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51年冬天，我在东北军区空军一支队招待处当兵。应苏联空军某部的要求，我受部队首长指派，到支援中国抗美援朝的苏联红军航空兵64军，给军长当警卫员。
  苏军军部在安东市一个叫矿山的地方，四面环山，山峦起伏，绵延不断，是一块长宽均在百米左右的山坳。军长名叫西里金·瓦西力·斯留沙列夫，46岁，中将军衔。因为是战争环境，又是出国作战，全军只有军长一人准带家属，据说是斯大林特许。军长的夫人叫斯留沙列娃·塔玛拉·彼得罗英娜，26岁。他们有一对6岁的孪生女儿。
  那年我16岁，军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数我小。兴许是人小好支使，只让我一个人在军长的套房里，住一间小屋。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外跟随军长行止；在家协助夫人照料军长起居。没用多少时间，我就同军长一家及军部驻地的许多苏军战友都熟悉了。起初我讲不了俄语，时间长了连说加比划，慢慢消除了语言障碍。
  军长是老牌歼击机飞行员，二战时曾经击落击伤德军战机36架。军长除了平时在指挥所工作外，常去几个空军基地——浪头、东沟和大堡视察。空战频繁时，他昼夜不离指挥位置。当时苏军参战属于绝密，着装同我军一样，不佩戴军衔。苏联空军的参战，改变了敌我双方的空中态势。苏军飞行员多数经过二战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个仗不是为中国打，也不是为朝鲜打，他们是为自己作战，打的是苏、中、朝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联合国家”。随着战局向有利于我方转化，潜伏敌特的骚扰活动越发猖獗起来。1952年元旦刚过，军长应邀出席一次庆祝活动，地点在安东江山附近的交界处。活动开始不到半小时，防空警报骤响，我跑步冲进会场，向副宫雅沙提议，即刻带军长离开。雅沙拽起军长就往外走，几分钟后，敌机就在附近投下炸弹。事隔不久，军长下部队忙碌了一天，要返回驻地，时间到了月黑星稀的夜晚，部队首长派车护送。军长的车走在中间，我的警卫车在前面开路，为防空袭，说好都不开大灯。道路坑坑洼洼，车开得很慢。快到一个叫金固村的地方时，从一片丘陵地带打过来几枪，我拔出快慢枪，朝枪响的方向，打出一梭子。在我换弹夹的瞬间，护送车上也开了火。我示意司机加速，他心领神会，开大灯引领后面的车，加速行驶，很快脱离险境。回到驻地才发现，我乘坐的警卫车车篷后角，被打了一个洞。军长把这次历险过程讲给夫人听，夫人对我大加赞赏。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两次荣立三等功。
  军长一家对我很友好，还给我起了个俄文名字——别佳，说这样叫起来方便。天冷了，他们看我只有一床被，就把他们的毛毯拿给我盖。朝鲜停战后，苏军该部奉命撤回苏联，就撤军事宜，中苏双方曾多次洽谈。其中一次，苏方代表除了军长外，还有空军上将顾谢夫，中方有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照军长的吩咐，夫人和我忙着准备会谈后的小酌。因为参加洽谈的有六个人，我就摆了六套餐具，夫人却又摆上一套，我说这一套是多余的，她说这套是你的，我说都是首长，我怎么能参加？她说，你没看都是男子汉吗？你也是男子汉，有资格参加。入座的时候，军长特意把我拉到他身边，介绍说：“这是我的卫士。”这样一来，我只好提心吊胆地与这些高级将领碰了一回杯。1954年4月24日，军长率部撤回苏联。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至今50年过去了，我仍然想念着那些苏联空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