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记得一九四〇年冬天是一个久旱的冬天忽然有一夜降了一场瑞雪，天一亮我就起来了。
  为了让妈妈到厨房去做饭，我抱起比我高出一头的扫帚，扫除院中铺着石板的小道上的积雪，刚扫了几步就发现蓬松的雪层下面，有一串被踩实了雪疙瘩粘在石板上。噢，昨晚我睡着以后，父母出来过。我正这么想着忽然南屋门吱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五尺来高个头，二十来年纪，穿一件很合体的棉长袍，看上去象学校的老师，但那魁梧健壮的体格又非一般老师所能比。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大扫帚，说：“小兄弟，你个子太矮了，这扫帚是给我预备的”。
  唉？这人是哪来的？怎么没见过？我诧异地望着他。只见他挥动那把大扫帚，就象我用扫床的小笤帚那样轻松自如，毫不费劲，没多大工夫就把满院的积雪，堆成了小山。他头上冒着热气，额角上浸出汗珠，笑呵呵地把大扫帚还给了我。
  遵照妈妈的吩咐，我和弟弟一起、提着一壶热水，端着脸盆和胰子来到了南屋，侍候来客洗漱。客人一点也不客套，让我把热水全倒进盆里，他光着膀子痛痛快快地洗了起来。我掀开瓷制胰子盒，把一块土造的球形胰子（即肥皂）递给他。
  他笑了笑：“放那儿吧，我用胰子和你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我和弟弟问。
  “你们是天天往脸上搓，今天洗干净了明天还要脏，天天费劲。”他说：“我是把胰子吃进肚子里，让他从里往外彻底干净、用一次能管一年。”
  我忍不住嘿嘿地笑了，心里想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受骗的娃娃吗！
  他一本正经地说：“不信？瞧着！”在我一眨眼的功夫，他把那块胰子填到嘴里去了。我和弟弟都惊呆了。客人脸涨得通红，伸长脖子使劲往下咽，又是捋喉，又是捶胸，只听得“咕噜”一声，终于吞了下去。
  我愕然了，瞪着眼睛又咽了口唾沫。
  客人得意地说：“好了，等着看吧，明天我就变成小白脸了！”
  我弟弟问：“你真吃了？”
  客人拿着胰子盒反过来正过去地给我们看：“那还能是假的，明天你们洗脸没有胰子用了”。他把盒盖盖上，停了一会又说：“别着急，咱们再变一块出来”。随即冲着瓷盒子吹了口“法气”，摇晃了两下，又打开了盒盖。我们一看，那块圆圆的胰子原封不动地摆在里面。没想到这位陌生的客人还有这么一手，我不由得产生钦佩之情，心想：我将来也要做一个这样有能耐的人，于是变戏法的客人成了我崇拜的人，我的启蒙老师。
  作为酬答，他要我和弟弟唱一支歌。唱就唱，怕什么，在小学里我也算是个文娱活动的小骨干哩。七岁的时候，我大哥曾教我一首《五月的鲜花》我最爱唱了。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
  ……
  我唱完之后，客人说他也很喜欢，让我教他唱。就这样我居然做了一次我老师的“老师”，那天上午他就离开了我家。
  后来知道那客人是八路军武工队员，专程来带爸爸去见我大哥的，我大哥叫景晓村，一九三五年在济南乡村师范上学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此后，与家里一直没有联系。我家在彩石乡南宅科村，离市区仅五十来华里，日伪曾在我们村建立过伪政权，有一段时间常有敌伪人员去抓夫要粮，进行“大东亚共荣”的帝国主义宣传。爸爸、妈妈为了安全，自然不会把大哥参加八路军的事告诉我们，这次来的客人，更是严加保密，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当时，我不懂得这是形势所迫，心里直感到遗憾！
  一九四五年秋天，在莱芜县一个山村里我又见到了他。那时我已是鲁中一军区宣传队的一名队员，为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我们整天在村头河滩上加紧排练文艺节目。一天部队通讯员跑来说，有个从家乡来的人找我。
  我问：“在哪儿？”
  他用手往村里一指说：“那就是。”
  透过树林，影影绰绰看到那人向我招手，我一溜小跑到了他面前。
  他亲热地拉住我的手问：“你就是小景吧？”
  “是的。”我答应着，根本没有认出他就是那个会变戏法的武工队员。他穿一身黄绿的军装，腰间束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肩上挎着一支带木套的驳壳枪，英姿飒爽，一个典型的青年军官。和我原来的印象完全不同了。
  他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怎么，不认识了！”
  我尽力从记忆中搜寻，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摇摇头。经他说明，我顿时高兴的跳起来，在惊喜之中，想起他扫雪时那魁梧高大的身影，我竟说出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你怎么越来越矮了？！”
  “是你长高了，看，都快赶上我了。”
  他给我捎来一本书，一双鞋，书是爸爸给我的，鞋是妈妈亲手做的。我爸爸景琳，是鲁中泰山专区的参议员，特意给我搞到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本书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很差，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珍贵的。
  “你爸爸让我转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本书，作一个忠心耿耿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战士”。他说：“上次我说把胰子吃进肚子里，能使我从里往外干净，那是说笑话逗你玩的，要是把这本书学透了，可真的能使人从灵魂深处来个彻底干净！”
  我们在树林中席地而坐，谈得很投机，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作为一个文艺兵，很想多交几个象他这样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姓鲁，在鲁中四师当连长，约我到他们连去玩，谁知我还没有来得及去，他们部队就开赴济南前线，执行迫使日伪军向我军投降的战斗任务去了。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作为野战军的一员南征北战，驰骋华东，一直没有机会相见。而他带给我的那本书却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从事文艺工作的指路明灯。
  一九四八年九月，著名的济南战役开始了。我们宣传队配属给一所前线医院，在章丘龙山（即平陵）车站附近，负责转运和护理伤员。医院在一所小学的普通教室里，办起一个临时手术室，条件很差，不用说是医用的无影灯，就连普通的电灯也没有，只好用我们宣传队演戏用的汽灯照明。我就被分在这个手术室里，专门负责那几盏汽灯不出毛病，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那天，天气阴沉沉的，秋雨断断续续，淅淅沥沥的飘落着，我军攻城的战斗打得很激烈。医治创伤，抢救伤员生命的手术，在这里一个接一个紧张的进行着。傍晚，又一个受伤的战友被抬进来，身上盖着一条美制军用毛毯，绒毛上的水珠被汽灯的强光照得晶亮，我赶快帮着护士把湿濡濡的军毯掀开，轻轻地把伤员托上手术台，唯恐触疼了他，我关切地注视着，只见他两眼微闭，脸色苍白，很安静，好象没有什么痛苦，显然他已失去了知觉。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想起了我的挚友鲁连长。我一直在怀念他，此时，同眼前的这位伤员联系在一起了。躺在我眼前的，对我来说好象就是鲁连长，我真想把他喊醒，可手术室的气氛不允许我感情激动，真要大叫一声，医生会立即把我赶出去。我一定要留在这里，一定要看到他的伤势和手术情况。
  他胸部被炮弹炸伤，有块弹片危及心脏，医生决定施行开胸手术，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他，期望着在医生们作准备的时间里，他能清醒一阵，即使只睁开眼睛看我一下我也会感到极大的欣慰。手术开始了，我看着看着，那情景目不忍睹，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了，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鲁连长与我相见的各种不同景象……。
  “灯”！一声怒吼，使我从恍忽中清醒过来，抬头一看，手术台上面的一盏汽灯出了毛病，我急忙把那盏备用的更换，可我的手在颤抖，怎么也稳定不住，更无力量把它挂到高处去。
  “你怎么了”？
  “我……认识他。”我含糊地回答
  “快出去！”医生火了。
  我把灯交给了一个护士，垂头走出门去。在蒙蒙细雨中，我呆滞地等待着，一直到这次无效的手术做完，夜已很深，雨也渐大，雨水和着泪水，在我脸颊上流淌。第二天早晨，我把自己的军毯盖在烈士的遗体上，深地鞠了个躬，心底默默唱着：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
  ……
  几天后，我们宣传队奉命进入了济南城里，在弹痕累累、硝烟犹在的城头上，我看到了胜利的红旗迎风招展。这时，烈士的面庞又一次映现在我的脑海里。烈士们啊！我认识的和我不认识的许多许多烈士啊！他们多少年来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永远激励我，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努力塑造敢于献身的革命军人形象。
  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三年，九年时间中我经历过八个宣传队和文工团，遇到过许多好领导、好同志、他们是我事业上的老师，生活中的兄长。记得一九四四年入冬之际，章丘县政府派我到泰山专区文艺训练班去学习，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学习期间，我的脚长了冻疮，老粗布袜子和肉皮粘在了一起，每脱下一次，就要从脚上带下一块肉皮来，那时，年幼无知光有一股蛮劲，即不知道抓紧治疗，也不愿意告诉领导，为了减少痛苦，每天穿着袜子睡觉，半个多月没有脱过，到学习结业，要回原单位的时侯，实在爬不了那么高的山，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还是训练班的领导与地方政府联系开了证明信，由村里派人，用毛驴一站转一站，把我送到章丘县政府，然后又送到我的家乡宅科。在我妈妈精心护理下很快治好了疮，回到县里，正赶上春节期间的文艺演出活动。
  一九四五年冬天，我已调到鲁中一军分区宣传队工作了。这个队里有位女指导员，叫阎华，年龄也不大，可很象个老大姐，为人热情细心，好象我的经历她全都知道。一入冬就对我说，别老坐着不动，要多活动，多跑跑步，每天要用热水洗洗脚，这样就不会长冻疮了。这年我果然没有长冻疮。她又对我说：应当给你妈妈寄封信，让她老人家放心。那时交通不便，我文化水平又低，平时很少寄信，这回，因为指导员的热心提醒，感激和思念之情同时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当天就寄了一封家信。阎指导员象老师看学生的作业一样看了我的信，给我上了一堂非常实际的语文课，有个小例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她指出我错把“冻”字写成了“冬”字。
  战争年代卫生和医疗条件差，疥疮这种传染病，是很常见的。当时人人都知道一个顺口溜：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中行，腰内转一圈，裆里扎大营。有一年，我们分队里大部分人染上了这病，我也是其中一个，当病轻些时刺痒难受，病重的感染发炎，长成了一个个脓包，尤其是长在裆里的，走路都得劈拉着两条腿走，不仅生活不方便，有的还影响工作，无法上台演出。分队长高文峰同志，多方联系，从卫生队领来硫磺药膏，从管理科领来谷草，向老乡借了一间空房，把全分队的人都带进去，关上门点着火，脱光衣服，一边烤火，一边擦药，每天晚上一次，很快就把这场传染病控制了。给大家排了忧，解了难，恢复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健美体态，一个个又生龙活虎的登台演出了。
  队长赵剑秋，在业务方面是全队之中水平最高、经验最多、最有才华的人。起初，他给我的印象不好，我觉得他老摆出一付艺术家的派头，自命清高，甚至有点怪癖，不那么和霭可亲。还觉得他看不起象我这样年纪轻、文化低的人。在一起工作久了，我印象逐渐改变了。我们宣传队排演的每一出戏，几乎都是他担任导演，好象也只有他最合适。那时排戏虽然不象现在这么正规，但他的导演工作，就是用现在眼光来看，也是富有独创性的，当时演歌剧比较多。有些人不论什么内容的歌剧，都主张加几段秧歌舞进去：边扭边唱，以造成热烈的场面。赵剑秋不这么干，他对戏的处理总是尽力贴近现实生活，根据内容创造恰当的演出形式。
  我喜欢他的导演手法，他也越来越相信我的表演能力，他在导演的每一出戏中，差不多都派我演主要角色。如《血泪仇》中的王东才，《两种作风》中指导员，《张得宝归队》中的张得宝，演了许多戏，他是我在舞台艺术方面影响最大的老师。在战争年代他第一个向我传授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说的一些要旨，为我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基础。后来，随着部队的的变迁，我又经历过四个大型文工团（鲁中南纵队文工团，三十五军文工团，华东海军文工团，军委海军文工团）。可以说始终保持着业务骨干的地位。
  从十四岁至二十二岁，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讲，是最关键的时期，而那时正处在艰难的岁月中，我却遇上了这么多好领导和这么多良师益友，有人说我运气好，我想这就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