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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县大队对各伪军团体，一向是根据其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的。对那些与我党我军不为死敌，顾及自己的后路的，尽量与它互不侵犯，使其保持中立，视其将来发展的趋向再做处理。对那些尚未完全泯灭民族大义，并不十分敌视我们的，即尽量争取，使其能幡然悔悟，弃暗投明，走上抗日的道路。只有对那些死心塌地、甘当日本走狗，敌视我党我军，一味残害人民群众的，才给予严厉打击，毫不留情。前二者如对杨明章团、卢万五团，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杨明章团盘踞在我县南二区（即今天的崔寨、青宁乡一带，原为历城县地），受编于章丘的土顽翟毓蔚部，约三百多人。杨明章本人学生出身，头脑比一般土顽头子较开明些，他审时度势不敢与我军做死对头。1943年10月，我地区队与县大队由盐店于家突围后，直插青宁一带。杨明章慑于我军的威名，没有与县大队正面冲突，只派出零星人马进行骚扰。结果被县大队迎头痛击了一下，俘其三十余人，缴其二十余条步枪，然后把人、枪又归还了他。1944年2月，县大队在勺子李消灭日伪抢粮队后，杨明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想借助我县大队的力量以与其他土顽抗衡，便主动向县大队联系，要求建立友邻关系。县大队根据杨团的情况及当时的形势，为了少树敌，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日寇与铁杆汉奸，即决定与他建立统战关系。使他尽量保持中立，等时机成熟时，再改造这支部队。为达到这个目的，朱宝承决定亲自去做杨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朱宝承和县政府教育科长王春华来到崔寨附近黄狗庄，按约定在一个中药铺里和杨见了面。为防止意外，从县大队挑选了二十多名班长以上的战斗骨干，全部使用短枪，负责保护。王启元县长和副政委刘挂阳带县大队主力在离黄狗庄七、八里路远的地方集结，以防万一。
  朱宝承和王春华二人来到药铺前，杨明章身着中山装已在门口迎接，三人寒喧几句后，一起来到后院。只见大院里杨的卫兵三十余人列队站在院里，双手提着盒子枪，两挺机枪架在一张方桌上，十分威风。朱宝承和王春华从容地走进客厅后，向扬明章质问道：“你的部队好威风，看来我们是赴鸿门宴来了。”杨很尴尬，假装不知，喝退了卫兵。随后，杨明章给朱宝承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关向应是同学，“七·七”事变后还到过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过，后回家从事抗日工作。现在的灰色面目是不得已，希望从政治上多指教等。朱宝承知道他是一个言左而行右的两面派，为了顾全大局，并不揭穿他的自我标榜，便向杨提出改造他的军队的意见。杨明章借口改造部队需要时间等理由，不肯明确答复。后朱宝承又提出建立友邻关系，他必须答应三个条件：第一，县大队在南二区活动，杨我两面部互不攻击；第二，不许迫害我抗日家属；第三，允许我侦察员在杨的辖区活动，不准干涉。对以上三个条件，杨都满口答应，只是要求我方在杨区的活动方式要灵活一些，三人谈了一个下午，基本上还算融洽顺利。杨答应了保持中立的建议。
  到了晚上，这个平时花天酒地的公子，端上一盘又干又冷的火烧当晚饭，还口称“抗战期间，生活艰苦”。朱宝承二人并不在意，心里却想，这家伙还真会装蒜。晚上十点左右，杨突然提出：“你们枪支弹药足不足？”为表诚意，特给你们准备了点枪支弹药。”朱宝承心想，我们的弹药的确缺乏，但这家伙是试探还是真给还不清楚，便说：“我们县大队子弹多得是，打没了就到分区去领。既然贵军一片诚意，我们怎好拒绝，过几天请把它送到武大庄我县府交通站怎么样？”杨满口答应。几天后，杨履行了诺言。十一点左右，谈判结束，朱宝承和王科长回到了县大队，同志们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见他们回来了才松了一口气。
  通过黄狗庄的谈判，基本上稳住了杨明章，使县大队腾出力量往东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待到解放战争时期，杨团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我军才给予严厉打击。杨明章南逃，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在济阳二区平棚店，有一个伪团，约一百五十余人，其头是本街的卢万五。这个团是由卢万五一手发展起来的，其成份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农民，在日寇侵占济阳不久，便投降了日寇，在平棚店安了据点。这支土杂武装，战斗力较弱，受其它杂团的排挤。在对我军关系上，由于惧怕八路军的威力，加之卢万五和县大队副朱宝承是街坊，两人过去比较友好，所以，对我县大队开辟济阳工作基本上妨碍不大，甚至有时还通过关系暗地里卖给县大队一些弹药，在日寇集中力量扫荡时，也曾保护过我抗日家属。县大队对待卢团的态度也非常明朗，只要不影响县大队的行动和抗日工作，尽量保持缓和气氛，在适当时机争取该部反正。
  一九四四年七月，县大队在二区一带活动，平棚店伪军教练王占鳌派人秘密地给朱宝承送来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说：伪军准备撤掉平棚店据点，将其守军全部撤到县城。卢万五去济南看病还未回来，据点由他侄子卢代彬负责。王教练还表示他准备和县大队里应外合，争取卢团反正抗日。王教练是二区张稷若村人，当时有五十岁左右，行伍出身，“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家乡，受卢万五邀请做了卢团的军事教练。后因与卢万五在兵权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矛盾，失去卢的信任。前些日子，在邓霍二庄被我县大队俘虏时受过我军教育，思想有了变化。
  朱宝承接到王教练的信后，与王其元县长、刘桂阳政委商量了一下，认为争取卢团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一，有王教练做内应；第二，外部有我强大的军事压力；第三，伪军都不愿离开二区到县城去给鬼子卖命，对卢万五叔侄二人产生不满情绪；第四，卢万五不在据点，其侄卢代彬老实厚道，在带兵打仗方面毫无主见。根据上述条件，敦促卢团起义有很大的可能，如若不成，就趁机拔掉这个据点。
  第二天，朱宝承带领队伍包围了据点，七八挺机枪对准了据点，做出了一个打据点的架势。据点里的伪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县大队抓住时机向据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七、八个战士轮番喊话：“弟兄们！我们是八路军县大队，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达头了。你们不要再给鬼子卖命啦！朱大队副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要不然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了！……”。战士们七嘴八舌，有理有力。伪军们听了大多数主张反正，和八路一起干，个别胆小怕事的，怕鬼子报复，左右为难。卢代彬这时，心里矛盾重重，起义吧，不知结果怎样，不起义后果更不堪设想。他思来想去、讨价还价，还想磨时间。这样拖到下午五点左右，朱大队副托人捎信将卢代彬和王教练叫出据点。一见面，朱大队副开门见山地对卢代彬说：“给鬼子干事没有好结果，代彬，你是中国人，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可不能执迷不悟啊！”卢代彬说：“振熹叔，我知道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深得人心，可我叔父不在，我就拉走队伍，对不住我叔父。”朱宝承说：“那你对得住你的乡亲吗？至于你叔父的工作我去做”。但卢代彬还犹豫不决，并以“事关重大，得回去和弟兄们商量一下的理由借口推诿。朱宝承直截了当地说：“不用了，你若不同意将部队带出来，我马上命令攻你的据点！”这时王教练在旁插话道：“代彬还是深明大义的，早有抗日愿望，只是苦无良机，今日振熹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我们理当响应才是”。这样，一打一拉，通过几小时的说服教育，晚上九点左右，卢代彬终于决定率部起义。事成后，由县政府动员附近群众将储存在据点的武器弹药及其它物资连夜运出，并将据点拆掉。
  平棚店据点起义后，经分区同意将该部编为济阳县大队特务队，对外称二中队，卢代彬任队长，王占鳌任副队长，分区派马连魁同志任该队指导员。通过整编教育，这些同志在以后的战斗中表现很好，特别是在时隔不久的坡杨家战斗中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后来，有许多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县大队的战斗骨干。但也有一小部分人经不起考验，吃不了苦，便开了小差。卢万五本人在济南听说后，改行从商，再也没有回来，直到解放后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争取平棚店伪军起义，是县大队在抗日期间瓦解敌军的成功战例，对周围据点的伪军震动很大，军心动摇，惶惶不不可终日，为拔除其它据点起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