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童第周教授从30年代初开始到1979年谢世，历经50年，他奋发工作，为我国动物胚胎学科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国解放后他在山东大学党委支持下，所进行的胚胎学教学活动，成为他生前经历中非常光辉的一页。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加下，当时胚胎学教研室内全体成员团结战斗，努力改善设备条件，加强教学环节并开出了实验胚胎学等一系列专业课程，充满了教学相长气氛。到他调离山大工作时，已经有5届胚胎学专门组大学生毕业和许多进修教师完成学习任务，这对全国范围内胚胎学教学力量的充实和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时至今日，经童第周教授在山大时期培养出的学生和进修生大多已是国内知名学者或专家权威，他们遍布各地院校，桃李满天下。
  童第周教授在抗日战争前是我大学生时代动物学课的启蒙老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召我回山大母校任海洋生物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成为他的科研助手，在他指导下进行了鱼类和两栖类方面的实验胚胎学研究。甚至在他调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领导工作后，我仍有数年按期到该所随他作实验工作。直到他再调北京任职，相聚始减少，但师生情谊继续增进。
  回忆起来，从1935年至1979年的44年中，只有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中我与童师失去联系的时间最长，“四人帮”垮台的前几天，我才得与童师一家到颐和园游览，实际上是躲地震，这是我“文革”期内与他唯有的一次相聚。嗣后于1978年夏我专程去京向他请教问题，未料这次谋面竟成永诀。
  以上与童师生前的一些具体过从今犹历历在目，不时兴念。但是，使我深受教育和影响从而更加难忘的乃是他的治学为师之道。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很多，不过，对我来说，感受较深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他对教育事业的一贯热爱。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山东大学南迁四川万县，他是少数到校教授之一。当时战况紧张，学校条件十分困难。他与同学共甘苦，为生物系课程的开出做了很大努力。1938年春，山大奉命解散，师生各奔东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山大始在青岛复校，这时童师又是最早回校的教授之一。在解放前夕，他同情、支持学生的反饥饿运动；在解放后不久，他精神焕发，不但毅然挑起了校、系和教研室三级领导重担，而且还亲自给学生开出数门课程。此外，在上述期间，他还和曾呈奎老师共同努力，使山大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人力建设有了发展，海洋生物研究室为中科院青岛海洋研究所的建立起了基石作用，同时也促成了童师的调离山大。
  必须说明的是：童师调任该研究所工作后一点也没有减低他对教学活动的热衷，只要山大生物系有需要，他都乐意为学生开出课程。山大迁济南后不久，海洋学院成立，童师又应我请求到海洋生物系为无脊椎胚胎专门化学生开出了专题课。“文革”前童师每次由京来青期间，尽管工作很紧，但常是挤出时间到我们系看看，或是应我要求给学生作报告，或是与一些教师谈论学科发展和动态。在以上开课和其他活动中童师从未收过任何报酬。
  童师除自己在工作繁忙中到学校授课外，还经常向所内许多科学专家宣传扩大和熟悉基础理论知识的好处，并鼓动他们到学校任课，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增进科研与学校两单位之间的联系。迄今山东大学海洋学院都与童师工作过的几个研究单位保持着良好联系。童师对此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二是他既严肃又活泼的治学方法。过去有些与他接触较少的同志觉得他为人太严肃，不易接近，而事实是：他在工作中确实刚正不阿，不事迁就，对不努力、不刻苦、不图进取或有失误的人不假以辞色？但是在学术活动方面他却是个很讲“双百”的人。鉴于动物个体发育中各种形态生成的因果至繁，从而导致实验胚胎学内容的说理性特别强，对学者来说，必须有很好的思维逻辑训练才容易理解和掌握，童师即以身作则并鼓励大家在学习和研究中多多提出不同观点或看法，引起讨论和辩论，以使教研室内的学术气氛活跃起来。在讨论中，童师一般都是坚持己见，针锋相对，但态度上则是取平等地位，从无以权势压人的表现。记得有一次他为准备在全校大会上作《个体发育中的微粒子论》学术报告，事先对我们讲了其大致内容。当时我对他应用涡虫间叶细胞作为说明一个事例的材料提出了看法，却没有得到他的赞同，可是他在次日作报告中却改换了另外一种材料。事后我深感他既没有对前一天的辩论存有任何介意，也没有自觉在学生面前有失面子的表现。他的这种治学态度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三是他在培养学生中的严格要求和极端负责。与童师熟悉的人都知道，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容易的，但是要想成为他满意的助手就很不容易。首先，他对后者的选择就非常慎重和严格。以我自己为例，就受过他一年多的考查（这当然是事后回忆中才察觉的）。记得1947年夏同游南京玄武湖时，他曾在湖边提出和我比试分辨钟山上的林木和建筑，想来其目的就是了解我的视力。此后，他在我家中又发现了我绘的花蝶图，这才认可我有忝列门墙的基本条件。至于我从事无脊椎动物胚胎学的确定。那已经又是7年后的事。记得童师在一次教研室会上说：“我们现在应当加紧培养无脊椎动物胚胎学人才以应需要”。接着即把当时在国内只能在他那里找到的一本重要参考书交给我并嘱我接受此任务后应加倍努力做出成绩。我在接书之际感觉它比平时增加了分量，因为教师的期望、信任和要求都夹藏在每一书页中。
  从1955～1979的20多年里，我虽然与童师分在两地，但在工作上一直受到他的关怀。如1959年第一次全国胚胎学学术会议之后，我曾带领全教研室同志学习生化课，童师为发挥我原有专长，当即托方宗熙同志对我作了劝止。反之，当1978年得知我确定以箭虫为研究对象开展性发育研究时则加以肯定和鼓励。不过，后来他因听说此科研项目遇到困难又表示了悬挂之情。他在去世前不久还对方宗熙同志说：“以往我对李的关心太少了。尤其是在离开青岛时没有多考虑他那里的发展问题。”我听方的转告后感动久之。我认为童师所讲的上述几句话既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实际上更是出于对我国无脊动物胚胎学事业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