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八五年秋，山东省历城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同志前来征集资料，我一向痛恶虚名决不愿为自己树碑立传，但千里专程，盛情难却；只好将七七年发还的“交待材料”摘要抄录，略以应命；其中记忆容或有误，而供认堪称如实：
  我于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四日生于山东省历城县江家庄，祖父江宗先，识字不多，深感文盲之苦，立志促使子孙发奋读书。父亲江钟秀在农业劳动之余，苦读二十年，终获一定成就，著有《孔孟图歌》、《兴学创闻》等通俗读物。母亲王崇孟在农村上过私塾，后来考入省城的女子师范学校。我自两岁起，父母就教我认字，开始只是游戏，不久发现我能够接受，便认真地教起来，因此我三、四岁时就能作简单的诗文，不料虚名越
  传越远，当时的山东提学使（相当于教育厅长）陈荣昌骑马来到村中当面考试，竟认为非常满意，除赋诗、题词交乡长刻石纪念外，又对山东巡抚孙宝琦作了详细报告。孙在济南城内召见了我，又面试一番，结果大喜，送了我文房四宝、书籍、衣料等许多东西，同时上报学务大臣，推荐我为“宣统皇帝”（比我大一岁的溥仪）伴读，一九一一年的初秋，我被送到北京，学务大臣在再度考试之后，嘉奖备至，赏赐有加；但这已是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的摄政王忙于调兵，无暇接见，等了一个多月之后，父亲便带我回了家。
  民国初年，父亲在省城以教学为业，有不同年龄的学生数十人。他崇拜孔孟，提倡道德；对道、佛、耶、回等宗教也都感兴趣；他爱好慈善事业，想办些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对我则不断灌输他自己的思想并教我写了一部《四书白话解说》，这时我只有七、八岁，尚不能独立思考，一切由大人支配；这部书一半是我自己写的，另一半是一
  个姓周的师兄和其他几个人帮助写的，不料出版之后，竟畅销全国，印了上百万部，版权收入亦颇可观，默默数年的我，再度出名。
  利之所在，人们纷纷仿效；当时有许多书册假用了我的名义；有的是得到我父亲同意的，有的是我父亲也不知道的。其中有部《大千图说》与我无丝毫关系，大概是信佛的人编的，当我看到之后，认力荒谬绝伦。
  但《四书白话解说》还是得到一些人的赞赏，康有为先生曾来信勉励，我父亲便教我拜他为师，在以后的十年里，他指导我读史记、汉书、唐诗宋词，有段时期，我住在他上海的家里，师兄徐悲鸿也在，老师拿出他尚未出版的《大同书》手稿给我们看，并说：“这书我不轻易给人看，但大同的理想终有一天会实现的。”
  十二岁以后，我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对父亲的灌输，反感越来越大；他的宗教信仰使我形成了强烈的无神论；作为少年，我
  更爱好自然科学，同时也过厌了这受人烦扰的“名人”生活，宁愿象其他孩子尽情玩耍；有个理解我的长辈劝我父亲给我正常的学校教育，未获结果；他就去找当时山东省长田中玉说国家应珍惜“人才”，田召见我父亲责令立即送我进中学。为了避免来访者的麻烦要易地住校，并指定了当时管理较严的泰安萃英中学。两年后我转入北京汇文大学预科，祖父与父亲先后去世，母亲在我九岁时已经病死；故乡族人，素少来往；我孑然一身，与过去断绝了种种关系，所幸版权收入尚可维持生活。
  一九二七年春，我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大学攻读化学，两年后与在法国学习钢琴的宋以莲结婚，宋父是当时我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希望我进入外交界，因此我改了专业，考入法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院，课程只有两年，毕业后即与爱人同往澳洲，当时欧澳之间文化风气迥异，两人均不愿久留；次春即遄返祖国，爱人在青岛山东大学任音
  乐讲师，我举棋未定，又因岳母病逝，内兄弟均在国外，家中需人照顾，于是又迁居北京，爱人私人教授钢琴，收入远多于在大学任教；我也想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从事写作。
  幼时所写的《四书白话解说》完全是我父亲的思想，违反了我自己的意志，后来每次看到都觉得羞愧，留学归来参考了世界知识，对比了科学哲学，更觉这种著作是误己误人，非设法纠正不可，所以立志重写一部，取名为《四书新编》。虽然现在看来，仍是错谬百出；但当时正值国难，主要目的是救亡图存；一九三五年新书出版，立即得到许多人的好评；两年之内，印至第十四版，抗日将领宋哲元特别赏识，征得我同意将此书改排成皮面袖珍本，全军战士人手一册。至于私印者及剽窃者亦大有人在。
  我随即着手编写《五经新编》并订出详细计划整理其他古籍。无奈日寇侵略日急，华北岌岌可危；瞻望形势，必须南迁。这时
  我岳父调至巴达维亚（即今印尼首都雅加达）。于是先在该地小住，经广州转来上海，“七七事变”之后，人心惶惶，古籍已不合时宜，只好放弃原计划而为《中国评论周报》等外文刊物撰写评论文章；直至“八、一三”战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而即此孤岛，亦势难久保，乱世流离，似无止境；这时我岳父又调至南非约翰尼斯堡，正为当地华侨报纸《侨声报》向国内聘请一位总编辑，我乃毛逐自荐，签订了两年合同；爱人生病，拟稍迟再去；我只身于一九三九年春经香港赴任，两年届满；爱人病危；已买好船票，准备归来，又遇珍珠港事变，航次取消；自此交通断绝，滞留又是五年，在此期间除续任原职外，常为当地外文报刊撰写评论，并曾主编英文画报，宣传中国抗战，虽因昧于国内真实情况，功罪难分，但自觉无愧于炎黄子孙之应有立场。
  一九四六年战争已经结束，而印度洋仍无航线，我回国心切，绕经大西洋至南美、
  北美等候数月，始得横渡太平洋。鉴于国内情况混乱不堪，我决心再改专业，重温大学时代所学，在一化工厂中，担任技术工作，以前的爱人早已病故，经亲友介绍与震旦大学医科（即现在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刚毕业的郭毓环结婚。解放前后，进口原料暂时停顿，我建议厂方发掘国内资源，为此写了不少调查研究报告，经同业工会发表，为中国化工原料公司上海采购站所见，因此通过工会动员我转入国营企业，虽然待遇较差，我也未曾计较。当时轻工业部也需要同样专业人员，经与商业部多次协商终于在一九五六年把我调到本院（注：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设计院）任专业总工程师至今。除本职工作之外，曾在全国各地有关单位作过多次学术报告，还审校过一些专业书，但均曾经本单位正式认可；为轻工业出版社在业余时间翻译了世界名著《精油》，又为新华社对外部撰写专业论文，在英、美、德、法、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发表，亦均曾经新华社及轻工
  部审查，所得外汇稿费，亦均已上交国库，从未私自向外投稿。二十年来从未写过涉及政治外交的文章，更未翻弄过古籍。
  江希张
  一九八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