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国货售品所”既然是专门推销国产工业品的，自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嫉视和习惯势力的阻碍。因之国货售品所在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坎坷，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三十年代初，爱国人士宋菲青先生创办的天津东亚毛纺厂生产了第一份国产抵羊牌毛线，天津国货售品所便承担了在华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推销50万磅毛线的任务，山东分担的是20万磅，我和牛健亭先生承担了这一任务。我们的推销计划是：济南6万磅，青岛4万磅，烟台2万磅，胶济沿线各县4万磅，济南至徐州津浦路沿线各县4万磅。这个推销计划看来还比较切乎实际，但是在推销、订货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按济南各大百货店销售的毛线总的情况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西洋货，一种是东洋货。西洋货是英国的蜜蜂牌、学士牌，这两种毛线都是久负盛名的名牌；东洋货是日本的樱花牌、海鸥牌。从价格上来说，蜜蜂牌每磅3元左右，学士牌每磅1元8角；两种日本毛线每磅均在1元上下。据了解，日本毛线大都是棉、毛混纺，这种毛线无弹力；两种英国毛线却是花色繁多，质地优良。国产的抵羊牌毛线虽是纯粹澳大利亚羊毛所纺，但花色、质量都比洋货差。在这种情况下，推销实感困难。这时出产蜜蜂牌、学士牌毛线的英国博德运毛纺厂驻上海办事处，听说我们到各地推销国产抵羊牌毛线，即派人到济南、青岛两地，向销售毛线多的各大百货店施加压力，扬言该厂生产的蜜蜂、学士两种毛线暂不定批发价，待旺季到来再定价，但肯定比抵羊牌毛线便宜，如有订抵羊牌毛线的，该厂就不供应蜜蜂、学士牌毛线，以此来威胁各大百货店。但是，三十年代的我国爱国工商业者已非十九世纪末我国的工商业者那样唯利是图，他们大都已经意识到提倡国货是自己的天职，因此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所动。如济南祥云寿百货店经理汪志和、青岛谦祥益经理石品三，都曾对英国博德运毛纺厂推销员说：“你们供应我们毛线也好，不供应也好，我们一定要推销我们的国产抵羊牌毛线。”他们的这一举动使外商非常震惊。结果，我们在山东推销抵羊牌毛线的任务比原计划超额2万磅。
  另一次与帝国主义者的斗争表现在推销大华铅笔这个问题上。大华铅笔是由中国人投资在香港设厂生产的文具用品，当时被称为“二等国货”，虽属“二等”，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生产的。三十年代，我国用的铅笔都是从西方国家输入的，西洋货中有德国的司德楼铅笔，日本货是樱花牌铅
  笔。当时日本人几乎垄断了济南的铅笔市场，因为他们的铅笔价廉物美；德国产的司德楼铅笔虽然价高，但是质地优良，而我们的大华铅笔较日货价高，较德国货便宜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销国产的大华铅笔，真是困难重重。为此，我们制定了一套推销办法：委托文具店代销，大店送5罗，（12支为1打，12打为1罗。）小店送1至2罗。卖出付款，卖不出再还给我们。有一次我们到芙蓉街教育图书社推销铅笔（该店是济南文具批发业首屈一指的大店，山东各地教育局和文具店均由该社送货）。遭到了该社李主任的拒绝，其理由是：大华铅笔不易脱销，它比日本货价高，比德国货也便宜不多。当时高档的日本铅笔不超过2元1罗，中档的1元左右，次品只七八角钱，德国货每罗4元3角，而我们的大华铅笔却是每罗3元7角。该店主任很抱歉地说：“不是我不愿代销，而是怕你们送来的货卖不出去，不好看。”当时我委婉地说：“先送5罗试试看，如实在卖不出去，我们再拿回去可以吗？”最后李主任终于同意试试看。当天我即送去5罗，并将价格降低了3角，按3元4角1罗发售。不料未出3天，李主任打电话叫我再送去10罗。当我问及那5罗卖与何处时，李主任说是卖给了博山和周村的文具店了。后来各地的采购员说：“既然有了我们国产的铅笔，为什么还要卖洋货呢？我们有责任推销国货。”由此可见我们的工商业者的爱国观念已逐步提高。
  1935年，因天津国货售品总所营业日趋兴盛，济南国货批发分所也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天津总所函告我们在济南设立国货零售分所。当时在济南的三友实业社不愿继续经营，拟歇业倒闭。该社的五间门面原为瑞蚨祥绸布店所有，就改租与国货零售分所。开业年余，因我们销售布匹呢绒，引起瑞蚨祥不满，他们多次提出要收回房子，我们便将零售所迁移到院西大街，照常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