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辛葭舟是我唯一的兄长，作古迄今屈指已过26个年头了，但在我思绪绵绵的时间长河里，好像波涛翻滚的一瞬。哥哥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辨犹在目前，举止容与依稀可见若在身边。如烟往事俱忘却，唯有兄长萦脑际。
  青少年时代
  我名辛月真，今年83岁，祖籍章丘辛家寨村。父亲辛铸九，宦海浮沉，坎坷一生。母亲郝德卿，柔嘉端淑，尊姑敬嫜，心地善良，是位贤妻良母。她一生共怀13胎，其中11人少亡，活下来的就是我和哥哥。父母是如何疼爱我们，由此可想而知。
  哥哥生于1899年，长我11岁。在我襁褓期间，哥哥十分爱护我。每天从书坊（私塾）回来，总是先抱我一会儿。我如果哭了，他就千方百计地哄我，扮鬼脸逗我。这是我从母亲口里知道的。
  1912年（民国元年），哥哥14岁，去县立高等学堂就读（父亲任堂长）。翌年，哥哥结婚。嫂子名叫赵慧真，是章丘旧军镇人。自幼除习女红针黹外，还读过女塾，颇通文墨。她既温文尔雅，又具大家风范。据当时族长们对她的评价是“知书明理，‘四德’皆备”。邻居街坊们的看法是“芙蓉花面，乌云鬓鬟，三寸金莲，实在好看”。这些品评虽有夸大，但事实上，嫂子的确是德容俱佳，忠厚淑贤，是哥哥的贤内助。
  第二年，嫂子生了个粉笃笃的女娃，给全家添了喜庆，也给我的童年生活增加了无限乐趣。1915年（民国四年），父亲去青州府（今青州市）任省立四师校长并给省立十中兼课。他为了一家人在一起好照顾，便把我们全家接去青州。十七岁的哥哥，二十一岁的嫂子，六岁的我，刚满周岁的小侄女，六口之家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资来维持。
  青州是个古老的城市，这里有李清照故居，有明朝的衡王府，还有清代的八旗兵营等古迹。可惜那时我年纪小，不懂这些历史故事。
  1917年（民国六年），全家迁居济南，哥哥转省立一中上学，曾与邓恩铭相识，并受其影响，接受新思想。1919年（民国八年）一中毕业，旋去北京大学补习1年。
  是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北大是这场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哥哥自始至终参加了集会、游行和罢课斗争。据他回家时告诉我们：1919年5月初，北大同学获悉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公开拒绝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的“要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的正义要求，可耻的军阀政府竟不惜出卖民族、出卖祖国利益而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校同学义愤填膺，当即高呼：反对和约签字！坚决取消日本亡我的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从中国领上上滚出去！山东籍的同学表现的特别积极。五月四日，北大、清华、师大等校的同学，一早列队开到天安门广场。此时，各大、中学的同学正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各队高擎标语牌，队列整齐，气氛庄严肃穆。代表们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坚决严惩大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口号声、怒吼声犹如山崩海啸，震彻北京城。随之游行、示威，包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真是人心大快。斗争至六月上旬，学生终于胜利了，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撤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了在和约上的签字。
  哥哥在向我们介绍他所亲历的“五四”经过时，脸上挂着微笑，眼里迸射着胜利者的光辉。从此，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就是对革命的向往。
  1920年，哥哥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这年他回家度春节。发现嫂子床头、帷间放着女儿经、烈女传、《西厢记》和《红楼梦》之类的书。他对嫂子说：“《西厢记》、《红楼梦》这些表面看来好象是才子佳人的书，倒是值得一读，但不要被书中那些郎才女貌、卿卿我我的男女痴恋所萦绕。要从张生、莺莺反抗崔老夫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宝玉、黛玉反对“金玉良缘”方面去认识问题。因为两者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在桎梏男女婚姻方面的代表。只有摧垮它们，男女青年才有自由。嫂子听着哥哥满口的新名词，心为之一颤，频频点头。哥哥随手拿起一本线装的烈女传神情严肃地问嫂子：你还想做“烈女”呀！难道还没吃够这些封建玩意带给广大女同胞的痛苦？这一问把她闹了个粉脸通红。哥哥忙带歉意地解释道：“你不要误会，我是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简直把妇女害苦了。就拿你来说，好端端的一条身材，竟被两只变形的小脚害的行路困难不能外出做事”。嫂子如释重负地看着自己的两只锥形的脚说：“它是木已成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哥哥忙说不，可以把它放开恢复自然嘛。于是又把妇女放足、剪发的道理讲了一通，并指出这也是一场革命。这需要唤起千百万的妇女要求解放，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而勇敢地向封建势力宣战。嫂子听了，一时无语。
  第二天，哥哥找到我，开始象往常一样说了些小孩话，既而，态度认真地对我说：“小妹，你现在已经读小学了，应该懂好多道理了吧！现在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就是动员你嫂子放足，行吗？”当时我天真并且满有把握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当天我就钻到嫂子屋里，开门见山地和她啦起来。嫂子嗔而不怒地说：“你这个丫头，和你哥一起向我进攻了”。我惊诧地问她：“这事哥对你讲过了”？她抚弄着我的齐耳短发：“岂止讲过，看来还是非办不可呢”。就这样，嫂子带头放脚了。
  嫂子放脚后，许多亲友、邻居的女孩子也先后模仿放起脚来。特别是我家以及和我家关系较密切的女孩子，自嫂子开始，再没有缠脚的。可见她的影响之大。当然，这与哥哥的提倡和家庭的开明，也是不无关系的。
  在国民政府工作时期
  1924年，哥哥朝阳大学毕业负笈归来，待业家中。这时父亲正在峄县任职，我同哥嫂在济南安乐街一块生活。每晚我从女师放学回家，同哥哥一块聊闲，有时还评时论政，海阔天空，由国内到国外。我们的话题大多是关于各地发生的工人罢工斗争，如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胶济铁路大罢工，同期发生的青岛“五、二九”惨案，同年发生的上海“五卅”惨案等。哥哥认为这些工人运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他不只一次地说，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国民党如此腐败，迟早是要垮台的。
  1925年，经人介绍，哥哥去江苏省淮安关充任科员。这时张宗昌已入济主鲁。他看到张的横行、淫糜和腐败，愤愤的说，这真是个土匪司令、奉系走狗、混世魔王。因为张宗昌不仅横征暴敛，而且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他一次花酒舞会，就能用去一个营的半年军饷，一个太太的身价，就能武装一个连。
  哥哥在淮安将近一年，又回到济南。这时他的工作调动很频繁，曾先后任过黄河河务局修防委员、山东建设厅科员、省财政厅视察员。记得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抱任何幻想。曾对嫂子说，不是父母和家室之累，在这样的政府里工作，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的。旧历七月，老家章丘发生了张鸣九匪患，故乡亲友纷纷来济避难。当时家里住满了人，他热情地接待安置，从不厌烦，章丘十大区的区长和许多乡绅来求父亲出面呼吁政府出兵剿匪。父亲慨然应诺并说事关桑梓责无旁贷。哥哥则对乡老们说，如今山东是兵匪一家，张鸣九的后台说不定就是省府的某些大员，若求他们剿匪，还不等于开门揖盗？事情又被他言中，军阀孙殿英虽“收伏”了张鸣九，他却耍了个回马枪，洗劫了旧军镇，烧杀淫掠更胜张鸣九一筹。
  1932年，他出任山东官钱局滕县分局局长，次年，又去潍县任官钱局局长，直到“七七”事变。时值韩复榘坐镇山东，韩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官风吏治与张宗昌时毫无二样。哥哥身历其境，终日忧心忡忡，愤闷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抗战开始，母亲与树英等到潍县哥哥处避难，他们亲眼看到哥哥命工作人员将官钱局的现金点清封好，不知作何打算。未久，携家眷和封好的现金去了滕县，住在朋友李幼旭家里。
  李系当地名流，国难当头，愿意聚众抗日。于是他们组织了抗日自卫团，并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当时，滕县地区共产党有三个系统在这里秘密活动。一是属山东省委领导的李叙铭、王佑池及后来的王见新等；二是属北方局领导的赖若愚派来的宋子成；三是苏鲁豫皖特委郭子化。后来，哥哥同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郭洪涛、黎玉、王斌、赵笃生等联系较多。
  1937年年底，日寇横渡黄河，韩复榘拥兵自重，不战而退，使日军长驱直入，济南沦陷，山东告急。广大同胞备遭蹂躏之苦，而拯民于水火，救亡于沙场，挫敌于不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力量。正是这种看法和信念，才使哥哥毅然下定决心投向共产党。
  毁家纾难献身革命
  哥哥由地主资产阶级的“阔少”到成为这个阶级的逆子贰臣；由国民党政府官员到走向革命，是经过了相当曲折的思想斗争历程的。这里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条件。他在北京上大学时曾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又使他亲历、亲见了国民党的腐朽，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则浴血抗战。事实使他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以身许之。
  哥哥携眷到滕县后，起初是组织民众抗日，后来认识到光靠临时组成的武装与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寇对抗是难以取胜的。既然国民党靠不住，那就只有依附于共产党了。
  约在1938年初，他就和赵笃生（次子辛曙明读育英中学时的历史老师）有了正式来往。六月，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统战部长郭子化、苏鲁豫皖省委统战部统战科长赵笃生等，频繁地与哥哥谈话。因他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抗战中贡献力量。正式入伍了，他与领导同志们开玩笑地说：“我把孩子（指辛曙明、辛锐和辛颖）交给八路军，暂时不交给共产党”。
  当时，解放区的军民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哥哥把从潍县带去的那部分现金，全部献给了党组织。负责同志非常感激，说辛葭舟是真正的“山东及时雨”！据说这项巨款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哥哥在滕县长城村率一子二女入伍后，方考虑到母亲年迈，妻子体弱，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他们不适应瞬息万变生死一间的战争环境。于是分两批将老弱家属送回济南（此时父亲辛铸九任山东图书馆长）。首先让长子辛树声（曾化名赵辛，于1939年加入共产党，任过济南地下工委书记）将我母亲送回家，接着，他亲自把嫂子和树英迁来济南。父亲对哥哥这一连串的疏亲散眷的举动，心里明白不便考问。还是哥哥主动地向父亲交了底，父亲显得平静而自然，因为这事早在他预料之中。他说哥哥已入不惑之年，比较成熟了，自己看准的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哥哥对全家人说：“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打回济南。胜利就在明朝，光明就在前面”。
  他临回根据地前，父亲站在他面前，象朗诵诗歌似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显然，他既是自喻，也是在教诲我们。父亲又说：“君子有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母亲（笃信耶稣）恋恋不舍地抚着哥哥的头说：“我把你和孙儿孙女都交给神了，神会保佑你们的”。
  哥哥一走，一别18个春秋。直到1948年济南解放才得重聚。
  巍巍蒙山，埋下多少烈士忠骨？滚滚沂河，流去多少英雄血泪？8年抗战，3年自卫战争，哥哥和他的子女（有的过早牺牲）一直战斗在沂蒙山区。这期间他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财委会委员、山东纵队贸易局局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委员兼山东贸易局局长、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商业指导专员、山东省政府委员、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支前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华东局驻东北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际处处长等职。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被省政府推荐为赴延安的山东人民代表。
  次子辛树明（后改辛曙明中共党员），勇猛刚强，做事果断，工作能独挡一面。1942年，在日寇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行军中被敌包围而牺牲，年仅19岁。二女辛锐（原名淑荷。自幼颖敏，尤爱丹青。曾从师名画家黄固源。她十几岁时，就在父母的支持下，举办个人画展，一时誉满省城。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省妇联任秘书。1939年夏，日寇扫荡，机关转移中，她舍死忘生把身患伤寒不能行路的战地记者于冠西（现任浙江省宣传部部长）同志，背在身上，冲出敌人的包围。嗣后，为伤寒所染，几乎断送了生命。1941年，她任鲁迅宣传大队的姊妹剧团团长，她既是编导又是演员，日夜奔忙。是年冬，日寇向沂蒙山根据地进行铁臂合围、清剿抉剔的大扫荡。在大青山突围战中，她负了重伤，同志们抬着她突围到深山处隐蔽，住在“团瓢”里。因缺医少药，伤势愈来愈重。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护理人员抬她到外面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结果被敌特发现，日寇蜂拥而至，同志们抬着她转移。当敌人逼近，她怕连累大家，滚下担架，让同志们突围逃生。同志们不肯，依然抬着她往外冲。这时雨点般的子弹射来，同志们倒在血泊里。她紧咬牙关，忍着剧痛，端坐地上，手里暗勾手榴弹的导火线，怒视着从四面围上来的敌人。待日寇冲到身边时，一声巨响，与敌同归于尽。这年她才23岁。在这次扫荡中，她的对象陈明同志也壮烈牺牲。两年之中，哥哥连丧一子、一女、一婿，心情十分沉痛。省委的领导、机关的同志、身边的亲友，不断对他安慰、劝导。而坚强的哥哥不但没有因之而悲伤消极，然更加顽强地工作战斗，将千仇万恨集中在敌人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不把倭寇驱除国门，不把一切反动派消灭，中国人民就不会有太平日子过。省委对哥哥这种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进行了嘉奖，黾勉他是“一门双英烈，两代革命人”。
  自1938年哥哥率子女参加革命后，国民党、日特、汉奸不断找父亲和家里人的麻烦，动辄给以“通匪”罪名。先是国民党造谣说辛铸九曾勾结过日本人，无辜扣押两天。日本统治济南时，马良出任山东维持会会长，企图会同日人拉父亲充山东省省长或维持会长，父亲严词拒绝后，敌人以辛葭舟系“共匪”要员的罪名，将父亲逮捕押进日寇宪兵队。敌人对他用金钱、地位饵诱不成，便将其两拇指反绑吊起来拷打，父亲坚贞不屈凛然处之。后经人出面调停，始花钱赎出。为保安全，亲友故旧对父亲多方开导耐心劝说，他才勉强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长一职。
  父亲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为解放区来济的地下工作人员，提供了许多方便，这里成了共产党和革命者的联络点。如当时在省委统战部工作的张清池，就以辛铸九义子的名义长期住在省图书馆，为党的统战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约在1943年，父亲接到哥哥托人捎来的一封信，主要是劝父亲对老家章丘的房产、土地一律免租，让“老户”或他人无偿使用和耕种。对佃户和使用人员要关心，要平等对待，必要时还要请求人家谅解。总之，要处理好这一人际关系。然而一向开明的父亲，对此早有安排，曾受到家乡父老群众的好评。
  1944年，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辛颖化妆从根据地来到我家（青龙后街91号）她是奉赵笃生之命来济南购买《中国法令大全》和济南市电话编码簿子的。我通过父亲较容易的得到了这些东西。帮辛颖顺利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在我与哥哥分离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辛颖先后来济五次，其中有三次是住在我家。她每次进城都是冒着极大危险的。记得有两次她被特务盯哨尾随其后，但她都能甩掉特务化险为夷。我叹服这丫头确实是机智、勇敢，能挑重担。她几次来济总是嘱托我转告父亲多与吴化文的父亲加强联系，目的让他认清形势，以民族为重，规劝儿子弃暗投明，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环境，过太平日子。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因为它是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和共产党代表各一人组成，所以人们称其为“三人小组”。济南小组的成员当时我记得共产党代表是邝任农、国民党代表是涂叙伍、美国代表是雷克上校（后因形势的发展变化代表成员亦有变更）。
  好像是清明节前后，一天，有个不相识的老者给我送来一信，内容是要我去济南市郊仲宫柳埠“三人小组”驻地与兄见面。我大喜欲狂，来不及作过多考虑，立即约了哥哥在济的幼子树英疾步前往。在一间民房里，我见到了朝思暮想日夜悬念的哥哥。他嘱咐我：千万不要叫孩子参加“三青团”，那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我们住了三天，几年阔别，一朝倾吐。临来时，哥让我带回一信，是党组织给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霍守义的劝降书。回家不久，我被拘留在趵突泉警察总署。他们拿不到真凭实据，只是漫无边际地胡审乱问：“你胞兄辛葭舟近来给你的指示信件，请交出来！”我知道他们是在敲诈。“我出嫁多年，与娘家很少来往，至于辛葭舟，他离家时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连印象也没有了”。他们又说辛葭舟给我弄来许多“赤色书刊”，其中有中共要员《评中国之命运》〔注〕。我稍一沉思，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便顺水推舟地回答：“不是《评中国之命运》，而是蒋委员长写的《中国之命运》。这还是学校发给我们教员的呢，不信，我可以取来你们看”。“辛葭舟共来过多少信？转运过什么东西”？我公开承认只是转信，信是给父母及其家属的。其他一概不知。关押了几天，便让我回家了。
  1947年春，莱芜、孟良崮大捷后，我和父母亲友兴奋得手舞足蹈。高兴之余，悬念的阴影又袭上心头：哥哥、孩子，战争中……
  欢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48年农历八月十四日，解放军进入济南城。我家在东关青龙桥后街，近水楼台，首先接触了由东路开进的劳苦功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泪纵横眼模糊，心潮逐浪迎亲人。浩浩荡荡的大军长流里，谁是哥哥？哪是颖儿？第二天，哥哥便找到了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嗣后，我领他到东郊十亩园见了父母。骨肉重聚，百感交集，互相问候，亲热异常，高兴万分。与此同时，赵辛（即树声）和树春也见了面，来了个阖家大团圆。
  建国后，哥哥历任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财委会委员、山东省古籍管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复员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通局局长、山东省交通厅厅长。195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山东省主任委员。1959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带病外出视察，途中胃病复发，回济送进医院。经诊断需要动手术，但彼时名医大都成了“反动技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哥哥上午开刀，下午吐血，反复几次折磨，数日后便与世长辞了，享年68岁。

《评中国之命运》，作者是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