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抗日战争中，济阳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民族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八年抗战，济阳人民中英雄模范倍出，创造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罄竹难书。这当中，有一支人民子弟兵——济阳县大队，尤其为人们赞颂不已。这支队伍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济阳与齐河、临邑、商河、惠民等县广大地区，驰骋南北，纵横东西，打日寇，歼伪顽，令敌人闻名丧胆，解救人民于倒悬，收复失地，重整河山，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革命史册应予大书特书。
  济阳县大队先后有三个：一个是中共济阳工作委员会（东路）时期的县大队，组建于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编入八路军鲁北支队；一个是济阳视察团时期的县大队，组建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改编为第三区区队；另一个是先为齐济县大队，组建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于一九四四年一月济阳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时改编为济阳县大队，一直活动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三个县大队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尤其是最后一个，活动的时间长，经历的战斗多，在群众中影响最大。
  今天，我们怀着对县大队革命先烈、先辈们无限缅怀、崇敬的心情，将县大队的组建、发展及其主要战斗经历的资料予以整理刊载，无疑这些资料将会告诉我们后来人：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珍视革命成果，发愤图强，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新济阳，乃是我们继承革命前辈未竟事业的神圣职责。
  一、点燃抗日烽火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进攻芦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党消积抗日，积极反共，使日军长驱直入山东。山东各地的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学习打仗，进行武装斗争，到处组织游击队，开展起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
  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济阳大地，不久南渡黄河进攻济南，暂时放弃济阳，济阳境内到处土匪、杂团蜂起，“司令”多如牛毛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及至次年九月，日军回师扫荡重新侵占济阳，建起日伪政权，土匪、杂团纷纷降日当了汉奸。日寇、汉奸骑在人民头上，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经济掠夺，人民群众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寇入侵济阳时，就遭到了济阳人民的强烈反抗，除济阳城抗战之外，还有仁风姚家村农民姚殿桐杀死日军，今江店乡韩家村农民杨文佐锛劈日军，等等。这当然都是群众自发的、零星的反抗，但也说明了英雄的济阳人民不甘于日寇的蹂躏，到处充满了复仇反抗的情绪，具有反抗精神的人民，一经组织领导，这种情绪将如干柴遇到火星，会立即燃起熊熊的抗日烈火。
  还在一九三七年的八月，临近济阳西北部的商河县孙家庵（今属临邑县）完小的共产党员李逸民老师与共产党员张彩云老师，即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发展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组织，这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的抗日组织。济、临、商边界的一些进步学生纷纷加入了这个组织，由商河县小刘家（孙家庵附近）的刘刚平任队长，我县的李兴民、江兰舫等都是民先队员。一九三八年，济阳县白桥区（七区）大吕家（今属商河县）吕本支也在济阳县东北边境发展起民先队，杨好廉、傅怀伦、李玉友、王宜之、王尔俊等人都是队员。民先队员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联络站，贴传单、送情报等暗地开展抗日活动。
  一九三八年萧华率三四三旅军政机关一部组成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以下简称挺纵），于九月抵达乐陵县，建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挺纵政治部成立了军政干校，培训抗日军政干部。商河县的刘刚平与我县的江兰馨、杨好廉、傅怀伦等人先后去参加学习，毕业后分赴各地组织抗日活动。刘刚平、江兰馨等回到家乡，在济、临、商交界地区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工作。一九三九年初，建立了中共济、商边联合支部，由刘刚平任书记，先属挺纵政治部领导，后改属中共临邑县委。二月，在今江店乡史家寺建立了本县内最早的一个党支部，由李兴民任书记。从此，济阳县的抗日战争有了共产党的具体组织机构作领导。同年十二月，在垛石桥，临邑县委书记刘江明同志传达了鲁北工委的指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济阳县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临邑县委领导，由临邑县委组织部部长刘刚平兼任书记，现在我们称之为西路工委。
  西路工委建立后，以新市、垛石桥一带为中心开展抗日工作。在垛石桥伪合作社与宣抚班内及附近村庄中，发展了一些党员。由于敌人统治非常严密，工委在当时基本上没有武装，其任务是为主力部队搜集政治、军事情报，除奸除特，宣传抗日，扩大影响。
  一九四〇年夏，济阳工委配合临邑县大队曾一度攻克垛石桥据点，打掉一个伪区公所和一个伪军中队，歼灭伪军四十佘人和七、八个鬼子，缴枪三十余支。另外，还主动地破坏日寇的政治、经济侵略计划。当时垛石桥是日寇在济阳西北部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两个伪军中队，并设有新民会、宣抚班、合作社等政治经济组织，妄图借此奴役中国人民。济阳工委通过派遣党员打入敌人内部，使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此外，工委利用当时仅有的一支长枪和两支拆枪，成立了除奸小组，曾除掉伪保长一人，汉奸土匪二人，伪军分队长一人，打击了汉奸走狗的嚣张气焰。
  一九四一年，日寇集中力量对济、临地区进行扫荡，环境逐步恶化，工委的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被调走或去主力部队学习，有些立场不坚定的遂脱党妥协，甚至叛变，工委的工作很难再开展。年底，济阳工委停止工作。
  在此之前，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为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派遣济阳七区大吕家（今商河）吕本支同志，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我县东部济商边界地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济阳县工作委员会，隶属挺纵政治部领导，现在我们称其为东路工委。
  东路工委利用仁风伪军赵团内部的矛盾，积极做分化瓦解工作，使该团副团长赵学信拉出了部分人，成立了济阳县大队。经上级领导批准，委任赵学信为济阳县大队大队长。
  吕本支同志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十一月二十一日早上，仁风保安团团长赵秀芳带领一百多伪军，赶到大吕家村，妄图抓走吕本支，消灭县大队，破坏工委。恰巧，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同志带领五支队二营，在前一天夜里驻进大吕家村。发现敌情后，迅速将二营与县大队埋伏起来。当敌人进村之后，四面八方的枪口逼近敌人。一枪没发，敌人全部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一仗，八路军在当地群众当中传说得象神话一般，名声大振，扩大了影响。活抓赵秀芳之后，工委便乘胜大刀阔斧地活动起来，挺纵主力部队也逐渐向南活动，不断声援工委。工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扩大武装主要由县大队队长赵学信和挺纵派来的老红军廖保兴二人负责。县大队的人员一部分是赵学信的原部下，一部分是新参军的爱国青年。武器的来源，一部分由赵学信带来，另外靠从当地挖掘。通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发展到五六十人，四十余条枪，辖一个中队、由廖保兴负责。建立政权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建立七、八两区的抗日政权，由于在清和傅怀伦两人负责。由于七区活动较早，所以七区进展也较快。发展党的组织，开始是在民先队员中择优吸收，后因民先队停止发展，即在进步分子中发展。西至济临边界，东至济惠地区，南到黄河岸边都有工委活动。到一九四〇年二月工委已颇具规模，是一个党、政、军。合一的组织。吕本支同志担任工委主任，由挺纵民运部干部马东昌协助工作。工委下设：组织部，部长扬好廉；宣传部，部长尹震；武装动员部，部长李玉庚；总务科，科长李传诰（即李玉友）；县大队，如上所述；七区，区长于在清；八区，区长傅怀伦。工委在敌人势力的夹缝里生存发展，除靠自身的力量外，主要是依靠挺纵主力部队作后盾。
  工委在壮大自己力量的同时，配合主力部队在济商边界一带打了几个胜仗，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对工委和县大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八区有一个土匪汉奸头子叫徐寿亭，绰号“神枪徐四”，他把营寨安到仁风街大地主家的潘家楼上，以这座三层砖楼为据点。纵其部下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一九四〇年一月，临近春节，挺纵五支队二营到我县七区一带活动。为了开辟济阳，工委与主力部队决定铲除徐四这个地头蛇。由于县大队不少干部战士的家是仁风的，所以对敌情，诸如地形、兵力配备、岗哨位置及生活规律等都了如指掌。二十八日夜间，由县大队带路，五支队二营，人不知鬼不觉地进了街，摸了岗哨，很快消灭了一百多名伪军，其余的敌人跟着徐四仓惶退至潘家楼顽抗。半夜后，部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使潘家楼东侧燃起大火。敌人见死到临头，在我军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一个个举着枪从楼上下来，当了俘虏。徐四也被活捉。
  火烧潘家楼不久，二月七日，正值农历腊月三十，家家户户准备过春节，挺纵五支队二营五、七两个连与商河县政府及济阳工委进驻仁风陈、罗二庄。部队住下以后，村里的群众报告情况，说早上有一汽车鬼子东去，明天可能回来，让部队防着点。根据这一情况，第二天齐丁根营长带领两个连埋伏在村西头的公路两侧。吕本支率济阳县大队负责监视、阻击符里庄据点的伪军。上午九时，汽车载着以渡边中佐为首的阅兵团的四十八个鬼子，从惠民视察回来了。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慌作一团，乱滚乱爬，急忙以汽车和车道沟为掩护，负隅顽抗。县大队密切注视着符里庄据点的伪军，见没有动静，吕本支因和据点的伪军较熟，便带了几名战士大摇大摆地进了据点。只听县城里的敌人正给据点打电话：“皇军在陈罗遭到八路伏击，你们赶快增援。”据点这边回答：“已经增援了，中途遭到阻击，请皇军派部队增援。”那边又说：“这里实在派不出人去！”双方的伪军都害怕被八路军吃掉，谁也不愿为鬼子卖命，一天就这样来回扯皮，都按兵不动。吕本支将这个情况告诉部队指挥所，齐营长下达命令，猛烈攻击敌人。一直打到黄昏，四十八个鬼子，除一人逃跑外（后被齐家村乔正富挂死）全部被击毙。这场战斗轰动了济、商、惠三个县，龙泉寺高小的进步师生为这场战斗编写的歌谣在当地广泛流传：
  渡边鬼子愣头青，坐着汽车下武定。
  腰里挂着东洋刀，手里抓着望远镜。
  眼看来到陈罗村，碰上挺纵子弟兵。
  大清早上接上火，一直打到掌上灯。
  一车鬼子完了蛋，除了一帮害人虫。
  工委的活动，震惊了鬼子，他们到处设据点，妄图阻止工委的抗日活动。由于工作开展得较顺利，工委的一些干部战士产生了麻痹思想，使工委遭受到一次严重的挫折。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工委机关正住王海亭村，由于哨兵缺乏警惕，黄昏时，被从曲堤来的一汽车鬼子包围。县大队和工作人员急忙组织突围，虽然大部分人员跑了出来，但损失了一部分枪支。这一来，干部、战士的情绪非常低落，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趁此妥协回家。组织部部长杨好廉同志在这次突围中被俘，敌人把他押到曲堤据点里，严刑拷打，最后被惨杀。工委经过这次挫折，进行了整顿，人员虽然减少了，但意志更加坚强了，队伍更加纯洁了，力量很快得到恢复。
  当时，在济、商、惠一带的孙唐臣的孙五旅，是当地的最大土顽。他受编于省顽刘景良部，开展济阳工作必须铲除这个绊脚石。按照挺纵的指示，济阳工委对孙五旅的上层人物进行了大量工作、利用其主力李光明团和孙唐臣的矛盾，决定与李团里应外合，寻机歼灭孙五旅。四月初，由挺纵符竹庭主任带领五支队二营及商河支队，在济阳县大队的配合下，包围了孙五旅旅部的驻地连五庄。李团士兵全部带上白袖标做内应。通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全歼孙五旅，并活捉了旅长孙唐臣。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工委接到上级的指示，因省顽刘景良部即将卷土重来、大举西犯，形势紧张，要济阳工委迅速率部北去，与主力靠拢。工委通过紧张的动员和准备，部队和工作人员一百五十余人，在小乐家集合，经三天夜行军，到达宁津、乐陵、德平的结合部，在簸箕刘家与主力汇合。根据形势的需要，肖华率挺纵主力转移鲁西，留下的部分主力进行整编，济阳县东路工委和两个区的工作人员编入鲁北行政公署，县大队编入鲁北支队，县大队大队长赵学信因家庭有特殊情况，经领导批准，准予返乡。吕本支、马东昌仍回挺纵民运部，做向鲁西转移的准备工作。至此，济阳工委奉命撤销，东路工委的县大队也不复存在。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济阳县出现了东、西两个中共工作委员会，尽管力量还很弱小，存在时间也不很长，但是，它点燃了抗日的烽火，开创了济阳的抗日局面，并为以后的抗战培养了干部，撒下了火种，也为后来的县大队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二、视察团与手枪队
  一九三九年九月，肖华同志奉命率边区主力部队转移鲁西，这时中共冀鲁边区特委设有津南、鲁北两个地委。到一九四〇年秋，鲁北地委又一分为二，冀鲁边区特委下辖一、二、三，共三个地委，行政上分三个专区，军事上分三个分区。济阳县的党政军分属二地委、二专区、二军分区。一九四一年三月，边区部队扩编为教导第六旅，属一一五师，又兼为冀鲁边军区部队。下辖十六、十七、十八三个团，又分别为三个军分区的部队。二分区的部队是十七团，团长龙书金，政委曾旭清。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日寇抽调部队北上，对我华北地区连续不断地进行大扫荡，大搞“治安强化”运动，采取“铁壁合围”、“拉纲”战术和“三光”政策，冀鲁边根据地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二分区靠近铁路要道和大城市，斗争更加残酷。在这时期，由于我县两路工委的撤消，使济阳的抗日工作进入一个低潮，为此，日寇把济阳树为“模范治安县”来标榜。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使日伪的“模范县”彻底破产，二分区决定重新开辟济阳。一九四一年秋，十七团一营在副团长兼营长赖金池的率领下，由平原县直插齐河、济阳的边界地区，与李玉池率领的回民支队共同开辟了齐、济、临边界根据地，建立政权，发展武装。一九四一年年底建立齐河县政府，李聚五同志任县长、兼任齐河县大队大队长。一九四二年春，建立济阳县政府，王铁峰任县长，李玉池兼副县长。虽然挂出了县政府的牌子，但并未建立政府的办事机构。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十七团一营在齐济边界地区歼灭了伪顽赵芙亭旅，初步打开了齐河、济阳一带的抗日局面。九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即“九一决定”），主力部队十七团划归二分区。十七团一营改为二分区独立大队第一地区队，队长赖金池，副队长朱宝承、路有水，活动在齐、济、临边界地区。一九四二年八月在济阳三区东西郎村成立了中共齐济县工作委员会，刘桂阳同志从部队转来任工委书记，郭毅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刚平任组织部长，统一领导齐河、济阳两县的抗日工作。政权建设，齐河县有县政府、济阳的县政府改为视察团，王铁峰任主任，李兴民任副主任。视察团建立时，组建了济阳县大队。王铁峰兼大队长，张子平任副大队长，孙兴华任指导员，四、五十人，一般随齐河县大队活动，曾攻克夏口镇西端的伪据点。后因王铁峰离职养病，由吴洪宾任主任兼县大队长，高洪范任副大队长，孙兴华仍任指导员。尹一农任视察团副主任。上级从一地区队抽调手枪队作为协助视察团开展工作的武装力量，配合视察团行动。手枪队是由十七团一营原侦察班发展起来的。消灭赵芙亭以后，许多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纷纷参军，有些不愿为鬼子卖命的伪军士兵也弃暗投明。这些人入伍后，一部分人编入手枪队。手枪队由初期的十几人扩大到七、八十人，队长赵明水，副队长王资正，全队编为八个班。这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多是当地人，熟悉当地情况，作战勇敢，机动灵活。在配合视察团各工作组开辟济阳敌占区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到齐济县大队成立时编为二小队，又成为后来济阳县大队的前身。
  另外，分区从部队抽调了一批骨干到我县搞民运工作，共分三个工作组，由视察团统一领导，分别深入到济阳二、三区，建立基点村，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区里的武装。
  一九四二年秋季的一天，在赶白菜洼子集的人群中，有七、八个身着蓝青色土布衣衫农民打扮的年轻人，有说有笑地向洼子街走来。他们正是手枪队的几个队员，来洼子街执行清除汉奸杨法焦的任务。
  杨法焦是二区粮食口人，回民。日寇侵占济阳后，他倚仗着汉奸头子白玉亭是他哥的小舅子，就在乡里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整日吃东家，喝西家，见人家有好东西就要，不给就拳脚相见。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他还经常到处刺探我军情报，甘当日本鬼子的走狗，破坏我抗日工作。为了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群众和视察团工作组准备除掉这个坏家伙。手枪队一个班在班长郭传一的带领下，化装来到集上。上午十点左右，大集上人山人海，杨法焦带着平时的骄横和无赖样，坐在一个小酒店里“吃白食”。突然，一支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他的后背，“不许动！我们哥俩有点事找你谈，请出来一下！”“什么事？……”“少罗嗦！出来你就知道了。”杨法焦还狗仗人势地说“兄弟别误会，我是白会长……”。郭班长答道：“没误会，我们是八路！”。杨法焦听到路”俩字，吓得浑身颤抖，瘫在地上。这时，只听“砰”地一声枪响，恶贯满盈的杨法焦，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群众听说八路军打死了杨法焦，无不拍手称快。一传十，十传百，把八路军描绘得如同天兵降凡一般。
  一九四二年十月，县视察团组织了一个锄奸反霸工作组，在张少杨家一带开展工作。视察团公安科长褚国惠同志带领手枪队两个班负责保卫。一天晚上，工作组驻进洼头杨家。天刚刚亮时，只见村长急急忙忙地找到褚科长说：“从北面来了一伙扛枪的，看样子是平棚店的二鬼子。”这时，哨兵也来报告：有三、四十名伪军正向村里走来。褚科长从怀里掏出匣子枪，一面让通信员通知工作组工作人员转移，一面立即集合部队，说了声“跟我来！”战士们迅速占领了村头的有利地形。等敌人靠近后，和敌人交了火。子弹呼呼地从战士们的头顶上飞过，面对两倍于我的敌人，战士们越战越勇。不久，敌人有些招架不住，逐渐后撤。褚科长从一堵土墙上跳下来，喊了声“冲啊！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冲去。敌人一个个丢盔卸甲仓惶向北逃窜。手枪队追了大约二里多路，侧翼突然响起了枪声，只见一群鬼子从东面袭来，机枪哒哒地向我扫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褚科长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转移到勺子李家。不幸的是，战士韩德胜同志因负伤被敌人俘去，他是前不久由朱宝承同志从平棚店伪军中动员反正出来的，他平时作战很勇敢，大伙爱叫他“东北风”。被俘后，敌人把他带到县城，严刑拷打，让他说出部队活动的地址。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他宁死不屈，敌人黔驴技穷，为了欺骗群众，把韩德胜带到商河、陵县、临邑县城，到处游街，并声称“这是被皇军抓住的八路军韩司令。”还威胁说：“谁敢反对皇军，这就是下场”。最后，韩德胜在鬼子的残酷折磨下，牺牲在鬼子的据点里。
  继洼头扬家战斗之后，一九四三年春天，手枪队奉命到二区单家、小呼家一带活动。有一天，太阳一竿子高时，一位从毛官庄来的群众说，毛官庄有十几个鬼子正在抢东西，还有一个扛机枪的。赵队长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召集各班班长开会，赵队长蹲在一个碾盘上说：“咱们以前只是和二鬼子打，还没有和真鬼子较量过。今天，我们手枪队第一次单独和鬼子交锋，成败就看我们的啦！”班长们一听说打鬼子，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赵队长又说：“我们只有短枪、子弹也不多，不能和鬼子硬拼，要与鬼子近战，给他一个措手不及！会上决定：由一、二、三、四、五班，从正面伏击，埋伏在老实王村边的一个芦苇丛里；六、七、八班从老实王后侧抄鬼子的后路。战士们接到战斗命令后，迅速奔赴指定的地点，占好有利地形，等鬼子钻进我们的“口袋”。
  这群鬼子是从县城出来抢东西的，只见他们打着膏药旗，散乱不成队形，赶着猪，牵着羊，刺刀上还挑着抢来的鸡，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会在县城附近设埋伏。在离战士埋伏点二、三十米远时，只听“砰”的一声枪响，打膏药旗的鬼子应声倒下。瞬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做一团，鬼子被这出其不意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丢下抢来的东西，急忙趴在地上，拚命组织反击。手枪队的一排子枪弹射出后，十几个鬼子被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几个跑到几个小坟头后，继续负隅顽抗。这时，赵队长一挥胳膊喊了声“冲啊！”战士们一个个跃出隐蔽点向鬼子冲去。班长李资玉大声喊道：“我们立功的机会到了！”说完，扒掉身上的棉衣，赤着臂膊一手拿着短枪，一手握着颗手榴弹冲向敌人。鬼子一见这情景，急忙往后撤，没撤多远，被包抄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又丢下了两具尸体，乱作一团。战士周世坤冲在最前面，只见鬼子的机枪手正在压子弹，一时无法射击。他急忙一个箭步冲上去，轮起手枪照鬼子脑门上砸去，疼得鬼子哇哇直叫。他顺势抓起了机枪，鬼子死不松手，两人夺来夺去。周世坤急中生智，朝鬼子的下腹猛踹一脚，把鬼子踹了个大跟头，接着轮起机枪，照鬼子的后脑勺又是一枪壳，顿时，鬼子脑桨迸裂，一命呜呼了。
  敌人见机枪被夺，顿时乱了阵脚，剩下的三、四 鬼子拚命跑回县城。
  这场战斗，从打响到结束，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共消灭八个鬼子，缴长枪六支，机枪一挺，手枪队初次单独和鬼子较量就大获全胜，粉碎了日本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以后日本鬼子在这所谓“模范治安县”里人少了也不敢轻易出据点活动。
  三、首战告捷
  一九四三年，日寇为保证津浦铁路的畅通，加紧了对铁道两侧我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扫荡。他们四处挖封锁沟，设碉堡，妄图控制抗日部队的活动和联系。这也是二分区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寇的连续扫荡，分区在平原化家和临邑王家楼子战斗中先后失利，革命力量遭到很大的损失，日伪的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巩固抗日政权、加强领导，二专署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将齐河、济阳两县合并为齐济县。县委书记王仲民（后脱党），副书记郭毅，宣传部部长由郭毅兼任，组织部部长刘刚平。齐济县政府由李聚五任县长，吴洪宾任副县长。同时，根据斗争的需要，组建了齐济县县大队，大队长由李聚五兼任，政委由王仲民兼任，一地区队副队长朱宝承调来任县大队副大队长，原齐济工委书记刘桂阳任专职副政委。县大队下辖三个小队：一地区队二连编为县大队一小队，原连长胡天云任小队长，副队长毕承义，赵元洪任指导员；手枪队改编为二小队，由高洪凡任小队长，副队长王资正，指导员李健民；原齐河县大队编为三小队，王兴华任队长，指导员焦仁甫。
  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县大队副朱宝承同志。朱宝承字振熹，一九〇二年出生在我县棚店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代在家读过几年私塾，青年时代随父在本街经商。七·七”事变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四处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先在武汉参加国民党军队，于鲁西南受训后转到临邑。一九三八年秋，肖华率部挺进鲁北，挺纵的所作所为使朱宝承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便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到乐陵参加了八路军。参加革命后，历任军分区参谋，参谋主任，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十七团一营副营长等职。一九四二年入党后，任齐济县大队副大队长，济阳县大队副大队长。一九四五年任二分区参谋主任。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十八团团长。在淮海战役中英勇牺牲。朱宝承同志在任大队副时，已是不惑之年，还有严重的痔痿病，行动非常不便。但县大队在他的指挥下，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使县大队打出了威风。他的名字全县妇孺皆知，敌人闻名丧胆。当时传有一句顺口溜：“张子谦有‘紧急快’也怕老朱和老赖（赖金池）”。各区政府及区队的工作人员常用他的名字威慑敌人：“×××是朱大队副派来的！”“×××是朱宝承的传令兵！”使敌人对我零星工作的人员不敢轻易杀害。朱宝承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沉着果断，对革命事业忠心赤胆，立场坚定。汉奸白玉亭曾抓走他的亲属，教导六旅旅长邢仁甫叛变时也曾对他拉拢、挑拨，但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念。总之，朱宝承同志对齐济、特别是对济阳的开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齐济县大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区域是齐、济、临的交界地区。齐济县管辖地区主要是齐河铁路以东的原六、七、八区和济阳的原一、二、三、四、五区。这一带的情况很复杂，南边靠近省会济南，西有铁路，东边盘踞着鲁北土顽刘景良的部队。在这一地区，有日伪的大小据点十几处，原来的一些流寇式的武装杂团，基本上都投降了日寇，成为铁杆汉奸，有的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后路，对我军虚与委蛇。在这种形势下，县大队要在齐济站稳脚根，必须靠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支持，在军事上必须打开局面。朱宝承同志不负重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三年四月左右，日寇从华北治安军齐燮元部抽调步兵九团驻扎济阳。这个团在治安军中是个王牌，由一个姓周的团长带领团部、直属队及两个营驻在县城，另一个营在三区大太平庄安设了据点，大约五百人左右。这帮汉奸大部分是京津一带应征的青年学生。他们着装整齐，武器精良，全部配备的北平兵工厂制造的辛巳式马大盖步枪，每连配有“九九”捷克式轻机枪三挺。他们仗着人多枪好，气势汹汹地开进济阳。刚到济阳，就被一地区队在孙耿附近打垮一个连。安下据点后，因他们是“舶来品”，和当地伪军不属一个系统，彼此戒备，互不信任，因此非常孤立，成了聋子、瞎子，只好龟缩在据点里。
  七月初的一天晚上，齐济县大队正住碱场村，三区傅家乡乡长傅维荣急急忙忙找到朱宝承，向他报告敌情：“驻大太平的治安军准备放弃这个据点，将兵力收缩到县城去。我参加了他们征集大车的会议，向我们要去的十几辆大车都已装好，明天早上就出发”。朱大队副听完情况和刘桂阳商量了一下，认为这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当即和驻在附近的一地区队队长赖金池取得联系，经过研究，认为歼灭这股敌人比较有把握，一来，虽然他们武器好，但都是一些学生兵，没打过仗，从以前与他们的较量来看，是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二来，五百多敌人同时撤离据点，队伍一定拉得很长，指挥不便，乃是兵家一大忌。最后决定这次战斗由赖金池统一指挥，他将各部做了部署：齐济县大队三个小队在小杨沟至胡家一带、大太平至县城的大道两侧埋伏，打击敌人的前部；一地区队一、二、四连埋伏在傅家北、岳德庄南的大道两侧，打敌的中部和指挥机关；由一地区队高子桂政委率地区队三连埋伏在大太平附近，截断敌人的后路；另外，县大队抽一个班和四区区队埋伏在岳德庄北边的徒骇河大堤上，以防止敌人北逃，并监视夏口据点的敌人。
  部署完毕后，县大队急忙吃过晚饭，由朱大队副率领，急行军来到石家庄的一个场院里。他给各小队长布置了战斗任务，并说：“这次战斗，我们是负责打敌人先头部队的，必须等后边打响后，我们才能开火，要遵守纪律，不许暴露目标”。他还讲到“要给战士们讲清楚，不要有畏惧心理，这帮鬼崽子穿得虽然好，其实是一些饭桶。我们要敢打敢拚，要旗开得胜。”晚八点左右，部队离开石家，往南转了个大圈，迅速往北，一路小跑来到小杨沟集结待命。
  半夜之后，我军各部队悄悄地进入伏击阵地。这时节是农历六月，高粱刚遮过人头，这天天气又格外闷热。为了打好这一仗，部队隐蔽在青纱帐里，忍受着蚊虫叮咬和潮湿。象雄狮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天刚亮时，我侦察员全部化装成干农活的农民，有锄地割草的，有挑担走路的，一个个密切注视着西边的动静。九点左右，侦察员向朱大队副报告：“敌人开始行动了。”朱大队副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这时只见敌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象蚂蚁似的离开了据点。走在最前面的是由四个骑兵组成的侦察小队，后边跟着约三十多个人的先头部队。再后边是大部队，四、五十辆大车满拉着物资和指挥部夹在中间。从行军队形和出发前的准备上看，这伙敌人确实是一群娃娃兵，既缺乏军事常识，又毫无戒备，五百多人的队伍前后拖了有四、五华里长。当先头部队被放过以后，敌人以为平安无事，便大摇大摆地向东行进。
  上午十点，大太平据点方向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朱大队副站起来一挥手枪，喊了声“冲啊！”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如猛虎下山冲了上去。“冲啊！”“缴枪不杀！”喊声和枪声连成一片。毫无警惕的敌人，从未见过战斗场面，哪里还敢抵抗，一个个地跪在地上缴枪求饶。敌营长孙继元，见我军四面八方地涌来，还想反击。但由于队伍拉的太长，指挥已经失灵，便仓忙跳下马来，跑到一辆大车边，组织了一部分人，以大车为依托，负隅顽抗，结果当场被我击毙。敌人群龙无首、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抵抗力，五百多敌人不到一小时，便都当了俘。仅县大队就缴获机枪三挺，步枪一百余支、子弹、手榴弹若干。有四十余名俘虏补充到县大队。一地区队共缴获机枪十余挺，步枪三百余支，马匹、其它军用物资若干。
  这次战斗，我军以较小的代价，全歼与我兵力不相上下的敌人，震慑了齐、济一带的日伪，大振了我军的士气。从此，齐济一带的抗日形势开始好转，扭转了前一时期的被动局面。齐济县大队首战告捷，站稳了脚跟，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勇敢突围 绝处逢生
  日寇于一九四三年秋季纠集了驻齐河、济阳、临邑、禹城、济南的日伪军三千余人，对我二分区又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他们还是采用惯用的拉网战术，妄图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消灭刚刚建立的齐济县大队。齐济县大队和其他兄弟部队在敌人的四面围困下，机智勇敢地和敌人周旋在鲁北平原上，彻底粉碎了日寇的扫荡。
  一九四三年十月初，齐济县大队由白桥回江店。当天，侦察员报告：周围据点里的敌人调动频繁，有增多的趋势；在旧济商公路上，发现不少新汽车胎印。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可能有重大行动。为了摆脱敌人，部队急忙赶到江店稍事休息。第二天天还未亮，就继续往西行军。天亮时到达了临邑王葛村，这时，在北边响起了轰轰的炮声，看样子有鬼子活动。部队立即紧急集合，从鲁家〓着冰冷的河水过了徒孩河，向南转移。中午，从济南方向来的鬼子伙同张宝屯据点的伪军，向县大队扑来，炮声越来越近，日寇停在公路上的几十辆汽车远远可见。部队决定再往东转移。下午三时左右，部队来到三区冯井子大洼里。这个地方四周是一片开阔地，很少有庄稼，前后的村庄稀疏，一眼能看出七、八里路远。这时，从太平庄方向来了一些逃难的群众，说东面也来了不少鬼子。显然，部队已被敌人围在中间，若不能在敌军合拢包围圈之前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朱大队副站在一个小坟
  头上往四处观察了一下，发现东南角上是两股敌人的结合部。他和刘桂阳商量了一下，决定从那里突围。县政府和县委工作人员由王仲民负责。朱大队副从各小队抽调了四十名战斗骨于，组成了一支敢死队，集中了县大队所有的机枪，一挺机枪配两个射手，由二小队一班赵班长率领，在前开路突围。赵班长身材高大魁梧，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他接到突围命令后，率先端起机枪向敌人冲去。炮声隆隆，硝烟四起，县大队和县政府县委的所有人马，在十几挺机枪的掩护下，向东南冲去。敌人见了这情景，也不敢靠近，只是在远处打炮，西面的鬼子从西南往东北打，东边的鬼子则从东北往西南打，炮弹从我县大队和工作人员的头顶飞过去，却在两边敌人的阵地前爆炸了，两边的敌人死伤了一些，却搞不清是谁打得炮。等他们弄清之后，县大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他们只好背着尸体，狼狈地滚回据点。
  部队冲出包围之后，直往东南，在坡堰子附近与独立大队汇合，稍微休整了一下后，两支部队一起转移到青宁一带，这次突围，我们基本上没有损失和伤亡，只是齐济县委书记王仲民和敌工部部长刘××妥协失踪。
  日寇的“六十里”扫荡被粉碎之后，一方面对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利用特务搜集我军情报，寻找我军的驻地，妄图报复我们。冯井子突围之后，在伪新民晚报社工作的关××来到三区逯家。这时，分区一地区队、齐济县县大队、分区回民大队和齐济县政府，都住在这里。因关××是冀鲁边军区敌工部向济南派遣的地下工作人员，以前常到部队上来联系，所以，这次谁对他也没有警惕。有一天，关××向赖金池和李聚伍县长说：“部队上还缺什么东西，明天我就回济南，若买东西我可以办到。”当时，分区的电台有些故障，缺少电器元件，赖大队长让关给弄些电台的零件。关说：“电台零件是禁运物品，敌人查得很紧，必须让部队去人接，要不然是送不出来的”。并问零件要送往什么地方。当时，赖大队长告诉他：“过几天部队驻盐店于家，在那里等你。”谁知，关××是打入我地下工作人员中的日本特务，他一回到济南，就向日特机关报告了这一情况，结果发生了部队在盐店于家的一次恶战。
  十月下旬的一天，地区队、齐济县大队和回民大队驻进盐店于家。天刚亮，哨兵就发现敌情：一千多日伪军将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村西边和北面全部是日军，东面是伪军。凶恶的敌人，头顶钢盔，端着刺刀闪闪的步枪，慢慢地向村子扑来。这个村有个土围子，有东、西两个大门，一条不宽的街道。得知被敌人包围后，赖大队长采纳了朱宝承的意见，和日寇近战，出其不意，冲出西门，再往东南突围。这时，赖大队长手握短枪，心情很沉重，他命令各部队在日寇未靠近土围子之前，紧闭寨门，不准暴露目标。部队埋伏在小街的两侧，南边是一地区队和齐济县大队，北面是回民支队和路有水（路虎子）率领的八大队。鬼子一步步地靠近寨门，到了门口时还没听到枪响，以为八路军还在熟睡，便放开胆子，踢开寨门直往村里冲。大门刚刚打开，只见赖大队长一枪，把一个端枪的鬼子撩倒。刹时，我们的四支队伍象洪流似地冲了出去。鬼子被这突然行动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埋伏在村外的敌人见八路军冲了出来，十几挺机枪立即开火，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与敌人展开激战。一地区队在连长张念勺的带领下冲在前边，为后面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齐济县大队在朱大队副的带领下，向敌人侧翼发起佯攻，以分散敌人的火力。我军战士，前边的倒下了，后边的跟上去，苦战三个多小时，部队终于从东南角突围而出。突围中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以重创，日寇往济南运送的尸体就有一百多具。但是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突围中一地区队车修谋和一连指导员等三十三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齐济县县长李聚五同志曾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他在纪念这些烈士们的碑文中写道：“我主力部队不避艰险，不怕锋锐，与日寇在此作殊死战斗。战场中英勇壮志震天震地；赤心钢胆，结成铁城；猛打猛冲，给鬼子一迎头重创。这场战斗后，日寇未敢轻于由此入境，敌人昔日的往来大道成我今日南部的虎门关。先烈的牺牲直接威胁和打击了敌伪的疯狂，并奠定了一九四四年周姑寺、孙耿、表白寺据点顺利克服的基础”。
  这次战斗之后，日寇对我军作战勇敢的精神感到惊讶和恐惧，就连侵华日寇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驻济南的头子小林也承认“他们是真正的勇士。”周围的伪军则整日龟缩在据点里，在没有日寇战的情况下，不敢离开据点。
  县大队突围后直插青宁一带。休整了一个时期之后，于十一月在李聚五县长和朱大队副的率领下，配合分区主力部队拔掉了夏口据点，缴枪百余支。紧接着攻打张宝屯据点，消灭聂胡子（聂宜增）所属的部队二百余人，遗憾的是，匪首聂胡子在鬼子的接应下，带着一部分人和他三岁的儿子逃跑了，后来在日寇庇护下又在张宝屯重新安了据点。
  一九四三年的夏季，县大队在朱大队副的率领下，在三区勺子李附近与济南来抢粮的日军发生一场激战，将六十余名鬼子围困在一片青纱帐里，使这伙鬼子一天没吃没喝，本来准备晚上吃掉它，结果鬼子利用夜色掩护，钻了空子逃跑了。在追击中消灭了七、八个鬼子，并俘虏一名，缴“三八”式步枪五支。
  齐济县大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与日伪大小战斗十几次，与主力部队一起消灭敌人千余名。县大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二分区的一支生力军。
  五、三擒李文华
  随着抗日形势的进展，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决定将清河行政区与冀鲁边行政区合并为渤海行政区，建立渤海行署、区党委和军区，下辖四个专署、地委、军分区。济阳、齐河的党、政、军分属二专署、二地委和二军分区。根据形势的需要，行署于一月下旬撤消了齐济县，恢复了济阳县，建立了齐临县。济阳县县委书记由二地委组织部部长李萍（于梅仙）兼任，并兼任济阳县大队政委，二专署秘书主任王其元调任济阳县长兼县大队队长。县大队仍辖三个小队，原齐济县大队一、二小队保持原建制，改为济阳县大队一、二小队（原齐济县大队三小队改编为齐临县大队），原临邑县大队改编为济阳县大队三小队。县大队副仍是朱宝承，刘桂阳仍任副政委，原临邑县大队政委韩瑞峰任济阳县大队组织干事。各小队干部是：一小队队长杜鑫三，副队长毕成义，政委赵元洪（因一、三小队为主力小队、设政委）；二小队队长高洪凡，副队长王子贞，指导员李延喜，副指导员李建民；三小队队长王××，政委韩瑞峰兼任。
  一九四四年济阳的形势基本上是二、三、四、五区已成为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六、七、八区还是由敌伪控制。根据这一形势，县委的方针是：巩固西北地区，逐步向东发展。根据县委这一方针，县大队在群众的支持和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武装斗争。在济阳这块土地上绘出了一幅幅壮丽的战斗画卷。
  一月，济南日寇准备搞到部分粮食运往前线。二分区指示县大队密切注意敌人的抢粮行动，对济南敌伪进行经济封锁。日伪为了筹集粮食，二月十一日，刚过完春节，由伪山东省警备大队长刘敬德和副大队长李华亲自带领六百余伪军，到我县孙耿一带抢粮。豺狼似的伪军，窜入村庄，翻箱倒柜，捉鸡逮鸭。仅六天时间，就抢去群众的粮食四十余车，存放在孙耿据点内。准备用大车拉到济阳城，再用汽车运往济南。十六日傍晚，县大队侦察班两名战士，通过孙耿据点内的关系将这情况了解清楚后，马上向朱大队副做了报告。朱宝承当即决定夺回这批粮食，不能让群众受到损失。十七日凌晨，从一、二小队挑选了一百二十五名战士，组成了一支战斗分队，每人配发了二十发子弹，并装备了两挺机枪和两个掷弹筒，在朱大队副的带领下，冒着小雪，从傅家出发，直插济孙公路。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将三个班埋伏在邓霍二庄附近的一个洼地里，在正面阻击敌人。另有两个班在赵元洪的率领下悄悄地隐蔽在离孙耿据点四五里远的一片松林里，以便截断伪军的后路。其余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坟地里。
  上午十时左右，伪警备大队的正、副队长率领五十余名伪军，押着四十多辆运粮大车，进入县大队的伏击圈。只见敌人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横躺竖歪地躺在大车上，嘴里叨着烟卷，悠然自得。副大队长李文华骑着一匹枣红马，足登皮靴，身挂指挥刀，神气十足，边走边唱：“天上大雪纷纷扬，卧龙山下来了我刘关张……”下句还没出口，只听见枪声、喊杀声顿时震耳欲聋。县大队的战士们一齐冲过来。面对这出其不意地打击，伪军立即乱成一团，死的死，逃的逃，有的干脆缴枪投。刘敬德见事不妙，趴在一个土坎下一动不动。李文华急忙下马钻进一辆大车下面，龟缩成一团。这时，平棚店伪军头子卢万五带领十几个人，骑着高头大马，正来接应他的上司，忽听到枪响，知道出了事，还没来得及往回跑，被县大队截住，一枪没发，全部乖乖地做了俘虏。这次伏击战，前后共用了一个多小时，生俘省警备大队长、副大队长等四十余人，毙敌七人，缴枪五十余支，全部截获了四十多车粮食，而我县大队无一伤亡。孙耿据点的敌人慑于我军的威力，也未敢增援。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押着俘虏赶着大车，来到勺子李家，将夺回的粮食交给县政府重新分给了群众。刘敬德和李文华被关在一个老乡家的小南屋里，脸色土黄，偎在一个土炕上，拚命的吸着大烟。一会儿，朱大队副进屋去，刘敬德假装镇静，摸了一下嘴边的小胡子，起身说到：“久仰大名，贵军作战，英勇强悍，大队长用兵如神，兄弟我佩服！”朱宝承正色道：“八路军兴义师、锄奸逆、灭倭贼，伸民族正气。你等卖国求荣，甘当东洋人的走狗，这是必然的下场！”李文华在旁插话说：“我等败兵之将，不敢烦劳官长，但有一事相求，还望大队长给济南家人带个口信，准备料理我们的后事。”朱宝承一笑说：“你们不用害怕，八路军不杀俘虏，今天就放你们回去。不过得有两个条件，第一，枪支弹药留下；第二，日寇侵略我国，杀戮我同胞，践踏我山河，望你二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继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应多干点好事，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刘、李二人听说不杀他们，开始有点不信，刘敬德还执意让快点枪毙他，后来在朱大队副的教育下，才信八路军不杀俘虏的政策是千真万确的。傍晚，将刘、李二人放了回去，这是在勺子李一擒李文华。
  二擒李文华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月中旬，县大队配合分区主力部队，由分区司令员龙书金，政委曾旭清指挥，向日伪发动夏季攻势，连克曲堤、仁风、白桥三据点。九月，主力部队开进商河，县大队回师西进攻打徒骇河边的林家桥据点（商河县）据点的敌人闻风而逃，县大队不废一枪一弹拔掉了林家桥据点。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战士们正和群众一起拆毁据点，侦察员孙永福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向朱宝承报告：济惠公路上发现三部汽车，有十几个鬼子和约一连伪军。朱宝承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消灭这帮敌人比较有把握，果断地下令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济惠公路是济南经商河到惠民的主要通道，由于多年失修，道路坑坑洼洼。时逢初秋，道路两边的豆子已有半米多高，徒骇河大堤上蒿草遍地。四周都有青纱帐，是一个理想的伏击点。朱大队副将埋伏地点选在魏家铺西南角的公路两侧，由一、三小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豆子地里，二小队隐蔽在公路东侧，等战斗打响后，迂回敌后，实施包抄。另外，由各小队挑选了二十余名骨干，和警卫班一起组成三个突击小组，做为预备队。四区区队在林桥北岸一带埋伏，负责阻击刘家营据点的来援之敌。
  中午过后，远处传来嗡嗡的汽车引擎声，三部旧老爷车在蒙蒙的小雨中向北驶来。车上坐着日寇派驻鲁北武定道（今惠民地区）十三县的顾问和惠民道尹。前边由伪省警备大队副大队长李文华带领的约一连人开路，后边有伪军张子谦残部的百十人护送。李文华这次执行护送任务，提心吊胆，在马上四处窥望，生怕遇上八路军的伏击，加之道路难走，前进速度缓慢。
  下午三时左右，敌人进入伏击圈，朱宝承一声令下，枪声四起，猛烈的火力喷向敌人。李文华一见遇到埋伏，情知不妙，也顾不上日本顾问了，带上一部分人就往刘营子方向溃逃，刚到魏家铺村头，被一小队的火力压住，只好退缩到一个干涸的湾里，负隅顽抗。朱宝承见又是李文华，便大声喊道：“李文华，我是朱宝承，你听说过诸葛亮七擒孟获没有，快缴枪吧！李文华躲在一片芦苇里，听到是朱宝承的喊话，便命令部下停止了抵抗，并大声喊道：“我是李文华，马上缴枪！”话音刚落，只见一支支的枪从湾里扔了出来，李文华最后举着双手，又一次做了俘虏。
  这场战斗最激烈的是打汽车上的十几个鬼子。他们听到枪声之后，急忙跳下车，以车轮为依托仓促应战。在我猛烈的攻势下，鬼子难以招架，连滚带爬地钻进路边的豆子地里，趴在里面一动不动，双方开始对峙。二小队队长高洪凡跑到朱宝承跟前说：
  “鬼子不出来，怎么办？”朱宝承命令道，“通知各小队缩小包围圈，不能放走一个敌人！”这时，十几个鬼子在豆子地里也沉不住气了，突然站了起来，展开班横队，以“武士道”的亡命精神，哇哇地叫着，向北面冲去，妄图以攻为退。
  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鬼子虽拼死抵抗，但终抵不住我们的火力围歼，十七个鬼子除三名（二男一女）被俘外，其余被击毙。县大队缴获汽车三部，一部装的章丘土造机枪和步枪，一部装的白兰地酒、香烟、布鞋等物品，及未开封的手枪两箱，望远镜两具。
  负责护送的张子谦部，在战斗刚刚打响时，便丢下其主子往回逃窜，如惊弓之鸟，他们是再也不敢和县大队较量了。
  打扫完战场后，朱宝承走到李文华跟前说道：“李大队副，汉奸饭你是吃定了？”李文华解释说：“家属孩子都在府里，干汉奸是不得已，只是混口饭吃，我每次遇见你们都给带这么多枪来。以后再碰上八路军，我绝不抵抗，立刻缴枪。”朱宝承听了心里好笑。由于李文华平日罪恶不大，部队在往刘万陀家转移时，第二次放走了李文华。
  李文华第三次被俘，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刚投降不久，济、商各地伪军头子都龟缩到商河城里做最后的挣扎，李文华也被困在城里。济阳县大队升级为独立营后，其主力配合清河分区合击翟毓蔚，我县大队一部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商河城时，又将李文华擒获，后交给分区处理。
  这个汉奸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被我县大队三次擒获，一时被传为佳话。
  六、中立杨团 争取卢团
  济阳县大队对各伪军团体，一向是根据其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的。对那些与我党我军不为死敌，顾及自己的后路的，尽量与它互不侵犯，使其保持中立，视其将来发展的趋向再做处理。对那些尚未完全泯灭民族大义，并不十分敌视我们的，即尽量争取，使其能幡然悔悟，弃暗投明，走上抗日的道路。只有对那些死心塌地、甘当日本走狗，敌视我党我军，一味残害人民群众的，才给予严厉打击，毫不留情。前二者如对杨明章团、卢万五团，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杨明章团盘踞在我县南二区（即今天的崔寨、青宁乡一带，原为历城县地），受编于章丘的土顽翟毓蔚部，约三百多人。杨明章本人学生出身，头脑比一般土顽头子较开明些，他审时度势不敢与我军做死对头。1943年10月，我地区队与县大队由盐店于家突围后，直插青宁一带。杨明章慑于我军的威名，没有与县大队正面冲突，只派出零星人马进行骚扰。结果被县大队迎头痛击了一下，俘其三十余人，缴其二十余条步枪，然后把人、枪又归还了他。1944年2月，县大队在勺子李消灭日伪抢粮队后，杨明章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想借助我县大队的力量以与其他土顽抗衡，便主动向县大队联系，要求建立友邻关系。县大队根据杨团的情况及当时的形势，为了少树敌，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日寇与铁杆汉奸，即决定与他建立统战关系。使他尽量保持中立，等时机成熟时，再改造这支部队。为达到这个目的，朱宝承决定亲自去做杨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朱宝承和县政府教育科长王春华来到崔寨附近黄狗庄，按约定在一个中药铺里和杨见了面。为防止意外，从县大队挑选了二十多名班长以上的战斗骨干，全部使用短枪，负责保护。王启元县长和副政委刘挂阳带县大队主力在离黄狗庄七、八里路远的地方集结，以防万一。
  朱宝承和王春华二人来到药铺前，杨明章身着中山装已在门口迎接，三人寒喧几句后，一起来到后院。只见大院里杨的卫兵三十余人列队站在院里，双手提着盒子枪，两挺机枪架在一张方桌上，十分威风。朱宝承和王春华从容地走进客厅后，向扬明章质问道：“你的部队好威风，看来我们是赴鸿门宴来了。”杨很尴尬，假装不知，喝退了卫兵。随后，杨明章给朱宝承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关向应是同学，“七·七”事变后还到过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过，后回家从事抗日工作。现在的灰色面目是不得已，希望从政治上多指教等。朱宝承知道他是一个言左而行右的两面派，为了顾全大局，并不揭穿他的自我标榜，便向杨提出改造他的军队的意见。杨明章借口改造部队需要时间等理由，不肯明确答复。后朱宝承又提出建立友邻关系，他必须答应三个条件：第一，县大队在南二区活动，杨我两面部互不攻击；第二，不许迫害我抗日家属；第三，允许我侦察员在杨的辖区活动，不准干涉。对以上三个条件，杨都满口答应，只是要求我方在杨区的活动方式要灵活一些，三人谈了一个下午，基本上还算融洽顺利。杨答应了保持中立的建议。
  到了晚上，这个平时花天酒地的公子，端上一盘又干又冷的火烧当晚饭，还口称“抗战期间，生活艰苦”。朱宝承二人并不在意，心里却想，这家伙还真会装蒜。晚上十点左右，杨突然提出：“你们枪支弹药足不足？”为表诚意，特给你们准备了点枪支弹药。”朱宝承心想，我们的弹药的确缺乏，但这家伙是试探还是真给还不清楚，便说：“我们县大队子弹多得是，打没了就到分区去领。既然贵军一片诚意，我们怎好拒绝，过几天请把它送到武大庄我县府交通站怎么样？”杨满口答应。几天后，杨履行了诺言。十一点左右，谈判结束，朱宝承和王科长回到了县大队，同志们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见他们回来了才松了一口气。
  通过黄狗庄的谈判，基本上稳住了杨明章，使县大队腾出力量往东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待到解放战争时期，杨团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我军才给予严厉打击。杨明章南逃，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在济阳二区平棚店，有一个伪团，约一百五十余人，其头目是本街的卢万五。这个团是由卢万五一手发展起来的，其成份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农民，在日寇侵占济阳不久，便投降了日寇，在平棚店安了据点。这支土杂武装，战斗力较弱，受其它杂团的排挤。在对我军关系上，由于惧怕八路军的威力，加之卢万五和县大队副朱宝承是街坊，两人过去比较友好，所以，对我县大队开辟济阳工作基本上妨碍不大，甚至有时还通过关系暗地里卖给县大队一些弹药，在日寇集中力量扫荡时，也曾保护过我抗日家属。县大队对待卢团的态度也非常明朗，只要不影响县大队的行动和抗日工作，尽量保持缓和气氛，在适当时机争取该部反正。
  一九四四年七月，县大队在二区一带活动，平棚店伪军教练王占鳌派人秘密地给朱宝承送来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说：伪军准备撤掉平棚店据点，将其守军全部撤到县城。卢万五去济南看病还未回来，据点由他侄子卢代彬负责。王教练还表示他准备和县大队里应外合，争取卢团反正抗日。王教练是二区张稷若村人，当时有五十岁左右，行伍出身，“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家乡，受卢万五邀请做了卢团的军事教练。后因与卢万五在兵权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矛盾，失去卢的信任。前些日子，在邓霍二庄被我县大队俘虏时受过我军教育，思想有了变化。
  朱宝承接到王教练的信后，与王其元县长、刘桂阳政委商量了一下，认为争取卢团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一，有王教练做内应；第二，外部有我强大的军事压力；第三，伪军都不愿离开二区到县城去给鬼子卖命，对卢万五叔侄二人产生不满情绪；第四，卢万五不在据点，其侄卢代彬老实厚道，在带兵打仗方面毫无主见。根据上述条件，敦促卢团起义有很大的可能，如若不成，就趁机拔掉这个据点。
  第二天，朱宝承带领队伍包围了据点，七八挺机枪对准了据点，做出了一个打据点的架势。据点里的伪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县大队抓住时机向据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七、八个战士轮番喊话：“弟兄们！我们是八路军县大队，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达头了。你们不要再给鬼子卖命啦！朱大队副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要不然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了！……”。战士们七嘴八舌，有理有力。伪军们听了大多数主张反正，和八路一起干，个别胆小怕事的，怕鬼子报复，左右为难。卢代彬这时，心里矛盾重重，起义吧，不知结果怎样，不起义后果更不堪设想。他思来想去、讨价还价，还想磨时间。这样拖到下午五点左右，朱大队副托人捎信将卢代彬和王教练叫出据点。一见面，朱大队副开门见山地对卢代彬说：“给鬼子干事没有好结果，代彬，你是中国人，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可不能执迷不悟啊！”卢代彬说：“振熹叔，我知道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深得人心，可我叔父不在，我就拉走队伍，对不住我叔父。”朱宝承说：“那你对得住你的乡亲吗？至于你叔父的工作我去做”。但卢代彬还犹豫不决，并以“事关重大，得回去和弟兄们商量一下的理由借口推诿。朱宝承直截了当地说：“不用了，你若不同意将部队带出来，我马上命令攻你的据点！”这时王教练在旁插话道：“代彬还是深明大义的，早有抗日愿望，只是苦无良机，今日振熹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我们理当响应才是”。这样，一打一拉，通过几小时的说服教育，晚上九点左右，卢代彬终于决定率部起义。事成后，由县政府动员附近群众将储存在据点的武器弹药及其它物资连夜运出，并将据点拆掉。
  平棚店据点起义后，经分区同意将该部编为济阳县大队特务队，对外称二中队，卢代彬任队长，王占鳌任副队长，分区派马连魁同志任该队指导员。通过整编教育，这些同志在以后的战斗中表现很好，特别是在时隔不久的坡杨家战斗中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后来，有许多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县大队的战斗骨干。但也有一小部分人经不起考验，吃不了苦，便开了小差。卢万五本人在济南听说后，改行从商，再也没有回来，直到解放后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争取平棚店伪军起义，是县大队在抗日期间瓦解敌军的成功战例，对周围据点的伪军震动很大，军心动摇，惶惶不不可终日，为拔除其它据点起了很好的作用。
  七、归仁镇遭遇战
  归仁镇位于惠民县南部，临近黄河，离清河镇十几里路。当时，归仁镇码头与清河镇码头是渤海军分区与清河军区联系的两处交通要津，也是渤海军区机关与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是一个战略要地。一九四四年四月，渤海军区为确保黄河两岸的联系，要求二分区在济、惠一带建立一片较巩固的根据地。为此，我县大队在分区独立大队的配合下，开始有计划地往东发展，逐渐开辟济阳东部敌占区。
  四月县大队一、二小队和分区独立一大队，在分区副司令员兼独立一大队队长赖金池的率领下。进入惠民大年陈一带，所到之处的土匪汉奸闻风而逃。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好转，部队首次白天在敌占区大规模行军，沿黄河大堤向东行进。在离归仁镇不远时，侦察员向赖司令报告：“码头附近有支部队刚刚过河，正在河边集结，大约有二百人左右。”这一带是土顽刘景良的地盘，根据判断，认为这二百多人的武装可能是刘景良部。分区首长便命令独立大队的两个连和县大队两个小队分为两路，沿黄河大堤向敌人发起攻击。
  下午一点左右，战斗打响。按分区首长的布置，独立大队正面进攻敌人，县大队负责从侧翼迂回，对敌实行夹击。但部队行进到离归仁镇不远的一片开阔地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的袭击。敌人的迫击炮、掷弹筒和机枪拼命地向我军打来。这时，正值初春，二百多米的开阔地，毫无庄稼掩护，整个部队暴露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二小队指导员李延喜等一些同志当场牺牲了。在强大的阻击火力面前，进攻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独立大队抢占了大堤北侧的一个土台，县大队则占据大堤斜口处的一片松林旁的土丘。两支部队呈人字形摆开，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沿着大堤不断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这时首长们才知道原来对方不是刘景良部，而是二百多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士们毫不畏惧，英勇作战，打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使敌人未能前进一步。分区指挥所设在一个小树林里，敌人的炮弹不断向指挥所打来，炸得尘土四起，树枝嚓嚓乱响。在这严峻的情况下，为使部队少受损失，赖司令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迅速向黄河东岸转移。由于敌人封锁很严，县大队上去传令的三个通讯员全部牺牲在途中。最后由王家才和路传宝二人，机智地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来到二小队阵地，找到高洪凡队长。县大队二小队阵地前打得最残酷，战士们见牺牲了许多战友，都打红了眼，不愿后撤。二班副班长王××跃出阵地，只身冲上前去，从一个鬼子手里夺来一支三八式步枪。在铁的纪律面前，战士们只好奉命撤退，在独立大队三连的掩护下，前沿部队迅速离开阵地，部队蹚过黄河，转移到高青县史家一带，将伤员护送到清河军区。当天夜里，由刘桂阳率一小队回到战场，收埋牺牲的同志，其余回到济阳三区休整。一个时期过后，县大队又回到这一地区活动，在埋葬同志们的地方堆起了许多土堆，以悼念牺牲的战友。
  这次战斗，虽然牺牲了三十余名同志，但是，敌人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从当地群众丢失的门板看，敌人死伤七、八十人左右（敌人用门板做担架抬运尸体和伤员）。这一地区的群众，原对我军不太了解，通过这场战斗，群众认清了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当地顽匪汉奸提起济阳县大队则是谈虎色变，使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局面迅速打开。从此，县大队加强了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处处打击日伪汉奸，不断取得胜利，使这一地区的局面迅速好转。秋季攻势后，渤海行署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三边县抗日政权。
  八、夜袭孙家庵
  孙家庵是济阳、商河、临邑三县交界处的一个集镇，当时孙家庵、孟家寺一带隶属济阳北二区。日寇侵占临邑后，在此安了据点，一九四三年春天被我主力部队拔掉。年底，商河伪军田秃子带领百余名匪徒在此重新安了据点。这一带既是三县交界处，又是我济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腹地。这里的区抗日政权常常受到这帮匪徒的骚扰，我工作人员和附近各村的抗日识极分子也常遭到他们的杀害。他们驻进据点后，四处抢劫，为非作歹，特别是在集市和庙会上，狗仗人势，个个歪戴帽子斜背枪，乱抢乱拿群众的东西，稍不称心就打。看见年轻妇女便恣意调戏，就连大庙尼姑院的尼姑，也常遭这帮家伙的凌辱。当地群众对这些作恶多端的东西无不恨之入骨。
  一九四四年四月，县大队准备拔掉这个据点。一天晚上，部队悄悄地从三区傅家出发，拂晓前到四区薜家坊子。驻下之后，立即封锁消息，派出侦察人员监视大庄据点和孙家庵据点敌人的动静。下午，太阳刚刚落山，部队迅速北去，将孙家庵据点围住。据点设在村子的东南角，四周设有围墙和防护沟，由一个主炮楼和几个火力点组成。在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也算得上易守难攻。
  天黑时，战士们开始向敌喊话，同时，爆破小组积极挖掘战壕，从一家一户的墙上挖开窟窿，作为接近据点的通道。为了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喊话的同志与敌人展开了舌战，大声喊道：“伪军弟兄们，快缴枪投降吧！八路军优待俘虏，再不投降，就请你们坐土飞机啦！”这些敌人不知坐土飞机的含意，还得意洋洋地答道：“土八路，快派飞机来吧！我们正想坐一坐，尝尝是个什么滋味呢！”过了一段时间，一小队队长杜鑫三向朱大队副报告：“通道已经打通，可以进行爆破”。朱宝承遂即命令机枪掩护，向敌发起进攻。只见爆破组在二小队一班周班长的带领下，冒着枪林弹雨冲到主炮楼下边，一声巨响，炮楼被震得摇摇晃晃，但没有倒塌，只炸开了一个大洞。吓得敌人惊惶失措，在里面哇哇直叫。爆破组见炮楼没倒又在烟雾的掩护下，将第二个炸药包塞进洞内。过了一会，没有爆炸。周班长带两个战士再次点燃时，被敌人的机枪打中，三位同志当场牺牲。由于敌人发现了我们的爆破通道，加强了火力封锁，使爆破受阻。双方互打冷枪，对峙了一阵子，敌人想死守待援。只听到炮楼里田秃子的叫骂声，他一边骂娘，一边逼着伪军抵抗。深夜一时左右，部队见敌人死不投降，准备发起强攻。这时，东北方向传来枪声，朱大队副料知是商河增援的敌人到了，命令一小队去阻击敌人。据点的敌人趁我部队运动时，借着地形熟悉和夜色的掩护，从据点里冲了出来，象只受伤的野兽，拚命逃窜。结果被我一阵排子枪又给顶了回去，龟缩到据点里不敢露头。
  第二天天快亮时，商河增援的敌人越来越多，还有几十个鬼子，为了不与强敌纠缠，部队随即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是县大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攻坚战，由于缺乏攻坚经验，没能完全消灭据点里的敌人。一小队队长杜鑫三也在阻击敌人时被流弹打中当场牺牲。但敌人迫于县大队的威力，也不敢在此久住下去，当天下午就狼狈地撤回商河县城。孙家庵据点被拔掉之后，使济、商、临一带游击区连结起来，成为我县一块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九、发明“土坦克”巧攻牛王店
  牛王店位于垛石桥西六、七里处的徒骇河北岸，东面是济临公路，南扼徒孩河大堤。当时，徒骇河大堤是济阳通往禹城的唯一通道。一九四四年六月，敌人迫于形势，撤走了罗家码头据点，将其一百多伪军全部移进牛王店，在牛王店村与大堤之间的平地里安了据点，与垛石桥据点遥相呼应。当时，据点还未建成，临时在据点中心搭了个草棚，围着据点挖了一道约五米深、八米宽的深沟。沿沟内的围墙刚刚修了一米多高，几处火力点还未修好。显然，这时的据点极易攻克。朱宝承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利用此时的有利时机，在这个毒瘤没长成之前，尽快铲除它。
  麦收刚过，县大队在老开河一带住下后，一天晚上，朱宝承把五区区队副戈茂成找来说：“今晚给你个任务，你到牛王店侦察一下情况，看敌人是住在据点还是住在村里”。并要求，不准暴露目标，防止打草惊蛇。
  当夜，戈茂成率五个战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蹚过徒骇河，来到据点附近。他们匍匐前进，为保持联系，后边的战士摸着前面战士的脚。来到据点的沟边上，屏住呼吸，细听据点的动静。只听几个站岗的伪军诓诈地喊叫：“什么人，我看见你了，老子开枪了！”枪拴被拉得哗哗响了一阵子，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看样子敌人在据点里。”戈对旁边的战士轻轻讲了一句。尔后，又摸黑到了牛王店村里，见各家各户没动静，便连夜回来将情况报告给朱宝承。
  深夜两点左右部队开始出发，在拂晓前，朱宝承带领县大队占领了牛王店村。为消灭垛石增援之敌，由政委刘桂阳率二小队进驻范家，三小队一部进驻沙窝村，沿徒骇河两岸阻击敌人。其余部队由朱宝承指挥包围了据点。天亮时，刚刚从梦中醒来的一班伪军到村里找民工修工事，刚出据点就被一小队的战士缴了械。据点的敌人发觉后，一边急忙胡乱开枪，一边向垛石桥的鬼子求援。
  开始，朱宝承命县大队对据点之敌围而不打，意在打援。下午三时左右，垛石伪军和十几个鬼子伙同从城里来的九个鬼子一起前来增援，正在过河之际，被埋伏在两岸的二、三小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伪军见势不好，掉头就往回跑，只剩下二十几个鬼子拼命顽抗。战士们猛打猛冲，冲在前边的战士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鬼子不敢恋战，胡乱放了一个掷弹筒，收起机枪，背起被打死的八、九具尸体，逃回据点。从城里来的九个鬼子，死了四个，剩下的人开车回县城，慌乱之中，在肖家附近连人带车翻下大堤，又摔死三名。
  第二天，朱宝承指挥用他发明的“土坦克”沿河堤接近据点。所谓“土坦克”是在一个大车上边安上一个架子，挂上浸透了水的三条棉被，把战士掩藏在被子后边，另有战士推动大车前进，冒着敌人的火力冲锋。“土坦克”造就之后，首先由一小队两名战士推着大车，由副排长王××在被子后边监视。离据点百十米处时敌人射来的子弹穿透了棉被，击中了王排长的前胸，当场牺牲。又换上四班长，结果同样，便暂停进攻。
  朱宝承回到村里，经过和刘桂阳研究，就在被子后边又加了一层砖，先用枪试验了几下，完全打不透了。下午，战士们推着新试制的“土坦克”慢慢地接近据点，在离据点不足五十米处的大堤上停下，无论敌人怎样打枪，我无一人伤亡。敌人吓坏了。晚间，朱宝承亲自指挥战士们连夜挖了一条掩身沟，直通河堤的“土坦克”处，并将土坯和砖块运到河堤上，很快筑起了一道居高临下的土墙，架起四挺机枪瞄准了敌人。
  到了第三天，顽固的敌人还想死守待援。朱宝承对拔掉这个据点很有把握，只是为了节省弹药和减少伤亡才不强攻。他命令部队只围不打，迫使据点之敌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投降。中午过后，朱宝承到大堤上向敌喊话：“老张，快缴枪，再不投降就不客气了！”据点里的头目张震，外号叫张胡子，是个老牌汉奸，听到喊话后还想顽抗，这时，据点内有个兵痞大声喊道：“把老子快要饿死了，你们不投降我投降！”说完，将枪扔出围墙外边。其它伪军见状，也一个个地跟着把枪扔到外面，举起了双手。
  在这场攻坚战中，由于朱宝承使用了“土坦克”和围困战术，使敌人不打而降，受到了军区的通令嘉奖，并将这一战斗经验向全区做了推广。
  十 挥戈东向 势如破竹
  一九四四年夏季，抗日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军由过去被动作战变为主动作战。在分区的统一指挥下，开始有计划地打击敌人。
  在我县境内，自平棚店伪军起义之后，辛集伪军也随即起义，哈叭沟、罗家码头的敌人也主动放弃了据点。县大队与分区独立大队配合作战，先攻克了孙耿据点，缴枪八十余支。伪军头子央求暂时保留据点，并保证不扰害群众，不破坏抗日工作，并及时通报鬼子活动的消息。尔后，二次攻打伪军大据点张宝屯（齐河县），缴枪二百余支，掷弹筒四门，物资若干。接着迫使新市大庄伪军全部缴械投降。在连战连捷的大好形势下，分区决定发动夏季攻势。分区独立大队与县大队协同作战，由分区司令员龙书金、政委曾旭清统一指挥，挥师东进，直逼曲堤。
  曲堤是济阳东北部的重镇，有东西、南北两条大街，有远近闻名的古迹闻韶台，历史上比较富庶，商业发达。这里又是县伪警备大队副张子谦的老巢，日伪控制极严。一九四二年张子谦投靠日寇后，他一面配合日寇抓兵抢粮，一面在曲堤、王集、龙王庙、姚集等地安了据点，修筑工事。这时兵力达一千多人，约有七百人左右驻守曲堤。伪团部设在曲堤南街，将整个南街的南半部修成里城和外城，内有大小炮楼七座，周围有高六米的土建城墙，墙外有宽十米、深四米的城壕，并设有吊桥，群众都叫它“皇城”。原南门里的大道被堵死，群众只好在南、东侧芦苇塘里筑道绕行。张子谦为了保住这个老窝，不致孤立，又把闻韶台改建为据点。此台在曲堤东街碱湾北侧，高三十余米，台南面有魁星楼一座，共分三层。这个据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并与南街“皇城”相距三百米左右，遥相呼应。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阴历七月初六）是曲堤大集，我四区区中队一部易装便服进入曲堤镇，其任务是在战斗打响后切断“皇城”与闻韶台之敌的联系。下午，分区独立大队一部由副司令员赖金池率领，在曲堤北面的大、小潘家及沙窝陈一带展开，以阻止刘营和白桥之敌。独立大队二大队一部对曲堤镇外围村庄施行严密封锁。主力在后辛一线展开，以阻击县城方向的来援之敌。由朱宝承带领县大队担任主攻。县大队二小队一部及特务队在小张家集结待命，作为预备队。一切部署完毕，恰似箭在弦上。
  傍晚，主攻部队悄悄地进入曲堤四街，让乘凉群众回家关门后，在各街口修筑了工事，增设了路障，并打通了接近南街据点的民宅，筑好掩体。晚十点左右，战斗打响了，密集的子弹射向炮楼。县大队组成六个爆破小组，分三路攻占南门据点。四区区队及一小队一部佯攻闻韶台，切断了两据点的联系。伪军们依仗武器上的优势和坚固的堡垒进行顽抗。敌据点外围火力被摧毁后，我军逐渐缩小包围圈，并配合展开政治攻势。
  战斗进行了一夜，天亮时，张子谦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自知难保，于二十日上午派他的副官李贯亭写信给我军要求议和，但我军复信后他又毫无反应，看来敌人妄图用缓兵之计死守待援。
  战斗继续进行。下午，张子谦已临穷途末路，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他以每人五十元现大洋的奖赏，组成了二十多人的敢死队，抬着成筐的手榴弹，向我军阵地反扑，妄图突围。在我密集火力的打击下，这些亡命之徒，丢下同伴的几具尸体，狼狈地退回据点。傍晚，我军发起总攻，战士们抬着门板和梯子，从东侧围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张子谦及一帮残匪，见势不妙，在夜色的掩护下从西墙越沟逃窜。
  剩下孤立的闻韶台据点，由伪副团长王伯臣据守，依靠其险峻地势负隅顽抗。二十日晚，南门据点即将攻克之际，由县大队一小队组成的爆破小组，使用土制炸药运送车，在群众刘效道的引导下，将两包炸药送到魁星楼下。此时，敌人还得意洋洋，有的还唱京剧“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轰隆！一声巨响，烟雾弥漫，大地抖动，三层高的魁星楼被炸塌，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没死的吓得呆若木鸡，还未清醒过来，已成了我军的俘虏。伪副团长王伯臣和几名随从，从闻韶台后面滚下来逃跑了。
  攻克曲堤后，仁风之敌见势不妙，丢下据点，闻风而逃，只留下少数伪军，在我强大军事压力面前，稍作抵抗便当了俘虏。我军乘胜进军，势如破竹，连克白桥、林家桥两据点，消灭敌人八百余人，缴获长枪四百余支，机枪三挺。
  此次夏季攻势，虽没有全部歼灭张子谦、高占亭等部，但从根本上动摇了日伪在我县六、七、八区的统治，使这三个区的抗日政权站住了脚。
  一九四四年十月，随着我县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县大队武装力量的逐步壮大，根据斗争情况的需要，经分区批准，原四区区中队人员较多，战斗力较强，升级编为县大队四小队，由刘传尧任副队长（后任队长），王子平任指导员。原特务队（平棚店起义人员）改编为五小队，卢代彬任队长，王占鳌任副队长，马连魁任指导员。部队改编后，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涨，我县县大队的武装建设和斗争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县大队扩编后，为了配合二、四军分区主力部队扫荡盘据在惠民一带的土顽刘景良部，以保持我二、四军分区的联系。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部队从五区刘万砣村出发，行军六十里，来到仁风。次日天刚拂晓，侦察员报告，仁风以南有敌人活动，从服装上看是张子谦的残部。朱宝承命令县大队主力隐蔽在仁风外围，将八区区中队摆在仁风南门。不久，大约二百多敌人来到仁风南门，看到驻守部队全是穿灰军服的区中队（当时县大队着黄色军装）和几个民兵，即认为没什么战斗力，便狂妄地向南门发起攻击。我八区区队略作还击即往后撤退，将敌人引进县大队的埋伏圈。敌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坦然前进。忽然四处响起激烈的枪声，只见到处都是县大队的伏兵，这才发觉中了埋伏，掉回头边跑边喊：“黄八路来了！”乱作一团。我县大队乘胜追击，一气追到南陈村附近。敌人有的投降，有的弃枪逃命，只恨自己少生了两条腿，跑不及的乖乖地做了俘虏。这一仗共歼张子谦残部一个大队，缴长枪百余支，机枪两挺。
  战斗结束后，县大队晚九点左右，来到原惠民县王判镇。这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来到南门附近，发现刘景良一部已占据了王判镇。县大队很快占据了南门外边的一片小松林，调集所有机枪，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对这出其不意的密集枪声，敌人被搞得晕头转向，认为遇到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并未还击，便仓惶东逃。在夜色的掩护下，我县大队穷追不舍，追一程，打一程。追到离惠民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庄，与分区独立大队靠拢在一起，又一直追到惠民城东李界、桑落墅一带，将刘景良的韩兆坤部击溃，俘虏共八十余人。
  于此同时，县大队四小队在县长王其元的带领下，在二区一带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一天，四小队和县政府驻在回河南陈，县长王其元叫刘传尧派一个班到大堤上侦察情况。中午，由班长刘长才带领一个班来到沟杨家东侧的大堤上。这时，只见从济南方向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刘长才吆喝道：“什么人，从哪里来的？”那两人连忙说：“我俩是从济南来的买卖人。”刘长才说：“你们过来时后边有什么情况？”其中一个瘦高个说：“刚才我们听到后边有汽车响，这一会听不见了。”刘长才听到有汽车，料知是鬼子活动。他一边命令一个战士向王县长报告情况，一边指挥战士们占据大堤的一片小树林。部队埋伏好不久，远处传来了隆隆的汽车引擎声。只见有两辆汽车，前边车上坐着八个鬼子，后边车上载着一车粮食、衣服和几个日本军妓，不紧不慢地向东驶来。
  刘长才紧握一颗日本手榴弹，盯着远处的汽车，小声向身边的一个战士说：“汽车靠近后，先打前边的汽车司机。”在汽车离伏击点三十米远时，“砰”的一声枪响，前面的汽车头一歪，嘎地一声横停在大堤上，开车的鬼子当场毙命。这时，十几名战士一齐向敌人开火。车上的八个鬼子刚刚跳下车，就有二个鬼子和一个机枪射手被手榴弹炸死。这时，王其元、刘传尧听到大堤上有枪声，急忙带四小队赶来。剩下的五个鬼子见势不好，向黄河滩逃窜，在四小队的追击下，涉河而逃。
  这次伏击战，缴获汽车两辆，机枪一挺，其它物资若干。击毙鬼子三名，俘虏一名及军妓数名。四小队从此名声大振，为此受到了分区的表扬。
  在烽火连天的一九四四年里，我县大队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攻据点，反抢粮，打伏击，使敌人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县大队一天比一天强大。指战员们风餐露宿，英勇顽强，在战斗的洗礼与胜利中，迎来了一九四五年元旦。
  十一、血战坡杨家 烈士垂千古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县政府所在地李家坊子村，锣鼓喧天，灯火辉煌。男女老少，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分区与县政府按农历正月十六群众闹花灯的习俗，在此搭台唱戏三天，庆贺全县军民共同取得的胜利。演出前，分区副政委何郝炬和王其元县长讲了话，分区首长提出了一年内消灭日寇的口号，使人民群众倍受鼓舞。为了实现这一伟大计划自去冬至今，我县解放区内一方面展开反奸诉苦运动，并结合反贪污、反恶霸，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群众运动，以巩固解放区，支援全国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我县大队配合分区主力部队，逐渐对日寇展开外线作战，积极准备向城市和交通要道进攻，迎接全国大反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朱宝承同志离开县大队去军区参加渤海军区的整风学习。不久，副政委刘桂阳也到分区学习，分区派杨剑鲁同志临时负责县大队的领导工作。
  这时，日寇为了扭转败局，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其驻华特务机关“泺园公馆”，组织了一支专门对付八路军的机动部队，因左臂佩带三角符号，号称“三角”部队，由从前线抽掉回来的班长以上的战斗骨干组成。他们人数不多，作战时全部化装，摩托化行军，经常利用长途奔袭，速战速决的战术，袭击我军。济南的“三角”部队经常到我县境内活动，为此，军区向所属各地武装部队下了通知，以引起警惕。由于我县大队没有及时的接到通知，加之环境的好转，在部分干部战士中产生了一些轻敌思想，使县大队在抗战胜利的前夜受到了一次重大损失。
  一九四五年三月，县长王其元带县大队四、五小队住五区东、西瓦屋头村。一天清早，听群众讲，索庙附近有百十个伪军活动。当时认为伪军没什么战斗力，一击即溃。在没搞清敌情的情况下，部队没顾上吃早饭，急忙集合出发，从邢家渡过徒骇河，一路急行军来到尚家坊子附近。侦察员孙永福和杨××二人回来向王其元报告说：“在索庙西北方向发现百十个敌人，正在开饭，可能是张子谦的残部出来抢东西。”王其元一面让他俩继续侦察，一面组织部队向前迎击。初春的田野，一眼望去能看好几里远，但由干轻敌，部队在向坡杨家行进中，没有采取伪装隐蔽措施，人员、装备及行动路线和战斗企图，均已被敌人从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上午十点左右，化装成老百姓的鬼子，驱赶着从索庙出来的群众往西涌来。狡猾的敌人跟在群众后面，有的骑着驴，有的穿着女人衣服，把机枪和掷弹筒裹在棉衣里面。双方接火后，王其元县长和四小队队长刘传尧都感到不对劲：往日伪军见了县大队跑都来不及，这次反而从东北、东南分两路冲过来了。这时，两个小队都已投入了战斗。四小队两个排和五小队分别从坡杨家村东南头和东北头向敌人发起攻击。四小队三排由指挥员陈贯德（王子平已牺牲）率领，向敌后迂回。刹时，枪声、炮声连成一片。王其元将指挥所设在坡场村的一条胡同头上，看到敌人打来的炮弹十分准确，知道是遇到了强手，不是伪军，而且也不是后来进中国的新鬼子，而是一伙作战经验十分丰富且又装备精良的老鬼子。王其元知道情况危险，急忙命令部队边打边撤，掩护县政府机关转移。
  坡杨家位于索庙西三四里处，是一个不到二百户人家的村子，村西有片枣树林和一条通往田家屯的交通沟（当时为了部队行军，在各主要村庄之间，都挖有二米宽一人多深的沟，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交通道）。这时，四小队被鬼子的火力压到一个干涸的湾里。鬼子占据了村外的一片小松林，掷弹筒不断向湾里打来，有不少同志当场牺牲。刘传尧立即组织部队冲出湾坑，撤到村里继续阻击敌人，他们以房屋院墙作掩体，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在凶恶的日寇面前，战士们没有一个退缩，战士李尚海一连打死了四个鬼子，子弹打完了，就等人敌靠近后用手榴弹。队长刘传尧也脱掉了身上的大衣，摘掉帽子，抓起一挺机枪向敌人猛扫，使鬼子的气焰有所收敛。五小队的战士们打得更加艰苦，八十多名战士在村东北角被敌人压在一个场院土墙下边。炮弹在战士们的身后爆炸，伤亡了许多同志。鬼子凭借着优势装备，不断地冲到阵地前沿，一会儿五小队的战士与敌人展开了肉搏，鬼子的几次冲锋都给打了回去。由于部队伤亡较大，卢队长命令部队撤到村里，与四小队一起参加了巷战。到了中午，县政府安全转移后，由四小队一班掩护，部队沿村西边的交通沟迅速撤出坡杨家。四小队一班的十一名战士在班长刘长才的带领下，勇敢地阻击敌人。战斗中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了，子弹也打光了，全班只剩下刘长才、孙风华和一个机枪手。刘长才见大部队已安全转移，带领两个战士，翻过一家的院墙，往西突围。在突围当中，机枪手被冷枪打中，躺在血泊里。这时，敌人见我战士不多，哇哇地叫着想捉活的。刘长才想决不能将机枪留给敌人，急忙返身，抓起机枪，朝敌人就是一阵扫射，冲在前面的鬼子被撩倒了几个。趁鬼子慌乱之际，刘班长和孙风华二人，越过村西的枣树林，跳进交通沟里，安全地突围出来。
  坡杨家这场恶战，是县大队自组建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共伤亡五十余人。损失机枪两挺，长短枪三十余支，掷弹筒两门，但是敌人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部队在刘万砣家休整后到后楼驻下。王其元同志看到拉回来的战士们的尸体都被鬼子用刺刀剖腹，悲痛万分。这次惨痛的损失，教训极为深刻，主要原因是思想上轻敌、麻痹，在敌情不很明了的情况下，把战斗力很强的日军“三角”部队当伪军打。打响后，又未能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采取果断措施，因而在抗战快要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造成一次重大损失。
  十二、战斗到黎明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希特勒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国法西斯的灭亡，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进程。在这大好形势下，为了适应部队作战的需要，五月底，县大队正式升级为分区独立营，各小队改为连的建制。杨剑鲁同志暂时负责独立营的工作。分区派赵纯同志接替李萍县委书记的职务，并兼任独立营的教导员，刘桂阳任副教导员。由于济阳独立营下辖五个连，人员多，战斗力强，故成为分区甲级独立营。各连的干部由原各小队的干部担任。
  升为独立营后，全体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独立作战的区域也随之扩大。此时，在全县境内，除县城和个别据点以外，其余全部解放。在我军事和经济封锁下，日寇的统治已摇摇欲坠。敌人在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冒着被歼灭的危险出来抢粮劫物。这时，独立营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日伪汉奸的抢粮队，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坡杨家战斗结束不久，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天，驻临邑县城的一个日军小队，伙同百余名伪军和伪警察，在天刚亮时，便窜到我县北二区中店子村附近抢劫。疯狂的敌人，似恶狼一般，不到两个小时的功夫，就将群众的粮食和牲畜抢劫一空。
  上午八点左右，独立营侦知这一情况后，一、二、三连的战士们，在杨剑鲁的带领下，跑步赶到中店子。得意洋洋的敌人，有的拖着猪，有的牵着羊，有的赶着大车，正想返回临邑。独立营突然赶到，敌人措手不及，在慌乱中抵抗了一阵子，便丢下抢来的东西，撒腿往回跑。战士们沿着公路穷追猛打，喊声震天，一直追出七、八里路。部队进村后，将敌人丢下的粮食和牲畜，还给了当地群众。但在追击敌人的时候，刚从分区调来的二连指导员牺牲，后分区又派康洪训任二连指导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下，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使其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最后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在这胜利的时刻，济阳独立营在分区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向县城及其外围据点和主要交通要道的敌伪实行全面进击。在这前后，张宝珊同志调任济阳独立营任营长。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他率领下，济阳独立营与分区其它部队一起，三打土匪汉奸头子聂胡子，攻克了他的老巢贾家据点，歼灭了盘踞在齐济一带的敌人，为我军攻占铁路线扫清了障碍。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扫清伪顽势力，独立营一、二、三、五连与分区主力部队在分区首长的带领下，越过黄河，与清河分区、鲁中军区合击土顽翟毓尉。
  翟毓尉这个地头蛇，在日寇占领时期，挂着国民党封给他的山东省第十区保安二旅旅长的头衔，凭借章丘所处的有利地形，在当地土豪劣绅的支持下，一贯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抗战中，他在“曲线救国”的招牌下，投靠日本人，名为抗日，实是为日寇侵华效犬马之劳。日寇投降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成为反共专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眼里的“抗日英雄”。他盘踞章丘，倚仗着手下有两千多人的武装，为非作歹，鱼肉百姓。
  八月下旬，我县独立营进入章丘。由于翟毓尉的部队使用的武器基本上是自己生产的“章丘造”，质量很差，加之士气低落，战斗力较差。其主力部队不敢与我独立营正面交锋，只派出少数部队在我军驻地周围不断骚扰。独立营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在青纱帐里寻找歼灭敌人的机会，但是，狡猾的敌人，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见了我军就跑。独立营就边打边追，攻占张家林后，一气追到旧军镇下。旧军镇是翟毓尉统治下的一个重镇。四周有高大的围墙。独立营到了西门外，做好了攻城的准备，原以为翟匪在此可能有重兵防守。夜间，张宝珊组织了十八个人的敢死队，每人携带十八枚手榴弹，身背一领浇上煤油的席子，等占领城门后，点席为号，接应大部队。结果，翟毓尉的部队见八路军兵临城下，早已逃窜。部队在旧军镇住了几天，经辛寨饶道齐东，从惠民境内过黄河后，返回济阳。
  九月二日，独立营包围了稍门据点。据点内的七十余名伪军自知难保，很快缴械投降，独立营连夜直逼济阳城下。九月三日晚，驻济阳县城的伪县长及所属机关，在伪警备大队副张子谦的保护下，连夜逃到济南。
  九月四日，独立营进驻县城，根据上级指示，县政府贴出了安民告示，实行军管，并宣布约法三章，安定人心，维持秩序。
  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济阳县全境得到了解放。被日寇统治八年之久的济阳，终于重见光明。
  抗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及独夫民贼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妄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窃取抗日的胜利成果，幻想以武力消灭我抗日军民。为了保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新的形势下，济阳县独立营一、二、三、五连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与齐河独立营一起组成山东军区警备六旅十二团，奔赴解放全中国的战场。在解放战争中，打潍县，战淮海，下江南，战斗中屡建奇功。全国解放后，这支由我县县大队发展起来的英雄部队，被编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三九三团序列。留下的四连，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又重新组成了新的济阳县大队，肩负起保卫家乡胜利成果的历史任务。
  十三、军民鱼水情
  县大队热爱人民，人民拥护子弟兵。在战火纷纷的年代，县大队的干部战士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难分。
  县大队组建初始，正是二分区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日寇集中大量军队对我齐、济、临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并到处修建碉堡，增设据点，挖封锁沟，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割蚕食我根据地。这期间，不但政治、军事环境险恶，自然环境也于我不利，时逢大旱，五谷欠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后勤供应十分困难。每人除一块毛巾和一套牙具以外，没有其他生活用品。每到一个村庄宿营，都是从群众中筹集干粮，借被褥和碗筷。尽管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处于饥饿线上的父老兄妹，自己宁肯悄悄地用树叶、糠菜来充饥，也要将节省下的粮食和干粮送给自己的队伍；宁肯自己住在饭屋里，以干草代被褥，也将温暖送到子弟兵身上。无数爱军、拥军的生动事实，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可惜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至今都没留下自己的姓名，我们今天记述起来，只能概而述之了。
  一九四三年，齐济县大队一小队战士刘××，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腿部负伤。由于当时缺医少药，伤情不断恶化，孙耿药铺的商大夫，冒着生命危险，不分昼夜，热情地为小刘细心医治。事情被鬼子知道后，硬逼着商大夫交出伤员，他宁死不说，最后敌人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商大夫杀害。
  一九四三年秋，日寇对我县三区根据地进行扫荡，县大队四名伤员正在大路冯家养伤。一天下午，四十余名伪军突然闯进村子。在紧急关头，房东大爷急忙将伤员藏在场院的麦秸垛里，机智勇敢地和敌人周旋。伪军找不到伤员，威胁他说：“你不说出八路在哪里，就牵走你的驴”。老大爷宁肯让敌人牵走家中唯一的牲口，也没向敌人透露一点伤员的情况，使这几个同志安全脱险后，伤愈归队。
  一九四四年拔掉林桥据点后不久，王其元县长派四小队刘班长，押运战利品回县府所在地。走到太平官庄时，与去商河的一车日军相遇。在紧急关头，刘班长和其它三名战士急忙将一车物资隐蔽在谷地里，打死两名探路的汉奸后退至村里。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正在打场的群众，急忙把他们拉到场院里装作干活的群众，机智地骗过追赶的鬼子，使这几名战士安全脱险。
  在抗战的岁月里，人民群众象母亲爱护儿女般地爱护子弟兵。一九四四年夏天，在勺子李附近围歼鬼子的战斗中，勺子李村的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把开水送到县大队的阵地上，其中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当时，朱大队副拉着这位老人，激动万分。
  那时，群众在日伪的压榨下生活十分贫苦，但在县大队每次打胜仗之后，众便拿着慰劳品送到部队。对部队进行慰问。妇女们则用最新的布料赶做鞋袜，一针针一线线连结着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一九四五年秋天，部队消灭聂胡子后，回到垛石街进行休整。群众听说部队打了胜仗，人人欢欣鼓舞，农会主任杜明然带领农会、民兵、妇救会及儿童团，慰问部队，一次就送生猪两头面粉三百余斤，干粉一百多斤和若干双军鞋，使战士们倍受鼓。
  没有人民就没有人民的军队，县大队的成长壮大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在一九四四夏季和一九四五年春季的两次大规模动员参军中，我县就有千余名青年报名参军，仅老、小开河，大、小杨沟一带在一九四五年春节期间，就向县大队和军区部队输送新兵一百二十余名。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县大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得到了人民群众爱戴和尊敬。每走进一个村庄，住下后，干部、战士首先是帮助群众打水，扫院。
  群众房屋坏了战士们帮助修理。在农忙季节，只要情况允许，部队总是主动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掏栏送粪，打谷晒场，样样都干。晚上，战士们和房东啦家常，嘘寒问暖。在收获季节，遇到敌人抢粮时，战士们就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群众的利益。在拔掉敌人据点后，县大队总是把缴获的粮食和部分物资分给群众……。赶走侵略者，解放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是这支队伍的宗旨，这一宗旨，使部队与群众利害一致，血肉相连，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意深。济阳县大队象一条小鱼儿，成长为翻江倒海的鲸鲲，吞食掉济阳大地上的日寇、汉奸等害人虫，全靠了人民群众这一汪洋大海。鱼在水中恣意遨游，任何艰难险阻都可逾越，任何强大敌人都能战而胜之。这是人民军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基础。
  ※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参考了县党史资料及刘桂阳、王春华同志和曲堤镇文史组提供的材料，并根据参加过县大队的刘传尧、张永太、贾清温、戈茂成、刘溪亭、刘长才、刘庆明、范广富、路传宝、潘风武等同志的回忆，整理而成。由于时间相隔久远，所述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不确当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指正、谅解。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