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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区队时的形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攻芦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日军长驱山东。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济阳大地，不久便南渡黄河而取济南。这时，济阳境内土匪、杂团蜂起，“司令”多如牛毛，人民深受其害，1938年9月，日军回师济阳，建立起伪政权。于是，绝大多数土匪、杂团投降日寇而充当了汉奸。日伪勾结，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致使民无宁日，生命朝不保夕。
  1940年3月，中共临邑县委组织部长李善斋（又名李传宝、临邑三区）奉命来济阳四区（新市）指导工作。由于敌人告密，新市伪军团副张晋三带100余人在蒯王村将李善斋和区工委宣传委员徐洪青逮捕，带到据点审讯。李善斋同志一口咬定是春节过后来新市看朋友，徐洪青同志承认自己当教员，与李善斋是朋友，敌人审不出需要的口供，便把徐洪青同志送到刘家营白玉亭伪团部受审（后经保释），将李善斋送交垛石桥日寇警备队关押受审。李善斋同志被捆在院内拴马桩上毒打，然后日寇又放出警犬乱咬，捆在一条大板凳上灌凉水、压杠子、点燃香烧身，……但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敌人见逼不出口供，便在一天的早饭后，集合会据点的日伪军，带着洋狗，把李善斋压到西门外垛石桥南头，将李善斋同志身上浇上煤油活活烧死。
  1943年秋末的一天，有商河县的三位棉农拉了三大车棉花到济南去卖，路经垛石大桥时，被垛石桥据点伪队长杨法良的“岗卡”查住。说是棉花犯私，不能过河，如若过河，须交钱方可。棉农手中无钱，要求找个保人，等到济南卖棉后回来交钱。找来了范淑平（五区老开河村，在垛石桥开酒店，与商河棉农是朋友关系）作保，总算放了行。事后，因连日降雨，商河棉农未按期返回，伪队长杨法良便拿范淑平是问，说范故意把棉农放走，私自把钱吞起来。范不承认。杨法良把狗脸一翻说：“范淑平，你敢太岁头上动土，老子也给你个蝎子攥攥！”当即把范淑平绑起来，用粗铁丝给范淑平穿进鼻子里，象牵牛一样解往刘营汉奸白玉亭的匪巢里，又经百般折磨，后虽托人用钱赎回，然终成残疾。
  1943年秋后，我五区交通员周成祥（现庙廊乡庙廊村人）奉命自小开河村由李乃禄护送到刘道口村周世盛处送信，不幸被范家据点下来催粮款的二鬼子孟××抓住。押到据点后严刑拷打，并用生石灰涂到周的眼里，致使双目失明，终成残疾。
  1944年6月，日伪军扫荡到五区于良民村。伪村长张洪恩（1947年被我政府枪决）告密，并带日伪军闯入给我人民政府存粮的刘文清、李春肖、李如廷、李文池、李文玉等九户村民家中，烧毁房屋三十多间，粮食五万余斤，农具、财产不计其数，致使这九户农民无家可归，后经我人民政府救济，方勉强度日。
  同日，日伪扫荡又到碱场村，由伪村长王永雨（1945年在刘台村被我政府枪决）带领，闯入给我政府存粮的刘长岭家烧房，刘长岭的大儿子刘爱莲企图反抗，被日伪军扔进猪圈内，上边排上柴禾就烧。火烧烟呛，刘爱莲疼痛难忍，呼喊挣扎，爬上猪圈来，鬼子用刺刀桶下去，反复数次。全家人在嚎啕大哭，跪地求饶，其惨状目不忍睹，日伪军却哈哈大笑。后又用同样的手段烧死了王好义。
  1944年8月1日，晨雾蒙蒙，我济阳县大队的一百七十余人，正驻在五区马家村。设在村东南面的四个岗哨，误认为大雾天气，敌人不会行动，便脱下衣服拿虱子。突然从东南方向来了敌人，我军岗哨发现后，敌已逼近，还未及还击，敌人密集的子弹已打了过来，四个岗哨全部牺牲。村里的部队听到枪声，立即组织还击。日伪军在村外二百米左右处用六○炮、机枪轰射。双方激战一段时间，我军打死日伪军四人、打伤七人，我方又有一名战士牺牲。敌强我弱，为避免伤亡，决定迅速组织撤退。县大队转移后，敌人进了村挨户搜查，也没找到县大队战士，就拿群众开刀出气。在村东头将七十多岁的老人张化法和张庆干逮住，用杠子乱砸，两只狼狗扑上去乱咬，当张庆干的老母亲，手拄拐杖出门探望儿子时，被日军一枪打死。后来又将六十多岁的张连秀捉住，同样用杠子活活打死，在前街搜查的鬼子将张庆斋抓住，用刺刀穿进肚子，以后死在南场园屋里，在村西搜查时，发现了张连之的爷爷藏在囤里，鬼子用三齿错囤，老人活活被错死。日伪军在马家制造的这次惨案，共杀害无辜群众五人，重伤一人。
  1946年农历5月12日上午，五区南杨沟村伪村长吴守信，反动富农杨德金、杨秀森、吴乐村、坏分子孙庆荣等五人，从鹊山勾来了还乡团，约40多人，先后抓住我干部、积极分子共六人，用锄刀锄死了杨存均。午后又在破庙前，当着全村群众用日本军刀砍了积极分子杨洪才。杨洪才被砍伤，倒在血泊中，敌人走后，群众发现他还有口气，抬到家里治疗后又活了，人送号叫（“铁脖子”）。砍死了该村斗争委员杨贵录，积极分子杨德元。又砍死了从里仁村捉来的该村农会主任刘怀恩。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杨沟惨案”。这股匪徒，兽性发泄后，又过徒骇河北进，妄图直取我县武装机构。当时，我县武委会正在后楼村驻扎，获悉杨沟惨案的情况后，组织了五区民兵60多人，到杨沟回击这股亡命之徒。敌我双方在后楼村的周家坟一带相遇。由县武委会主任胡天绪指挥，狠狠地打击了这股匪徒一阵，并逮住了一名匪徒，经审讯才摸清了吴守信等五名反动分子勾结还乡团制造惨案的全部情况。后来，先后将这五名反动分子逮捕归案，予以枪决，为牺性烈士报了仇。
  二、区队的建立
  五区（垛石桥区）队，始建于1943年5月，由区长杨修竹负责组建，在寺西张村（现属店子乡）正式成立，杨修竹兼任区队长，张干任区队副，队员十人，共有折枪三、四支，至十月发展到二十七人，有六、七支枪。
  1944年至1947年期间，一般稳定在四十余人，编为四个班，大枪四五十支，一门小炮。
  1943年5月至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五区区队副任职情况是：第一任 张干1943.5——1943.8
  第二任 杨明轩1943.9——1943.11
  第三任 戈茂成（今垛石镇刘万陀村）
  1943.12——1944.9
  第四任 孙宝森1944.10——？
  第五任 张良才1945——？
  第六任 唐金修（绰号“唐瞎子”，今江店乡雷家村人），19946——（任职半年左右）？
  第七任 范淑杜（今垛石镇孙家村人）
  1947.5——？
  区队中各班班长是：
  一班：先后由董成德、宋文生（今垛石镇郭屯村人，后改名宋振清）担任。
  二班：李海（临邑县城西八里庄人）。
  三班：张茂盛（今垛石镇郭屯村人）。
  四班：李××？
  三、区队的活动情况
  （一）1943年春天，我五区队联络员孙德友（垛石镇后刘村人），突患疟疾，区队副张干同志让他回家隐蔽休养，不料被敌人发现，抓到垛石街伪据点。伪军队长杨法良，软硬兼施，绞尽脑汁，妄想使孙德友屈服。他叫人把孙德友同志绑在凳子上灌辣椒水，灌满肚子再上压扛，把水压出来，然后再灌，反复折磨。把两捆香点燃后，放在孙德友的腋窝里烫烧，折磨得昏死后又用凉水喷过来，再问口供。孙德友的回答依然是：“不知道！”并义正辞严痛斥敌人：“你们这群汉奸是兔子尾巴上的露水一一长不了！别想从你孙爷爷口里得到好处”这样反复几次，伪队长杨法良黔驴技穷，于是兽性发作，亲自将烧得通红的铁棍烙孙德友的肉体，结果仍无所得。最后，杨法良气急败坏，恶狠狠地将烧红的大铁棍桶进孙德友的肚子里。年仅十九岁的孙德友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当时，在据点里做饭的阎吉福（五区孙家村人，与孙德友是表兄弟）亲眼目睹这一惨景，敢怒而不敢言，偷偷地掉下痛心的眼泪，说：“德友确实是条硬汉子！”
  （二）1943年夏季，五区队刚建立不久，住在小开河村。为了及时摸清码头据点的情况，区队副张干便选择了码头大集的一天上午，带上宋振清、董承德、孙××三名队员，让装成老百姓，暗藏手枪，去码头侦察。一行四人到了码头集北头，恰逢在据点的二鬼子梁佃富、陈其冒（码头街人）出来赶集。当梁、陈正吆三喝六、装模作样地向群众“亮相”时，张干四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枪口抵住梁、陈二人，小声而严厉地说：“不许动！我们姓八（指八路），有事领教，跟我们走一趟！”梁、陈二人自知利害，乖乖地听指挥，跟着往前走。走进一条胡同里，他们迅速将敌人反绑起来，带出集，回到小开河村。经审讯，供出情况后放回。大白天到敌人鼻子底下捉“舌头”，确实震慑了敌人，鼓舞群众，群众称张干是英雄虎胆。
  （三）县城里的二鬼子连长赵杰三，家是今城关镇赵胡村人，顽固地为鬼子卖命，也比较熟悉县城敌人的内情，又常回村干些坏事。我县的领导人早就想教训他一下。1944年夏季，我县领导人及公安科驻在五区小开河，侦察到赵杰三要回家娶二房，以为正是捉他的良机。县公安科派赵锡三组长、齐××班长，又从五区队和小开河民兵中挑选了八个人，于赵杰三迎亲之日，穿上伪军服装，带上重礼，便去恭“贺”。到了赵杰三家，正值他大筵宾客。我一行十人由赵锡三、齐班长献上贺礼，声称是县城伪军×连的×××前来致贺。迎客的人们哪敢怠慢，口说着“弟兄们稍等”，便携了贺礼进去禀报。随即，赵杰三整衣弹冠，打扮成“新郎”，礼傧引路，乐队吹奏，前呼后拥出门迎客。刚至门口，赵杰三还未来得及搭言施礼，“恭候”在门口的民兵战士，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位“新郎”反绑了起来。跟赵杰三出来的人，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同志已押着“新郎”闪电般地撤离。待赵家的人清醒过来，知道来者不善，也未敢妄动。经对赵杰三严厉教育后，予以释放。“赵锡三智取赵杰三”的消息不胫而飞，传为全县一大抗日佳话。
  （四）汉奸白玉亭（刘营村人）的外甥杨甲子，杨路子是粮食口人（现城关镇），在白玉亭手下干伪队长，是当地的“地头蛇”。这两个坏种死后，我五区队通过曾在他们手下当过伪军的陈淑花（五区铁匠村人）了解到，他们家中还藏着武器。于是，1944年秋季的一天，我五区队队副孙宝森同志带两个班去粮食口起枪。到了粮食口，四面安上岗后，孙队副带六名精干队员直接闯入他们家里。把两名坏种的女人、姐姐叫来，逐一追问，她们都谎称没有枪。当到杨甲子的住室搜查时，他的刁钻女人，见我区队副只带两人进屋，顿生奸计，拿出一个精致的梳妆匣来，慢条斯理地打开，露出金灿灿的七、八枚金戒指和亮闪闪的两块手表，然后阴阳怪气地说：“看看吧，弟兄们，确实没有手枪，俺积的这点私房，拿去换点酒喝吧”孙宝森同志朝她轻蔑地一笑，然后讽刺地说：“你这点私房太少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说着带人离开房间。又经一番逼问，杨甲子的姐姐说枪在前院粪堆里。结果查找了一番，并没什么武器。她的狡猾行经激起了区队战士的愤怒，一怒之下将她吊起来，这才说了实话，供认出武器埋在村南树林子里的一棵枣树底下。在她指定的地方，下挖了半尺深，有一个瓷坛子，里面有三支手枪（一支双背剑、一支无风子、一支小搂子）。后来听到东南方有动静，恐怕城里鬼子来了，我区队迅速获胜而归。
  （五）五区冯家村的冯东会在济阳城里当二鬼子中队长，经常带伪军回乡里催逼粮款，捉鸡摸鸭，人称其为“拉鸡队长”。1944年秋的一天，我五区区武委会获悉，冯东会又要回村逼粮。武委会主任魏京山亲自部署并带二联防、一联防精干民兵30来人，五区队一个班，共计40余人，于天黑前开到冯家驻扎，并且有一部分直接住进冯东会家里。魏京山说：“这次我们来个关上门打狗，捉住冯东会，教训他一下！”思想上把二鬼子没放在眼里，有些轻敌。不料，这天夜里，冯东会竟然带领鬼子30来人，二鬼子200多人，来冯家抢粮、逼款。这次，狡猾的冯东会，破例绕道村西，向村内进攻，并堵住了他家的胡同南头。幸亏我方发现较早，在魏京山的率领下，迅速从冯东会家冲出来，撤往村北。这时冯东会带鬼子在村西内摸黑乱闯，枪声乱响。我五区人员分析了敌情，决定兵分两路围起村庄，借夜黑之际，打枪虚张声势。这一战术很奏效。敌人在村丙，听到四面枪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误认为碰上我县大队，因而不敢恋战，打了约半个小时就仓惶撤退了。这股敌人在归途中，路经颜家村时，颜家村民兵早已埋伏在村北，待敌人一到，狠狠打了一通“追腚枪”，敌人象兔子般逃回县城。
  这次“闭门打狗”反差点叫狗咬了，失误在于轻敌。然而，也使冯东会知道了五区武装力量的厉害，此后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回村作孽了。
  （六）1945年9月，惠民地区伪顽刘佩臣（外号刘黑七）被我渤海军区特务团击败后，沿徒骇河向西南逃窜，企图到禹城车站外逃。敌人有一个团，约800人。我五区队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联防队民兵配合，截击这股逃敌。这时正在一·六区活动的“反攻三大队”的三分队闻讯后也经大队长王玉光的批准前来参战。我参战各方力量共200余人。当这股顽匪进入刘家营徒骇河一段时，我各方武装力量，早已集结“恭候”，敌人一到，便突然出击。这帮顽匪，本系败兵，一遇截击，更如惊弓之鸟，无力还击，丢盔卸甲，散入田野、村落，只顾狼狈逃窜。战斗中共打死敌人20多名，打伤数名；在追击敌人时，缴获了三门小炮，一挺机枪。战斗结束后，县“反攻三大队”和四区区队在刘营召开了庆功会，群众交上了拾到逃敌的120多支枪。
  刘佩臣的伪军逃到垛石街，见到黄有武的女人正在推磨，匪徒们便要拉走她的小驴，她坚决不让，竞被匪兵开枪打死。垛石街的农会主任杜明然，在街上遇到匪兵，误认为是八路良，向前一搭话，被敌人痛打一顿。匪兵逃经姜窑村时，抓走了我地方干部赵和轩、姜庆人，一直带到禹城车站。二人趁匪军岗哨睡觉时逃了回来。
  （七）1945年麦后，我方工作队在粮食口村征了三万多斤粮食，还未来得及装运。从县城下来抢粮的二鬼子正住在马家店。为了保住粮食，我五区由姜瑞甫区长带区队一个班和联防队民兵40多人驻防粮食口。一天上午突然马家店的鬼子、二鬼子出动了300余人来抢粮了。我方见敌众多，遂撒往方家村，然后一方面分兵包围，另一方面通知联防队再增人马，坚决保住粮食。在粮食口村东与敌接战，双方对打了半个多小时，敌人看我方有所准备，也怕县大队赶来，于是撤走了。我方增援的民兵来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便护送粮食迅速转移了。
  （八）1946年冬季，我五区队正驻东屯村，白天获悉确切情报：徒骇河北的小组子正在东中瓦村向老白姓敛粮食。我五区队全副武装，又加县大队100来人（县大队正驻垛石），黄昏时出动，到达东中瓦后，夜间十二点左右。进村后，小组子见来人很多，自知打不赢，吓得丢了粮食逃跑了。我军当夜组织了五辆大车，装上粮食，运往垛石，计有8000余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