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原名刘佩琼，参加革命后易名刘敏，是辛铸九先生的长孙媳妇。1938年公爹辛葭舟率二女儿辛淑荷（辛锐）、次子辛树明（辛曙明）和小女儿辛树莹（辛颖）离家去滕县（今膝州市）参加革命后，我与未婚夫辛树声（即赵辛）亦在济南参加了我党地下组织活动，积极宣传抗日。不久，我们二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就本人忆力所及，将几件镂骨铭心的往事写在下面，如有不妥，请知情者指正。
  1928年，我刚满8岁，章丘发生了张鸣九匪乱，烧杀淫掠，民不聊生，特别是象我们这种绅士之家，则更首当其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全家逃往济南，住在鹊华桥街东首，斜对面便是同里辛家公馆。我家和辛家都是章丘较有名气的望族。我父亲刘伯熙和辛葭舟公是北京朝阳大学同学，祖父与辛（铸九）老又是同年契友，两代世交，关系至密。我祖父乃儒家弟子，尊孔崇礼，因此，子弟不让进学堂。作为女孩的我，对此更是望尘莫及，能在家读私垫就算很可以了。于是聘来一位老学究做先生，每天“诗云”、“子曰”背个没完，《女儿经》、《烈女传》、《古文观业》读个不休。
  与此同时，以开明著称的辛家，其子女虽然都踏进了学校之门，但辛老先生还是让已读中学的辛树声和辛树明在课余时间来我家私垫补习经书。淑荷小学毕业后亦到我家念“私垫”。她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尤好美术，辛家特请了济南名画家黄固源当教师，指导淑荷作画。我和她年龄接近，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十分要好，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对家庭不准去中学读书非常不满。郁闷时，便相约去省图书馆（地址在大明湖）浏览小说，其中巴金的《家》、《春》、《秋》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轮流阅读后，互谈感想：认为我们的家庭很象“高公馆”，对封建礼教这一套要抵制斗争，不能象觉新、鸣风那样被封建礼教吞噬，一定要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那时，我们曾幻想逃出这个“家”当一名小学教员，到社会大家庭为人民做点事，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料我们的幻想很快变成了现实。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东北！”祖父辛铸九认为抗日救亡，国人责无旁贷。他凭借个人在社会上的声望，在济南民众教育馆为年方二九的辛淑荷举办个人画展，将义卖所得之款全部捐给了抗日将士和东北流亡学生。那时，辛树声在正谊中学读书，为抗日参加了罢课斗争，被校方开除，不得不去青岛铁路中学暂读。1938年回济南，考入齐鲁中学高中部。在这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我与树声结了婚。此时，他已是中共济南市工委委员。他经常提醒我：咱们都是地主、资本家出身，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工农劳苦大众的感情，要首先革自身的命，以工农为师，紧跟共产党。现在父亲已率弟妹们进入八路军行列，咱们在敌占区要做好抗日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久，他派我去仁丰纱厂工人家属宿舍，宣传抗日，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天天抄写材料，传递密件。记得树声在任济南工委书记之前，是中共鲁西区在济南成立的一个地下组织的支部宣传委员。1939年，他所在的这个支部因情况暴露奉命转入济南工委，书记是王见欣同志。他爱人黄在是工委的组织委员，她对我十分关心，经常对我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介绍抗日根据地女同胞英勇杀敌的事迹，使我受到很大鼓舞，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于是向她提出入党的要求，并表示永远忠于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生。1940年7月，在鹊华桥家中（今明湖饭店），举行了入党仪式，介绍人黄在、辛树声，监誓人王见欣。从此，我便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1942年元月7日晚，日本宪兵秘密包围了我家住宅，不准出入。是晚9时许，树声从外边一回到家，即被敌人逮捕。3天之后，树声回来了。衣冠不整，蓬首垢面，痛不欲生地说：“我对不起党，在敌人的酷刑下我自首了。敌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将我假释。但我决不叛党。我利用敌人的‘自首’政策，虚与委蛇，继续为党工作。我要把被捕情况和敌人的阴谋报告组织，并希望得到党的指示，以利今后斗争。总之，我要坚决回到党的怀抱，甘愿接受一切处分”。他连夜写好报告，第二天派张琢庵同志火速送山东分局。不料张同志途中生病，住到老家泰安，既没去分局也未回济南，待知道这一情况后，已过去较长时间，树声只好在全体工委会议上把情况说明。后派徐子常、张清池相继回分局报告被捕经过和面临情况，请求分局指示。最后，济南工委在山东分局的正确组织领导下，经树声和全体工委同志与敌作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工委所属在济地下党员，绝大部分胜利撤回根据地，使日寇之自首政策遭到彻底失败。
  1942年9月，我随树声等同志回到沂蒙根据地。树声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他二十几名同志，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去学习。我和树声被分配到建国学校政教队学习。结业后，一同到北海银行工作。
  当我与树声辗转回到根据地，在莒县十字路村见到父亲辛葭舟时，心情的激动，难以言表。亲人久别，战地相逢，悲喜交集，兴奋异常。此时父亲任山东省战时推行工作委员会委员，他慈祥的面孔蕴含着严肃，详细询问了家中祖父母的健康情况以及亲友对他参加八路军的反映。我把一些亲友对他参加八路军表示不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是啊！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当然，不理解的还会有，不过只是个别罢了。他肯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他告诫我们，要和工农干部打成一片，向工农民众学习，放下少爷、小姐的架子，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吃苦在前，冲锋在前。
  1942年，是根据地军民生活最艰苦的时期，一天行军百里而吃不上一顿饭的情况是时常有的事。一套军装破了补，补了穿，等上三年才发一次。最令人发愁的是鞋子，一年发三双。一双新鞋穿上不到一月，五个脚趾就会伸了出来，不得不赤脚赶路。那时日寇频繁的“扫荡”，我们为了反扫荡，每天都行军，有时是急行军。翻山越岭，涉水趟河，这样鞋子就负重太大了。记得有一次，急行军中遇上父亲，他看到我们打着赤脚，心痛地说：“这样如何行呢？”他从个人有限的津贴中给了我们几元钱，我和树声每人买了一双鞋。
  年底，日寇发动了一次最残酷的大扫荡，敌人从汤头镇一夜急行军，黎明到达我们的驻地十字路村。我们还没有起床，敌人的炮弹已落到村里。当我们向外跑时，敌人已进村，密集的枪弹，形成一片火力网。我和几个同志手挽手冲出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午，赶到大树村，见到了父亲。此时，我已精疲力竭，一下蹲在地上，面对亲人，泪如雨洒。不等父亲开口，我边擦泪边说：“一天没有吃饭了，实在饿呀！”父亲让警卫员给了我一张煎饼，等我吃完后，他微笑着对我说：“不哭鼻子了吧！你知道咱们一天跑一百里路是干什么”？我说是反扫荡吧！他说：“对！反扫荡就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也可以说是革命”。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听到曙明牺牲的噩耗，立刻去安慰父亲。他内心沉痛面部显得很平静地说：“扫荡中牺牲的不止曙明一个，而是成百上千。我们党的好干部李竹茹同志也被万恶的日寇扫荡夺去了生命。对牺牲的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掩埋好他们的尸体，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那时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除了行军打仗对付敌人的扫荡以外，还抓紧敌人扫荡的间隙，组织整风学习，根据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本着“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精神，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斗争。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与此同时，我和树声也经常交谈自己的认识，互勉互励，共同进步。积极的思想象无形的力量。促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又积极投入到反内战、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另一场战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