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白桥，原为济阳县，现属商河县。1944年，我八路军向日本侵略军展开夏、秋攻势后，形势大有好转。为进一步打破敌人的“割据”，巩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根据上级指示，于10月建立了济、惠、商三边县。济阳的白桥区（七区）和仁风区（八区），划给三边县管辖。1945年11月，撤销三边县，白桥、仁风两区同回济阳县。为纪念生前为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于1941年9月4日在惠民县夹河战斗突围中牺牲的杨忠烈士，1946年12月20日，建立杨忠县，白桥、仁风两区又划归杨忠县。1949年5月，根据中央“不以人名命县”的指示，杨忠县改为惠济县，直至1950年4月15日，根据上级指示，撤销惠济县，白桥、仁风两区又回济阳县。但白桥区的吕家庄、高桥、符李、乔家等村划归了商河县。
  1964年徒骇河裁弯（取直后），新河道以北济阳的白桥、五股道、小营子、路家、袁家、张积厚等村划归商河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白桥区，包括现在济阳县姜集乡、三教乡的大部和曲堤镇、仁风镇以及商河县白桥乡的部分村庄。
  白桥区，地处惠民、商河、济阳的边沿，黑团、土匪活动猖獗，地主恶霸横行。在抗日战争时期，比较大的黑团、土匪和杂牌军，先后有赵秀芳、周建成、傅怀春；西和西南面，有玉白亭、刘程远；南面，有王其中、张开杰；北面，有李光明、高占亭。这些黑团、匪徒时常抢掠百姓，人民深受其害。
  在黑团、土匪团伙中，人员最多、时间最长、骚扰最频繁、百姓受其害最大的是盘踞在白桥街的高团。
  高团，团长高占亭，抗日战争前夕，在县里给济阳县联庄会会长范子俊当过侍卫员，事变后回家，结交了李生云、徐成敬、杨好良、尹杰士等人（这些人一般都在地方上当过兵）。以他们为骨干，搜集民间枪支、弹药，组织了一百多人（大多数是土匪、地痞、流氓、营混子，都有吃、喝、嫖、赌、吸的恶习），成立了以高占亭为首的白桥团。后来，高团吃掉了杨继轲团和徐嘟噜团，人员不断扩充。1938年春接受了刘景良的收编后，改为山东省第五区保安司令部第五团后，人员扩充到三个营，九个连，约1000余人。大本营是在白桥街，另外，在小宗家、小孙家还设有据点。有轻重机枪四挺，大枪、短枪1200余支，有手榴弹制造厂和造枪炉。
  高占亭为了维护地盘和实力，搞起一个伪区公所，区长潘子元，文书李安文，建有一个伪区队，40多人，区队长是孙化图。
  高占亭团和其他土匪、团伙以及伪区公所的抢掠烧杀，弄得民不聊生，怒气冲天。群众不堪其扰，于是，旧有的一种迷信武装组织——黄纱会，在白桥区又重新活动起来。黄纱会的首领是秦天军，会徒身披黄纱，项后插一三角形小黄旗，供奉王禅老祖，以大清宣统年号纪年。使用的武器有刀枪、土炮等。临阵前吞符，燃烧黄表纸燎身。据说徒众只要深信老祖的神经验，临阵勇往直前，就可得老祖的保佑，刀枪不入。会同作战时以密集纵队前进，队首一名旗手摇动大黄旗，默念“大旗一幌，枪炮不响”的诀语，可使敌方的枪炮失效。初，会众士气振作，曾驱走过土匪；后来，几次受挫。会众见法术不灵，士气逐渐瓦解，一蹶不振。高团趁机不断对黄纱会发动进攻。1939年阴历2月初8，高团又向黄纱会大举进攻，占领了齐家、马家、草寺、贾家、潘家、孙家等庄。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火烟蔽日。百姓四处逃散，逃不及者，惨遭杀害，老幼妇孺亦难幸免。仅草寺村无故被打死的老百姓就有李永久、李庆吉、李佃俊、李松三等；村民李丕震因有病在炕上躺着起不来，被高团点着火，活活烧死。李怀珍家被烧房屋18间，李纯元家三处院子，共26间，全部烧光。一次，全村被烧毁房屋400余间。许多百姓被迫携儿带女背井离乡。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白桥区，高占亭等黑团纷纷降日，助纣为虐。日军在曲堤、仁风等地安据点，修炮楼时常来白桥区抓夫、抢粮、烧杀，无恶不做。有的三五成群，持枪闯入民家，威逼着要鸡蛋、酒、鸡等；见了女人，不论老幼，强行奸污；窜入住房，翻箱倒柜，喜欢的东西统统拿走。他们抢了被褥、棉花去给马铺地；穿上女人的花衣服，在大街上跳舞，玩弄够了，就丢到火里烧掉；把门窗、桌椅、床铺等家具堆在一起烧火取乐。碰上留发，手上无萤的青年男子，就认作军政人员，有的遭杀掳；因语言不通，稍拂其意，不是用木柴没头没脸地打，就是用烧红的铁棍烫，还有刀刺、枪击。1937年12月21日，曲堤据点的日军出动骑兵三股，分奔贾家、潘家、柳家。到了柳家，把抢的酒喝完，便挨家挨户搜索财物和女人。有一家的女眷被搜着了，鬼子们持枪警戒，不许入院救护，其余兽兵强行轮奸。这家的男人在街上听见自己的女人凄厉的叫喊，按捺不住，不顾一切要去抢救，被鬼子当场开枪打死。广大人民沦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正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为拯救全国受欺凌、受压迫的广大人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勇往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战，歼灭了日寇精锐部队板坦师团，树立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继尔在同浦铁路沿线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更加振奋人心；随之，抽调力量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9月27日，遵照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司令部、政治部、教导队、警卫营各一部，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挺纵”在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的率领下抵达乐陵，配合当地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袭击日寇。同时，配合边区党政和群众团体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发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与当地群众患难与共，深得各界民众的赞扬和拥护。为培养抗日骨干，扩大抗日力量，冀鲁边区在原训练队的基础上正式举办军政学校。济阳县的江兰馨、孙万珍、杨好廉等先后入校学习，结业后陆续返回家乡，成为抗日骨干力量。
  1938年冬，为了打通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两个战略地区的联系，在黄河与徒骇河之间建立一个小的战略根据地，“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同志任命吕本支同志为济商边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为筹建济商工作委员会，符竹庭主任把商河县东南的四、五区划给济商工作委员会，还给配备了几名干部和几支短枪。
  济商工作委员会，开始，在徒骇河北岸的一些村庄活动，后来，逐渐向济阳地区开展。吕本支利用同学、亲友、同事的关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商河四五两个区的抗日政府很快建立起来。根据上级指示，把这两个区交给商河县政府领导，由吕本支另建济阳县工作委员会。
  为组建济阳县工作委员会，上级派民运部部长马东昌作吕本支的助手；派民运部干部尹震、李玉庚和当地学习的青年杨好廉、杨春山、于在清、傅怀伦等同志来参加济阳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另派“挺纵”锄奸部部长匡根山、民运部副部长史甄率领支队二营和乐陵支队、商河支队，逐步向济阳活动，以支援济阳工作委员会开辟新区的工作。由于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工作委员会人员的积极努力，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939年农历八、九月间，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一枪未放，生俘伪团长赵秀芳及其以下官兵100余人。群众欢欣鼓舞，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大震。对建立济阳县工作委员会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1939年10月23日，吕本支根据“挺纵”政治部的指示，正式成立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济阳县工作委员会（为区别于济阳县西部的另一个工委，我们现称其为东路工委），吕本支为主任，杨好廉为组织部长，尹震为宣传部长，李玉庚为武装动员部部长。东路工委主要活动在白桥区和仁风区。
  济阳东路工委建立后，一是发展武装。首先争取了驻仁风区伪团副赵学信率部分人员反正，于1939年10月组建了济阳县大队，“挺纵”政治部委任赵学信为县大队队长，有老红军廖保兴协助工作。县大队辖一个中队，到1940年4月发展到县区武装100余人。二是建立政权。首先，派于在清和傅怀伦分别负责筹建白桥、仁风两个区的抗日政权。1940年3月，白桥、仁风两个区公所正式建立，孔繁祥（李玉庚）任白桥区长，张永吉任仁风区长。三是发展党的组织。首先对“民先”组织成员，择优发展成党员。在此基础上又相继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
  在壮大武装、建立政权、发展党的组织的基础上，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不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自生俘伪团长赵秀芳及其官兵百余人后，1940年1月28日夜袭潘家楼伪军，活捉“神枪徐四”；同年2月，设伏于陈、罗二庄，痛歼中佐以下40余人；连五庄战斗，消灭孙五旅，活捉旅长孙唐臣。
  然而，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坎坷不平的。正当东路工委领导人民主动出击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不幸的消息发生了。1940年4月11日，济阳东路工委住本区王海亭村，遭日军袭击，突围时，组织部长杨好廉被俘，后英勇就义。至此，济阳东部地区抗日形势日趋恶化。1940年4月的一天，工委奉“挺纵”命令，集结150余人撤离济阳，到宁津、乐陵、德平的结合部簸箕刘村受编。肖华带主力作战略转移已到鲁西，留下部分主力，编两个支队。北边是津南支队，周贯五任司令，地方上成立了津南行署，南边是鲁北支队，杨忠任司令，地方上成立了鲁北行署。济阳工委会和随去的白桥、仁风两个区的工作人员，编入鲁北行署，部队编入鲁北支队。
  三
  1939年9月4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发出指示：肖华所部驻区粮食困难，敌之封锁严密，应转入鲁西。肖华根据总部指示，遂带“挺纵”机关和主力一部去鲁西。肖华调走后，符竹庭任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940年3月，敌伪3000余人对我边区进行大“扫荡”。边区春季粮荒也日趋严重。按照中共山东省分局和一一五师的指示，符竹庭率“挺纵”司令部直属队、商河支队一、三大队等也去鲁西。这时，我边区武装仅有1500余人。党政军干部缺乏，主力部队调走，对当地坚持斗争增加了困难。群众对全局形势又不太理解，斗争情绪一时受到了挫折。
  符竹庭调走后，周贯五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不久，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指示：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冀鲁边区斗争。号召全体干部党员坚定信心，恢复元气，振兴边区。
  “挺纵”主力部队调出边区后，日军驻边区主力也调冀中、冀南“扫荡”，减轻了对我边区的军事压力。我边区抗日武装乘机发展起来。留在边区的杨承德率延安支队三营活动在惠民、商河、济阳、临邑一带，部队由400人，发展到900余人；杨忠、龙书金把鲁北支队编到三个营；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十七团一营，在营长赖金池的率领下，经常在我县西部不断袭击日伪军，开辟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因此，人民群众的抗战情绪日益高涨。
  1941年1月，中共济阳县五区工委建立；同年夏天，冀鲁边区二地委按照党中央“敌退我进”的指示，派郑春泰到我县三区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4月，组建了济阳县抗日民主政府，8月，改为济阳县视察团。为了有力打击敌人，教导六旅十七团一营配合济阳视察团组建了武装大队。同年8月，中共齐济工委建立；1943年7月，建立齐济县，并组建了齐济县大队。1944年1月，济阳县委、济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济阳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开始以四区（新市）五区（垛石）、二区（回河）作为活动中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我县区政权的建设，由西向南，再向东不断发展。同年7月，县委在秦家坟召开有基干民兵排以上的干部和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军事反攻计划。决定县大大队配合军分区部队向六、七、八区进军，扩大抗日根据地。8月19日，县大队配合军分区部队，一举攻克了曲堤伪据点。31日又攻克了白桥伪据点。伪团长高占亭带残部逃入济阳城。
  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济阳县委、县政府确定建立七、八区区公所。派傅怀伦任七区区长。组建了区队，队员20人，分两个班，一班长姓梁（乐陵人），二班长傅怀泉。区长兼区队长，没配副队长。队员还有郭登勤、傅怀吉、傅绍等、赵玉文、傅绍良、傅绍爱、傅绍月、傅怀绪等。
  1944年9月初的一天，济阳县大队住白桥街，通知全区贫民百姓到白桥去领粮食。粮食是得的伪高占亭抢的老百姓的。大家带着口袋，到粮仓装满，扛着就走。甲首王村王汝成也去领粮食，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样好，很受感动，提出要见县大队的领导。县大队战士刘长才领着王汝成见到丁连长，丁连长又领着见到县大队副队长朱室承。王汝成说：“伪区长潘子元叫侯文河（伪区队班长）藏到甲首王村伪村长王兴泉家小南屋里一挺机枪，12支大枪。朱队副马上派人到甲首王把枪起出来。朱队副要奖励王汝成，王汝成什么都不要，后来，并自动地加入了区队。
  1944年10月，白桥、仁风两区划归三边县。12月，区长傅怀伦调三边县任民政科科长，陈英明任白桥区区长。在交接工作中，28日，区部和区队由小邢家转移到高庙村（今三教乡），准备次日晨转移到王辛庄。翌日拂晓，突然被高占亭匪部副团长乔树平率汉奸队400余人包围。发现敌情后，傅怀伦出门看情况，被打伤胳膊。有当时在区里帮助工作的济阳县大队的刘清明同志当即指挥突围。区队员傅绍月扔出几颗手榴弹，同志们趁爆炸后的烟雾，跳出墙外，顺着一个胡同道冲出包围。司务长没跟上，被敌人发现，当场牺牲。傅怀伦受伤后，有一班班长梁同志和二班班长傅怀泉架着突围。敌人紧追不放，傅怀伦把枪交给班长，命令二位班长先撤离出去，结果自己被俘。于翌年1月5日英勇就义。新上任的区长陈英明在向外冲时也负伤，跑到孙大奎学校里，坐在圈椅上装教员。因陈区长当时穿着大褂，戴着毡帽头，匪徒到了学校，以为陈区长是教书的先生就走了。后来，陈区长回县养伤，一直再未回白桥区。自此，白桥区暂无区长。区队员在突围时被冲散。因当时无区长，又无区队副，队员有的就回了家。只有傅怀吉、傅绍等、马福流、郭登勤、安长祥等七、八个人自动投奔了仁风区区队。自此，白桥区也暂时没了区队。
  由于该地区日、伪兵力集中，七、八两区区公所屡次受挫，工作难以开展。1945年2月，遂将七、八两区合并为七·八区，调原济阳县四区代区长温玉明任区长。之后，扩大了区队武装，开展了锄奸、反霸和武装斗争，七·八区的局势逐步有了好转。
  1945年5月，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七·八区分开，调张金良任七区区长。原七区区队员傅怀吉、傅绍等、马福流等又回到七区。区队共10多个人，暂编为一个班，班长傅绍等，区公所文教助理员赵光明代理队副。
  区队刚组建起不几天，住在田王村，区队员王汝成到王海亭村王佃臣家去买烟，王佃臣迎出门外，说后院有土匪。王汝成赶快回去报告区队。区队跑步赶到，但土匪已逃出村，区队边追边打，没追上。区队又回到王海亭村时在街上遇到王寿义，见他行迹可疑，把他叫到一个户家，经审问、教育，认自己是在以杨彩云和尹守本为头子的手下干土匪，刚逃走的十几个人，就是他们那一伙，并交出一支折枪，表示不再干了，就把他放了。
  相隔几天的一个晚上，县大队通知区队到鄢家渡去开会。刚到鄢家渡，董家村有一百姓报告说，有六、七个土匪在本村催款、抢掠，现正在村长家里。县大队指示区队去消灭土匪。区长长金良立刻带区队赶到董家。区队员见到村长，佯称是傅怀春（土匪头子）的人。村长把区队员领进院里。傅绍等、傅怀吉首先进屋，进屋一看，是土匪头子张加起，正在喝酒，仰躺在圈椅里，两脚伸到大桌子沿上，两臂分搭在椅子两旁。班长傅绍等来个猛不提防，双手举起大枪，劈头砸去，张加起头一歪，枪擦着头皮落下去，张加起立刻头破血流，昏了过去。傅怀吉遂把张加起的匣枪抓过来，有五粒子弹。在另一个屋的几名匪徒听到动静不妙，从屋里窜出来，也没顾得带东西，越墙逃走。张加起是六区龙王庙人，区队把他交到六区处理。
  同年6月，区队从三教堂村向西出发，在刘台村后，遇到刘台村的刘化南在劫道，抓住他后，经审问，交出一支手枪。问他枪是从那来的，他说是他五叔的。他五叔是刘子风，原在高占亭团干财粮主任。让刘化南领着去找刘子风，不在家，找到刘子风的女人，经教育交出匣枪一支。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我军民对商河城，先是进行了20天的围困，将其外围据点拔除，随后，海军区七师主力，二分区主力及德县、匡五、三边、德平等县地方武装，于26日对商河城发起总攻。商河城守敌伪“武定道皇协护民军”一师师长田敬堂及聚集在此的庆云、盐山、陵县等地残敌李光明、高占亭、白玉亭、张绍臣等负隅顽抗，我军组织炮火进行猛烈轰击。田敬堂等在我强大炮火的攻势下被迫投降。伪顽11个“司令”全部被活捉，商河城遂告解决。共毙伤俘敌8000余人。被俘伪顽，经教育后，大部释放回家为民。但有些贼心不改，趁刚刚解放，根据地尚不巩固之机，拉帮结伙，对人民群众大肆进行杀烧抢掠，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清剿土匪，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是区队当时的重要任务。
  解放商河城后不久，我七区区公所进驻了白桥街。一天，白桥街吕仲福找到区长张金良说：“我在家住不下去了，一些土匪净来找我，拉我干土匪”，要求参加区队。张区长问：“都是有哪些人找你？”吕仲福说：“有王福强，是田王村人，曾在高占亭团跟营长王云峰当传令兵；王佃秋，是王元气家村人，曾在高占亭团索圣茂连当过兵；侯纯仁，是白桥西大侯家村人郑丕勤，是孙大奎村人，二人都在高占亭团当过兵。”张区长听后，寻思片刻，决意借机除掉这些祸害。便与吕仲福商定：让吕仲福明着与那些土匪混在一起，暗里将情况报告给区队。
  1945年10月的一天，王佃秋去赶白桥集，吕仲福到区队报告，并说，王佃秋在解放商河城跑出来时，曾带出一支匣枪。区队去了两名队员到了集上把王佃秋叫到区公所，让他交出枪来，他说没有。晚上，张区长找吕仲福，吕说他把枪藏到本村北一个坟前头火池里了。又到白桥集，找到王佃秋，经教育，他实说了，交出枪来，区里拨给王佃秋500斤小米，回家为民。
  相隔一两天，郑丕勤让吕仲福到路家村路占祥家集合。吕仲福到了路婆，见到郑丕勤和高占俭，问干啥？郑丕勤说，等人全了到徒骇河边一个村去牵牛。但到黑天，人还不全。吕对郑说，我到这村一个同学家去玩玩，一会儿就回来。吕仲福出来就跑到区里报了告。张区长带区队和民兵一部，有吕仲福带路赶到路家。吕仲福找个梯子，让区队员和张区长上了房。区队员高喊交枪不杀！郑丕勤假装投降，举着枪从东屋出来，但溜到角门逃跑了。抓住了高占俭，因是胁从，经教育放了。过丁几天，区队到了孙大奎村，找到郑丕勤的家长，通过做工作，郑丕勤亲自把枪交到区公所。
  是月，吕仲福在路家窦明升家见到侯纯，他拿出白面儿让吕仲福吸。两人躺到炕上吸起来。吕问有事吗？侯纯仁说，我有一支大枪，一支手枪，咱们一块干吧！吕仲福表示同意。吸了一阵，吕仲福说，还光吸你的吗，我也出去买点。吕仲福出来后，先到了同学路起信家，写了封信，让他送到区里，然后买点白面儿回去。个数小时，区队由赵光明带领，来到就把院子包围起来。侯纯仁带枪逃跑，追了一阵没追上。侯纯仁知道了是吕仲福叫来的区队，底细已暴露，张区长就让吕仲福公开留在了区队。
  是月，根据上级指示，七、八两区区队，各有区长带领，在三教堂村集合，一块到黄河大堤北几个村搜查坏人。到了赵家纸坊，了解到有一伙匪徒在催款、抢掠，正在村长家里。区队把村长的院落包围起来，上到房上往里打枪并交待政策。匪徒顽抗，向外射击，区队员苏成武负伤。区队向院里猛投了一阵手榴弹，匪徒吃不消，只好交枪。共5人，全被俘。头子是张加起。以前张加起，曾在董家被捉住交到六区，经教育把他放了，但他又干起土匪。经查实，张加起是个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坏蛋。一个叫刘永文的百姓，到黄河南去买粮食，被张加起一伙匪徒遇上，车辆、钱粮抢劫一空。刘永文苦苦哀求，张加起一枪把刘永文打死；一次，张加起带人到鄢家渡去催款、抢粮，在村长戴法岭家里要白面儿吸，吸完了，叫骂着让村长再去买，村长不耐烦地小声说了声“这家伙真孬！”但被张加起听上，撵出屋外，一枪把戴法岭打死。根据张加起的罪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八区区长温玉明把他带到仁风，不几天就枪毙了。
  是月，赵光明带区队住潘家。岗哨见从沙窝陈来了两个人，鬼鬼祟祟，就把他俩抓住。一个是朱玉岱，一个是孟昭怀，都是土匪。从身上搜出两支枪，并说在沙窝陈还住着他们一伙的5个人：郭效尧、阎传升、朱小二、姜左清、阎三仔。区队迅速开赴到沙窝陈，土匪已闻讯向西逃窜，区队开枪追击，没逃多远，被区队追上，吓得几个匪徒下跪求饶，交出大枪四支，经教育，表示不再干土匪，便被放回家去。区队又走到肖家村，有一群众说，在村长家里有土匪。区队直接到了村长家里，看到两个匪徒正躺在炕吸白面。区队员王汝成用枪指住匪徒，喊了声“不许动！”傅怀吉等上去把两个人的一支手枪和一支折枪抓过来，随着把两人紧紧绑起来。一看，又是孟昭怀，另一个是肖玉峰。二人在张继厚家、肖家、薛家等几个村庄时常抢掠、敲诈勒索百姓，区队把他俩带到肖家西头湾涯上就地枪毙了。
  五
  1945年11月，三边县撤销，七区和八区同回济阳县。县大队派刘长才任七区区队副队长，赵光明仍为区助理员。这时区队发展到三个班。一班长潘连学，二班长傅怀吉三班长程万金，通讯员张立志，侦察员王汝成，共计30多人。
  刘队副刚上任，在白桥集上吕仲福看见邱成印在理发店里理发。吕仲福对刘队副说，邱成印是济阳城关区人，原在高占亭团当传令兵，他今天来，可能不是闲赶集。刘队副把邱叫到区公所，还没等问他，邱就说他正要到区里来报告，王秀峰放到高占华那里一支匣枪，他又买了5斤馍馍，把枪放在筐子底下，上面放上馍摸，送到王先生村去，区队不去拿这支枪，王秀峰就要拿走。刘队副派人叫邱成印领着，到王先生村把枪起出来，对邱成印给予了物资奖励。
  刘队副上任不几天，发生了区队三班战士乔尊华（乔家村）叛变的事。一天晚上，乔尊华买了两只肴鸡，叫着侦察员王汝成到他家喝酒。王汝成问：“有事吗？”乔尊华吞吞吐吐，同时，从前2人在一块喝酒，乔尊华轻易舍不得掏钱，这次却如此大方，王汝成有些疑惑不解。当走到刘安吴村时，王汝成说：“我解解手”，随把匣枪顶好火，并说：“我不去了，我有事，得回白桥”。乔尊华无奈，只好让王汝成走了。当王汝成走到白桥南门时，听到后面枪响。原来是乔尊华已与土匪头子焦玉升勾搭上。焦玉升是六区李旺家村人，曾是张子谦团机枪连连长，拉着30多人，在其附近村庄扰害百姓。这天晚上，焦玉升与乔尊华予谋：焦带人在刘安吴村东头庙前埋伏好，乔尊华以喝酒为名，引王汝成来，趁机干掉这位区队侦察员。但王汝成警惕性很高有所察觉，未到埋伏地点就回去了，焦、乔图谋未遂。乔尊华奸细已败露，于是领着众匪徒又去追王汝成，打了几枪没追上，回头又去乔家村抓民兵队长乔同昌。未到跟前，被乔同昌发现，匪徒开枪，乔同昌奋起还击。但势孤力单，边打边退，退到一个胡同里，匪徒扔出一颗手榴弹，炸着了乔同昌的一只眼睛。乔同昌一手捂住眼睛，一手打枪还击，终于逃出贼手。匪徒闯进了乔同昌的家里，抓住了乔同昌的儿子，焦玉升在院内当场开枪打死他。王汝成回到区队报告，区队到乔家。匪徒听到枪响，知道是区队来了，赶快逃跑。区队找到乔同昌，把他抬到白桥进行治疗。乔尊华这个叛徒，直到1946年8月，区队到温店清查坏人时，又碰上他。区队让乔尊华交枪，他撒腿就跑。被一班长潘连学一枪打倒。刘队副到了跟前一看没死，又补了一枪，狗命呜呼！焦玉升于1958年被人民政府处决。
  1945年11月底的一天，柳家村村长柳兴波到区队找到刘队副说：“姚明三要见见你。”经商量，确定第二天就到柳家村去见姚明三。
  姚明三，柳家村人，解放白桥时在高占亭团当兵被俘，释放回家后，拉起6、7个人干土匪，有大枪、折枪各两支，在七区温和乡一带催粮、要款。要东西，先送条子，限期送到，如不按期，非打即骂，还常常劫道。用弄来的钱买了一支20响的匣枪，两支大枪，徒伙也有所增加，明夺暗抢更加猖狂。1945年7月15日，姚明三带匪徒10余人，到三教堂集上去抢东西，各街口先安好人，中午11点多，先朝天打了几枪，便挨摊要钱，必须把钱全部掏出，稍加怠慢，便是一顿毒打。有一个卖性口的，没卖了，没钱，被打得浑身是血。
  有一次，姚明三带匪徒到六区赵家去抢掠，与匪首索胜茂一伙相遇，打起来，姚明三的传令兵李庆忽被打死，姚明三的25响匣枪也被夺去。姚明三不甘心失败，更加频繁地敲诈勒索百姓，扩充人员，购买枪支弹药，还叫苏家村一个铁匠给打的月牙斧子，每人一把，群众也称姚明三一伙为“斧子队”。
  一天晚上，姚明三带“斧子队”到贾家村去催款、要粮。贾家擀鞭炮的多，有火药，有鸟枪，晚上上屋看家。姚明三匪伙一到村边就被群众发现，打起来，进了村，又被轰出来，攻了几次也没打进去。匪徒转到村南，向村里打枪，村民杜云明被打死。杜云明的哥哥杜云贵赶快上房，刚到房檐也被打死。这一来激起群众怒火，越打越勇，直打到天快明，姚明三一伙匪徒始终没攻破村，并被打死1人，伤四、五人。在即将离村时，把群众在村外的麦秸垛统统给点着，并向村里高喊：“总有一天把你们村打开，杀你个鸡狗不剩！”有的群众胆小怕事，托人找姚明三求情。结果是答应姚明三死伤的人的费用，全部有贾家村承担，今后要啥给啥；贾家村死的2人，白死。这样才算了结。
  姚明三为什么要找区队？一是，有一次姚明三到潘家村去抢掠，惹着了潘世贵一家。潘世贵的儿子潘起宋在黄河南拉着团伙，人多、枪好、势力大。潘起宋知道后，决心要吃掉姚明三一伙，几次派人登门找姚明三送讯，姚明三自知势力小，害怕，二是，我七区区队曾几次对姚明三匪伙进行袭击，他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托村长柳兴波传讯，要见刘队副，投靠区队。
  区队副刘长才带区队两个班，按约定的时间，到柳家村去见姚明三。走到柳家村东北角时，刘队副把两个班留在村外布置好，并嘱咐：听到村内枪响，马上冲进去。刘队副便与通讯员张立志各骑着高头大马踏进柳家村。村长柳兴波已在街上等着，把刘队副和通讯员领到工友柳兴功家，先喝着水，柳兴波去叫姚明三。姚明三进屋后，刘队副点点头，让姚明三坐下，遂即把匣枪放在大桌子上说：“有事说吧！”姚明三说：“我不想再干土匪了，我想投靠区队。”刘队副说：“改恶从善，人民是会宽恕的。”姚明三说：“我在本村藏着匣枪一支，大枪六支，折枪两支，都交上。”并说：“我不能在家了，让我跟着区队干吧？”刘队副考虑，姚明三愿重新做人，又交出几支枪，就同意他加入了区队，又派人把枪起出来，找了两头毛驴驼着枪，与姚明三一同回到自桥。
  姚明三到区队不几天，又领着区队员到了魏家铺村，起出大枪六支、匣枪一支、小炮一门。刘队副给了姚明三一支匣枪使用。
  姚明三在区队干了两三个月后，家里弟弟姚明河结婚，请假回家。在回家时，经刘队副准许，把匣枪带去。回家后，与其弟，往各村送贴，让给送礼，匪徒李加河、张成良、阎传录等也都去贺喜。办完喜事，姚明三没回区队，把匣枪交给其弟姚明河，让他送到区里，自己又与李加河、张成良等人拉帮结伙干了土匪。刘队副见姚明三带枪回家久不归队，几次派人去找，也没见着。姚明河并没把匣枪送到区里，却拿着匣枪劫道。一次，在三教村劫道，被区指导员卢志忠捉住，带到区里。刘队副听说了，立时火冒三丈，从铺底下抽出缴获的日本东洋刀，一句话没说，一手拧过姚明河的一支胳膊，一手持刀从颈后顺着脊梁骨捅下去，气大，劲足一转手，姚明河衣服豁开，鲜血直流。在场的人们都愣了，以为是给姚明河扒皮了。从此，人们给刘长才送了个绰号叫“活扒皮”。至今，在济阳县还流传着刘长才“活扒皮”的佳话。
  姚明三匪伙，一次，到魏家铺村抢掠，截到从外地来的一牺拉盐的大车，车上两个人，两匹骡子拉着。姚明三匪伙把车和人弄到小张家，把人绑起来，逼出钱，住了一宿，第二天晚上，把车主2人绑着弄到车上，拉到草寺西头大寺前用枪打死，把车和牲口赶到商河殷巷卖掉。据说死者是盐山一带人。
  姚明三匪伙在当地活动不开，就拉到黄河南杏行村去。因分赃不均，内部起了矛盾。姚明三心生一计，于1946年晚秋的一天，说到黄河北一个村催款，当人员拉到河套里时，趁不防，一枪打死张成良，随又打死李加河、周金子、陈宝树等，接着淌水过河。过河后，姚明三腿疼得没法走，其他匪伙架着他走到柳家村，藏在柳天福家的地洞里。一天，区队到柳家时，村文书柳春章找到刘队副说：“姚明三藏在柳天福的地洞里。”刘队副带人到柳天福家去找，柳天福说没见着。刘队副说：“如果在你家翻出来，你与姚明三同罪！”柳天福吓坏了，赶快领着刘队副到院子东北角的一个小饭屋里，在锅头前边柴火底下，盖着一块木板，掀开板是个洞口，洞从墙下通往北院柳克明家，在柳克明家的院子里柴火垛下是洞头，可通气。当时认为姚明三有枪，没直接下去，有区队三班长程万金喊话，让姚明三出来，姚明三说：“我走不动了”。让他把枪扔出来，他说洞里没枪，有支匣枪，六粒子弹，都在姚怀兴家放着。后来，让他爬到洞口，把他拖出，绑起来，要了辆大车，拉到区公所，时间不长，又用大车把他拉到温店，区里召开了公判大会，在西湾涯上枪毙了。
  1945年12月，肖家庙村村长到区里报告说，昨天晚上被土匪牵去一头牛、一头毛驴、抢去10床被子。肖家庙村只十几户人家，都是穷苦百姓。区队集合起来，根据匪徒作案后的去向，先找到了程家。经了解，有一个修鞋的与那伙土匪有联系。到了修鞋的那家，从粮食囤里翻出一个名叫王春新的匪徒。王春新外号叫“老虎心”曾在高占亭团当过传令兵，孬得出奇。在群众中流传着“谁要不平心，出门碰上老虎心”。经审问，王春新交出两支折枪，抢去的牲口，被子在草寺村。把王春新绑起来，让修鞋的领着区队到草寺把抢去的牲口和砖子孬出来，归还了失主。王春新后来被人民政府处决。
  1946年阴历正月16日晚上，索家村有一个群众急忙跑到区里说，原伪区长郭月新与齐保修带匪徒30余人把我七区二联防的人抓起来，吊在树上了。当时区队员有的回家过年还没回来，刘队副组织了12个人，迅速奔向索家。分三个战斗小组进村，刘队副等在村西、郭成芹等在村北，傅怀吉等在村南。枪从三处响起，匪徒听到枪响，以为来人不少，放下二联防的人，从村东南角冲出去仓惶逃窜。傅怀吉等紧追，抓住两个，一个是石佃生，一个是谢三云，获大枪两支。后来把捉住的两个人送到县里处理。
  1946年3月，李家胡同村有个群众到区上报告说，本村李文亭家有枪。李文亭家庭是地主，其弟李振亭在高占亭团当过队长，因内部矛盾自杀。区长张金良与队副刘长才商量，派人把李文亭叫到区里，通过交代政策，耐心教育，李文亭说了实话：枪是其弟留下的，并领着刘队副和区队的两个班，到了家，拿出匣枪一支，大枪两支，大枪子弹一箱。随后，又在一个黑洞洞的小屋里搬出一个黑色瓷坛，放在大桌子上。刘队副自己寻思，想让喝点吗？坛口封得很严，打开一看，是满满的一坛手枪子弹，大家喜出望外，把枪和子弹带回区里。
  1946年6月，一天正是白桥集，姜集村村长到区里报告说：“我用驴驮着馒头往黄河上送给养，走到王海亭村附近被匪徒劫去了。据说有一个人外号叫‘赖狗”，另一个人不知叫什么名子”。刘队副和通讯员骑着马，侦察员王汝成骑自行车，3人一起，先到了王海亭村了解了一下劫道的去向，又到了刘景文、齐家，一路边走边询问劫道的去向和“赖狗”其人。到了刘台村，见到村长，村长说，“赖狗”是曹家村的，名子叫王成泉。天已正午，没顾得吃饭，3人就奔向曹家。一进村，在村西头有一伙妇女刷机，向3人摆手，刘队副打马向西，正见一人慌慌张张地顺胡同向外跑。刘队副让通讯员张立志骑马从村西头绕过去截住，刘队副与王汝成顺胡同追去。追出村，开了枪，张立志已骑马拦住，正是“赖狗”，他交出一支手枪。问他还有谁，劫的驴呢？他说还有本村王法义，劫的驴藏到于家。让村长把王法义叫来，又交出一支折枪。王是胁从，经教育放了。刘队副带着“赖狗”到于家，把驴交给姜集村长，把“赖狗”带到区里关起来。经教育，他表示悔改，并说家里很穷，回家后一定好好劳动，就把他释放了，临走还给他200斤小米。但隔了时间不长，区队去李家胡同，又遇上“赖狗”抢掠，刘队副说：“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狠狠地骂了一顿。通讯员张立志气坏了，掏出枪，一枪把“赖狗”打死了。
  1946年7月的一天，县大队通知白桥区队说：“以王子龙和张戈英为头子的还乡团，约七、八十人，从济南下来催款、抢粮，让区队到姚集村集合，与县大队一个连一块去消灭敌人。区队于当天下午由队副刘长才带领到达姚集。晚上，与县大队一块出发，过黄河，到了大寨村。县大队让刘队副带班长程万金进村侦察情况，二人顺街走个来回，未发现什么动静。村北是黄河大堤，把队伍拉到大堤上，天已微明，看到在大寨村东北赵家屋顶上影影绰绰有人。队伍遂拉到赵家村，把村包围起来。刘队副带人上房捉住了两个匪徒，让其领着找他的头子。王子龙、张戈英还在睡觉，醒来已被俘。逼着让其把人员集合起来，一枪未放，七、八十人全部被俘，获大枪60余支，匣枪6支。王子龙是白桥区姚王村，原在高占亭团当兵；张戈英是商河县人。二人结帮，拉着七、八十个人，在当地明抢暗劫，后到济南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商河县人民政府正下令缉扑张戈英，区队就把他交给了商河县，王子龙被扑后说，在我住的房屋门后，有个小箱子，里面有手表一块，金戒指一对，想借此求情饶命。刘队副找出来，与枪支弹药一块交到了县大队，把王子龙带到区公所驻地白桥。根据王子龙的罪恶，不几天，在温店湾南涯枪决了。
  是月16日，县大队通知各区区队参加济阳城的解放。白桥区队被分配到城西朱家村，任务是截击溃逃之敌。当我大军攻破济阳城时，白桥区队又从南门进城，负责清理战场，随后又担负向垛石护送伤员的工作，均都胜利完成了任务。战斗结束后，袁司令表扬了白桥区队，并给了大枪和子弹。区队从城里找了一辆大车拉到稍门，又从稍门要辆车送到白桥。
  1946年8月，侦察员王汝成发现白桥街商克吉经常上曲堤卖肴鸡。这天是曲堤集，商克吉又去卖肴鸡。王汝成对商克吉说：“我看看你做的肴鸡怎么样啊？”一看筐里只两只。王汝成说：“你赶集怎么只带两只？”商克吉只是“哦哦”，而且脸色立时变了样。王汝成觉得其中一定有鬼，便把商克吉叫到区里，经区长张金良审问后说了实话，原来他是潘起宋（当时是伪七区区长郭月新的队长）的情报员。另外还有阎传录、于佃军、柳兴波3人。每到曲堤集，他们在三合店联系，以给潘起宋汇报我大军和区队的活动情况。于是区队先将商克吉关起来，然后在白桥街抓住了于佃军。到阎家去抓阎传录时，不在家，上大柳树村贺喜去了，便又赶到大柳树村逮扑了阎传录。柳兴波逃跑了，没抓住。不几天，经县府批准，在白桥西门外把商克吉、于佃军、阎传录3人枪毙了。
  1946年10月底的一天，济阳县委书记傅科带领县大队三连，去清剿盘据在济阳、惠民边界的国民党匪特，让白桥区队在前领路。走到仁风北史家停下来休息，让区队派人到桥南王村侦察情况。区队派侦察员王汝成和三班长程万金带一个班前往。王汝成在前，直接到了村长家。村长的家是前后两个院，进前院时狗咬起来，程万金等打狗，王汝成向后院走去，见后院西屋吊着帘子，王汝成掀帘进屋，在冲门大方桌两旁椅子上各坐1人，两人起立让坐，称王汝成是张队长。王汝成知道是两个人认错人了，问：“你俩干啥啦？”其中一人答道：“你不是在吴家集开会，叫我们来催布吗！”王汝成知道这是土匪，便问：“你催的布呢？”那人说：“在东屋里。”王汝成说：“你俩下来，枪行吗？拿来我看看”。一个递过一支狗尾13连，一个递过一支折枪。王汝成接过枪，向后退了两步，用枪点住那两个家伙，“不许动！”程万金也来到跟前。王汝成说：“把这两个家伙绑起来。”王汝成遂到东屋一看，是一头毛驴驮着很大一捆布，有白的、蓝的、青的。王汝成叫人牵着驴，带着绑起来的两个人向回走。走出村不远，后面敌人打枪追来。在史家的县大队和区队听到枪响赶来迎接。在没摸清敌方具体情况下，县大队和区队杀打边撤，撤到仁风街，天已黑了，敌人也就回去了。
  县大队和区队在仁风住下，一方面继续派人侦察敌情，一方面研究如何消灭这股匪徒的战略措施。经侦察，知道这股土匪的头子是张锡仁和马宗波。张锡仁是国民党山东省第十专署警备大队队长，与刘景良是同乡；马宗波是商河县潘桥人，原在伪李光明团当兵。二人拉着二、三百人，在徒骇河沿岸抢掠，杀害我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人民恨之入骨。
  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县大队又调动了仁风区队六个班，便主动出击敌人。当队伍拉到黄辛庄、马家洼一带时，便遇上了张锡仁、马宗波一伙匪徒。县大队和区队开枪向匪徒猛烈射击，匪徒边还击边退。退到柳树行里时，转个圈，从四面向县大队和区队猛扑过来。匪徒有七挺机枪，其中一挺歪把子机枪，火力猛烈，县大队和区队组织几次冲锋都没冲出去。正在关键时刻，渤海区剿匪指挥部指挥马千里率渤海军区骑兵大队赶来。骑兵大队向里打了一颗绿色信号弹，里面打出一颗黄色信号弹，骑兵大队在外面团团围住。匪徒受到内外夹击，便匆忙向北逃窜。县大队、区队和骑兵大队汇师后，估计匪徒向北逃跑，要经过徒骇河上的黄桥、刘桥、郭家桥。马上命令骑兵的大部绕道赶到三个桥的北头伏击敌人，其余骑兵分别插到敌之东西两侧迂回包抄敌人，县大队和区队尾随追击迫使其路过三桥。果然不出所料，匪徒逃到徒骇河边，别无去路，只好顺桥北逃。当匪徒上了桥，堵截的，追击的一起开枪射击，匪徒只顾抱头鼠窜，一枪未还，霎时，死、伤被俘过半。少数顽固分子逃出，跑到孙家围子，骑兵大队，县大队和区队又追到孙家围子，把村包围起来，冲进去，多数匪徒交枪投降，马宗波等少数匪徒逃掉。清扫战场时，在一个碾棚里发现一具尸体，旁边趴着一只洋狗，据被俘的匪徒说，是他们的头子张锡仁，自杀的。这次剿匪共击毙敌中队长杨俊生、区长毕从德以下80余人，缴获大枪100余支，短枪15支，机枪一挺。我骑兵大队被敌人打死战马两匹。至此，苟延残喘的小股匪徒逃往章邱县境。11月28日，立足未稳的张锡仁、马宗波残部，被章邱县骑兵武装全部击溃。
  1946年11月，县大队通知白桥区队，配合县大队到白桥北潘桥一带去消灭一股从济南下来抢掠的还乡团，头子是李太吉和董孟河。李太吉是商河蔡王村人，董孟河是商河董家人，二人都曾在商河县伪二团当兵，回家后，拉起黑团，有100多人，几次被我县大队和区队袭击后逃往济南。县大队来了两个连，让白桥区队先派人侦察。区队副派王汝成、路民德、刘玉庆3人骑自行车先去侦察情况。走到三董发现敌人。侦察员回头去报告，已被敌人的岗哨发现。当县大队和区队靠近村边时，敌人就开枪射击，我区队战士赵长杰当场牺牲。县大队和区队组织炮火冲锋，但敌人在村里，我军在村外，几次冲锋都没能冲进村去。直到天黑了，又组织冲锋，敌人伤亡了几人向北逃跑了。根据侦察和分析，估计敌人向北逃跑，不会住下，很可能转回来，从西边林桥过徒骇河回济南。县大队和区队战士，赶快吃过晚饭，县大队一个连埋伏在林家桥南头，一个连和白桥区队埋伏在林桥村里。天快亮时敌人果然来了。等他们上了桥，埋伏在桥南头的部队，枪炮一起射击，敌人慌乱后逃，在村埋伏下的部队已2堵住桥北头。两头夹击，敌人只好缴械投降。俘敌80多人，打死20多人，获大枪100余支，短枪12支。县大队带缴获的枪支和俘虏回垛石桥，区队回到白桥。
  1946年12月20日，建立杨忠县，白桥、仁风两区划归杨忠县。白桥区队副队长刘长才同志调回县大队，后又任回河区队副队长，由陈其忠任白桥区队副队长。这时白桥区区队有三个班，一班长郭登勤，二班长郭成良，三班长傅怀吉。时间很短，根据形势的需要，区队全部升入杨忠县大队。至此，白桥区队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