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安丘县官瞳乡万戈庄人。幼年家贫，由外祖母供应求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中学、潍县广文中学和齐鲁大学。1926年，吴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字济之）博士的指导下，攻读人类学专业。1930年，又到李济先生主持下的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从李先生改习考古学。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与梁思永（梁启超之子）等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并用英文写成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1933年，吴先生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云南、四川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济南主持母校齐鲁大学的复原工作，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1948年，因患癌症辞世。吴先生一生为我国的考古事业勤勤恳恳，竭尽忠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龙山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
  吴金鼎先生对龙山文化的发现，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都称得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吴先生早年所在的齐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20年代曾在章丘龙山镇设立了一个社会服务站。吴先生在齐大研究院读书时，常利用假期来此读书学习，并从事一些公益活动。1928年3月24日，他在调查距龙山镇5华里的汉代东平陵故城，途经城子崖时，注意到断崖上暴露出灰层和陶片，认定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此后他又专程来此调查，发现遗址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为东周文化层所覆盖。依据文献记载，这里应是春秋时期的谭国所在。在下文化层，吴先生发现了大量黑陶片，这些陶片胎土细腻，厚薄均匀，采用熟练的轮制技术制作，表面多进行了磨光加工，漆黑光亮，几可为鉴，与后代制陶的粗疏作风迥然不同。这种非釉非瓷的精美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共存，没有例外的。吴先生判断这是一处极为重要的文化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吴先生非常兴奋，为之命名为龙山文化。他的研究兴趣也由平陵故城的调查转移到这一新发现的遗址上来了。1929年秋，吴先生连续四次由济南到龙山，对遗址周围七八里范围内的古迹进行了全面调查，收获甚丰。他夜不能寐，“于床上矢誓言：‘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为在鱼脊骨（指遗址）上凿百丈之深沟，以窥龙山文化之底蕴’”（吴金鼎《平陵访古记》）。
  当时中国学术界正为几年前由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所困扰。1921年安氏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在没有弄清其基本性质的情况下，就匆忙断言，中国远古文化的根在它的本土之外，是由西方经西亚地区传入的。由于安氏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这一谬论影响很大。中国远古文化的根源问题，吴先生对“西来说”极为冷静。他奔波于济南与龙山之间，决心通过严谨科学的发掘、研究揭开远古文化根源之谜。1930～1931年，吴先生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等人一起，先后两次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此后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经科学的资料证明了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有力地粉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龙山文化是的发现，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明确了在史书无载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面貌，对龙山文化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了。简而言之，龙山文化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500～2000年之间。当时的物质文化已有了巨大的成就，其后期这一阶段已出现了文明社会的萌芽。这一结论，今天已写在了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成为尽人皆知的一般常识。而当年吴鼎先生在龙山镇的伟大发现，也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永不泯灭的丰碑。
  赴英留学与西南考古
  1933年，吴金鼎先生受当时山东省政府的派遣，前往英国伦敦大学颜慈教授处留学。在美丽的泰晤士河畔，吴先生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很快以英文写成了《中国史前的陶器》一书（1938年英国出版）。为了写这本书，吴先生研究了当时已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论著，观摩了数以万计的地下出土陶片，还特地到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亲自试做陶器。此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最为详尽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必读物。即使在资料已成倍增加的今天，此书仍有许多可取之处。同年冬天，吴先生随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皮特里教授到巴勒斯坦进行发掘实习。在这里，吴先生以严谨的作风和优异的成绩赢得了人们的称赞。皮特里教授曾说：“吴先生的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英锐机警，但沉着勤慎，工作罕匹。”与吴先生一起做工的阿位伯工人，一提起他，都翘起大拇指连声说“夸依思！”（顶好）
  1937年，吴金鼎在英国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本想为祖国的考古事业大展宏图，但是日本侵略军在大举入侵，迫使许多学术机关迁往西南。中国考古事业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局面。他先在中央博务馆筹备处，后回历史研究所工作。1938年～1940年，吴先生与曾昭燏（曾国藩的孙女）、王介忱（吴先生夫人）两位女考古学者一起，到云南大理附近的苍洱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现遗址32处，并主持发掘了其中的几处，写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一书，奠定了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基础。
  1941～1943年，吴先生在科研经费极为拮据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对于汉代和五代十国时期的艺术史研究，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重回母校与教书育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先生回到济南，筹划母校齐鲁大学的恢复工作。他看到当时中国田野考古力量薄弱，要迅速发展考古事业，必须培养一大批立志田野考古工作的人才。他虽身兼数职，仍坚持亲自为历史系的学生讲授《田野考古学》。他根据自己的考古实践经验，编写了考古学讲义。从1945年，齐大还在成都时就担任田间考古学的教学工作。他经常带领学生长途跋涉去参观一些古遗址，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有不少学生以后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骨干。今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敦愿先生曾在成都听过吴先生讲课。他非常敬佩吴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朴实的作风，时常对学生说：“吴先生的为人和治学，理想和抱负，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学习的榜样，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削弱他的意义。”
  吴先生在教学的几年里，急切地盼望恢复田野发掘工作，立志为祖国的考古事业贡献自己的才华。他在写给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信中说：“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指田野发掘）”。然而，内战的炮火使吴先生的愿望终难实现。由于长期操劳过度，渐感体力不支，到北京体检时，已是胃癌后期，难以医治，不幸于1948年9月18日晨在济南去逝，年仅48岁。更为遗憾的是，此时离新中国成立仅有一年的时间！夏鼐先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吴金鼎先生的死讯，不仅使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而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即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人。”
  吴先生一生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为人宽厚老实，坦率诚恳。他在西南从事田野发掘时，吃的是粗粮窝头，还要亲自推磨。发掘时总是仔细认真，亲自动手。休息时谈笑风声，极为乐观。吴先生为人谦虚，不喜宣扬，憎恶夸张，所以长期以来，除了熟人和同行以外，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他的精神和品质以及对我国考古事业的贡献，在我国考古学界中影响是很深的，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仍在不断地著文怀念他。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将吴先生作为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列专条介绍了他的业绩。今天，我国大批考古工作者不怕艰苦，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其作风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这不能不说是吴先生这一代学者精神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