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山东各地的中等学校奉命内迁，辗转山东、河南、湖北、陕西诸省，最后于1939年初到达四川。到四川后，这个由山东省各中等学校学生组成的大集合体奉国民党教育部之命，编入战时内迁中等学校之序列，定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国立六中设一个校本部，另设一、二、三、四分校，校本部在绵阳，校长是葛兰笙。一分校在梓潼，校长是蔡复元；二分校在德阳，校长是苏郁文；三分校在绵阳新店子，校长是吕寿彭；四分校在罗汇，校长是孙维嶽（东生）。许衍梁老师随校由山东到四川后，便在国立六中第四分校教历史，不久又调到绵阳国立六中校本部教高中历史。
  我也是随校由山东流亡到四川的学生，当时在绵阳国立六中读书。不过，许老师并没有担任过我所在班级的课，所以在校时我和许老师接触不多。确切地说，我和许老师真正成为师生并相互了解，是在四川成都的政治犯监狱里开始的。我这里所写的就是许老师和我在四川成都政治犯监狱一起度过的那段不平常的岁月。
  许老师和国立六中几十个学生之所以被国民党先后投进监狱，这要从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立六中的学生思想状况说起。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大举入侵，激起我整个中华民族的义愤，广大同胞同仇敌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的民主自由空气空前活跃，人民的抗日情绪异常高昂。作为故土沦亡来自齐山鲁水的山东流亡学生，更易于和这个时代合拍，因之从离开山东之日起，他们便开始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报。这些书报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大，使不少学生参加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也有些年龄大些的高中学生或师范学生脱离学校奔赴延安，如《白毛女》的作者、现中宣部副部长、原国立六中一分校学生贺敬之就是这一时期到延安去的。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从1940年，特别是从“皖南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在四川，在国立六中这个小天地内，什么“国立六中赤化了”、“在国立六中久不闻三民主义之声”等等的叫喊声甚嚣尘上。于是先后发生了国立六中三分校国文教师巩毓贤、熊自明因“宣传赤化”而被解职，六中校本部特务三次纵火诬指“共党暴动”而逮捕进步学生，“赤色学生”黑名单列出致使一些学生逃出学校（我便是因黑名单上有名而逃出学校的一个，但我还没逃出四川就被捕了）的事件。真是“风声又鹤唳，红帽满天飞！”中国好象又到了1927年“四·一二”的白色恐怖时代。
  许老师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被捕的。
  1941年5月，许老师在国立六中校本部被公开逮捕。起初，他和校本部学生田溪、安克燕等一起被关在绵阳城内，不久又把他押往城外，单独地把他关押在一个叫西山观的庙宇内。8月，他因“案情重大”（说他是“共党川西北的总负责人”），被押往四川成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越狱逃亡，再次北去延安，至川北，第二次被捕，于是我由一个“赤色学生”一跃而成为一个“越狱逃跑再次北行投共”的“要犯”，也被押往成都。在成都的政治犯监狱里，我们师生重逢，“殊途同归”了。
  1941年8月，成都“七·二七”大轰炸之后，我被押解到成都宪兵司令部。这里是把政治犯押往蒋介石成都行营秘密政治犯监狱的中转站，是一个临时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各间囚室都满满荡荡。我蓬首垢面地被宪兵推进了许老师所在的那间囚室，这时，蹲在地板上的先来的六七个犯人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我这个少年犯（当时我尚不到18岁）。忽然，其中的一个站了起来，端详了一下我的面孔，说：“你不是六中的学生吗？”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长着满脸大胡子的人，惊喜地叫道：“啊，许老师！”我激动地喊着，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时，许老师却拉起一个比我略大一点的学生模样的人，对我说：“你们是同学，你不认识他吗？”我一看，原来是比我高一级且大我两岁的国立六中校本部学生张培兴，我们紧紧地把手握在一起了，这时，许老师忽然爽朗地笑着对全室的犯人说：“我可以在这里开设国立六中第六分校了！”许老师这句话使本室除我和张培兴以外的一些人感到愕然，不明白许老师这句话的用意所在，我和张培兴却深深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原来国立六中只有四个分校，抗战期间六中学生因病、饿而死在四川绵阳者有几十人之多，都埋在绵阳西山观附近的荒山野岭上，因此六中学生痛心地把这里叫做国立六中“第五分校”，许老师所说的“第六分校”，看来就是按这个编排序列来命名的。当张培兴向同室的犯友们解释了许老师这句话的含义之后，他们都为许老师在逆境中的乐观态度和诙谐谈吐所感染，放声笑了起来，而我和张培兴却深知许老师的内心是充满着悲愤的。
  我们七八个人所住的这间囚室不到10平方米，大家都睡在地板上，真是拥挤不堪。这间囚室的政治犯除许老师和张培兴及我以外，其他4个人大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人，和许老师的年龄差不了几岁（许老师那时是30岁）。这些人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自然无从知道，但从他们的谈吐中却可以断定，他们都是与共产党有同样思想和同样志趣的知识分子。
  许老师和同室的几个犯友都相处得很好，虽然他们都是从山南海北、四面八方被押到这里来的，可共同的思想信仰使得他们好象早就相识一样，关系非常融洽。有时许老师也热烈地同他们讨论或争论问题，如中国能否战胜日本的问题，德国能否征服苏联的问题，以及革命可不可以输出的问题，等等。我和张培兴是以再次聆听许老师讲课的态度来旁听这些议论的。因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高深了些，无法参加讨论。尽管守卫的宪兵手提驳壳枪在门外不时走来走去，他们却还是压低嗓音热烈地讨论或辩论某些问题。当时我觉得和许老师在一起，和这些政治犯们在一起，早已没了孤独感，反而觉得增添了力量，并为自己成为这些受难者和反抗者当中的一员而感到高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和他们在一间囚室里的时间并不太久。一天夜里，大约是零点左右，宪兵们呵斥着把各个囚室的犯人们轰了起来，说是准备出发。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意识到这天夜里宪兵们可能打发我们去见马克思了，不然为什么要半夜里让我们出发呢？这天恰好是“九·一八”事变10周年，是不是宪兵们特意选择了这一天要惩治这些热衷于抗日的人们呢？这时，许老师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小段铅笔，他迅速而有力地在囚室的粉墙上写了这样几个字：民国30年“九·一八”之夜，此室7人同罹于难。我们7人都在这行字的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现在，如果成都宪兵司令部的那间囚室仍然完好无损，我想，这些人的名字将仍会显现在那面粉壁上，因为当时我们都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自己的名字的，它将象刀刻一样地不可磨灭！
  在昏黄的路灯下，政治犯们从各个囚室出来，到宪兵司令部的大院里集合，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宪兵司令部大门外停着一辆辆大卡车，宪兵们给我们两人一组戴上手铐，许老师和姓杨的记者是一组，我和张培兴被铐在一起，每人的眼睛都蒙上了黑布，被押上汽车后，车队扬尘而去。
  车队在成都市的大街上风驰电掣般地狂奔了大约1小时，按车速算起码走了五六十公里，可我们觉得车队似乎并没有离开成都市，因为透过我们眼上蒙着的黑布，成都市大街上的路灯依稀可辨。我们窃窃私语着特务们所变的这些“戏法”，猜测着或许不是去处决我们。
  车队忽然嘎然而止，停止前进。宪兵命令我们下车，挟持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地方。我们的手铐和眼上的黑布被打开，嗬！原来是一个偌大的院落。院落中心是一个比篮球场还要大的长方形的大坑，院落四周是一间一间的小房子，在屋檐下的昏黄的路灯照耀下，可以看见许多门上留有小洞的房子，鳞次栉比。这时，许老师轻轻碰了我一下，说：“看来是搬家！”我也忽然醒悟过来：原来屠夫们今夜并不打算送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去，而是改换一下关押我们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一个比宪兵司令部的囚室大得多的秘密监狱。
  看守们把我们一个个地安排到这些小房子里去，一人一间。我的右邻是许老师，左邻是一个中年女政治犯。这些囚室看来都是由大房子间隔而成的，墙壁是用竹篾片编成的，外面涂了黄泥和白粉。这些被间隔而成的单人囚室，每间大约有五六个平方，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就占去了这间小屋的一大半。每间囚室的门上都挖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洞，这个小洞只能钻出一个人的脑袋，这是为了给犯人送饭和卫兵查看犯人用的。囚室外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中心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水池，池内长满了莲荷。
  这里的犯人整天被关在室内，除一日三次上厕所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室内，连一日三餐都是由门洞里送进来。因为我和许老师是近邻，所以一日三次的上厕所时间我都可以和他见面、交谈。正因为我们每天有见面的机会，才使我不断从许老师那里得到鼓励。据我所知，许老师当时并非共产党员，但是在监狱里他却起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在荷花池监狱（这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据说对外叫做“王公馆”），我和许老师共患难了几个月，从许多事情中都可以看出他是这个监狱的活跃分子，他不但对犯友们加以开导、鼓励，而且还常常组织犯友们跟监狱当局作斗争。
  因为我是第二次被捕的越狱逃跑政治犯，所以我断定屠夫们不会让我活着出去。我这种想法曾私下里对许老师流露过，可他却不这样认为，他曾对我说：“你不过是一个读过些进步书籍的学生，又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况且你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我认为他们不会杀掉你。”许老师的这些话对我起到了安抚作用，因此我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增强了斗争的勇气。
  我左邻的女犯姓黄，犯友们都称她为“黄大姐”，据说她是共产党员。但她坚贞不屈，拒绝自首，敌人已经把她关了很长时间。许老师对黄大姐很尊敬，常常通过我向黄大姐传递消息，因为我的囚室在他们两人的囚室之间，而囚室的墙壁又是用竹片编成的（四川的简陋的墙壁大都如此），这就为传递消息提供了便利条件。有一天，许老师叫我通知黄大姐，请她把自己所记得的好的格言和诗词歌赋写出来，以便编辑成册，供犯友们阅读。这件事是许老师和一位姓郭的犯友发起的，因为监狱里缺乏精神食粮，许老师他们才想起了这个办法。后来编好的这本《监狱大学讲义》（这是犯友们给它起的名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雪莱的《自由颂》、《西风歌》，拜伦的《哀希腊》，普希金的《致大海》、《寄西伯利亚囚徒》，高尔基的《海燕》，海涅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屈原的《离骚》、《哀郢》、《国殤》，诗经中的《伐檀》、《硕鼠》，李白、杜甫、白居易、辛弃疾、陆游的诗词，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编进去了。当时我念背了其中大部分篇章，觉得它超过了我所读过的所有的教科书。这本用劣质纸张手抄的“讲义”，在荷花池监狱曾长期暗暗传阅，对坚定犯人们的信仰、鼓舞他们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许老师在校时并不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可是在监狱里我发现他非常喜爱音乐，而且能唱许多中外名曲。在荷花池监狱里，我常隔墙听到他低声吟唱，有时便和他合唱起来。《流亡三部曲》、《太行山上》、《马赛曲》、《囚徒之歌》、《开路先锋》、《游击队之歌》、《保卫马德里》、《伏尔加船夫曲》等，都是我们经常唱的歌曲。有时，黄大姐隔墙听到我们的歌声，也跟着小声地唱起来。后来我和许老师先后出狱，许老师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我继续读书，虽然我们也经常相聚，但却听不到他的歌声了。因此，我想，许老师在监狱里唱歌是把歌曲作为与敌人战斗的一种武器。
  1941年10月中旬，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在厕所里，许老师给我一张小纸条，叫我从我室内的墙隙间转交给黄大姐。纸条上写着：从明日起绝食。要求改善伙食、躲避空袭，不达目的不止。纸条的角落上写着：传给你的邻室。这个主意我坚决响应，并把纸条传给了黄大姐，再由黄大姐传给她的左邻。
  为什么要发起绝食斗争呢？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后方物质生活艰窘，对于犯人来说其生活状况更是低下，在“王公馆”这个成都行营政治犯监狱里，每到开饭时，从门洞里递进来一小钵粗劣得难以下咽的糙米饭，里面有大量的沙子、稗子、谷子，另外是每人一小碗牛皮菜（四川蔬菜的一种，黑厚似牛皮）。伙食之所以如此糟，据说是被经管者中饱之所致。政治犯对此均愤愤不平，决心开展绝食斗争。关于“躲避空袭”的问题，那是因为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威迫国民党政府投降，曾频繁地轰炸四川各大、中城市，重庆、成都首当其冲，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曾对成都空袭十余次。1941年7月27日的轰炸是最酷烈的一次，那天敌机百余架轮番用空中爆炸弹和机关炮进行轰炸、扫射，房顶多被洞穿，到处弹痕累累，人民死伤枕藉。但就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们却被锁在狱内，并且增加了岗哨，政治犯则被看管得更严，只能坐在室内等死。为抗议这种非人待遇，成都行营政治犯监狱把这件事作为绝食斗争的原因之一。
  1941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日，是成都政治犯监狱预定绝食的一天。这天一早，我从门洞里伸出头去，习惯地向右一看，见许老师已经伸出头来在向我微笑了，又向左一看，见黄大姐也伸出头来向我颔首示意。这时，距我较远的一些囚室的门洞里也都伸出了头，我们互相张望着，见没有一间囚室接过看守送来的早餐，午餐、晚餐也都拒绝接受。特务们慌乱起来，监狱管理员昂首阔步地从各个囚室门外走过，挎着驳壳枪、穿着钉子皮靴的宪兵在他后面跟着。当他巡视到我的囚室对面郭大胡子和一个姓杨的记者门外时，厉声叫道：“你们想干什么！”老郭、老杨大声回答：“我们吃不饱，我们要求躲避空袭！”许老师、黄大姐也随声高叫道：“我们要求改善伙食，我们不能等着挨炸！”这时各个囚室也都闹嚷嚷地喊着“吃不饱”，“要求躲避空袭”。监狱管理员怒不可遏地干嚎了一声悻悻而去。第二天开饭时，只见米白了，量也多了，除牛皮菜汤之外还添了一小碟莲花白炒肉片。至于躲避空袭的要求，则答应日机来时再躲避，平时增加每天15分钟的“放风”时间，可以轮流在室外的荷花池边散步一刻钟。虽然他们表面并未宣布答应犯人的合理要求，但在实际上犯人们却得到了胜利，生活状况也有了一些改善。事隔不久，那个姓杨的新闻记者半夜里被提出去没再回来。在厕所里，许老师偷偷告诉我说，老杨被弄到牛市口（成都东郊的一个地方）杀害了。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个平时给犯人常常暗中传物带信的小宪兵透露的这个消息。这个小宪兵原来是北方的流亡学生，因此他对我们这些他认为比他还要可怜的外省人十分同情。正因为如此，这人曾尽可能地秘密为我们服务：如帮助我们寄信，在外面租书报、杂志，许老师还拟了一个揭露“王公馆”黑暗状况的传单让他带了出去，叫人秘密印出散发。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不少事是许老师出狱后才对我讲的。
  1942年春，许老师被释放出来，在成都华西大学任教。夏初，我被释放后，拟返校继续就读。我和张培兴暂住在成都君平街的一家小客店内。这时，许老师帮我找到了一个临时性的聊以〓口的工作——帮一个教授誊文稿，他同时帮我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在刚出狱的这几个月内，我与许老师经常聚会，或高歌于西郊杞木林中，或徜徉于成都繁华路上。当时许老师刚过而立之年，只身寄居巴蜀，妻女均残喘于北方敌占区，他自己的生活无人照料，然而他对我这个年未满弱冠的学生、犯友，却时时伸出援助之手。他不但常常给我补习功课，为我考大学做准备，甚至亲手将他的长袍为我改制棉衣。他不但在生活上、学习上对我十分关心，而且为使我这个在铁狱中锻炼过来的青年人不断进步，还带领我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如1942年端阳节，他领我去参加了成都左翼作家组织的“诗人节”会议。在这个会议的纪念簿上，他和我都签了名，这个签名单不久在碧野主编的《莽原》报上发表了。后来我根据四川一些监狱的黑暗状况写了几篇小说和诗歌，许老师又帮我推荐到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故我当时与许老师虽名系师生而情同父子。
  现在，许老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作为得到他的许多教益和帮助的学生和共患难者，我感到无限怅惘，若有所失。对于许老师的一生，我没有资格加以评定，但他从作为我的老师起，从作为我的同监受难者起，直到他的最后时日，我觉得他是一个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并为之终生奋斗不懈的人。