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忆家兄辛葭舟
  辛月真
  辛葭舟是我唯一的兄长，作古迄今屈指已过26个年头了，但在我思绪绵绵的时间长河里，好像波涛翻滚的一瞬。哥哥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辨犹在目前，举止容与依稀可见若在身边。如烟往事俱忘却，唯有兄长萦脑际。
  青少年时代
  我名辛月真，今年83岁，祖籍章丘辛家寨村。父亲辛铸九，宦海浮沉，坎坷一生。母亲郝德卿，柔嘉端淑，尊姑敬嫜，心地善良，是位贤妻良母。她一生共怀13胎，其中11人少亡，活下来的就是我和哥哥。父母是如何疼爱我们，由此可想而知。
  哥哥生于1899年，长我11岁。在我襁褓期间，哥哥十分爱护我。每天从书坊（私塾）回来，总是先抱我一会儿。我如果哭了，他就千方百计地哄我，扮鬼脸逗我。这是我从母亲口里知道的。
  1912年（民国元年），哥哥14岁，去县立高等学堂就读（父亲任堂长）。翌年，哥哥结婚。嫂子名叫赵慧真，是章丘旧军镇人。自幼除习女红针黹外，还读过女塾，颇通文墨。她既温文尔雅，又具大家风范。据当时族长们对她的评价是“知书明理，‘四德’皆备”。邻居街坊们的看法是“芙蓉花面，乌云鬓鬟，三寸金莲，实在好看”。这些品评虽有夸大，但事实上，嫂子的确是德容俱佳，忠厚淑贤，是哥哥的贤内助。
  第二年，嫂子生了个粉笃笃的女娃，给全家添了喜庆，也给我的童年生活增加了无限乐趣。1915年（民国四年），父亲去青州府（今青州市）任省立四师校长并给省立十中兼课。他为了一家人在一起好照顾，便把我们全家接去青州。十七岁的哥哥，二十一岁的嫂子，六岁的我，刚满周岁的小侄女，六口之家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资来维持。
  青州是个古老的城市，这里有李清照故居，有明朝的衡王府，还有清代的八旗兵营等古迹。可惜那时我年纪小，不懂这些历史故事。
  1917年（民国六年），全家迁居济南，哥哥转省立一中上学，曾与邓恩铭相识，并受其影响，接受新思想。1919年（民国八年）一中毕业，旋去北京大学补习1年。
  是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北大是这场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哥哥自始至终参加了集会、游行和罢课斗争。据他回家时告诉我们：1919年5月初，北大同学获悉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公开拒绝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的“要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的正义要求，可耻的军阀政府竟不惜出卖民族、出卖祖国利益而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校同学义愤填膺，当即高呼：反对和约签字！坚决取消日本亡我的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从中国领上上滚出去！山东籍的同学表现的特别积极。五月四日，北大、清华、师大等校的同学，一早列队开到天安门广场。此时，各大、中学的同学正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各队高擎标语牌，队列整齐，气氛庄严肃穆。代表们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坚决严惩大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口号声、怒吼声犹如山崩海啸，震彻北京城。随之游行、示威，包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真是人心大快。斗争至六月上旬，学生终于胜利了，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撤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了在和约上的签字。
  哥哥在向我们介绍他所亲历的“五四”经过时，脸上挂着微笑，眼里迸射着胜利者的光辉。从此，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就是对革命的向往。
  1920年，哥哥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这年他回家度春节。发现嫂子床头、帷间放着女儿经、烈女传、《西厢记》和《红楼梦》之类的书。他对嫂子说：“《西厢记》、《红楼梦》这些表面看来好象是才子佳人的书，倒是值得一读，但不要被书中那些郎才女貌、卿卿我我的男女痴恋所萦绕。要从张生、莺莺反抗崔老夫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宝玉、黛玉反对“金玉良缘”方面去认识问题。因为两者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在桎梏男女婚姻方面的代表。只有摧垮它们，男女青年才有自由。嫂子听着哥哥满口的新名词，心为之一颤，频频点头。哥哥随手拿起一本线装的烈女传神情严肃地问嫂子：你还想做“烈女”呀！难道还没吃够这些封建玩意带给广大女同胞的痛苦？这一问把她闹了个粉脸通红。哥哥忙带歉意地解释道：“你不要误会，我是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简直把妇女害苦了。就拿你来说，好端端的一条身材，竟被两只变形的小脚害的行路困难不能外出做事”。嫂子如释重负地看着自己的两只锥形的脚说：“它是木已成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哥哥忙说不，可以把它放开恢复自然嘛。于是又把妇女放足、剪发的道理讲了一通，并指出这也是一场革命。这需要唤起千百万的妇女要求解放，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而勇敢地向封建势力宣战。嫂子听了，一时无语。
  第二天，哥哥找到我，开始象往常一样说了些小孩话，既而，态度认真地对我说：“小妹，你现在已经读小学了，应该懂好多道理了吧！现在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就是动员你嫂子放足，行吗？”当时我天真并且满有把握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当天我就钻到嫂子屋里，开门见山地和她啦起来。嫂子嗔而不怒地说：“你这个丫头，和你哥一起向我进攻了”。我惊诧地问她：“这事哥对你讲过了”？她抚弄着我的齐耳短发：“岂止讲过，看来还是非办不可呢”。就这样，嫂子带头放脚了。
  嫂子放脚后，许多亲友、邻居的女孩子也先后模仿放起脚来。特别是我家以及和我家关系较密切的女孩子，自嫂子开始，再没有缠脚的。可见她的影响之大。当然，这与哥哥的提倡和家庭的开明，也是不无关系的。
  在国民政府工作时期
  1924年，哥哥朝阳大学毕业负笈归来，待业家中。这时父亲正在峄县任职，我同哥嫂在济南安乐街一块生活。每晚我从女师放学回家，同哥哥一块聊闲，有时还评时论政，海阔天空，由国内到国外。我们的话题大多是关于各地发生的工人罢工斗争，如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胶济铁路大罢工，同期发生的青岛“五、二九”惨案，同年发生的上海“五卅”惨案等。哥哥认为这些工人运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他不只一次地说，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国民党如此腐败，迟早是要垮台的。
  1925年，经人介绍，哥哥去江苏省淮安关充任科员。这时张宗昌已入济主鲁。他看到张的横行、淫糜和腐败，愤愤的说，这真是个土匪司令、奉系走狗、混世魔王。因为张宗昌不仅横征暴敛，而且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他一次花酒舞会，就能用去一个营的半年军饷，一个太太的身价，就能武装一个连。
  哥哥在淮安将近一年，又回到济南。这时他的工作调动很频繁，曾先后任过黄河河务局修防委员、山东建设厅科员、省财政厅视察员。记得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抱任何幻想。曾对嫂子说，不是父母和家室之累，在这样的政府里工作，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的。旧历七月，老家章丘发生了张鸣九匪患，故乡亲友纷纷来济避难。当时家里住满了人，他热情地接待安置，从不厌烦，章丘十大区的区长和许多乡绅来求父亲出面呼吁政府出兵剿匪。父亲慨然应诺并说事关桑梓责无旁贷。哥哥则对乡老们说，如今山东是兵匪一家，张鸣九的后台说不定就是省府的某些大员，若求他们剿匪，还不等于开门揖盗？事情又被他言中，军阀孙殿英虽“收伏”了张鸣九，他却耍了个回马枪，洗劫了旧军镇，烧杀淫掠更胜张鸣九一筹。
  1932年，他出任山东官钱局滕县分局局长，次年，又去潍县任官钱局局长，直到“七七”事变。时值韩复榘坐镇山东，韩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官风吏治与张宗昌时毫无二样。哥哥身历其境，终日忧心忡忡，愤闷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抗战开始，母亲与树英等到潍县哥哥处避难，他们亲眼看到哥哥命工作人员将官钱局的现金点清封好，不知作何打算。未久，携家眷和封好的现金去了滕县，住在朋友李幼旭家里。
  李系当地名流，国难当头，愿意聚众抗日。于是他们组织了抗日自卫团，并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当时，滕县地区共产党有三个系统在这里秘密活动。一是属山东省委领导的李叙铭、王佑池及后来的王见新等；二是属北方局领导的赖若愚派来的宋子成；三是苏鲁豫皖特委郭子化。后来，哥哥同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郭洪涛、黎玉、王斌、赵笃生等联系较多。
  1937年年底，日寇横渡黄河，韩复榘拥兵自重，不战而退，使日军长驱直入，济南沦陷，山东告急。广大同胞备遭蹂躏之苦，而拯民于水火，救亡于沙场，挫敌于不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力量。正是这种看法和信念，才使哥哥毅然下定决心投向共产党。
  毁家纾难献身革命
  哥哥由地主资产阶级的“阔少”到成为这个阶级的逆子贰臣；由国民党政府官员到走向革命，是经过了相当曲折的思想斗争历程的。这里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条件。他在北京上大学时曾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又使他亲历、亲见了国民党的腐朽，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则浴血抗战。事实使他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以身许之。
  哥哥携眷到滕县后，起初是组织民众抗日，后来认识到光靠临时组成的武装与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寇对抗是难以取胜的。既然国民党靠不住，那就只有依附于共产党了。
  约在1938年初，他就和赵笃生（次子辛曙明读育英中学时的历史老师）有了正式来往。六月，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统战部长郭子化、苏鲁豫皖省委统战部统战科长赵笃生等，频繁地与哥哥谈话。因他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抗战中贡献力量。正式入伍了，他与领导同志们开玩笑地说：“我把孩子（指辛曙明、辛锐和辛颖）交给八路军，暂时不交给共产党”。
  当时，解放区的军民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哥哥把从潍县带去的那部分现金，全部献给了党组织。负责同志非常感激，说辛葭舟是真正的“山东及时雨”！据说这项巨款在当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哥哥在滕县长城村率一子二女入伍后，方考虑到母亲年迈，妻子体弱，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他们不适应瞬息万变生死一间的战争环境。于是分两批将老弱家属送回济南（此时父亲辛铸九任山东图书馆长）。首先让长子辛树声（曾化名赵辛，于1939年加入共产党，任过济南地下工委书记）将我母亲送回家，接着，他亲自把嫂子和树英迁来济南。父亲对哥哥这一连串的疏亲散眷的举动，心里明白不便考问。还是哥哥主动地向父亲交了底，父亲显得平静而自然，因为这事早在他预料之中。他说哥哥已入不惑之年，比较成熟了，自己看准的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哥哥对全家人说：“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打回济南。胜利就在明朝，光明就在前面”。
  他临回根据地前，父亲站在他面前，象朗诵诗歌似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显然，他既是自喻，也是在教诲我们。父亲又说：“君子有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母亲（笃信耶稣）恋恋不舍地抚着哥哥的头说：“我把你和孙儿孙女都交给神了，神会保佑你们的”。
  哥哥一走，一别18个春秋。直到1948年济南解放才得重聚。
  巍巍蒙山，埋下多少烈士忠骨？滚滚沂河，流去多少英雄血泪？8年抗战，3年自卫战争，哥哥和他的子女（有的过早牺牲）一直战斗在沂蒙山区。这期间他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财委会委员、山东纵队贸易局局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委员兼山东贸易局局长、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商业指导专员、山东省政府委员、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支前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华东局驻东北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际处处长等职。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被省政府推荐为赴延安的山东人民代表。
  次子辛树明（后改辛曙明中共党员），勇猛刚强，做事果断，工作能独挡一面。1942年，在日寇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行军中被敌包围而牺牲，年仅19岁。二女辛锐（原名淑荷。自幼颖敏，尤爱丹青。曾从师名画家黄固源。她十几岁时，就在父母的支持下，举办个人画展，一时誉满省城。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省妇联任秘书。1939年夏，日寇扫荡，机关转移中，她舍死忘生把身患伤寒不能行路的战地记者于冠西（现任浙江省宣传部部长）同志，背在身上，冲出敌人的包围。嗣后，为伤寒所染，几乎断送了生命。1941年，她任鲁迅宣传大队的姊妹剧团团长，她既是编导又是演员，日夜奔忙。是年冬，日寇向沂蒙山根据地进行铁臂合围、清剿抉剔的大扫荡。在大青山突围战中，她负了重伤，同志们抬着她突围到深山处隐蔽，住在“团瓢”里。因缺医少药，伤势愈来愈重。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护理人员抬她到外面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结果被敌特发现，日寇蜂拥而至，同志们抬着她转移。当敌人逼近，她怕连累大家，滚下担架，让同志们突围逃生。同志们不肯，依然抬着她往外冲。这时雨点般的子弹射来，同志们倒在血泊里。她紧咬牙关，忍着剧痛，端坐地上，手里暗勾手榴弹的导火线，怒视着从四面围上来的敌人。待日寇冲到身边时，一声巨响，与敌同归于尽。这年她才23岁。在这次扫荡中，她的对象陈明同志也壮烈牺牲。两年之中，哥哥连丧一子、一女、一婿，心情十分沉痛。省委的领导、机关的同志、身边的亲友，不断对他安慰、劝导。而坚强的哥哥不但没有因之而悲伤消极，然更加顽强地工作战斗，将千仇万恨集中在敌人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不把倭寇驱除国门，不把一切反动派消灭，中国人民就不会有太平日子过。省委对哥哥这种为革命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进行了嘉奖，黾勉他是“一门双英烈，两代革命人”。
  自1938年哥哥率子女参加革命后，国民党、日特、汉奸不断找父亲和家里人的麻烦，动辄给以“通匪”罪名。先是国民党造谣说辛铸九曾勾结过日本人，无辜扣押两天。日本统治济南时，马良出任山东维持会会长，企图会同日人拉父亲充山东省省长或维持会长，父亲严词拒绝后，敌人以辛葭舟系“共匪”要员的罪名，将父亲逮捕押进日寇宪兵队。敌人对他用金钱、地位饵诱不成，便将其两拇指反绑吊起来拷打，父亲坚贞不屈凛然处之。后经人出面调停，始花钱赎出。为保安全，亲友故旧对父亲多方开导耐心劝说，他才勉强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长一职。
  父亲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为解放区来济的地下工作人员，提供了许多方便，这里成了共产党和革命者的联络点。如当时在省委统战部工作的张清池，就以辛铸九义子的名义长期住在省图书馆，为党的统战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约在1943年，父亲接到哥哥托人捎来的一封信，主要是劝父亲对老家章丘的房产、土地一律免租，让“老户”或他人无偿使用和耕种。对佃户和使用人员要关心，要平等对待，必要时还要请求人家谅解。总之，要处理好这一人际关系。然而一向开明的父亲，对此早有安排，曾受到家乡父老群众的好评。
  1944年，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晚，辛颖化妆从根据地来到我家（青龙后街91号）她是奉赵笃生之命来济南购买《中国法令大全》和济南市电话编码簿子的。我通过父亲较容易的得到了这些东西。帮辛颖顺利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在我与哥哥分离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辛颖先后来济五次，其中有三次是住在我家。她每次进城都是冒着极大危险的。记得有两次她被特务盯哨尾随其后，但她都能甩掉特务化险为夷。我叹服这丫头确实是机智、勇敢，能挑重担。她几次来济总是嘱托我转告父亲多与吴化文的父亲加强联系，目的让他认清形势，以民族为重，规劝儿子弃暗投明，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环境，过太平日子。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因为它是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和共产党代表各一人组成，所以人们称其为“三人小组”。济南小组的成员当时我记得共产党代表是邝任农、国民党代表是涂叙伍、美国代表是雷克上校（后因形势的发展变化代表成员亦有变更）。
  好像是清明节前后，一天，有个不相识的老者给我送来一信，内容是要我去济南市郊仲宫柳埠“三人小组”驻地与兄见面。我大喜欲狂，来不及作过多考虑，立即约了哥哥在济的幼子树英疾步前往。在一间民房里，我见到了朝思暮想日夜悬念的哥哥。他嘱咐我：千万不要叫孩子参加“三青团”，那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我们住了三天，几年阔别，一朝倾吐。临来时，哥让我带回一信，是党组织给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霍守义的劝降书。回家不久，我被拘留在趵突泉警察总署。他们拿不到真凭实据，只是漫无边际地胡审乱问：“你胞兄辛葭舟近来给你的指示信件，请交出来！”我知道他们是在敲诈。“我出嫁多年，与娘家很少来往，至于辛葭舟，他离家时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连印象也没有了”。他们又说辛葭舟给我弄来许多“赤色书刊”，其中有中共要员《评中国之命运》〔注〕。我稍一沉思，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便顺水推舟地回答：“不是《评中国之命运》，而是蒋委员长写的《中国之命运》。这还是学校发给我们教员的呢，不信，我可以取来你们看”。“辛葭舟共来过多少信？转运过什么东西”？我公开承认只是转信，信是给父母及其家属的。其他一概不知。关押了几天，便让我回家了。
  1947年春，莱芜、孟良崮大捷后，我和父母亲友兴奋得手舞足蹈。高兴之余，悬念的阴影又袭上心头：哥哥、孩子，战争中……
  欢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48年农历八月十四日，解放军进入济南城。我家在东关青龙桥后街，近水楼台，首先接触了由东路开进的劳苦功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泪纵横眼模糊，心潮逐浪迎亲人。浩浩荡荡的大军长流里，谁是哥哥？哪是颖儿？第二天，哥哥便找到了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嗣后，我领他到东郊十亩园见了父母。骨肉重聚，百感交集，互相问候，亲热异常，高兴万分。与此同时，赵辛（即树声）和树春也见了面，来了个阖家大团圆。
  建国后，哥哥历任山东省纪念革命烈士建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财委会委员、山东省古籍管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复员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交通局局长、山东省交通厅厅长。195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山东省主任委员。1959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带病外出视察，途中胃病复发，回济送进医院。经诊断需要动手术，但彼时名医大都成了“反动技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哥哥上午开刀，下午吐血，反复几次折磨，数日后便与世长辞了，享年68岁。
  （明兆乙整理）
  注：《评中国之命运》，作者是陈伯达
  作者介绍：辛月真是已故辛葭舟先生之胞妹，教育工作者。年84岁，已离休。
  往事之回顾
  刘敏
  我原名刘佩琼，参加革命后易名刘敏，是辛铸九先生的长孙媳妇。1938年公爹辛葭舟率二女儿辛淑荷（辛锐）、次子辛树明（辛曙明）和小女儿辛树莹（辛颖）离家去滕县（今膝州市）参加革命后，我与未婚夫辛树声（即赵辛）亦在济南参加了我党地下组织活动，积极宣传抗日。不久，我们二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就本人忆力所及，将几件镂骨铭心的往事写在下面，如有不妥，请知情者指正。
  1928年，我刚满8岁，章丘发生了张鸣九匪乱，烧杀淫掠，民不聊生，特别是象我们这种绅士之家，则更首当其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全家逃往济南，住在鹊华桥街东首，斜对面便是同里辛家公馆。我家和辛家都是章丘较有名气的望族。我父亲刘伯熙和辛葭舟公是北京朝阳大学同学，祖父与辛（铸九）老又是同年契友，两代世交，关系至密。我祖父乃儒家弟子，尊孔崇礼，因此，子弟不让进学堂。作为女孩的我，对此更是望尘莫及，能在家读私垫就算很可以了。于是聘来一位老学究做先生，每天“诗云”、“子曰”背个没完，《女儿经》、《烈女传》、《古文观业》读个不休。
  与此同时，以开明著称的辛家，其子女虽然都踏进了学校之门，但辛老先生还是让已读中学的辛树声和辛树明在课余时间来我家私垫补习经书。淑荷小学毕业后亦到我家念“私垫”。她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尤好美术，辛家特请了济南名画家黄固源当教师，指导淑荷作画。我和她年龄接近，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十分要好，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对家庭不准去中学读书非常不满。郁闷时，便相约去省图书馆（地址在大明湖）浏览小说，其中巴金的《家》、《春》、《秋》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轮流阅读后，互谈感想：认为我们的家庭很象“高公馆”，对封建礼教这一套要抵制斗争，不能象觉新、鸣风那样被封建礼教吞噬，一定要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那时，我们曾幻想逃出这个“家”当一名小学教员，到社会大家庭为人民做点事，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料我们的幻想很快变成了现实。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东北！”祖父辛铸九认为抗日救亡，国人责无旁贷。他凭借个人在社会上的声望，在济南民众教育馆为年方二九的辛淑荷举办个人画展，将义卖所得之款全部捐给了抗日将士和东北流亡学生。那时，辛树声在正谊中学读书，为抗日参加了罢课斗争，被校方开除，不得不去青岛铁路中学暂读。1938年回济南，考入齐鲁中学高中部。在这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我与树声结了婚。此时，他已是中共济南市工委委员。他经常提醒我：咱们都是地主、资本家出身，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工农劳苦大众的感情，要首先革自身的命，以工农为师，紧跟共产党。现在父亲已率弟妹们进入八路军行列，咱们在敌占区要做好抗日工作，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久，他派我去仁丰纱厂工人家属宿舍，宣传抗日，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天天抄写材料，传递密件。记得树声在任济南工委书记之前，是中共鲁西区在济南成立的一个地下组织的支部宣传委员。1939年，他所在的这个支部因情况暴露奉命转入济南工委，书记是王见欣同志。他爱人黄在是工委的组织委员，她对我十分关心，经常对我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介绍抗日根据地女同胞英勇杀敌的事迹，使我受到很大鼓舞，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于是向她提出入党的要求，并表示永远忠于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生。1940年7月，在鹊华桥家中（今明湖饭店），举行了入党仪式，介绍人黄在、辛树声，监誓人王见欣。从此，我便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1942年元月7日晚，日本宪兵秘密包围了我家住宅，不准出入。是晚9时许，树声从外边一回到家，即被敌人逮捕。3天之后，树声回来了。衣冠不整，蓬首垢面，痛不欲生地说：“我对不起党，在敌人的酷刑下我自首了。敌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将我假释。但我决不叛党。我利用敌人的‘自首’政策，虚与委蛇，继续为党工作。我要把被捕情况和敌人的阴谋报告组织，并希望得到党的指示，以利今后斗争。总之，我要坚决回到党的怀抱，甘愿接受一切处分”。他连夜写好报告，第二天派张琢庵同志火速送山东分局。不料张同志途中生病，住到老家泰安，既没去分局也未回济南，待知道这一情况后，已过去较长时间，树声只好在全体工委会议上把情况说明。后派徐子常、张清池相继回分局报告被捕经过和面临情况，请求分局指示。最后，济南工委在山东分局的正确组织领导下，经树声和全体工委同志与敌作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工委所属在济地下党员，绝大部分胜利撤回根据地，使日寇之自首政策遭到彻底失败。
  1942年9月，我随树声等同志回到沂蒙根据地。树声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他二十几名同志，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去学习。我和树声被分配到建国学校政教队学习。结业后，一同到北海银行工作。
  当我与树声辗转回到根据地，在莒县十字路村见到父亲辛葭舟时，心情的激动，难以言表。亲人久别，战地相逢，悲喜交集，兴奋异常。此时父亲任山东省战时推行工作委员会委员，他慈祥的面孔蕴含着严肃，详细询问了家中祖父母的健康情况以及亲友对他参加八路军的反映。我把一些亲友对他参加八路军表示不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是啊！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当然，不理解的还会有，不过只是个别罢了。他肯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他告诫我们，要和工农干部打成一片，向工农民众学习，放下少爷、小姐的架子，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吃苦在前，冲锋在前。
  1942年，是根据地军民生活最艰苦的时期，一天行军百里而吃不上一顿饭的情况是时常有的事。一套军装破了补，补了穿，等上三年才发一次。最令人发愁的是鞋子，一年发三双。一双新鞋穿上不到一月，五个脚趾就会伸了出来，不得不赤脚赶路。那时日寇频繁的“扫荡”，我们为了反扫荡，每天都行军，有时是急行军。翻山越岭，涉水趟河，这样鞋子就负重太大了。记得有一次，急行军中遇上父亲，他看到我们打着赤脚，心痛地说：“这样如何行呢？”他从个人有限的津贴中给了我们几元钱，我和树声每人买了一双鞋。
  年底，日寇发动了一次最残酷的大扫荡，敌人从汤头镇一夜急行军，黎明到达我们的驻地十字路村。我们还没有起床，敌人的炮弹已落到村里。当我们向外跑时，敌人已进村，密集的枪弹，形成一片火力网。我和几个同志手挽手冲出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午，赶到大树村，见到了父亲。此时，我已精疲力竭，一下蹲在地上，面对亲人，泪如雨洒。不等父亲开口，我边擦泪边说：“一天没有吃饭了，实在饿呀！”父亲让警卫员给了我一张煎饼，等我吃完后，他微笑着对我说：“不哭鼻子了吧！你知道咱们一天跑一百里路是干什么”？我说是反扫荡吧！他说：“对！反扫荡就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也可以说是革命”。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听到曙明牺牲的噩耗，立刻去安慰父亲。他内心沉痛面部显得很平静地说：“扫荡中牺牲的不止曙明一个，而是成百上千。我们党的好干部李竹茹同志也被万恶的日寇扫荡夺去了生命。对牺牲的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掩埋好他们的尸体，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那时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除了行军打仗对付敌人的扫荡以外，还抓紧敌人扫荡的间隙，组织整风学习，根据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本着“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精神，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斗争。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与此同时，我和树声也经常交谈自己的认识，互勉互励，共同进步。积极的思想象无形的力量。促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又积极投入到反内战、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另一场战斗中去。
  我的祖父
  辛凯旋
  我名叫辛凯旋，现任山东省交通医院院长，工作繁忙，但在繁忙之余，不时想起先祖辛葭舟对我的养育之恩。
  1950年，我三岁父母调青岛工作，我留在济南和祖父母一块生活，直到我去北京读大学才离开他们。所以我的整个童年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
  祖父对我的疼爱无许多说，但疼爱不等于溺爱，他对我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记得有一次我从工地上拿了一块小木片，准备自制一把木剑。爷爷看到后硬是逼我马上送回去，并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这使我铭刻在心，直到现在。
  1965年，我考入北京中医学院，他很高兴，鼓励我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大夫，救死扶伤，为增进民族健康贡献力量。在我离家去北京时，从买车票到托运行李都是叫我自己办理。临走那天，他送我到交通厅大门口，我想：这回爷爷该给我派次车了吧。不料他既没派车也没叫公务员帮我一下，而是叫我自己步行去火车站。我在济南读高中时，学校里劳动很多，有时一去就是一个月。别人咋干我就咋干，从不闹特殊。我所在的济南一中离家很远，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爷爷从没用汽车接送过我。读高中三年，不管老师还是同学几乎都不知道我爷爷是交通厅厅长。
  祖父时常用革命烈士的事迹对我进行教育。我二姑辛锐、二叔辛曙明，都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对于他们的牺牲，祖父是极其悲痛的。从我记事起，祖父屋里就挂着二姑和二姑夫（陈明烈士）的大幅照片，二姑的每一件遗物如画卷、画稿、印章、雕刻等，他都精心地珍藏着，从不让我动一下，只是用它来教育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要象二姑、二叔那样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党的革命事业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那时祖父工作很忙，常常晚上十点才回家。他患有失眠症，有时我一觉醒来，他还在二姑像前踱来踱去，时而昂首凝视烈士的照片，时而俯身细看二姑的遗作，反反复复直到深夜。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全家人正围在一起欢欢乐乐地“圆月”，席间，祖父那布满皱纹刻印着战争年代烟尘的脸上现出红晕，语重心长地讲起二姑小时的聪慧，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直到她的英勇牺牲，愈讲愈激动，情不由己地站起来眼里噙着泪花说：“国旗上也有咱家的两滴血呀！”
  1965年8月，曾祖父辛铸九去世。祖父携我到乐山街曾祖父私邸整理他的遗物。曾祖父不仅擅专文物鉴赏而且性好收藏。当时古字画有几十箱，还有其他珍玩古宝。仅瓷品就存了一地下室。祖父精心整理了一个星期，将各类珍品放在一起，有价值但非珍品的放在另一起。最后将珍品文物如字画等装了两地排车，无偿捐给了省文物部门，其中一件具有国宝价值的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的珍品，亲手交给了郭沫若同志。
  1966年寒假，我回济过春节，时值祖父因病住院，我立即跑到他的病床前。他见到我很高兴。不等我开口，他忍着病痛问我：“成绩怎样？在学校学习生活怎样？”我认真地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面现笑容，表示满意。我看祖父高兴，就把母亲送我一块“瑞士”手表的事说了出来。当我夸赞瑞士表质量比国产表好时，他不高兴了，严肃地说：“不能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国产表也很好嘛，应戴国产的”。我自知失言，低下了头。祖父笑了笑：“我们要自力更生，长民族志气，千万不要染上崇洋媚外的怪癖哟”！现在想起这件往事，祖父的爱国赤心仍在感染着我。
  祖父身居领导岗位，但平易近人，作风朴厚，生活节俭，廉洁自律。每当逢年过节，他总是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点钱来送给身边的公务员、花工、传达员等。他一双皮鞋穿十几年，直到病故前还在穿着；他的一件皮袄，从外表看上去还可以，可里面早已成了“百家衣”了；他穿的衬衣，几乎没有一件不是打过补丁的。
  祖父在衣食方面如此“吝啬”，而在学习上却表现了特别的慷慨。他曾自购了几种版本的《资本论》、《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每月还订了不少报刊杂志，如《大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我清楚地记得：每月发工资后，看到祖父和继祖母算帐，生活费多少，书报费多少，计划得十分周密。生活费常常是扣得很紧很紧的。
  1966年夏天，神州大地一场空前的“浩劫”开始了，一向清廉守纪的祖父，也未幸免“浩劫”带给他的灾难，他很不理解，紧张郁闷，于是又犯了胃出血的“疢疴”。经手术治疗无效，至九月底已近垂危。9月30日，省里送来国庆节游行上“八一”礼堂广场主席台就坐的观礼胸条，他无法抑制心情的激动。10月1日一早，他无论如何也要去参加观礼。当他感到身体实在不允许的时候，便让人把他扶起来，穿好衣服，将观礼条别在胸前，正襟危坐。此时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面色苍白。但他仍坚持坐在那里，眼空蓄泪，一语不发。只是在心灵深处无限感激省委领导对他的信任，无声的言语是：“我没有问题”。第二天，他就溘然长逝了。
  爷爷离我已27个春秋了，他的赤子情，爱国心，严律已，宽待人，克勤克俭教子孙的高尚品德。时时在鞭策着我前进。
  点滴记葭舟
  张东木 吴鸣岗（注）
  辛葭舟同志原名辛在湄，别名郝伊人，章丘辛寨村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此后历任江苏淮安关分关主任，山东黄河河务委员，山东建设厅及财政厅科员，视察员，山东官钱局滕县（今滕州市）、潍县（今潍坊市）分局局长。其子女多在济南私立育英中学读书。作为学生的家长，与该校史地科教师赵笃生相识。赵为人敦朴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的退让和反共政策极为不满。1935年，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共中央发布《八一宣言》，号召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赵笃生对这一主张坚决拥护竭诚赞同。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之后，济南也受到很大影响。济南高级中学党支部，发动学生开展了抗日罢课斗争。在同辛葭舟的交往中，赵笃生明确表示非常赞成共产党的当务之举，这对辛葭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迅速南侵，韩复榘布防于黄河北岸的各处渡口。12月23日，日军从济阳和齐河分两路渡过黄河，向济南和周村进逼。韩复榘命令守军炸毁洛口铁路大桥，以阻日军南侵。韩的省府及其庞大军队，迅速南撤。赵笃生和辛葭舟亦分头南行，经泰安、临沂、滕县转向沂蒙山区。
  抗战初期，人民抗日的情绪是十分高涨的。但条件异常艰苦，在住房上更是困难加倍。有一次，赵笃生（已是中共省委办事处主任）从彼时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东里店（蒙阴）去中共山东省委驻地王庄（沂水）向中共山东省委汇报工作。财务上只给1元的出差费，并说“目下我们担负着8个支队的财政任务，但只有20元现金，发给你这1元还是经过研究的，不能多给了”。辛葭舟知道了这件事，感到东里店和王庄相距近百里，路远山险且只能步行，1元钱的出差费显然太少了。便对赵笃生说：“我给你50元作路费吧”！赵说：“朋友相助，我可以接受，但我要上交组织，听候组织的处理”。辛说：“那我收回这50元，考虑考虑再说”。次日，辛找到赵笃生说：“这50元你作路费，另有500元交给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辛葭舟是很有觉悟的，为了抗战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这件事是解放后赵笃生对我们讲的。以后辛葭舟随八路军山东纵队活动。他曾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财委会委员，山东纵队贸易局局长，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山东省贸易局局长，山东省参议会议员，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兼商业指导专员，山东省政府委员，山东省交通局局长等职。济南解放后，1949年4月，山东省人民政府迁往济南，他仍担任交通厅厅长。1952年，加入民革并选为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辛葭舟身兼数职，位高权重，但不以此自尊，而是平易近人。他认真工作，成绩显著，受到党和政府的尊敬，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辛葭舟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解放前，我们同辛葭舟同志并不相识。1949年以后，他任省交通厅厅长时，我们也在省市政协、省市政府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彼此相识了，方知他是辛铸九老先生的哲嗣，于是更加熟悉过从密切了。记得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时，赵笃生同志和我们谈起辛葭舟。他说葭舟在抗战前思想就很进步，他教育子女要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抗战开始后，不但自己投身抗战前列，而且将两个女儿即辛锐、辛颖和儿子辛曙明一块交给了八路军。因两个女儿表现积极、工作出色、成绩卓著，一时名扬山东分局和沂蒙山区，被称为大辛、小辛。1941年冬，在反击日军扫荡时，大辛身负重伤，在隐蔽疗养期问，又与日军遭遇。她为了不落敌手，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壮烈牺牲，时间是1942年1月，这年她方23岁。小辛解放后曾在济南工作。总之，辛葭舟的一生，可以说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辛葭舟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
  注：吴鸣岗，现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