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陈会文先生，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他是我们家乡一带的名人。其实，他在山东教育界也算得上知名之士。山东教育家鞠思敏、王祝晨、齐綦霖、宋还吾、郑又桥、李光家、孟云桥、崔祝生、杨启哲等人都与先生有所交往。他一生未参加任何党派，说不上有什么轰轰烈烈，但学有专长，思想敏锐，教才育人，可以说桃李满齐鲁。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已有张鼎麟先生写的《陈会文傅略》，记其梗概。这里仅就我与先生数十年交往中的几个片断作些记述，以补《传略》所未详，并以志我对先生的怀念之忱。
  （一）
  先生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又可说是我的兄长。因为先生和我是同里，和我两个哥哥是幼年的同学。我的大哥名孙实仁字静山；我们村子里还有一位名叫刘寿江字锦涛的少年。他们三人非常交好，都以天资颖悟、读书优异，文笔迅敏而为师长所推许。清室既覆，民国改元，章邱县第一所高级小学——章邱县立高级小学堂初创招生，他们三人先后赴考，皆名列前茅，时人目为“村中三才子”。但其后刘、孙二人皆因故辍学，未能深造，只有会文先生由小学而中学、而升入济南第一师范英文专科，学业日进，蜚声乡里。
  当我八、九岁在本村初小念书时，他已是在省城里一位中学少年。放假回家，他很少外出，他的一言一行，我只是从乡人或哥哥口中听到一些。不过街头巷尾，我也偶然望见颜色，见他一身朴素的学生装，风度翩翩，仪态潇洒，在我一个小学生眼里，仿佛觉得他是“天人”。
  我11岁的秋天，被送到邻村一所私立高级小学去念书。这所小学名叫“逊志小学”，这个村子名叫“西顿邱”（我们村子名叫“东顿邱”。西顿邱这个村子在我们家乡一带，从来算是文凤鼎盛的了。这个村里不但有清末留下来几位有名的秀才，而且还有几个师范生，都算是这一带的文化人。他们或以诗文见称，或以书画名世。我来到逊志
  小学后，曾有幸窥见这些当地人物丰采，聆听过他们的议论。茶余酒后，他们数说本地英才，每当说到“东顿邱陈会文先生”时，总是赞誉有加，称道不已。作为一名小学生的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听来总是格外高兴。其实，这时我和先生还从来未接触过。（二）
  我能从封闭的农村跳出来、走进省城去读书，是我少年时代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提携我迈出这一步的是会文先生。这一步定了我以后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是我的恩师，毕生难忘。
  当我年满15岁时，我升中学遇上了困难，使我困惑。困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在逊志小学已过了五个年头（它原为二年制），虽是班上的优秀生，却还拿不到一张高小毕业证书。原因是这所学校很不正轨。上半年是英、数、理，按正轨小学排课；下半年就又变为五经、四书、古文观止，成了私塾。如此反反复复，帮助我念了不少的古文诗词，却没能系统地学完高小应学的数理与外语。这是张宗昌督鲁提倡读经影响下的怪现象，因此也就无法取得一张合格文凭。拖到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胶济路被日军占领，乡下大乱，学校跟着关了门，我实际失学了。虽然强烈的升学愿望驱使着我私下自修英语、数、理、化，但又不断地自问：“我该怎么办”？“升中学则不足，入小学则有余”是我自己解不开的一个疙瘩！二是我的家庭方面。我经商起家的老父，总希望子继父业，三番五次的叮嘱我写小楷、练珠算，为学徒经商作准备。而这恰恰是我所最厌恶的，以致迭忤亲意，惹他老人家生气。这时长兄已故，父亲在外，二哥当家。二哥爱我，也一向重视我的学业，但他也不敢公然地经违父旨，而且他即使同情我，又想不出为我解脱的法子。来自以上两方面的障碍交织成一张苦恼的网，把我束缚得紧紧的，忧愁与烦闷，压在心里，每天筹思着、盘算着，我简直成了少年的维特，虽然思考的不是一回事。
  时光流转，1929年的春节来到了。夏历元旦之晨，按乡俗我随二哥到村中逐户拜年，二哥把我带进了一所幽静庭院里，这里就是先生的家。我们正在礼叙之后辞别其家人时，忽见先生走出来与我哥作亲切的寒喧问候，转过来看到我问我哥说：“这是三弟？”。我还腼腆，没说什么；我哥答应了个“是”字，就告别了。
  回到家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总算第一回接近先生，还承他问到我。早饭过后，红日瞳瞳，家人都欢欢喜喜，享受他们的新年之乐：独我一人躲在僻静处思量：我可否去见先生？他能指我一条路吗？他又怎样解决我所有的实际问题呢？反复酌磨到下午阳光西斜，我鼓起勇气去敲了先生的大门。进门后先生延我入室上坐。没讲几句闲话，先生就问起我的学业情况来，我从头到尾把我的学习情况，现在的处境、我的愿望全盘托给了先生，等待先生的指示。想不到先生是这样的爽快。他说：“三弟，你很有志气，好！难得！”
  “你应该升学深造。你家的经济条件比我读书时好得多；你的困难比起我当年遇到的小得多。这算不了什么”。
  “你们弟兄的天赋都是不错的。当年你两个哥哥，屈从家长愿望没能继续升学，很可惜，你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要按你自己的愿望行事”。
  “这样吧：过几天我就回省城去。下年我到什么地方教学还没定下来（按：当时先生已从事教中学了），等我定下来后就写信告知你。你接信后可瞒着家人离家去找我，我为你安排读书的地方。”
  “这是件好事，有违父母之命，也不为不孝！你看怎样？”
  先生这段话，在我当时听来，真像金声玉振，如饮甘露一般的痛快！我兴奋的心几乎要从腔子里跳出来！
  其后经与先生商量，没按“瞒着家人出走”的计划行事，改由他约我二哥一谈。他一席话讲得我二哥愿全力支持我升学，并负责劝说我父亲放弃他要我学徒经商的打算。于是我的愿望实现了。先生回到济南受聘为正谊中学英语教师，我经过报考成了正谊的学生了。
  （三）
  我进了正谊（1929年麦），与先生几乎是朝夕相见。
  先生在校里独住一间教员宿舍，我与两位同乡同学在校门外租一处民房寄宿，与先生近在咫尺。我们经常到先生房里玩，先生也有时来我们房里聊天。渐久，先生已知我前在小学读了一些所谓“经书”，文言文也算写得抑扬顿挫、之乎者也的有点味儿。但于语体文不沾边，先生便提示我们要试作白话文，并启示我们要注意吸收些“五四”以来的新思潮。在先生的指引下，我订阅了几种新杂志，从先生处借来了《语丝》、《奔流》等刊物；自己还买了一些市面上有的白话小说、文集等。当时虽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奥义，但总是生吞活剥地去咀嚼着。于是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取代了过去脑子里的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呐喊》、《徬徨》、《迷羊》、《华盖集》、《胡适文存》、《沫若诗集》、亦取代了《论语》、《孟子》、《古文辞类纂》《纲〓易知录》之类的东西。从文体的转化到思想意识的更新，先生确乎对我们起了推引的作用。
  这年在山东教育界发生了一场思想论战的波澜。曲阜师范学校的师生为了演《子见南子》这出话剧，引起了孔府族人与曲阜师范师生的争讼，原告的控诉呈文与被告的辩驳书，散播到社会上来，一时沸沸扬扬，引起了各种议论。先生向我们介绍与评论这一事件，他是鲜明地站在被告一方的立场上，力斥圣裔族人之非是。记得先生的意见是：孔老先生像他自己一样是个教书的，他一生说了些有价值的话，所以是个思想家；但也不是句句有价值，不应把他捧得至高无上。他也吃饭、穿衣、讨老婆，和平常人一样。他要见见漂亮著称的南子，这也算不了什么稀奇的事。把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编成话剧演演，这何罪之有？而且剧情内确乎并没有故意丑化老先生的地方……。”我记得先生的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听来真是新鲜。
  正谊中学的校长鞠思敏先生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著名的教育家。会文先生原来也是正谊的学生与鞠校长有师生之谊。这年不久先生兼教务主任，辅助校长工作。鞠校长办学有自己的思想主张。（1）是别校落榜的学生他尽量招收；（2）对违犯校纪的学生，教导惩戒，但绝不开除。对屡教不改的只遗送回家，由家长管教，愿意悔过，即可恢复学籍、鞠校长认为施教于这两类学生正是自己应尽的天职；把他们推出校门，任其流入社会是不负责任。在推行这两项主张上，有些教师是反对的，认为对“不堪造就”或“害群之马”，是不必浪费精神的。但先生却每每是力排众议，赞助校长的意见的。他曾说“鞠校长的这种主张真正体现出一个教育家的精神，无可非议的。”
  我刚踏进正谊的第一学期，还不脱从乡下带来的土气。不但衣着上不合潮流，就是一举一动也还不像城市化孩子们的活泼。先生为我们教英语。我的英语作业在我们班上虽不算坏，但也不算出色。先生指点我说，“英语与汉语在结构上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文字，你用汉语的习惯思维去构造英语，那会格格不入的。”先生的这一指点，使我开了窍门，几个月后，就大有起色了。
  临近暑期考试时，我这个小学时代曾屡列前茅的学生却有埋在心里的深厚自卑感。我想我的成绩无论如何是无法与同班级中的城市学生并肩的。考试既毕，成绩评出，我不敢去看陈列在办公室的成绩名册，终于去了，我把我们班级的成绩册从末页翻着向前面看，“丁等”、“丙等”若干名没有我；“乙等”若干名又没有我，我怔了。再翻过一页，“甲等”只一名，竟赫然是我的名字！我们同级两班共80余人，我竟获第一，这份高兴真无法用言语形容。
  回头，我去见先生。先生很平静地向我一笑说：“祝贺你，考得不错。”我回答说：“我没有想到。”先生约会我午后出游。
  午睡醒来，先生与我雇了一支小船，荡进了绿柳绕岸、荷花初放的湖中心，微风徐徐，湖上很凉爽。一壶清茶，先生开怀畅笑，我心里也正甜滋滋的。先生对我的考试成绩先赞美了几句，然后说：“眼前取得的这点成绩，只能说三弟很有希望，但学问的道路还很漫长。中学的课程只是打下个初步基础，更高的追求，是要博览群书，打开眼界，由博返约，有所专精，取得独到的成就”，先生谈锋甚健，看出来大都是对我的勉励期望之词。半日之游，十分快活，直到黄昏归去。
  （四）
  北伐战争后，政治中心南移，北京改名北平。但北平仍是全国的文化中心。
  我在正谊读了两年半，还差一学期没有毕业，我就于暑假跑到北平去谋升高中，因为听说在北平花点钱就可弄到张初中毕业证书。会文先生已于前一学期转到高唐中学去教书。这年暑假他与几位友人和学生跑到北平来游览，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我到北平志在报考那些著名的第一流高中。但是，如师大附中、平大高中、北平四中、河北十七中，一个接一个的榜上无名，名落孙山了。我这个正谊的优秀生怎么如此惨败呢？我愧见先生。先生没有轻视我，反而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代我检讨个中原因，归之于山东与北平学生水平差距过大日关系。其实我心里明白：在正谊末后的一年中，我爱上了蓝球，时光和精力都消耗在球场上了。虽然凭着小聪明仍然保持我班上的优等名次。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这样，我末后决定进了为期一年、带有集中补习性质的弘达中学初级特班，决心把失去的夺回来。
  先生的情况与我相反。他在游览故都的名胜之暇，见到北京大学文科今年招收插班生。在朋友恿怂下，他去报了个名，只当玩玩，而榜一揭出，就被录取了，考北大不是易事，报考插班，尤其不易；而先生竟一发雨中，真如探囊取物。据先生讲，他的数学答卷很不好，大概仅免于零分，那么先生为什么被录取了呢？不言而喻，是由于先生中、英语成绩特别突出的关系。北大录取标准，历来不是各门科目平均看待。只是某方面特别优异，就可以录取。北大这种录取特点，给了我以后作考学的准备以有益的启示。
  先生以英语见长，入校后他却选择了史学系，这是先生有自己见解的。他说语文只是工具，更广阔的学问须向历史中去探寻。
  我在弘达特班奋力拼搏了一年，1932年暑假，我一举考取名牌的北平大学附设高中，先生再一次鼓励我说：“你是有希望的”。
  可是我在这所名牌高中仅住了半年就又离开它了。因为我从先生的考进北大得到了启示。检点投考大学文科最重要的语文、外语、数学三门主课，我最需要提高的是英语。只要英语迅速提高起来，就可以报考北大。又何必在这样一所正规的学校里，把需要与不需要的七八门功课齐头并进、消磨岁月呢？我打算再回弘达中学入它的高级特班，只需半年就又可取得一张高中毕业证书。证书到手、我就可以专攻英语一门，如此有可能提前升入大学。我把这想法商之于先生，先生立即同意。于是于1933年春，没再到平大高中报到，又转回弘达去了。
  到了这年暑假，我已稳拿到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可是暑假回里后，我错拿了一个主意。本应当是秋季开学，回北平贯彻我“专攻英语”作准备来年投考大学的素愿。临时主意一变，我想过一下教书的瘾，留在本村普集镇上当起了小学教员。乍从大城市来到这所乡村学校，回顾环境，颇感荒凉。生活条件、同事风格、工薪待遇、皆不尽如人意。而且教课甚忙，根本无暇进修自己的英语。又值秋雨连绵，无处可去，心潮起伏，又一次陷入苦闷之中。这时，先生已回到北大去了。于是我一封长信飞到先生那里，琐琐碎碎把我现在的处境与烦恼一股脑儿倾泻给他了。不久，得到了先生的回信。打开一看，有这么些话：
  “吾弟……境有顺逆。人能处顺境，尤贵能处逆境。我不愿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如何的老话来劝导你；但总不能面对一道小小沟渠，就长嘘短叹，趑趄不前。环境简陋，生活欠适，人物不一，并有可憎，然而这正是世界的现实，天下之大，何奇不有，又何足怪？……夫人当志其远者大者，至于月薪是三十元钱也罢，四十元钱也罢，反正不过几块钱耳，何必斤斤于此哉！为吾弟今后计，当尽快抛开一切，整顿生活，努力自修，为升大学作准备，奈何为鸡毛蒜皮，琐琐细事所牵累！言念及此，吾不禁为吾弟数年新教育惜也！”
  我手捧着来信看呆了。这是我接近先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真如当头棒喝，促我猛醒。反复咀嚼之后，觉得先生说得真对，自己不禁哑然失笑：“我怎么婆婆妈妈起来？”
  三个月后，我辞卸了小学教师的职务，打起行李转回北平，与一同学觅屋于什刹海畔，全力攻读英语，一面在弘达旁听，一面请先生帮改作业。从这年冬到第二年夏（1934年），八个多月的苦读把我送进了北大的门坎。我作为新生进北大，先生刚好是作为毕业生离开北大这座学府。
  （五）
  我与先生的交往的历史，先后有四十六年之久。前六年，大体是由济南到北平，共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十天、半个月总是会聚会一次，听先生说今论古，快活非常。后四十年不一样了，中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天各一方，但凭通信，大受局限了。解放后二十余年中、虽又同在济南，但我外调数年，而且还有十年的“文革”风雨，不能像往日那样说见就见，可以促膝畅聊了。不过，回顾四十余年历程中，先生的为人表现片言只语、尚有些片断可记：
  （1）先生于师范英语专科毕业后不久，就选定了以教书为终身职业。先是，先生曾就聘于邮政局任英语邮务生，待遇较优，且有终身保证。但不半年就辞掉这个“铁饭碗”转到教师岗位上来了。因为某日有位久别好友来访，他很想与来友倾谈半天，以叙契阔之思，然为邮务局纪律束缚不得如愿。先生认这种死板的生活，大悖人生意趣，逐决定改行教书。先生说：“教师生活，日与青年相处，乐在其中，愿终身一之。
  （2）先生于教学读书之暇，喜爱吹箫，间亦喜打网球。曾有志于钻研音乐理论而未能深入，认为体育锻炼不宜过份激烈、比较足、篮、网球，而以网球最为适合于自己，先生书法流畅蕴藉，有人问“老先生书法宗哪家”？答曰“宗会文自己”。
  （3）先生应人接物，自然超脱，不落俗套。有中学同学经商致富，突然汇数十元给先生资助其在大学读书，先生复信说：“赈款收到，纾我困厄，其乐可知”。为什么称“赈款”？因为社会上正兴起损款赈灾的活动。某日，有友人来访，先生为待客从书架上取下两盒茶叶来问来人曰：“你是愿喝我自己喝的茶，还是愿喝我待客的茶”？来人也机警诡异、答曰“我愿喝你自己喝的茶”！相与大笑。
  （4）先生老家邻居青年王君在济南经营照像业而小有资财，不料忽遭厄运而忧愤成疾。王固与先生友善，于养病中把自己不幸遭遇投书向先生吐诉。先生复以八九页长信。从事实的各方面代其剖析排解。王收信后从头细读，觉得句句破其胸中傀儡，精神为之大快，继而看到先生讲他自己在学校的情况说，在学校选修的几位名教授的课程于考试中都得到最高分，于军训打靶实习中一发中靶中心，爱到嘉奖。然后说：“由此看来，俺会文不但才高八斗，也可算勇冠之军”。王看后大笑不止，逢人便说。
  （5）“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先生进北大读书的头一学期，我于事件后的第二天来看先生，先生的情绪十分沉痛的。先生说：“我们的国力固然不敌日本，但战败而弃守与不战而失固土是大不一样的”。先生是主战的，先生进北大后，与读史相配合，开始研读历史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的进步书刊，思想见解较前激进。一次，我们几个前正谊同学与先生一道在公园散步。问先生什么是辩证法？先生当即举例说：“比如说，当前中日两国，日本强，中国弱，弱不胜强，那么中国就要被欺压到底。永世不得翻身吗？不！用辩证的眼光看，日本虽强，强中有弱：中国虽弱，弱中有强，这强弱之势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我们问：什么时候和怎么样才能发生这种变化呢？先生说：“综合比较两国的各种条件，这强弱的因素就在这些条件之中，它是客观的存在，有其必然变化的趋势，但又要靠主观的努力去促进，必然性才能成为现实。如果中国人都是见敌就跑，那这变化就不可能实现。“先生这段通俗的讲解，对我们几个人在认识中日问题上是一次很好的启蒙。
  （6）先生不党不派，也未参加任何组织团体。但他的思想倾向已使他成为进步行列的赞助与同情者。这表现在读大学期间，同情与支持“九一八”后掀起的学生抗日示威运动。他接近北大的几位进步同学如杨启哲（即唐守愚）、宋劭文等人（都是地下党）北大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曲阜省立第二师范，烟台省立第八中学。在八中，他与教师王冶秋、罗震豪（即罗竹风、王占罗、也都是地下党员），都是思想接近的要好的同事，在曲阜二师他以教务主任身份扶持进步同学，反对压制学生活动的校长杨某。他给我的信上曾说：“到校以来”我发现杨某的凡为措施，无一是处”。为此他愤而辞职，转到烟台去了。芦沟桥事变，平津沦陷，我从北平流亡回山东，路经烟台、借宿在八中，遇一接待我们的烟台同学，向他探询先生在这里的任教情况，那同学说：“课教得好，思想也好，很受欢迎”。1983年冬，我在曲阜师大，遇上邻居数学系党支部书记郑又樵同志，他问我：“你可认识一位陈会文先生吗？”我笑说、“你算问着了”，问他有什么事，他拿出一封友人给他的信给我看。信是一位当年曲阜省立第二师范的地下党的同学，现任宁夏党委统战部长名叫李健（原名李福如）的发来的。信的内容大意是：当年我们就读于二师，搞各种进步活动时，受到学校当局的压制与迫害的老师中维护与支持我们最多的是陈会文先生，但不知他现在何处，多年无联系，十分怀念，希望都能多方打听一下。我把先生的济南住址告诉给郑，并把他近年多病，家境困窘情况也详细告诉给郑。李健同志接郑所获得的消息后，立即
  用电报与信函飞向济南，向先生问候，并在得悉先生的病情后，邮寄来了一大箱治疗与营养药品送给先生。其后，李健同志与我取得联系，数度来京与我相见，共谈先生的过去与现况。我告诉他，先生于解放后仍以教书糊口，但子女众多，又都未成人，夫人为家庭妇女，以故负担奇重，贫病交加。我们都为之唏嘘不已。这时先生的病势已重，离去世不远了。
  先是抗日战争发生，先生以家室之累，未能离家外出，投入抗日的实际工作。但又不愿受伪校之聘，初乃隐身于沦陷后的济南，教家馆度日，自非长久之计。其后，章邱地区起了一支受国民党委任的游击队，其首领被委为旅长兼本区专员。这个头头也是个大学生，曾受业于先生，并对先生素甚仰慕。这个人的政治倾向是属于国民党系统的，现在坐大、辖境十多县，领出资办学，逐派人敦请先生出任校长。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章邱县的马彭中学（也就是抗日胜利后迁入济南的立达中学）。当时，这一带的失学青年很多，无学可上。而先生出任这所新校的校长，负管前来就学者甚为踊跃。所聘教师大多为过去先生教过的高材毕业生及当地名人。班底整齐，成绩显著，深受当地学生与家长的称道。后来，我曾向先生探询过这次先任校长职务的经过。先生说：我出任前，向他（那个头头）约定：你出钱，我办学。办学的事，我有自己的一套理想与经验，不愿受任何人的干预。他完全答应，我才出任的。或许是出于对我的尊重，他后来果然信守诺言，没有对我发号施令，学校的事，我完全作主”。又说：“国共合作抗曰，只要不是汉奸出钱，谁要我办学都可以，不过要尊重我的办学设想，否则我是不会干的。”按照先生的为人与个性，我想这些话是可信的。马彭中学的学生，在大时代思想主流的激荡下，也有不少是倾向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先生本着思想自由原则从不干预。据说也有个别同学陆续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先生都尽量予以方便。联系先生前在曲阜二师与烟台八中扶持进步青年的表现，这也是符合先生的思想实际的。但是由于这段历史，解放后曾受到较长时间的怀疑与考察。“先生为什么竟会不是国民党员？”“究竟有无损害革命的言行？”当然末后真像大白，证明先生终生未入任何党派，是真正安心立命于教育事业，并且还是带着明晰的进步倾向引导青年人向上。自然总观先生一生算不上舍生忘死的革命志士，也没有慷慨悲壮的业绩，但是，我想凡受过他熏陶的人，会是永远怀念着他，至少上述的李健同志是一个，我自己也算一个。
  1992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