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7年5月，济阳县新建了商桥区，区公所设在商桥街。赵和轩、艾传远分别为首任区委书记和区长。这个区地处济阳县北部边缘，北隔徒骇河、土马河与商河县为邻，南至尚家坊一带村庄，东自今姜集乡的卜家、胡家等村，西到今唐庙乡的连五三庄和靳家道口。全区50多个村庄，是割的曲堤区西部和垛石桥区东部的各20多个村庄。现在的索庙乡是原商桥区的东北部。
  旧社会流传着一句谚语：“济商边缘，土河两岸，土匪多来世道乱。”商桥区所辖的范围就处在这样一个地带。“七·七”事变前，商桥区一带，济阳有白玉亭匪夥，商河南部边缘有“小老五”匪夥，都是明火执仗的“黑团”。此外，那些夜聚明散，抢掠、架票，牵牛背包袱的，到处都有。当时老百姓受尽了土匪之害，吃尽了匪祸之苦。1937年11月，日寇占济阳县后，这些匪徒多数当了汉奸——伪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白玉亭（刘营村）先是伪自卫团团长，后又成了县汉奸维持会会长、伪县警备队大队副。刘营又出了个伪武定道（惠民，辖13县）道尹；商桥有个伪自卫团团副刘兴汉。商桥一带成了这些人的老窝。白玉亭部在曲堤区、垛石桥区、新市区安设了十几处据点。在商桥区的范围内，建区前有伪团长以上的官佐5人，伪连长以上的官佐40余人，伪区长2人，伪乡长10余人，反动会道门10余种，大、中道首30多人。1944至1945年期间，这一带的伪据点先后被拔掉，但残余伪军与地痞流氓又结帮拉伙，少则几人、十几个，多则几十人，破坏新生的人民基础政权，残杀农村干部、积极分子，敲诈勒索，行凶作恶。群众称其为“小组子”、“烂泥”、“还乡团”。他们有的自称“天下第一团”、“天爷爷”，等等。
  1946、1947两年，商桥区一带，是小组子最猖獗的时候，由以下几起匪祸可见一斑。
  1946年阴历五月初七夜间，王庵子村（今属索庙乡）地主×××，得知曲堤区农会主任王培吉（王庵子村，原任村农会主任）回家，便勾结小组子去杀害他。幸亏事先他已发觉，从墙龛台中逃回区公所。他父亲被小组子枪伤左肩，因流血过多第二天身亡。王培吉回家出殡，该村地主又组织部分坏人，在“起棺”时将其活活砸死。
  太平官庄（今属索庙乡），在1945年的“反奸诉苦”、“雇工增资”等运动中，是曲堤区的一个先进村，也是曲堤区的武装民兵点。到了1946年，该村从阴历五月十四到七月二十五日，70天的时间内，先后发生4起惨案：地主勾结小组子残杀农会干部、民兵及他们的家属10人，打伤23人，劫去长短枪11支，抢去并破坏的财物不计其数。
  大张家村（今属唐庙乡）农会主王齐××，因在1945年积极领导贫苦农民进行“反奸诉苦”、“雇工增资”，1946年秋，全家7口人及他的一个外甥，一次被小组子杀尽。当时他最小的儿子跑到商桥跳了井，也被小组子捞出砍死，扔在徒骇河里。
  杨家村（今属唐庙乡）农会主任刘清波，因掩藏过我们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于1946年秋，爷们4人，被小组子一次杀绝。
  莫家村（今属唐庙乡）的伪乡长莫××被斗后，对我党和群众恨之入骨，便组织一夥坏人，将我区青救会干部×××，弄到豆子地里用绳子勒死。
  1947年5月，商桥区建区的第一天晚上，区部就和小组子打了一仗。第二天晚上，小组子窜到米家桥（今属索庙乡）和小张家（今属唐庙乡），抢劫农会斗出地主的粮食、牲口，并在区公所的墙上帖上条子，猖狂地叫嚣：“你们建区？叫你建不成，不出三天就把你们打出去！”又在离区公所不到3华里的徒骇河堤上，抢劫我运粮大车，向区公所示威。区公所与之针锋相对，领导区队配合各村的小队部、联防大队，巡逻放哨，打击小组子，搜查坏人，应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对这些人民群众的死敌毫不宽容。并大造革命声势，到处帖标语、刷墙标，大书特书：“彻底消灭伪匪残余！”，“建立巩固的人民政权！”，“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等等。
  建区的第五天，区公所在商桥街东头扎起高台子，召开大会，组织全区的贫下中农、民兵、学生、妇女会等几千人，庆祝商桥区成立。会场上锣鼓、鞭炮声震天动地，乐队和秧歌队吹奏、歌舞。小组子朝会场打枪，区队、民兵做好保卫，大会照常进行。庆祝建区大会以后，不久，又在商桥召开了公判大会，一次依法杀掉9名罪大恶极的坏人。对那些在本村民愤极大的坏人，交由本村农会处治。这样一来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