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儿童时期，喜欢在夏晚乘凉或冬日晒暖中，偎近村中耆老，听他们讲古，听到了不少关于本县的历史掌故，很感兴趣。近年来参与修志工作，更多地接触了这方面的资料，感到确实是些很有价值的乡土知识。现在抽暇把它排比编次，梳理成章，供本县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参阅。这可能有助于大家了解本县的历史，更加热爱我们的家乡，愿为她今天的振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不然，也可为大家提供一些茶余饭后的闲话资料。
  一、置县始末
  十一世纪末，世居我国松花江一带的女真族，以完颜部为核心逐渐强盛起来，不断向周围扩大势力。公元1115年，其首领完颜阿骨达建立了金国，都于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其子金太宗（完颜晟）于1125年（天会三年）灭掉了辽国后，又向北宋进攻。1126年攻克了北宋国都汴梁（今开封市）。1127年掳去了北宋的徽、钦二帝，北宋遂告灭亡。是年五月，宋康王赵构在归德（当时称南京，即今河南省商丘县）称帝（高宗），后又都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南宋开始。是年，金兵再次大规模攻宋，兵分几路，挞懒率兵攻济南。济南知府刘豫降金，济南府所辖章丘、临邑等县遂为金国所据。刘豫降金后被封为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淮南路（路是行政区划，宋、金时代大体相当于省）安抚使，移驻东平，其子刘麟继任济南知府。是时，山东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金，刘麟见章丘、临邑二县境域广阔，“易动难安”，即于1129年（金太宗天会七年）分割章丘、临邑各一部疆域建置了济阳县。县制正式建成是在当年古历十月初七，至今已有858年。
  以往对济阳置县的时间说法不一，除上述所说外，还有“天会三年”、“天会五年”及“天会八年”三说。其中的前两说，都无确凿根据，显然错讹。试想，济阳县系刘麟任济南知府时所置，而刘麟知济南府是在天会七年五月，当然天会三年或五年刘麟没任济南知府，是不可能置济阳县的。“天会八年”置县之说是根据金承安三年（1198）济阳县学碑文的记载。但是，这一记载已是在置县六十九年之后的记载了，比这早六十八年，金人张穆仲于天会八年即作了《新修县城记》一文；比这早六十年，金人何弼于天眷元年（1138）即作了《创修县衙记》一文，那两篇文章中都肯定济阳县是置于天会七年。那两篇文章因写作时间更接近置县的时间，当然可信程度是高的。尤其是张文，即在置县的第二年所作，想必不会把置县时间记错，在这一点上真实性就更可信了。
  至于济阳在置县之前，济阳县的疆域历代各属何县地，这里不再赘述，请参见《文史资料》第四辑笔者所写《也谈济阳县的建置沿革》一文。
  二、县名由来
  济阳县地处济水之北，习惯上称山北为阴，水北为阳，以水得名，所以置县时命名为济阳，是“在济水之阳”的意思。
  济水为古代“四渎”（即四条大河：长江、黄河、济水、淮水）之一，分黄河以南、以北两段。河北一段称沇水，河南一段称泲水，两段又统称济水。河北一段，《水经》（一般认为是汉代桑钦著）中说：“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河东，指汉代的河东郡，即今山西省一带。垣县即今山西省垣曲县，王屋山在垣县东，即今河南省济源县境内。这一段的下游不断迁徙，汉代时由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入黄河，应当说与济阳县并无什么关系。河南一段，实际上是由黄河分出的一条支流。因为分流处恰好与河北段的入河口隔岸相对，所以古人遂把它看作是河北段的继续，是济水的下游了。这一段仍以汉代的地理名称来说，自蒙阳（在今河南省）分出后，向东流经原武、封丘、济阳（汉代所置，故城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内，并非今济阳县）等县进入今山东省境内。经定陶县北折，又经乘氏县（今菏泽县）流入巨野泽（当时的一个大湖，在今巨野县境内）。再经临邑县（汉代所置，故城在今东阿县境内，非指今临邑县）城东、卢县（今长清县）城西，向东北流去。经历城县，过华不注山（今华山）、泺口、台县（在今历城县境内），又东北经管县以下数县入海。汉代的管县有部分疆域后来沿革为今济阳县地，因此济阳县是濒临济水的。济水自巨野泽以下河段，至金、元时期又称大清河（因北清河汇入济水）。清朝咸丰五年（1855），黄河自河南省兰阳县（今兰考县）铜瓦厢决口后改道北行（此次决口前，黄河南行由淮水入海），于东阿县的鱼山口夺济水（大清河）入海。所以，今天济阳县所南临之黄河即古代济水故道。金代时这一段虽名大清河，实是济水故道，济水之名仍存。因此，金割章、临二县地置新县时，仍以济水命名为济阳。
  济阳置县后，金国第七代皇帝（称卫绍王）原名完颜允济，后改永济（完颜是姓）。为避讳其名中的“济”字，济阳县曾一度改为清阳县，县城南门也称清阳门。“清”字的由来，是因济水自鱼山口下又称大清河的缘故。
  三、县城修筑
  《续山东考古录》载：济阳“县系析临邑、章丘于标竿镇置”指明济阳县城建在标竿镇。金人何弼《创修县衙记》一文中也说。“标竿之名移于职方氏（济阳县的名字载入国家的史册——笔者注）实天会七年冬十月七日也。”在这里，“标竿”一词是用县城的名子指代济阳县的，可见也是说济阳置县时县城是在标竿镇的。标竿镇原为章丘县地，至今在章丘县仍有“济阳县大堂修在了章丘地上”的说法。也有说标竿镇是今曲堤镇的。此说不确，一者，曲堤在宋代已经置镇，《宋史·地理志》中即名“曲堤”，不见又有标竿镇的称说；二者，济阳自置县以来县城从未迁徙，既然开始是在标竿镇，今天仍是在故地，那末今天的济阳城就应当是金代的标竿镇。
  济阳城始修于置县的当年（1129）九月，这在《新修县城记》中有明确记载：天会七年九月，康端出任济阳县第一任知县，下车伊始就“稽匠人之法，考宫隅之制，肇筑崇墉，以限中外。经之营之，越四旬而告竣。”四十天的时间修建一座县城，仅是草创，主要是筑起了一堵城墙，使县城有了个里外，城内其他建筑则寥寥无几了。当时的城墙周长四里，高、宽都不甚宏伟。城墙外有护城壕一道，深八尺。城墙的东、西、南三面各有一座城门，分别名为“仁风”、“泰和”、“清阳”，城门上各有一座城楼。又经二百余年，至明成化年间张镗任知县时，才将城墙加高到二丈八尺，加厚到基宽二丈，顶宽一丈。张端任知县时，疏通水道，将城内积水引入城壕，并在城旁植柳树数千株。至明万历三年（1575）知县秘自谦将土城墙易之以砖。万历十九年为了防备倭寇（日本的海盗集团）袭掠，知县蔡惟忠环城建起敌台十五座，台上各筑一座碉堡。万历三十七年，知县侯加乘又修葺城墙，挖浚城壕。
  县衙的修建始于建县后的第九年，即伪齐阜昌八年（1137）。济阳置县的第二年，金太宗立刘豫为儿皇帝，国号称“大齐”，年号称“阜昌”，都于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与南宋政权对峙，就如以前的张邦昌汉奸政权一样。至金天会十五年，即伪齐阜昌八年，金即废掉了这个傀儡政权。阜昌七年，徐弼出任济阳第二任知县，于次年才开始修建县衙。对此，《创修县衙记》中记载说：“县既构成，治署未备。徐候莅政之明年，按籍叹曰：‘吾邑环四镇，列二十寨，总万八千四百余户，郛郭肆市咸为可观，独无县署俨群目之望。正如一人，身衣裳，剑佩，前后襜如，独未冠也。吾何敢后！’”于是报请州官批准，于十月间调集工匠，经一个月的时间将县衙修建得“吏舍宾〓、狱区库局无一不具，公堂燕室意象轩轩，直出邻境之右。”古代以右为上，看来当时的县衙已是修得相当不错的了。后来又经元代的杜溥、董珍、马天铎，明代的张镗、张端、侯加乘，清代的解元才等几任知县或修葺或扩建，即更具规模了。其位置偏城内东北部（约在今县府、人大、政协住址），座北朝南。主要建筑有：谯楼五间，高四丈六尺，上悬钟鼓。仪门三间，正堂三间，问事厅一间，大小库房各一座。吏、户、礼房共六间，在正堂后，向西；兵、刑、工房共六间，与吏、户、礼房相对。茶房三间、倾销房三间。另有知县宅一所，共房二十余间；主簿宅、典史宅各一所，分别在知县宅东、西两边；布政司、按察司又分别在主簿、典史宅的东、西两边。监狱在仪门外以东，寅宾馆在仪门外西南。
  城内及城外附近还有文庙（县学驻地）、演武场、医学、僧会司及祠、坊、亭楼等建筑，不能一一细举。
  四、县政机构
  本县金、元、明代的县政机构已不见记载，清代县政机构称县署。县署设知县一名，为总揽县政的长官。知县以下有典史为辅佐官员；其他如县丞、县尉、主簿等在明代已先后废置。县署内设六房、三班。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吏房掌管官制、官规等事务；户房掌管户籍、财粮、税契及盐务等；礼房掌管典礼、学务、风俗教化等；兵房掌管缉捕、邮传、递解，刑房掌管狱讼；工房掌管河道、水利、城建。三班即壮班、快班、皂班。壮班值堂站班，兼管缉捕；快班专管缉捕；皂班于知县出行时跟轿护卫。另外，知县还有一套自己办事的班子，是由知县的幕宾、家丁组成的。由幕宾组成的是刑名、钱谷、书启、帐房、征收等五科；由家丁负责的分稿案、执帖、用印、杂务等差使。幕宾、家丁当然是随历任知县的来去而更换的。
  民国二年（1913）县署改称县公署，署内设四课，即：总务、财政、司法、民事。改稿案为收发，房书（六房中的办事员）为录事，经承（各房的主官）为录事长，三班的班役为司法警察。民国十七年县公署改名县政府，次年，县组织法颁布后，县政府在县长下除秘书一人外，下设一科、二科，另外有公安局、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路政局。
  五、县政长官
  县政长官名称历代多有演变。秦代开始于全国推行郡县制时，县政长官称县令或县长，即大县称令，小县称长。汉、晋、隋、唐相沿不变。至宋代，县政长官多以京官充任其事故称“知××县事”，意思是到××县去干知县的事。元代称县尹，但县尹实际上应该说是县的副长官，因为它与达鲁花赤虽然名义上都是一县的长官，由于达鲁花赤一律是由蒙古族人担任，主要权力都在达鲁花赤手中。明、清两代称知县。民国元年知县改称民政长，二年改称县知事，十七年又改称县长。
  据本县旧志记载，济阳自金天会七年（1129）置县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的817年中，共历县政长官198任。其中金代2任，元代7任，明代63任，清代103任，民国（“七·七事变前）23任。总计195人，因其中佟崇勋任过2任（清朝倒数第二任及民国第一任），陆锦燧任过3任（民国第三、五、九任）。
  这些县政长官中，有很多是混迹官场，中饱私囊及庸碌之辈。如清光绪六至九年（1880——1883）周连元一任，即因“误征”留抵银被县民告发革职。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07——
  1908）陶绪泰一任，因“行为不端”被控去职。宣统元年（1909）萧方俊一任，因浮收糟米（于地丁税之外征收的谷物）被控去职。民国十九至二十二年（1930——1933）的县长路大遵更为狼狈，县内有人为他编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路绝人稀”，上联是“大道生财财连银汉三千丈”，下联是“遵古泡制制死黎民百万千”。此为“藏头联”，即横批与上下联的头一个字联在一起是“路大遵”三字，内容是讥讽他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其脏财，残酷压榨人民，弄得民不聊生。这些人虽然煊赫骄横一时，但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也有些县政长官尽管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会是人民的公仆，但他们或者比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做了一些好事，或克尽职责励精图治，在任有所作为，人民群众都给予赞颂甚至爱戴他们。如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1760——1770）胡德琳一任，曾不辞跋涉之苦，勘查境内地势，兴修河渠宣泄积涝，以及“提倡风化、振兴文教”，修篡县志等，群众交口赞扬。又如道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43——1844）杨汝绶一任，旧志称他“秉性柔和，吏事谨慎”。他在济任职期间，时值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内外交困，加剧了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搜刮。上峰对赋税逼索甚急，杨“宁受上宪谴责，不忍压迫邑民”，终任奉行“不扰民”的宗旨。所以他调离济阳县时，“济邑民饯送，脱靴以志去思。”可见尽管是封建官吏，其职能是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但清官还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再如民国十七年（1928）杨光衡一任也是受称道的。杨光衡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山东之后，国民革命政府委派的第一任济阳县长（以前的十余任民国县政长官是属北洋军阀政府的）。莅任以后，改革北洋政府的腐败政治雷厉风行。对发展本县经济文化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修筑道路，架设电话线，扒庙毁神，倡令妇女放脚，大力兴建学校等。任职不到一年行政实效不少，群众惋惜他去职太早。
  六、疆域人丁
  金代济阳疆域已无可考。元代至元二年（1265），临邑县新市一带计1246户划入济阳。明、清两代疆域无大变迁，据旧志记载县境都是“广一百四十里，袤六十五里。”广是指东西宽，袤是指南北长，这里都是就直线最长处而言。根据济阳县历史沿革的大体情况推断，自金至清的县境面积要比现在略小。民国二十三年时，县境面积是3200余平方里，合800平方公里，比今天的面积（1076平方公里）还小200余平方公里。今天济阳县的版图所以扩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人民政府几次调整各县疆域的结果。
  民国以前历代的济阳人口并无具体数字，因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关心的是赋税的敛收，徭役的征调，所以当时只统计丁数，不统计人口总数。丁是指能负担赋役的成年男子，历代对丁的龄域规定也不一致，所以今天很难据以推算出比较确切的人口数字。
  现在仅知道的是金代置县时全县18400多户，估计在10万人左右。元代人口增长不快，元末明初战乱频繁，疾疫流行，据说山东一代几无人烟。明朝稳定之后采取移民措施，自直隶省（今河北省）枣强县向济阳迁来人口，想来也不会甚多。明代末叶万历三十七年（1609），全县计有39802丁。假设当时的人口为丁的3倍，全县人口仍在10万左右，清代自开国至雍正朝人口增长缓慢，乾隆朝开始剧增，乾隆三十年济阳共计 49749丁，县内人口估计已达15万人。经一百三十多年至民国十七年统计人口时，全县已达55781户，279977人了，又增长了一倍左右。
  七、行政区划
  济阳置县以后的基层行政区划是乡、里、约。清代全县分东、西、南、北4个乡，乡下辖48个里，里下辖156个约。清末将个乡改为8个区，即城区、蒿庵区、景贤区、滨骇区、苍屏区、闻韶区、石门区，区下仍有156个约，另有49个官庄村未编入约，直属各区。民国十九年调整了区的范围，使各区的大小接近平衡，并改用序数命区名，即按上述各区排列的顺序分别改为第一至第八区。民国二十年将约改为乡镇。按当时的规定，一百户以上的街市编为一镇，不满百户的街市编为乡：百户以上的村庄编为一乡，不满百户的须联合其他村庄编为一乡。但在实施中因受旧习惯的影响及地理条件的限制，有些不满百户的街市和村庄也分别编为镇或乡了，因此乡镇很多，全县共计30镇、222乡。这一区划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前的区乡并不包括今天的崔寨，青宁两乡，因为这一带在当时还是历城县地，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6月才划归济阳。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所谓官庄村。据资料记载官庄村的来由是，明初由枣强县向本县移民时，先来的占据了高原白壤地带，晚来的只好居于低洼之地。低洼处不但易涝，土质也不好，因此生产能力低下，群众生计艰难。后经官府查勘，对全县境内生产条件最差、生活最贫困的42个村庄，减轻赋税劳役，称之为“官庄”（村名不一定叫官庄）以区别于一般村庄。后来这些官庄的村落有所变化，旧村繁衍出了新村，所以到了民国时期全县已有47个官庄村了。由于人民群众的辛勤开发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官庄村逐渐改变了经济面貌，但赋役负担仍然较轻，于是一般村庄与其攀比，为此常常发生争执。至民国十七年时县政府将官庄村取消，令其赋役负担与一般村相同，并编为11个约，按其所处位置分别归属景贤、滨骇、苍屏、闻韶。仁风区内，全县即为167约。
  八、历代县志
  地方志中的县志是记述一个县的自然、社会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志书，是一个县的重要资料文献。它的功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也就是说要为治理一个县提供借鉴资料，教育人民，保存历史资料（社会主义新县志的功用是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益于后代）。旧县志当然有美化封建统治阶级、资料失实等弊端。但一般说来，志书是特别强调资料真实，秉笔直书的，又是当代人修当代志，多是当地人写当地事，官府对志书又不象对国史那样严格审核，肆意删改，所以从总体来讲内容还是比较真实的，一向是被誉为“信史”的，即真实可靠的历史。我县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字资料就是本县的县志保存下来的。
  由于地方志有上述功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修篡地方志，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一项优秀文化传统。明、清两代修志事业最为兴盛，清乾隆皇帝就颁发诏令规定地方志必须定期修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县自明代开始至民国时期，先后编修过五部县志。
  第一部：明成化《济阳县志》。由知县张端修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张端字孟庄，昆陵（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于成化十九至二十三年任济阳知县，政绩有声，不仅修葺县城，而且搜罗旧闻，草创邑乘”（邑，即县，乘即志书）。这次修志因是本县修志的首举，置县后三百五十余年的资料多已散失，所以这部志书的内容、体例都比较简单。成化县志早已佚失，现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无收藏。
  第二部：明万历《济阳县志》。由知县侯加乘主修，邢其〓编篡。侯加乘，晋解梁（今山西省运城县）人，万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任济阳知县，政绩卓著。邢其谏字信卿，号蔚山，山东济阳城西南邢家村（今属济阳镇）人，贡生，曾任知州等职，在出仕前修万历志。万历《济阳县志》共十卷，约计五万字，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木版印刷。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木版刻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手抄本。
  第三部：清顺治《济阳县志》。由知县解元才修。解元才字法周，晋朔州（今山西省朔县）人，进士，顺治四至七年任济阳知县，因政绩卓异入为户部主政。邢其谏时已致仕在家经解敦请，即“驳前舛，续后缺”（勘正旧志的讹误，补续旧志修成后的资料）、将辑成的资料交解，解又“垂择而润色之”，遂于顺治七年（1650）成书。这部志书仍照万历志的类目，增删订正后复另续一卷附于书末。顺治志正如解元才本人所说，“为小补而未全修”。该志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木版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手抄本。
  第四部：清乾隆《济阳县志》。由知县胡德琳修，何明礼、章承茂篡。胡德琳字书巢，临桂（今广西省桂林市）人，进士，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任济阳知县，政绩卓著（见前）。何明礼字希颜，四川人。章承茂字子参，广西人。先由何编篡未果，因事返蜀，章遂续其成。乾隆县志成书于乾隆三十年1765），全书除卷首外分十四卷，类目与万历志大体相同，“艺文志”由一卷增为五卷。现省图书馆、博物馆及山大、山师大、曲阜师大等图书馆均有收藏。
  第五部：民国《济阳县志》。修成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次年出版。由卢永祥任总督修，李国庆、路大遵、刘璟三任县长先后任督修，王嗣鋆任总篡。卢永祥济阳人（后有简介），李国庆河南开封人，路大遵河南新野县人，刘璟河北沙河县人。王嗣鋆字丽泉，济阳三区布店王村（今属庙廊乡）人，清末贡生，任过礼部七品小京官。民国十九年设县志局筹划修志，王嗣任总篡，柏永济（润东）、张中和（子介）任分篡，采访员76人，两年零四个月成书。全志共二十卷，铅印线装，分订十二册。类目与旧志大同小异，仅增“教育志”、“交通志”、“新政志”。现省内各大图书馆及本省某些县市图书馆、档案馆都存有该志。
  另外，清代张尔岐（即张稷若，后文有简介）曾自篡《济阳县志》九卷，据方志专家说堪称名志，可惜今已佚失。
  九、古城遗址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今济阳县境内有三座古县城遗址，即著县、归德县、临邑县故城遗址。
  著县故城址：在今庙廊乡邿城村。秦代置著县，至南北朝时期，此齐将著县并入临邑县，著县存在了约七百余年。
  旧志对邿城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古代邿国的都城，并说“春秋鲁襄公取邿即此”（见明万历《济阳县志》）。此说实属讹误。按：邿是周代小国，春秋时期被鲁国兼并。但春秋时期，著县地属齐国疆域，齐是大国，鲁也属于小国，历次齐鲁之战中鲁国并未攻到齐国的济水之北，著县（当时为著邑）一带并未曾为鲁国所占领，更未成为鲁国地。所以鲁国所兼并的邿国不会在著邑境内，当然也不会在今济阳县境内。邿国究竟何在？晋人杜预注《左传》时指出：“（邿国）小国也，任城亢夫县有邿亭。”意即县国的都城邿城在亢夫县（今济宁市东南）。这种说法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任城一带靠近鲁国，邿国应当在那里，说济阳的邿城是邿国的都城，误传而已。《续山东考古录》中根据邿城村所在的位置断定它是著县故城是有道理的，是可信的。另一说法邿城是临邑县故城（清乾隆《济阳县志》据《山东通志》说），此说也不准确，下文即将讨论到。
  归化县故城址：在今新市乡新市街。唐元和十三年（818）析安德、安平、平原三县地置归化县，城于福城（今新市街）。唐太和四年（830）撤销归化县，归化县存在了十二年。以后，归化县地入临邑县，元代至元二年（1265）新市由临邑县划入济阳县，所以唐代归化县故城即在今济阳县内。
  临邑县故城址：临邑县故城之一在今济阳县孙耿镇孙耿街。今山东省境内历史上曾有两个临邑县，一个是汉代所置的临邑县，至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撤销，故城在今东阿县城北；一个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于孝建二年（455）所置，即延续至今的临邑县。此临邑县当时的疆域很大，南至鹊山，今济阳县的大部疆域原属该县地。临邑县始置时的县城在今济阳县境内，但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尚未查明，按有关资料所记载的方位推断，应在回河乡南部。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黄河于公乘渡决口冲毁临邑县城。建隆三年，临邑县城遂迁至今孙耿街，不久，又迁至今临邑县境内。因此，孙耿街曾一度为临邑县城，邿城不曾为临邑县城。
  仁风街也有古城遗址，清光绪十二年之后还曾重修过城隍庙（旧时县城中都有城隍庙），但究竟是何县治，至今查考不清。《山东通志》（康熙十三年本）及乾隆《济阳县志》都指为马坊城故城，其实是讹误的。此说的由来，大概是因为马坊城本在临邑县境内，济阳县又系析临邑、章丘二县地所置，仁风又有古城遗址，即将仁风附会为马坊城。殊不知马坊城虽在临邑县境内，但却不是在南朝宋所置临邑县境内，而是在汉置临邑县境内，即今东阿县内。即使仁风原为临邑县地（其实仁风很可能原是章丘县地），也不是汉临邑县地，也仅可能是宋临邑县地。汉临邑与今济阳毫无疆土瓜葛，汉临邑的马坊城绝不会跑到仁风街来。
  十、历史人物
  济阳县在历史上颇有些知名人物，并且有的知名度还相当高，在全国著名。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既有知名度相当高的，也有知名度虽不甚高但在本县影响很大，群众经常传说的。现以其生卒时间为序简介数人。
  解系
  解系字少连，西晋时著县（今济阳县）人。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豫州刺尚书、雍州刺史、扬烈将军、西戎校尉等职。解系少年时即洁身自好，不阿权贵，为时人所敬重。当时的权贵人物苟勖曾对他说：“我和你父亲（解修，曾任琅玡刺史等职，生前颇有名气——笔者注）交谊很深。”意欲笼络解系，解系却冷冰冰地回答说：“没听父亲说过。您如果同我父亲有深交的话，我父亲去世时总该有您的吊问的信函（但却没有）。您说的这话我不敢承当。”结果使苟勖自讨了个无趣。
  晋惠帝元康（291——299）初年，征西大将军赵王伦（惠帝的叔祖，司马懿的第九子）镇守关中，对氐、羌等少数民族残酷镇压，激起氐、羌人民的造反。当时解系任雍州刺史，就在关中一带，他不满意司马伦的做法，主张施行安抚政策，但司马伦信任奸佞孙秀，因此与解系产生了矛盾。后来朝延调回了司马伦，解系上书要求斩杀孙秀以向氐、羌人民道歉，平息氐、羌人民的公愤，朝延当然不准许。以后司马伦与孙秀屡屡向朝延进谗言，结果罢掉了解系的官职。到司马伦操纵了朝延大权的时候（即“八王之乱”中），即借故杀死解系及他的全家，解系的两个弟弟解结、解育也是很有才名的，当然也不能幸免。
  张尔岐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处士，济阳南乡柳树王村（今店子乡张稷若村）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
  张尔岐死后几百年来在济阳县被传为“活神仙”，说他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载，能呼风唤雨，剪纸成兵；又说他并没有死，而是脱壳成仙，等等。这都是些神话故事。实际上张尔岐并不是什么“活神仙”，而是明、清之际的一位著名的经学家，研究儒家经典著作有很高的成就。他一生不仕，潜心治学，尤其在晚年精研“三礼”（《仪礼》、《周礼》、《礼记》），造诣很深，连当时的著名学者顾炎武都说：“卓然经师，独精‘三礼’，吾不如张稷若。”《仪礼》即常说的礼经，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是东周时期部分礼仪制度的文献汇编，所以历代很多名儒都在研究它，为它作传（《仪礼》的原文称为经，阐发经的内容的文字叫传）、作注（注释经的字句的文字）、作疏（阐释旧注或对旧注进一步发挥的文字）。年湮代久，不仅《仪礼》的经文有些脱漏，而且传与注也有许多混淆之处。致使后人难以读懂，张尔岐经苦心研读，除将传注分清外，还删削了疏中烦琐附会的文字，加以句读，篡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颇为学者们所重视。又为监本（官定本）《礼记》、石经（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中）《礼记》勘正脱误共三百余。一次，尔岐先生于济南讲授《仪礼》时，偶为学者顾炎武听到，十分惊佩其见解精辟，次日绝早便登门拜访，谈论欢洽，遂订交为友。尔岐先生一生著作很多，如《易经说略》、《书经说略》《老子说略》、《书经直解》，等等，多由先生的后人及其弟子刻版问世。
  张尔岐富有民族气节，明亡清立后立志不仕，隐名乡里教读耕作。然而国恨家仇（其父张龙溪及三弟尔征均死于清兵）时时萦绕心头，泄于笔端，所以历来传有他剪纸练兵反清复明的神话。
  先生操行高尚，一向为人称颂。明未应科举考试时，有人送他制艺（八股范文）作备考的捷径，先生不予理会。一生寒素，耿介自持，其门人艾元征时为康熙朝刑部尚书，每有重礼馈赠，必婉言谢绝。曾应聘与修《山东通志》，事毕不受酬礼而归。事亲至孝，因老母多病而研习医道，术成后乡邻纷至求诊，先生均为细心辨证施治，颇受乡里感戴。先生与两弟（二弟尔荣、四弟尔崇）分家时，自择劣等田产。因二弟残疾（盲人），甘愿代其承担赋役三十余年，直到先生临终时，还嘱咐他的儿子们为其叔父代承赋役。
  艾元征 艾元征字允洽，号长人，生于明明天启四年（1624），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今孙耿街人。清顺治三年中进士，居官翰林院，后历任户部侍郎、吏部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任职期间忠心为清廷效劳，仅有一事为济阳人所称道。康熙初年山东荒旱，各州县士绅联名恳请减缓赋税，山东巡抚耿某因务虚名，匿不上报灾情。济阳秀才杜翰三（今垛石镇人）忿然挺身去北京告状。耿某贿通有司，捏造罪名将杜入狱。狱卒得知杜是艾元征的塾师，即向艾通报。艾元征至狱中探望，询明原委。恰好此时艾新任刑部尚书，即亲自审理此案，十余天后将杜释放，并处决了耿某，一时人心称快。
  阎俊烈 济阳县流传有“阎大人征台湾”一说，所谓“阎大人”即阎俊烈，系今回河乡阎家村人，生年不详，卒于道光年间。
  阎俊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武举身份参加绿营军（清代旧军制：汉军用绿旗，称绿营兵，以别于满州八旗兵），隶属山东省抚标（即巡抚直辖的绿营兵）。以后遂以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起家。嘉庆元年（1796）至十年，四川、陕西、湖北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元年阎任千总，随从“征讨”，因有战功升任参将，加副将衔。嘉庆十年又搜捕残余的教民，又升巴里坤（今新疆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镇总兵。嘉庆十八年河南、山东、河北又有林清、李文成率领的白莲教农民起义，阎又去河南滑县“剿平教匪”，再立战功后提升湖北提督。至于“阎大人征台湾不见史册记载，不敢妄断其有无。
  王文训 王文训，今索庙乡田家屯人，生于清道光初年，卒于同治六年（1867）。王家世代务农，文训习武术，识文字，性情豪迈，颇具胆略，并急公好义。
  同治年间官府苛征赋税，百姓不堪负担。县衙征收漕米时又将尾数上捐，见零成整，官吏从中渔利，更加重了群众负担；差役催粮如狼似虎，趁机敲诈勒索，百姓不堪其扰，怨声载道。王文训见义勇为，村中凡有应付差役催粮事宜一身承担，为乡亲免去了许多祸殃。又亲赴县衙据理力争，终于使知县理屈辞穷，答应如确数征敛，勺合分明，并刻石碑立于县衙前为证。后值荒年，王文训又为百姓请求缓征赋税，县衙不准，事情决裂，官府十分忌恨王文训。此时，王文训在田家屯、索家庙、尚家坊一带倡议成立了“一心团”，保家守土，团众公推王文训为团长。县衙闻知即呈请省署派兵抓拿王文训。同治五年（1866）腊月二十九日上午，官兵包围了田家屯。王文训率团众英勇抗击，用土造转盘炮打伤官兵数人，打死带兵的游击，官兵溃逃。是日晚间，官兵乘团众回家过春节之机再次突袭田家屯，“一心团”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文训投奔临邑县钟楼店陈炯的“黑虎团”。王与陈原是结义兄弟，不意遭到陈的出卖，被官府捉住杀戮。王文训罹难后，当地群众悲愤异常，当时编唱的歌谣有：“王文训是好汉，舍上自己救一县”。“死了王文训，庄户人家没法混；死了陈炯，没了孬种”。同治六年，王文训的长子王长吉继承父志重振”一心团”。当地群众自带给养、兵器纷纷参加，很快发展至千余人，团众集结于崇兴寺（今大寺洼中），准备攻打县城。官军得知后又重重包围了崇兴寺，激战一番，王长吉被杀，团众幸逃者也极少。
  孙九龙 孙九龙是今三教乡三教堂村人，生年不详，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家境贫寒，加入义和团，为本村义和团大师兄，在济阳、商河、惠民三县边界颇具声望。
  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不仅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同时也进行文化侵略。外国传教士纷纷深入中国农村，到处建立教堂，发展教徒。不少传教士勾结官府及地方豪绅，欺压群众，作威作福。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纷纷加入义和团与之斗争。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在天津遭到帝国主义的毁灭性打击及清朝反动政府的镇压以后，幸存力量向南发展。九月间，惠民县义和团大师兄孙允荣与济阳孙九龙、陈云岭等人，召集济阳、商河、惠民、齐东、章丘等十二县的团众（以济阳为主）千余人，驻在三教堂村东玉皇庙内，练兵习武，打击欺压群众的教会势力并计划向济阳城进军，以实现其“反清灭洋”的宗旨。团众仿照军事编制编组，公推孙九龙为“元帅兼大先行官，协助大元帅孙允荣共谋举义大事。山东巡抚袁世凯闻讯后立即派兵前往镇压。九月二十三日，由候补知县查荣绥率马、步队一百五十名来到济阳城。当夜，看守城东门的张兆端（也是义和团团众）秘密告知玉皇庙义和团，孙允荣、孙九龙等即调兵遣将四面埋伏。次日拂晓，官兵进入埋伏圈，遭到团众伏击，死十余人，查荣绥当场被击毙，官兵溃逃。袁世凯又派倪嗣冲等率马队五百余骑再往镇压。此时义和团已分散潜避，孙九龙与义和团其他首领不幸被捕，被杀戮于济南。
  卢永祥 卢永祥又名卢振河，字子嘉，今回河乡举人王村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幼年读书很少，随父务农兼营小生意。二十四岁时出外投军，两三年后升任哨长（相当于连长），后遂被送至山海关武备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时值袁世凯组建清政府新军，在天津小站练兵，卢永祥与曹锟等被袁世凯聘为军官。卢在此期间结识了段祺瑞、王士珍等袁门将领，后来一同成为皖系军阀的首领或骨干。
  1911年11月，清兵统领（相当于旅长）张绍曾、吴录贞等在滦州起义，策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卢永祥奉命率部袭击义军，张、吴的起义失败。山西省宣告脱离清廷独立，都督阎锡山的民军与清军对峙。卢又奉命率部进入山西进攻民军，在洪洞、赵城县一带大肆扰害民众，至今留下骂名。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浙江督办，1924年在江浙大战中，被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赶下台。后即逃至沈阳依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打败齐燮元后，卢永祥又任苏皖宣抚使。不久，又被孙传芳第二次赶下台，遂隐居天津直到病死。
  卢永祥是北洋军阀骨干之一，在军阀混战中起家，又在军阀混战中消亡，他的一生是军阀的生涯，是罪恶的一生。但他基于乡土观念，生前曾为济阳县做过几件有益的事，主要有：1912年出资修筑城南黄河水坝一座；1920年在济阳设“平粜”，当时济阳县闹粮荒，卢永祥由外地运来粮食，以平价销售；1931年出名任总督修篡民国《济阳县志》，并于1934年出资7500元（银元）印刷出版（出版时卢永祥已死，由其子卢耀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