺牲。他说：“咱俩共勉吧，一定努力工作，不辱二姐的英名。”
  1942年夏天，二哥病了住进医院。我去看他，一路上边走边想，战争时期病号住院，肯定病情严重，因为战地医院一般是收伤号不收病号的。到医院后，我先找到大夫，他说二哥的痔疮比较严重，红肿出脓血，导致发烧。最近已做过手术，正在恢复，我这才心里平静多了。
  医院设在一个深山沟里，住的很分散。我找到二哥，在一间住有五、六人的“病房”里，找到二哥，只见他的床顶着屋门，他见到我很高兴，告诉我手术已四五天了，一切都好，就是不能下床。他要我坐在他床边，我一抬头发现他脸前掉着几根小绳，下边拴了几个大枣和一个大石榴。每个枣子都用刀刻成了人头，有哭的、有笑的、还有龇牙咧嘴的；石榴上是画的山水。我问：“这是干什么的？”他用手一推大枣来回晃动。我笑着说：“你这是发信号的！”他也笑了，说：“有时病疼得厉害了我用它分散一下。”二哥说他读了几本书，还说在晋东南学习时听过朱总司令的军事报告，特别提到朱老总讲《八路军抗日战争二周年》时，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概括为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化、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共48个字，并要求同志们一定背熟。他滔滔不绝的说了许多，我要他休息一下，便跑到伙房打来一壶开水，到开饭时间了，我要喂他，他说“别胡闹了”，他要侧身，我去扶他，他也不用，自己由着劲，翻动了几下，才把身子侧过来。看来每翻动一下，他都很疼，我趁机把那个咧嘴的小枣推了一下，他只笑。饭后，我把他的衣服搜集起来，拿到小河里洗干净。下午他又问我工作和学习情况，我老老实实地向他汇报，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要我遇事“多思”，自己去悟，去比较，提高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哥养病期间，大哥辛树声同嫂嫂刘敏从敌占区撤出来，曾去医院看过二哥，这也是他俩与二哥诀别的一次会面。大哥夫妇到根据地时，二姐已经牺牲了。他们哀痛不已，遗恨终生。
  深秋了，二哥病愈出院，遂调鲁中区党委做秘书。事也凑巧，我们同住在一个叫朱位的村子里。一个傍晚，我去看他，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从孩提时代的恶作剧，谈到参加革命后各自的成长过程。话间，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啊”！我不禁好笑：“你还不到20岁，怎么能说这一辈子呢？又从何说对不起我呢？”他说：“我这次养病你到医院看我使我想了很多，我该向你道歉。你小的时候，我对你关心爱护不够，原因是我有傲气，觉得自己学习不错，不愿帮助你。记得你问我‘马六甲海峡’在什么地方？我却说在地图上，你问我问题，我要么不回答，要么数量一顿，把你闹懵了，还怎么学习？”我笑着说：“快别说了，都过去的事了。”一会儿，我说“大哥对我很耐心，恨不能替我完成作业。可你呢？老说我笨，也许这也是帮的一种方法，促使我自己用功学。为此，我也睹过气，宁得0分也不再问你。”他说：“其实你很聪明，学的很活，还爱提问题，我想过，我所以对你不耐心，是我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我长你两岁，不但不帮你，有时还欺负你。记得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把你掀到河里，让你挨父母吵骂。”“算了，算了！怎么算起老帐来了。二哥，我从没怪你。”这次谈话，他作了自我批评，也教育了我，两人都很愉快。分手时，他送我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他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写了鼓励我的话。可惜“扫荡”中，我把这些纪念品送入山中坚壁起来，待“扫荡”结束，清理物件，不料这唯一的纪念品被水泡的揭都揭不开了。
  这次谈话以后，不到十天，敌人开始“扫荡”，领导动员反“扫荡”时指出：这次敌人“扫荡”用的是“拉网合围”战术。所谓“拉网”即敌人多路进攻，各路之间保持火力交叉，发现我军如果顺方向走，他不开枪，如果逆方向走，即猛烈射击，用此方法赶你入网，聚而歼之。
  为了机动作战，领导要求划小作战单位，提高警惕。有些部队要跳到外线，寻找战机，打击敌人。有一些伤病员因敌人后防兵力空虚，可以插入敌占区隐蔽。二哥病未全好，身体虚弱，组织决定让他随山东分局青委书记钟效培同志及公安局的干部一共六、七十人，护送伤病员插入敌区养病。
  一天早上，部队开始行动，我提着背包准备集合出发。小哥哥和宋诚德同志站在一个菜园里，他喊我“小妹妹，我请你吃虾酱豆腐！”“不行了！我们马上要出发，我吃过饭了，你们吃吧”！我看着他俩并肩离开小菜园，从此一别，再也见不到二哥了，现在想起他笑迷迷喊我的样子，仍不时在我眼前晃动。
  这次我们同时从朱位村出发，我去泰泗宁分散隐蔽；小哥哥到泰山区；宋诚德同志带山东分局青委部分干部，去南沂蒙发动群众反扫荡。
  这一天，我们走了六十多里路，宿营时太阳快落山了，在一个树林里，我遇到我们队里一个同志，他对我说：“在前边村里，我看见你哥哥了，你不去看看他？”“离这里有多远？”“大约五、六里路，在东北方向。”心想早上我才看到他，不必再跑那么多路去找他，再说，我也有点累，还怕夜里再有情况，不去算了。
  一个初冬的夜里，天很冷，半阴着天，月亮白惨惨灰朦朦的，好像要下雪。队伍正在行进。突然从队列后边传来口令：“辛颖出列！”我一楞，立即出队，心想那位领导找我？有什么急事？待了一会，教导员丁志刚走来。他拉着我边走边说：“辛颖同志！”我一听他这样叫我，心跳得厉害。因为平时儿乎没有一个人叫我的名子，我有预感，怕有什么大事要通知我。他低着头走了几步，语气缓慢地说：“我代表组织通知你，辛曙明同志在泰山区遭敌人合击，不幸牺牲了。”我呆住了，顿觉脑袋发紧、发凉，停下脚步，用直直的眼睁瞪着教导员，他拉着我的两只手说：“我知道你很难过，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知道已经三天了，不忍过早的告诉你。可总有一天要让你知道，希望你节哀。”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十多天前我还看见他，那晚上他和我谈话的情景恍若昨天。前几天我们从一个村里出发的，现在怎么竟会……我努力噙住滚动的泪水，昏昏沉沉的离开教导员，回到行军行列里。蜡瓮似的天空，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不知什么时候飘来了雪花，我摘下帽子，仰起发烫的脸，让朵朵银花落在面颊上，不知是雪化成了水，还是眼泪溶化了雪，当时我也分不清。
  回到机关，我心情特别沉痛，这个事实太残酷了。同志们都替我难过，默默的陪我坐，默默地陪我在村外走。心心相通不必多说话，沉默就是最大的安慰。
  我记得回来的第三天，高克亭同志把我找去，把二哥牺牲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说曙明所在这支队伍是直奔泰山地委机关的，有一天，他们赶了近百里路，本打算再走十多里越过公路。据侦察员报告，地委机关转移了，离公路大约还有二十多里，因伤病员实在太累，于是决定就地宿营，明天赶到地委机关。谁知这天夜里，有一股敌人去合击地委机关，发现了他们，立即将村子严密包围起来，此时已是拂晓。村里一位老大爷，起早出来拾粪，他发现了敌人，立即去报告，曙明住在村头一座场园屋里，老大爷绕到屋子后边，敲着后墙说：“同志，鬼子把你们包围了！”曙明一听，马上起身去通知其他同志。刚一出门，敌人的机枪便猛射过来，他身中6弹，躺在血泊里。
  高克亭同志讲完，低头沉思，在屋里来回踱步，既而又低声细语起来：“曙明刚调来机关，我以为他痔疮作过手术已经康复，其实不然，还常流血，不能随部队行动，这才决定送他去敌占区隐蔽休养。没想到这一去竟不能回来，太年青了，太年青了！”他背过脸去，怕我看见他难过，也许更怕影响我。片刻过后，他走到我面前，深情的嘱咐道：“小辛啊！你得坚强起来，现在首要的是做好你父亲的工作，二年夺走他二个孩子，老人能承受的了吗？你要写信把你二哥牺牲的详情如实告诉他，协助组织把思想工作尽量做好。”
  这封信太难写了！
  我所说的“难”，绝不是儿女情长难以尽述。因为父亲是明事理、顾大局的人，他是经过战争锻炼的，这点我完全相信他。现在他不需要一般的安慰，而是如何帮助他尽快解脱精神上的打击与压力，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我的责任是尽力加快他这个自我解脱的过程。
  想来想去，只能是如实把二哥牺牲的经过详细地但感情上应是极有节制地告诉他。
  组织上的信，和我写的信是派专人传送的。父亲所在单位的支部书记把信“押”下了，没有马上送给父亲，他想寻个适当时机再把信交给老人，这也是一番好心。可这时机关有些同志，已经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父亲似有觉察。一天他急匆匆的去找党支部：“是不是孩子出了事？如果有事，就该如实告诉我，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同志们听到老人这么说心里更难过了，可谁也没立即作出回答，父亲又说：“战争年代嘛，出了再大的事，我也能顶得住。”话已至此，支部的同志才把鲁中区党委和我的信一并交给老人，并向他说明押信的原因。这位支部书记（忘记他的名子了）日后对我说：“我向他解释，话未说完他拿着信就走了。”父亲虽说顶得住，可他还是大病一场，发烧一个多星期。
  在同志们的关怀下，父亲坚强的挺过来了，并且使思想得到了升华。1943年，敌人“扫荡”刚结束，父亲从滨海区来到鲁中。此行既是为工作，也是来看看我。在一次长谈中他对我说：“我的职务不低，是党信任我，群众扶持我，这好比众人扶着梯子，我坐在梯子之上，如果我稍有不慎，将会从梯子上摔下来，那我将无颜见前人，也对不住后人。”
  父亲要走了，我去送他，这时他已从痛苦中摆脱出来，表现的极平静。待他跨上马准备上路时，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吧，用不着挂念我，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了。”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哥所在的这支队伍，遭敌人合击，伤亡很大，突出重围的不足30人，钟效培同志突围时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于第二天牺牲了。
  地委机关知情后，当天派人来处理后事。二哥是由李元祯同志（原杭州市委书记）安葬的，他把二哥遗下的衣服铺在他遗体下边，用毛笔写了一个很大的“辛”字，然后含泪安葬了。
  沂蒙大地养育了多少优秀儿女，又埋葬了多少英雄忠骨？愿小哥和这些烈士一起长眠在这块血染的土地上吧！
  （王者秀整理）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怀念辛曙明同志
  高克亭
  关于辛曙明同志的革命事迹，我记不起许多。他曾在鲁中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不久调沂蒙地委宣传部。1942年日寇对鲁中进行大“扫荡”，他在反扫荡中牺牲了。
  辛曙明的父亲辛葭舟先生，家境富裕，抗战初，出于民族义愤，率子女到我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是一位比较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建国后，任山东省人民政府交通厅长。就我接触过的他两个女儿大辛（辛锐）、小辛（辛颖）和小儿子辛曙明，均很聪明。大辛喜画，著名画家郭维渠盛赞其才；小辛是当时鲁中出名的演员，以后成为党的妇女干部。
  辛曙明聪颖过人，很有才华，善画、能文、爱唱，尤其酷爱学习，是个很好的人才苗子。当时他未二十，在我和他相处中，觉得他很有见解。往往提出些问题，使人感到很新鲜，很值得深思和研究。他虽出身富商名门，但很能吃苦，毫无纨绔恶习。尤其使我印象较深的，就是他喜爱读书，凡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文艺书籍，只要他能得到，能爱不释手，孜孜不倦地学习。当时有不少马列著作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在山东解放区不可多得，视为珍本。我的这类书，辛曙明借读时，为防破损，他千方百计搜集旧纸破布，将书皮包起来，并在封面上画上马、恩、列、斯像，画得很好，维妙维肖。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一两本他包了书皮的书。
  曙明同志多才多艺，他作画的水平不低，有些宣传画就出自他手，同志们看后都赞叹不已。
  他富有音乐才华，能歌善唱。虽然在那样艰苦的敌后，休息宿营不固定，流动性很大，但战士们精神充沛，士气高昂，不论在行军路上还是在宿营地方，只要听到机关干部或警卫战士在高唱抗日歌曲，就知道辛曙明同志在那里教歌了。他所教唱的歌曲，思想性强，鼓动性大，能鼓舞大家的斗志。
  当辛曙明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到区党委机关，传到沂蒙地委机关时，同志们都十分悲痛，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惋惜。
  辛曙明同志离开我们有五十多年了，回忆当年在一起的情景，他那英俊活泼的形象，如在眼前，他的确是个好同志，好青年。他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令人敬仰。谨写此短文，以示怀念。
  高克亭：原山东省政协主席。现离休。
  在艰苦岁月中的辛曙明同志
  王传斌
  辛曙明（原名辛树明）同志于1942年夏历十月初五日，在反“扫荡”中牺牲于莱芜县抬头区榆林前村，迄今已是46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忆念中。每当我和当年的战友谈起他，都很惋惜这个正值青春年华、为党为国贡献力量、发挥才能之时的好同志，竟被万恶的日寇夺去了生命。我们赞扬他生前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良好表现，特别在“皖南事变”等重大事件中的考验。这一切都说明了他从投身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并在努力实践，决心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坚定而顽强。他的一生虽是短暂而平凡，但他是位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和曙明在一起的时间仅是半年，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永远不会忘怀的。他在任何时候，从没有什么华丽激动、高昂豪迈的言语和口号，只是默默无闻地实践着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他没有什么恐惧和惊慌，在困难面前只有坚强和勇气；他没有什么个人的追求和奢望，只有对现实充满信心和乐观。对过去的生活从不留恋，也从不空谈未来会有什么享受；他没有什么对个人家庭身世的夸耀，也没有故弄玄虚显示自己，只有慎重真诚朴实无华。以上我对曙明印象的产生，都是基于他的平素表现和工作实践。
  1941年上半年，我和曙明工作在沂水县委，相处甚密。当年3月日寇“扫荡”过后，在孟良崮北的塘子村，我俩同住在一间南屋里，时间达1月之久。那时，正是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岁月。暗藏的敌人叫嚣什么“打完了‘老四’（新四军）打‘老八’（八路军）”。个别人对形势产生了悲观估计，情绪消沉，而曙明同志则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更加积极乐观地工作着。
  根据形势的需要，县委让他起草一个纪念“四·一二”事变十五周年的宣传提纲，要求把历史的惨痛教训与近日的皖南事变联系起来，教育干部和群众认清形势，坚定信念，增强斗志。在参考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曙明同志竟能写出具体、翔实教育性很强的《四·一二事变简介》，受到领导的好评。他在文中重点强调了正确接受历史教训；论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最后号召干部、群众要学习革命先烈“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牺牲精神；学习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打下黄龙府，与君共饮耳”的浩然正气。做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威武不屈的革命战士。这个材料发下去之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根据“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新形势，上级党指示“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这是当时议论最多也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曙明和我的观点和想法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对此议论的很广泛，从大革命“四·一二”谈到“皖南事变”，回顾着自“七·七”事变爆发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以来，磨擦事件不断发生，我们虽有抗议和声明，但蒋介石文过饰非一意孤行，终于酿成“皖南事变”。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我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我和曙明在不断议论中进一步意识到“突然事变”一旦到来，大不了就是蒋介石公开投敌叛变，联合日寇对我夹击，以达其蓄谋已久的灭我之目的。如果真会这样，只不过延长革命胜利时间，但最后胜利仍属我们。现在咱们应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为了革命的利益，尽量减少损失和不必要的牺牲。当然，这谁也不能保险。假若革命需要我们牺牲，那就慷慨赴国难，视死犹如归。这些话都是我俩晚上躺在床上从容而谈的，谁也没有想到死的可怕和悲痛，因为当时牺牲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记得有一次，他从山纵司令部一位首长那里听到了“任重道远”一词，他很感兴趣，于是和我议论起来。我说革命的历程的确是“任重道远”，曙明说既是任重道远那就要大家“奋力共勉”，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好象彻悟到了一个哲理。两人对面而坐，用手指蘸着凉水在那张破桌面上各自写着“任重道远奋力共勉”8个字。这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至今不忘。
  曙明同志遇事冷静，善于分析会开动脑筋。他年青有知识，能写会画，多才多艺。他富有音乐天才，一有闲暇就唱歌，而且还教我唱。《新中国进行曲》这支激励人心的歌就是他一句一句教我唱会的。记得开头一段歌词是：
  “走向前，走向前，走向前，
  我们永远走向前！
  我们是黑暗中的列车！
  我们是风暴里的航船！
  向着解放的大道，
  我们永远走向前。……”
  这支歌，我从战争年代一直唱到新中国的诞生。每次唱，都使我想起曙明教我唱歌时的严肃认真和充满胜利信心的神情。
  曙明与我议论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艰苦环境和长期与敌斗争中怎样做人和待人的问题。他说咱们自己的思想和准备是很明白的了，但在对待人的问题也要有个态度上的问题。这就是“爱憎分明决不含糊”，对同志、朋友、人民大众要“垂以青睐”；对敌人，对内部那些“营私舞弊、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心术不正”的不良分子，要“报以白目”。说着，他起身站好，面含微笑，两眼平视，眸子在中间，表示对人尊重，这就叫“青睐”；他又目无所视，白眼一翻，说这就叫“白目”，表示反对、蔑视。他要我做做看，我折腾了半天，眼睛转来转去，怎么也学不来曙明的样子。
  曙明和我除了经常议论政治形势、思想志趣和处世为人等问题外，他还设法在艰苦的环境中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他教我唱歌，嗓子累了，就教我体操练身。每天早上到村外口传手教，以身示范，全部动作包括头部、眼睛、耳朵、舌头，直至全身各个部位，都有不同动作的活动，名曰健身操。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锻炼。年老了，愈显出这套健身操对增进体质和健康的优越性。
  青年人喜欢体育活动，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特别是被强敌围困的沂蒙山区根据地，整个沂水县党、政机关和团体，没有篮球和排球，连乒乓球也没有。为了活动，我们学农村青少年打“蹦生”。用一木棍敲打一两头削尖的短木棍的一端，一经敲打，短木棍便蹦起，远者为胜。我俩一玩这东西，招来许多小孩看热闹，我们很不好意思，决心洗手不干，另辟蹊径玩别的。这时曙明教我打“克拉克”球。从制作木球曲棍到整理场地都是他一人动手。他教我双手握曲棍（约一米长），弯腰击球进坑为胜。这样打了些日子，我兴趣渐消，不久就停止了。
  1941年春末，我们在生活上经历了两大困难：吃饭难，吃菜难。40年秋，沂水大歉，庄稼因灾籽粒发霉，做成干粮霉味难咽。尤其是糁子煎饼糠皮又厚又硬，只好用水冲着吃，我们美其名曰“水冲法”。吃饭尚如此，更谈不上吃菜，有时十天半月的见不到菜花尝不到肉腥，只有吃糊盐，所谓“糊盐”就是将大块的盐粒包上面糊在油锅里炒熟，实际上就是白盐当菜。处在这样的困境下难免有人发几句牢骚。而出身富贵曾是“小少爷”的辛曙明却没有一句怨言。他父亲辛葭舟曾托人给他捎来一点钱，让他做添补之用，曙明却将钱如数退了回去，并附信讲明道理。因信上称“父亲同志”，据说葭舟先生看后很生气，对人说“你们看，我参加抗战又多了位‘同志’，连曙明来信也称我同志了”。这事我知道后，本打算有机会见到曙明好好劝劝他，要注意老人的感情和自尊心。谁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1938年，辛葭舟先生为了抗日，毅然率子女弃家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值得人们敬仰的。曙明的二姐我曾见过几次，那是在岸堤干校和王庄山纵司令部，人们都叫她大辛，但不知其名；他的妹妹活跃在鲁中宣大舞台上，积极宣传抗日，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小辛，也不知其名。有一次我与曙明闲聊，话题扯到中国人的名字意义时，曾问到他两个姐妹的名子，他说姐姐名辛锐，“锐”意味着敏锐；妹妹辛颖，“颖”意味着聪明、智慧。因为革命需要敏锐和智慧。他说妹妹辛颖现在山纵司令部听《唯物辩证法》讲课和学习《思想方法论》（延安版）。这是他对我提及家庭亲人唯一的一次。他对其他同志也从不随论足。
  这年的春天有些乍暖还寒，至3月下旬，杏子结实，桃李盛开，杨柳飘絮，一派阳春烟景。从塘子村向南的条条山峪、层层冈峦，林木苍郁，好象绿的海洋。军民成群结队地忙着送粪备耕，显得生机勃勃。谁知4月上旬忽降大雪，西北风卷来寒流，天气骤然冷起来。眼下毕竟是春天，太阳一出，雪很快就化成水。但在芦山之阴、孟良崮下的高山峡谷之间仍是积雪斑斑。真是青山映白雪，绿叶扶红花，实乃美景奇观，令人陶醉。
  冰雪未消，冷暖无常，白天有太阳还好过，一到晚上，我和曙明就寒夜难熬了。雪前，我们以为春天了，棉衣、棉被该入库了，于是我俩把仅有的一床棉被和一身棉衣中的棉套掏出来。将棉被变成夹被、棉衣变成夹衣。被套、衣套上交送到塘子村妇救会长家保存起来，万没料到“天有不测”。我们住得是一间南屋，自然阴凉。两人合睡一木床，上铺高梁秸和谷草，覆一领破席。四下通风，好不“凉快”。我俩只好背贴背缩作一团，牙齿格格，肌肉索索，还自嘲为“升任团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严守纪律，谁也不说弄点柴来取暖。这下可气坏了隔壁李开业同志，他听到我们的说话声，立刻为我们抱来了柴禾，一边点火一边说：“唉！你们俩呀，这回可尝到冷的滋味了吧！难道你们就没听到山里人常说的‘打了春别欢喜，还有一百天的冷天气’。你们挨冻是自找的，谁让你们过早的拆棉被盖被单，拆了棉衣穿夹衫呢”？他边说边笑地走了。
  我们又当了几夜的“团长”，终于盼得天气转暖了。我和曙明共同接受教训，并为今后不早拆棉装而“共勉”。
  入夏，曙明被调到鲁中区党委高克亭身边工作，为此，我们都替他庆幸。我俩分手后，因交通不便，一直没有通信。约在1942年底或1943年初，刘涛同志对我说：“唉！王秘书呵！你知道吗？咱们的曙明牺牲了，多可惜呀！”我问他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不会假。曙明牺牲在泰山区，具体时间、地点尚不清楚。我沉痛了一会儿，立刻想起了辛葭舟老先生，我俩都为他担忧。因为1941年大“扫荡”时，他的二女儿辛锐牺牲在大青山。现在敌人又夺去了他儿子的生命，一年一个，他老人家如何承受这巨大的悲痛？从此，我无时不在思虑曙明怎么会牺牲了呢，老是想着他念着他。
  1950年，我在济南曾几次见到葭舟先生，他这时已是山东交通厅长。精神状况很好，毫无暮年之态。说话仍象当年那样高吭、坦率。多么坚强的与共产党真诚合作荣辱与共经得起考验的革命老人呀。不少回我和他坐在一起，他上下打量着我说，进城了，要注意活动，别胖起来了。我决心不在他面前提及曙明的事，他也从未谈到过他，可见老人的意志是多么坚强。由此，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敬佩。
  曙明是我的亲密战友、要好的兄弟，在分手近半个世纪的今天，我回忆了他生前的一些生活琐事，看来很平凡，我想正是在平凡中才能显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内心世界。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像辛曙明这样在城市中长大、生活富有、一经投身革命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一心为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直到光荣献身，其精神高尚可钦可敬，值得永远纪念，值得后人学习。我将永久怀念他，在“任重道远、奋力共勉”这一共同信念指导下，永远向前！
  辛曙明同志曾就教于济南育英中学，这是济南同学的骄傲，也是济南青年的榜样。我以有这样的同志加兄弟而自豪。
  王传斌：现任全国老龄问题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明兆乙整理）
  回忆战友辛树声同志
  王见欣
  我和辛树声同志是在济南沦陷后的1939年夏天初次见面的。我当时是中共济南市工委书记，辛树声是鲁西区党委介绍来济南的一名共产党员。
  1938年冬，我在中共山东分局任敌占区工作科长。次年3月，分局书记郭洪涛指定我和韩文一、黄在（我的爱人）三同志组成济南市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书记，黄在任组织委员，韩文一任宣传委员。工委的任务是按照“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聚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打入济南市，开展地下工作。
  1939年春天某日，我和韩文一逛大街，没想到与分局的周兰田同志不期而遇，战友异域相逢，心情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当即约定是晚到南冈子（今人民商场）木工王瑞庆家中相会。至时，周兰田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分局要我来，是因为鲁西区党委交给我们一个十多个党员的支部，我奉命来济负责接好这一关系，并将这个支部交给你们。王瑞庆就是该支部的一员，支部书记是蔡子程”。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建议不要按一个完整的支部来接受，要采取个别接头谈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分别一个个地接受。周兰田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负责接头的是蔡子程、辛树声等6人。蔡子程是这个支部的书记，因前任书记陈隐先的被捕，他自身有些暴露，不宜留济工作。不久，去鲁南根据地学习。
  辛树声是该支部的宣传委员，他是进步人士辛葭舟的长子，当时中学毕业，尚未工作，比较纯洁、热情，工作很有魄力。他老家住鹊华桥，祖父辛铸九，时任大明湖图书馆长，是名重省城的士绅。辛树声藉此有利条件，出街入巷走门串户，于秘密之中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宣传工作。至1940年六、七月间，他在鹊华桥发展了两名党员，即以开饭铺为职业的张强和王林。与此同时，我爱人黄在积极帮助辛树声妻子刘敏也加入了共产党。至此，我们已经有28名党员。除根据需要到根据地工作的5人外，还有23人。这23人就象闪耀着光芒的23颗革命的火种，散布在阴霾黑暗的省城济南的各个角落。我们不分昼夜阴晴，深入于群众之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针对不同对象，把从根据地带来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其他小册子，给他们阅读。我们在印制传单的同时，用铅字在分、角钱钞的背面印上标语口号和简单易懂的抗日宣传内容。这在唤醒民众团结救亡方面，起了一定的鼓动教育作用。
  既要荫蔽又要开展宣传和发展党组织，暴露是难免的。特别是时间一长，个别同志丧失警惕，麻痹松懈起来。暴露较突出的是韩文一。他早晨去公园散步时，在大庭广众之中高唱《国际歌》。我们批评他太不谨慎，他反说：“他们听不懂”。和我同住一院的一个姓阎的人，从我本家那里得知我是共产党，他处处注意我。常常叫他老婆在我窗下偷听，这对我是个严重威胁。
  多方面的暴露，种种迹象表明，使我意识到长期留在济南，肯定会出问题的，如此将会给党组织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我决定离济回根据地。走前，我找来辛树声、赵舵和于寿亭，向他们谈了下目前的形势和处境，提出我要离开济南回根据地，决定由他们三人组成新的济南市工委会。辛树声资历较老，工作积极热情，任书记，赵舵、于寿亭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在我离济前的一个早上，外边有人轻轻扣门，进来的是郭界娱（日本商行的女职员，共产党员），她轻声告诉我：“昨天夜里宪兵队到我姐姐家（即共产党员、曾任《进德月刊》编辑的董绶青之家）里抓你了，姐夫绶青没在家，把姐姐抓走了，你可别去他家呀！”我听到这个情况，当机立断，收拾行装，赶去辛树声家，和他做个交待，马上离开济南。
  事有巧合，路上正碰到辛树声，一块到了他家，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并严嘱他把与董绶青有联系的关系都断开，并让他通知黄在尽快到商埠某旅馆找我。
  我回山东分局任城工科科长。1941年，城工科合并到敌工部，我又任敌工部副部长兼城工科长，负责济南、青岛、徐州三大城市的地下工作。
  这年5月，分局派王继曾和王瑞庆到济南南郊建立一个联络站，由王瑞庆负责。嗣后，王继曾去济南工委，与辛树声接了关系。王住在由辛树声和鲁中军区采购员单景春合开的联友商行里。不久，商行经理刘某被捕，王继曾立即去分局作了报告。分局考虑到辛树声的父亲辛葭舟（时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兼山东贸易局局长）经常介绍人到济南找辛树声办事，这对济南地下党很不利，于是决定调辛树声迅速回根据地学习，工委工作暂由王继曾接管。1942年2月，王继曾奉命来济南任职，孰料中途已闻辛树声因陈显的叛变而被捕。辛在敌人的诱逼下，交出我党地下组织的名单。敌人和他约定，要放长线钓大鱼。辛树声1月9日被捕，第二天就释放回家。此时，他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心情也非常沉重。他痛定思痛，毅然表示绝不当叛徙，坚决跟党走；绝不当汉奸，抗战到底。于是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决心用自己的智慧，与敌人周旋，做将计就计针锋相对的斗争。11日，他将写好的报告交张琢庵（张不知辛已被捕）送山东分局。不想张中途病于泰安家中。辛等分局指示，心急如炙。最后，决定将一切情况向工委委员徐子常说清楚，并提出自己的斗争计划。徐是个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人，深思熟虑之后说，几十名党员一齐撤走不容易，还是先稳住敌人，再想办法。2月底，由徐子常主持召开了一次工委会议，参加者有王继曾、辛树声和赵舵。辛树声的爱人刘敏站岗警戒。会上，徐、辛把前一段发生的问题作了汇报。王继曾主张立即撤退。徐说冒然行事危险性大，最后决定让王继曾向敌作假自首，王不同意，要自己走。徐子常以整个组织的安危和几十名党员的生死存亡说服了王继曾。王按辛已供的名单，进行了假自首。4月，徐子常、辛树声、王继曾、赵舵又开会商量，以长时间不去分局汇报，怕引起怀疑为理由，要求派王继曾去分局。结果，敌人不同意王继曾回去，最后决定由徐子常代替。徐向分局详细汇报后，分局决定让徐再回济南，抛开辛树声，由徐任书记，王继曾、赵舵为委员组成新工委。利用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暂时保持局面，待时机成熟，组织撤退。徐子常表示不愿回济南，可如不回去，敌人就要逮捕全体在济地下党员。徐以革命利益为重，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徐回济南后，虽然建立了新工委，但许多工作还是与辛树声共同研究。这期间，敌人捕了刘瑞庆、单景春和我父亲。辛树声等见此状况，又以向分局汇报为由，取得王继曾回分局的机会。敌人让辛树声向分局写信，说他暂不能回分局学习，希望见欣同志来济检查工作。我们听了继曾同志的汇报，知道敌人又在耍花招，我们认为夜长梦多，必须火速把全体党员撤出。事不宜迟，马上要王继曾回济完成这一任务。就在王继曾来分局这段时间里，徐子常已遭敌捕。王到济南和辛树声等接触后，立即布置撤离。原估计徐子常一周内可能出狱，结果等了两周仍无消息。为保绝大多数同志无虞，忍痛按时分六路撤出济南。撤退时只有复兴印刷公司的一路失掉联系。
  原来徐子常在狱中不但没假自首，反而以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为软化他，给他布置了漂亮的单人房间，每顿饭都有4个菜。徐子常每吃一顿就砸一次盘子，还大骂一通。敌人知道从他口里只能得到“骂”，别的什么也得不到。最后将子常同志和未能撤出而被捕的于寿亭同志一起杀害。
  辛树声等撤离济南回到分局后，我们没有认真细致地查清情况，辛树声他们也没有把问题说明白，就将辛树声永远开除了党籍。从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对辛树声的处分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建议。我相信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党一贯的方针政策，此建议一定能得到党的重视。
  〔注〕本文根据王见欣同志所写的《忆抗战初期济南的地下斗争》（载《济南工运史料》·第三辑）一文整理。
  ——明兆乙
  我与辛树声率济南工委撤退的经过
  张清池
  王者秀 整理
  1941年5月，山东分局组织部让我担任分局与济南工委联系的政治交通员。1942年1月组织部决定调济南工委书记辛树声到根据地学习。让我临时负责济南工委的工作，并指示在工作中要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聚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做到发展组织必须持慎重态度。我受命之后，于1月底（适逢春节）到达济南。与辛树声、徐子常同志接上关系后，便商量应酬过春节的事。无非是相互拜年，请客送礼，藉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利开展工作。接着就是研究工作交接问题。按决定先由我去青岛和刘瑞庆（原济南地下党员，因社会职业变动而去青岛）接头，任务完成后旋返济南。约在2月底（农历正月十五前后），我主持召开工委会议，出席的有辛树声、徐子常、赵丙壬（即赵舵）、刘敏（辛的爱人）和我共5人。会上辛树声沉痛地说，他于1月9日晚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经不住考验，向敌人供出了济南地下党组织。当时敌人让他仍以工委书记的身份进行活动，所属地下党员概不逮捕。辛树声权衡利弊以保护同志安全为宗旨，就答应了。敌人遂于1月10日将其释放。
  辛从宪兵队出来后，立即派陈图（地下党员又名张琢庵）火速去山东分局报告济南地下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以取得上级党的应救指示。陈到泰安后，因病中途而止。鉴于这种情况，我就与徐子常商量撤退的事。因大多数同志没到过根据地，路线不清楚，故不能盲目行动。本想这问题等陈回来再定。现已如此，撤退的时间不能再拖。于是辛树声告诉我：“敌人要逮捕你，想从你口里了解根据地的情况”。我听后表示立即撤退，其他同志则觉得马上撤退有困难，而且危险性较大。当时，我已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下，最后确定让我引敌逮捕搞假自首，以进行反间谍工作。具体做法是：先确定被捕后的口供，然后叫辛树声和敌人接头，研究抓捕我的时间、地点。事后，徐子常又通知我和赵丙壬、王新，在赵丙壬家里开会，研究确定我们四人组成临时工委，负责我被捕后的反间谍工作。
  辛树声按计划诱敌逮捕了我之后，我按预先确定的口供，只提出辛树声、徐子常、赵丙壬三个地下党的名子，其他一概不知。对于根据地的情况也只是供出经常以布告形式出现的中共负责同志的姓名、职务以及我离开根据地时分局机关的驻地。就这样被关了7天，遂即获释。
  离开宪兵队后，我巧妙地找到徐子常和辛树声，向他们报告了在押中的情况。为了做好“反间谍”工作和济南地下党员的安全撤出，我和辛树声先后同敌人接过5次头。
  第一次约在3月底。敌人说他们获到我密码电报，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要去天津医治眼疾，令泰安地委负责将其送至天津。要我们了解王建安的行动情况，以便逮捕。我和子常、树声研究后，一面火速将情况报告泰安地委（该任务由我负责，接待我的是泰安专署专员赵笃生同志）；一面回济向敌报告并无此事，使敌人的计划落了空。
  第二次是4月中旬，我和子常、树声研究如何回分局汇报的问题。确定让树声向敌人提出如下建议：为了不暴露济南工委组织被破坏，我们需要派人回分局汇报工作。敌方同意并提出让徐子常前往。我们认为不论谁去，只要达到当面向分局领导报告济南工委被破坏并取得今后工作指示的目的就可以了。子常于4月底动身，5月中旬返济。分局同意我们提出的反间谍工作方案，指示让子常和树声负责，要求我们充分利用敌允许工委照常活动的机会，积极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扩大影响。为落实分局指示精神，决定让树声告诉敌人“中共山东分局对济南工委的工作很满意，指示我们今后要多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活动”，敌人被骗过了。
  第三次约在5月底。敌人找我和树声，提出要逮捕刘瑞庆和在济南的山东纵队采购员单景春。我们提出刘瑞庆不在青岛，已去了胶东。单景春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址。敌人又提出让辛树声设法与单景春联系，接上头即电话通知逮捕，然后再去青岛。
  我和辛树声离开敌人即去找徐子常研究对策。我们共同分析了单的表现，认为他身为部队采购员，长期不回根据地，而且在济南讨了小老婆，似乎不想回根据地了。如果通知他离开济南，我们就有暴露的危险，故决定不事先通知他。关于刘瑞庆由我书面通知，要他立即离开青岛。为给他创造机会，辛树声以找不到单景春为藉口，拖延了三、五天时间。这当儿刘瑞庆满有条件撤离青岛，可他接到我的信迟迟不动。结果单被捕后叛变，辛即领着敌人去青岛将他也逮捕了。同时，他把我通知他撤出青岛的信也供了出来。由于他在青岛没有开展工作，除知道我和辛树声是党员外，其他一概不知。所以他的被捕没有给组织带来多大损失。
  第四次大概在6月份，敌人要我和树声设法利用王见欣（山东分局城工科科长）的家属把他骗来济南。我们说王见欣夫妇都在根据地，老家只有一个父亲。狡猾的敌人让我们马上给王的父亲写信。这倒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经与徐子常反复考虑，一时找不到不写信的藉口。为不使敌人生疑，只好无可奈何地写了信。老人见信来到济南，立即落入敌手。敌人诱使他给儿子王见欣写信，他宁死不为。虽没遭敌杀害，可也受了些牢狱之苦。
  第五次约在7月初。为切实有效地开展好反间谍活动，我和树声向徐子常提出，应迅速向分局汇报这段工作情况并取得今后工作的指示。徐同意后又建议他也应该叫敌人逮捕，只有这样才能钻进敌人的肚子里，直接与敌人打交道。如此，方能有利有节有把握地开展反间谍斗争。经再三商量决定由树声向敌提出，我回分局汇报。敌同意后，我拿着由树声给分局写的书面报告（经敌审阅）于7月中旬去了分局。城工科长王见欣听了我的“真实”汇报，审时度势，立即提出组织济南地下党员撤退。经分局书记朱瑞同意批准，由王见欣以组织部的名义给济南工委写了书面指示，以应付敌人。指示的大意是：同意济南工委的报告，今后要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活动，过一些日子，派王见欣去济检查。
  8月中旬，我回到济南，树声告诉我徐子常已于8月9日被捕，是他自己要求这样做的。有鉴于此，我将分局布置撤退的指示扼要地向他谈了谈，接着找到赵丙壬，抓紧研究了撤退的部署，当时关键的问题是等敌人放出徐子常后再行动。大家统一了意见，由我和树声与敌人接头。敌人看了王见欣写的应付信，听了我的假汇报，表示满意，并让我们按照分局的指示办。
  半月时间过去了，仍不见徐子常出狱。真是心如火燎。这中间我们除安排撤退外，几乎没有任何活动。敌人那边也毫无动静。大有“暴雨欲来尘不起”之感。我找辛树声和赵丙壬共同分析目前局势：认为敌人因徐子常闹狱而不放他，目的想借此将我们的地下人员一网打尽。如长此下去，我们的行动一旦被敌察觉，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为完成分局交给的撤退任务，我们果断地统一了思想，忍痛行动，勿要因小失大。具体撤退步骤是这样的：分两批行动，第一批，由我带领王新、赵丙壬、陈东平，于8月30日离济，到根据地后组织接应；第二批分成4组，一组有辛树声、刘敏、罗宗〓、孙洪志、陈继伦；二组是张强、李惠林、唐筹松、王××（唐的爱人）；三组有张栋臣、钱杰、张林、孟方；四组是王在位、王俊仁、王守义。时间路线是9月2日乘早车（火车）到章丘县的枣园寺车站下车，直奔三德范村方向。至时，我带人到三德范村将他们接到根据地联络点大槐树庄。集合点名时，发现王在位等3人不在。第二天派人到三德范打听，查无下落（解放后方知他们3人因晚走了一天没接上头，就各自回原籍了）。后来又发现少了个于寿亭，到处探听寻找，后来才知道他因未接到撤退通知而遭敌杀害。这是我们工作的疏漏，深感沉痛。
  以上是1942年济南工委组织被迫撤退的全部过程。时过四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冒着杀头的风险，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什么都不怕。济南工委的战略撤退是在山东分局指示下进行的。整个活动除了为敌所迫写信要王见欣父亲到济南不幸被捕和撤退时忘记通知于寿亭而遭敌杀害两事外，一切都是正确的，充分显示了我党领导的正确和英明。
  注：张清池，原名王继曾，生前任泰安市商业局局长。
  我知道的辛树声
  孟宪铭 口述
  辛树声（化名赵辛）章丘辛寨村人。其父辛葭舟，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工作，对革命付出过很大贡献；祖父辛铸九，是开明士绅，倾向革命，建国后在省政协工作。
  我和辛树声系姑表兄弟，自幼常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伪省府工作，他在教育厅我在民政厅，天天见面。他思想进步，性格活跃。为了刺探日寇内部情况，打入敌伪组织新民会。他成立了新声篮球队任队长，通过体育活动联络同志，进行地下组织活动。
  晚上，我们经常凑在一块打麻将、推牌九。有时，一张桌上有国民党特务，也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有日伪奸宪，也有地主资产阶级破落户子弟（本人就属这一类）。大家谁也了解谁，好象一个都熟悉的谜语，可谁也不愿把谜底端出来。
  记的1942年春。一天早上，辛树声急匆匆地来到我家（那时我家住在剪子巷），面带忧容，语声凄怆地小声对我说：“兄弟！我来向你告别啦！”我惊诧地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时间紧迫不能细讲。说着就往外走，我紧跟其后，在大门口，他的夫人刘敏右手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左臂挎着一个包袱，鬓发散乱，满脸泪痕。我情不自禁地喊了声嫂子，不等她开口，树声将我拥回大门，说不要远送，否则情况不利。接着，他夫妻疾步而去。我回到屋里，胸如怀兔，忐忑不安。估计他们出事了。因我们常在一起评时论政，发泄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间或议及“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国和日寇的屠杀蹂躏等等。愈想愈怕，立即向家人告别。当天乘火车去了潍县。不出我所料，我走后不久，特务们就找上门来，一直注意暗盯了我半年之久。
  原来，辛树声于1938年就在齐鲁中学加入了共产党，支部书记是蔡子程。这个支部因原支部书记陈隐先被捕，蔡子程奉组织指示和支部成员辛树声、于寿亭等人秘密与彼时中共济南市工委接洽，并受其领导。不久，地下活动被敌察觉，目标有所暴露，工委书记王见新、黄在等原工作人员决定撤离济南，暂回根据地。工委的工作安排给了辛树声、赵佗、于寿亭。因辛树声精明强干，担任了工委书记。他们在鲁麟商行经理进步人士毛晓亭的支持帮助下，整顿恢复了党的活动。通过一个阶段的工作，按照条件，又接受了十多名新党员。他们先后在鲁麟商行、仁丰纱厂、大明湖图书馆、复兴印刷公司、火车站等地的群众中，揭露日寇残害我同胞的罪行，积极宣传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鼓舞人们斗志。同时将根据地的进步书刊和政治读物，散发给群众传阅。职工中的积极分子成了他们的工作助手，不少人要求加入组织。他们根据不同对象，稳妥慎重地接受了部分新党员。如在仁丰纱厂当工人辛树声的表弟孟昭脉，在大明湖图书馆卖门票辛树声的郎舅刘俊基，先后都入了组织，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身为新民会会员工作在日伪机关的辛树声，消息灵通，掌握敌人情况多而且准确及时。他通过地下人员，让进步群众夜间张贴反日标语，在伪币上书写抗日口号，散发揭露敌人内部阴谋罪恶活动的传单。搞得敌人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
  1942年初，辛树声被日特秘密逮捕，据说他向敌人供出了部分党员名单。也有人说，他为了保护已落入敌人监视网随时都有被捕可能的地下人员的生命安全，向敌假自首是权宜之计。真耶假耶？至今我也不清楚。后来，辛树声和一部分地下党员在上级组织的指示下撤出济南，回到根据地。敌人知道后，兽行大发，警宪特全部出动，对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和进步群众，进行搜捕和迫害。孟昭脉和刘俊基，就是被日特杀害于南郊八里洼的。
  济南解放后，我与树声在西门马路上，不期而遇，略进寒暄，匆匆而别。过了几年，我俩又在剪子巷街口相逢，他说他的问题已查清了，叫我放心。自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兆乙记录）
  注：孟宪铭，章丘旧军村人，中学教师，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