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枣庄煤田的开采始于何时，历史无确切的记载，史家说法不一，有说唐宋时期，有言元明两代。我的看法是：宋代时期枣庄煤田便已有所开采，因为位于枣庄西南200多里有个肖县白土镇（宋时此镇属于徐州），这里出产有名的土石炭。而开采白土炭矿很有可能会触及煤田领域，且当时的枣庄东大洼就有了一定程度的陷落，这可能与古人发掘露头煤有直接关系；至元、明时期即已普遍开采，只是规模尚小还未能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开发，仅停留在属于农民副业的阶段而已。我就曾于白土镇见到农民冬季农闲时扒露头煤的情形。
  明朝第一代皇帝朱元璋是提倡人民有组织地开矿的。因此，中国矿业于明初即已有组织了。丰厚的利润促进官僚占有欲的恶性膨胀。明代中叶，朝廷便制定了矿税制度，把采煤所得税款，归入宫廷所有，而不纳入国库。于是宦官四出，逼得矿业主倾家荡产，矿业亦遭停产之恶运，矿工则四散流入农民起义之行列。清朝鉴于明代矿税之弊，实行禁止开矿、严禁宦官擅自出京城等一系列的措施，此举虽有效，却又人为地滞怠了煤炭资源的开发进程，至海禁大开之时，中国的矿产资源又遭外国侵略者肆无忌惮地掠夺。北方的唐山煤矿、中原的焦作煤矿均为英国掠为已有，德国则以“曹州教案”为由，强迫中国割让青岛，签订“在山东筑路、开矿专有权”的不平等条约，并在胶济铁路附近开采坊子煤矿和淄博煤矿，就连偏在鲁南交通不便的枣庄煤矿（当时津浦路尚未修筑），他们也不放过。在华商招股办矿之时，德商则以中德合办的名义要求入股，议定入股数为80万元，却只交10万元了事。他们还派来矿师和电工程师，其聘金高于同级的中国矿师。如德方采矿工程师高夫曼（亦译考夫门），其月薪为1200元，而同级中方矿师朱言吾却只有1000元。另外，白枣铁路的机车、轨道、枕木也均由德国克鲁伯厂供售。势力之大显而易见。
  枣庄煤矿最初也是由农民自发地不定期地开采，冬闲开采，入春即停。当地富户见有利可图，即逐渐把矿区垄断形成了他们独霸的财源。至光绪末年，枣庄煤矿始成为有组织的商业公司，定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并出售股票，张莲芬以多数股票当选为总经理，矿厂经理为戴理庵（绪万），采矿工程师为德国高夫曼，机电工程师由另一名德人任职。公司又从萍乡煤矿聘来几个熟练的工程人员，其中朱言吾资格最老，被任为副矿师。当时，中国矿业学堂很少，仅在南京“江南实业学堂”设矿业系，由欧美教员授课，前后不过6年（1905—1911年）。因此，矿业专业人才奇缺，矿业系专科毕业生部分被江西萍乡煤矿录用。中兴公司成立后，便只好去萍乡“挖”人才了。
  1915年枣庄煤矿发生了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主要责任人就是高夫曼。
  在第一大井700尺的大巷内储藏着较厚的煤层，第三层煤厚达30米，如能开采则产量可观。但其附近却有一处几百年的老空，积聚着近百万吨的老水，这就给采掘工作带来很大危险。老空一但透水则后果难测，副矿师对此提出意见：先打钻孔放水，然后再考虑开采问题。然而，高夫曼却急于求成，不听副矿师的合理建设和善意劝告，置工人生命于不顾，一意孤行，下令挖煤，结果于1915年2月1日，第一大井突然透水，一时间，泥水夹着沼气喷涌而出，造成瓦斯爆炸，使得一个大井和正在开掘的及已封闭的十多个小井同时着火爆炸，水火交乘，火势更猛，冲出的火焰高达数十丈，远在60里外的临城（薛城）车站，都能看到冲天的火光。此次空前的大灾难，使得公司停产数月，损失12万元，死难工人仅有名可查者就达791人，如此严重的恶性事故，其造成者高夫曼竟未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仅以其被辞而告了结。高夫曼便若无其事地回檀香山去了。事故发生时，副矿师朱言吾正在萍乡招工，一切善后工作本应高夫曼负责处理，但总公司由于崇洋心理而对朱不甚信任，只是苦于一时难觅“合适”人选，才与朱订立了半年的合同，几经争执，才勉强改订一年。朱矿师在这一年中，克尽职守，带人抽干井下积水，整理了矿井上下工程，提高了产量。公司才与其继订3年合同，以后的10年中，中兴煤矿公司年产达三四十万吨。声誉超过唐山。
  我现在再谈谈陶庄煤矿的发展情况。
  矿灾之后，负责工程的朱言吾，准备进一步开发枣庄矿区，然而寻找新矿藏绝非容易的，几经周折方才成功。初期，朱矿师听取了地质专家丁文江的意见，向河南的英商福公司租了一台沙立文钻井机，并包给了英国技工打钻，规定每打1米80元，孔深在1000米以上另议。丁文江又派了2名地质系学生刘季辰和赵汝均掌管地质报告。可是，福公司的2名技工呆了不到一年就被土匪吓得逃回河南，合同也终止了。中兴公司又将钻机包给河南工人，包价每米仅20元。同时，公司把钻机复制、放大，在天津造了6部，不过全部零件和黑钻石仍需向美商购进。丁文江在枣庄附近几十里内也作了考察，认为齐村以西的院山和英国的南惠尔斯相仿，极有希望发现大的煤田，他选定了十几个钻孔，结果一无所获。他因另有工作，便没继续寻找，带领2个学生离开了枣庄。就在此种情况下，朱矿师把我从南开大学招到枣庄，因我曾在国外金矿担任过打钻，便让我主管钻探工程，我在枣庄工作9年，打了几十个钻孔，初到枣庄先测绘了东西80里，南北10里的地质图，探测发现了北大井深层煤，又在齐村西尖山子、邹坞等处打了定点孔（相当于现在的普查钻孔）。这些钻孔都钻到大槽煤，但都尖薄只有五六尺厚，没引起公司的重视，因为当时公司一般只开采30尺左右的大槽煤。另外，当时中兴煤矿除对枣庄总矿进行开采外，还在枣庄以西30里处，用土法开采山家林小矿，此矿日产煤百吨左右。深入后遇断层，公司始决定扩大钻探范围。我经过深入细致详尽地勘察后得出结论，丁文江所钻探的院山附近，虽没发现煤层，但沿院山10里开外的岩层，仍属煤系，遂决定把山家林矿作为定点，向西北每隔3里打一钻孔，终于在打了三四个钻孔后，于1923年探到了陶庄矿区。该矿区特点作馒头形。煤层最浅处离地面仅20米，十分便于开采。陶庄矿区发现后，我又提出以陶庄为定点，再向西北推进的建议，但因陶庄已接近矿区边界，因而有增占滕县矿区的动议，加之当时军阀混战又起，战局动荡，设想化为空想。而陶矿也未得到开发，至日本侵略军占领该地，陶矿资源便遭到疯狂的掠夺和破坏。
  我在枣庄工作的9年中，管的是地质勘探，中间曾随朱矿师出国考察矿政2年，又在肖县白土镇打钻2年。对于中兴公司成立的经过，我甚为知情，因系我亲身经历。至于成立中兴煤矿公司之前的事，则由戴理庵亲口讲给我听的。因此，以上所述是比较确实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